——启蒙兴衰与理想主义者的命运

“文学共和国”（République des lettres）是17世纪法国人对于时代精神的共识，1694年这一表述收录于《法兰西学院辞典》，1684年《文学共和国新闻报》（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创刊，并在三十余年里持续报道文学共和国的消息。[1]在现代学术界，启蒙是文学共和国的代称，18世纪后期，沃波尔、达朗贝尔、伏尔泰称他们的时代为“光明时代”或“启蒙时代”，区别于之前的“蒙昧时代”或“黑暗时代”。[2]1784年柏林星期三学会的征文比赛之后，启蒙被视作18世纪的时代精神，现代启蒙解释学偏于形而上学，相比而言，文学共和国有形而上学的倾向，但更多的是实践的愿望，致力于新事业的有哲学家，还有手艺人、出版商、冒险家。在法国布列塔尼的田间读报的农民，在巴黎郊区磨纸浆的技工，在大西洋航路上探险经商的海员，在国王花园里照料东方植物的园丁，他们的劳动是文学共和国话语体系的基础。这套话语的指涉越多，掌握它的人就越有力量，受旧制度追捕时它就衍生出虚无的语境，当具体物象受驱赶时，它能虚构异种生灵，话语的变形意味着更多的自由。[3]在文学共和国里，识字率、写作和阅读是有政治内涵的行为，关乎人在权力下的处境。旧制度后期，识字率提高，写作与阅读的空间变得开阔，但它仍受监视，批判精神弱化，人隔绝于真实，这会导致民族心理的失控。民族心理失控之前有一个缓解紧迫的地带，即文学共和国，它的话语体系若能突破旧制度的用词习惯和语法体系，进而形成新风俗，法国革命时代传统破裂的可能性要小，所以时代话语的革新有政治意义。

卢梭与文学共和国的关系不是单纯的思想问题，他的进退涉及新风俗与旧制度的对抗。青年卢梭渴望进入文学共和国，参加各地的征文比赛，结识有名望的人，一番努力后成为它的公民；但因有别于主流观点，时人斥其愚妄，1766年后他承受不了文学共和国的恶风俗，所以要退出。恶风俗来自理想主义者的变形，他们进入文学共和国之初有崇高的追求，又为生存理性控制，与旧制度同谋，背叛文学共和国的精神。卢梭的进退是在挑战现代启蒙解释学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