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处境艰难，病情复发，误解随之而来，而误解的交叠又衍生了新的误解。这是抵制辩解的公共空间，其中没有什么是纯洁的，也没有什么是邪恶的，但一切都受怀疑。卢梭以为自己朴实善良，热爱美德，在这个空间里却无说服力，他的形象日渐失控。1766年之前，他的事总让人有兴致，报纸派人跟踪他的行程，奔赴各地搜集信息，包括他的着装、住所和交往中的言行。[130]卢梭休谟之争后，关注他的人普遍以为他疯了。普莱斯勒忆及1778年的见闻：“他看待一切都悲观，喜欢夸大不利的形势，尤其在心情忧郁时。”克兰赛去过埃莫农维尔，卢梭说他是敌人，之后又承认不是；杜索尔也有这样的经历，“谈话时卢梭常陷入疑虑，担心我扑过来”。[131]朱尔丹（Jourdan）解释他晚年的精神状态：

一生纷争不断，是因为性情以及外在的麻烦，重重压力之下，妄想出现，他远离了朋友，晚年为猜疑、不信任所困，言行难为人理解。[132]

1766年后，卢梭有了新形象（疯癫、忘恩负义、愤世嫉俗、江湖骗子）。蒙田说“忘恩负义”是贪婪者的特性，“疯癫”在卢梭生前并不专指现代意义的精神疾病，而是有道德批判的倾向，背负这一称谓的人要被驱离社会；“江湖骗子”是嘲讽那些到处行骗的庸医，后来指文学界和科学界里装腔作势、附庸风雅的人，“他们说起话来像希腊人那样夸张，见到表述精当的语言就会叫嚷”[133]。卢梭曾说给他治病的日内瓦医生特罗尚是“江湖骗子”，此时他被斥为“江湖骗子”。所谓“愤世嫉俗者”，是那些对一切不满的人，他们与人说话时言辞激烈，不想从丑恶里甄别良善，眼中只有纷乱，心底都是愤懑。

这些否定的评价，对卢梭来说一个都不轻松，他在晚年自传里希望辨明真相，但收效甚微。1782年，《卢梭评判让-雅克》与《忏悔录》结集出版，读过的人会问：这样的风格是不是疯癫的征象？达朗贝尔翻了《忏悔录》几页，觉得作者疯了，《秘密回忆报》有相似的评论，“卢梭有严密的思维和雄辩，也有阴暗的想象和离奇的癚妄”[134]。布弗莱夫人在1766年就听休谟说过，卢梭在英国时内脏有问题，曾找当地的医生治疗，用了热敷的方法；但读完《忏悔录》后，她不再同情卢梭，“邪恶无常，像是月球转动引起的精神错乱”[135]。安维尔（Anville）公爵夫人从中观察到卢梭受病痛的干扰才将不幸的遭遇编排成阴谋。[136]马勒泽尔布读后觉得作者不正常，他总说世间人迫害他，“这让人苦恼，但塔索（Tasse）也患有疯癫，发作间歇写了崇高的作品，帕斯卡尔（原文Paschal，又写作Pascal）有类似的问题”。马勒泽尔布曾与卢梭有相互信任的交往，此时却将他的疯癫归于性情高傲，“虽不是唯一原因，至少有不小的作用”。[137]

高傲与疯癫是1766年后解释卢梭精神问题的途径，尽管缺乏证据，同情他的人却无法反驳。法国舆论中的卢梭印象就此分裂，在嘲讽的意义上，他是受诅咒的恶棍，仇视善行，舍弃友谊，终为社会抛弃，罪有应得。即使出于同情，他也只是让人怜悯的疯子。法国革命时代，与卢梭年龄相仿的哲学家多已离世，他们的日记、书信、回忆录陆续出版，此时的人有更多的参考材料，仍不能客观看待他的精神问题。1796年1—2月，沃尔内（Volney）在法兰西学院发表演说：“卢梭的高傲导致了疯癫，没有一本书像《忏悔录》的开篇，以寥寥数语表述那么多傲慢，他的去世是因敏感过度，以至于精神失常，他曾对自然发表长篇大论，却未从自然里获取智慧。”[138]朗贝尔（Saint-Lambert）觉得卢梭的性格有缺陷，高傲嫉妒，忘恩负义，“朋友们原谅他，是因为以之为疯子”[139]。

英国的卢梭形象也有1766年前后两阶段。第一阶段英国人说他是雄辩家，虽质疑他的观点，却认同他的才华，并同情他为权力迫害的境遇，因为在不自由的地方，与权力对抗的人更有可能是正义与美德的同路人。第二阶段的卢梭形象起因于文人争论，他的一切暴露于公共舆论，极端的爱恨、说不清的病痛、与众不同的言行，英国人觉得他的性格有缺陷，批判随之严厉。

瓦纳（Warne）调查了18世纪后期英国各地的藏书，卢梭著作的收藏量不少，分散于218家图书馆，因为《论科学与艺术》使英国人好奇不已，“那是对18世纪文明社会的战争宣言”[140]。1750年，《雷德周报》（Reid’s Weekly Journal）注意到法国知识界关于这部作品的争论。1751年6月，鲍耶（W. Bowyer）将之译成英文，《皇家杂志》（Royal Magazine or Quartely Bee）转载部分段落，“作者思想高贵，表述勇敢，关心美德，论辩有力量”，《每月书评》（Monthly Review）赞誉它文辞雄辩。1752年，维那（R. Wynne）出版第二译本，1760年出版第三译本，1767年出版第四译本（W. Kentick），1779年出版第五译本（J. Nichols）。[141]

《乡村卜师》在英国上演后以纯净的风格受好评，“前言独特，情节动人，卢梭是荷马之后唯一的诗人，孤独地吟唱自己的诗歌”[142]。1762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才有英译本，但之前亚当·斯密已在《爱丁堡书评》（Edinburgh Review）上引介。1759年，英国多份报纸评论《致达朗贝尔的信》，同年，埃德蒙·伯克主编的《年度纪事》（Annual Register）评论过六本书，其中就有这部作品。1760年，《新爱洛漪丝》在荷兰出版法语版，1761年1月，伦敦《书评》（Critical Review）杂志予以介绍，4月，法语版在英国两度刊行。为满足迫切的阅读需求，英国书商又从荷兰进口了一批，多家报纸长篇节选，英国出现了“卢梭热”（Rousseaumania）。[143]不久，贝克特（Becket）出版社发行英文版，1762年、1764年、1776年重印三次，“英国作家关注家庭与生活的倾向归因于它的影响”[144]。

18世纪，英国思想界批判商业社会的弊端，以伯林布鲁克（Bolingbroke）、理查德森（Richardson）、蒲柏（Pope）为代表，与之相应的是道德作品、冒险作品和旅行小说的流行。1711年，斯蒂尔（Steele）在《观察家报》（Spectateur）发表《安克尔和亚里克的历史》（Histoire d’Inkle et de Yariko），批判文明社会的堕落。1775年，麦肯基（Mackenzie）出版《感性的人》：苏格兰青年哈里（Harley）靠微薄的土地收入为生，只身到伦敦谋前程，那是金钱控制的世界，善良毫无用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英国人觉得《新爱洛漪丝》写得好，卢梭被誉为“古罗马的老加图”，反对奢华，向往朴素。胡德（Hurd）神甫读完后受益很多，“因其优雅不乏美感，对自然与美德的描写要好于伏尔泰和克莱比昂（C.-P. J. de Crébillon，1707—1777年，法国作家，文笔优美）的作品”[145]。1761年，《书评》欣赏卢梭：“他感性、细腻优美，而理查德森更自然、真实有趣，卢梭在深度上胜过他。”[146]

《爱弥儿》的主题（淳朴、自然、美德）与英国的时代风俗相似，尤其是督促母亲给孩子喂奶的情节。卢梭在英国被视为敢于变革的人，1688年光荣革命的受益者及其后代多支持他，政治保守派却是批评，《爱弥儿》是双方论战的主题。肯迪克（W. Kentick）在《爱弥儿》英译本序言里视之为“真理与自由的朋友”，长老会牧师福迪斯（J. Fordyce）出版《对年轻女性的布道》（Sermons to young women），强调女性抚育孩子的义务，而保守派杂志《书评》批评《爱弥儿》对社会有敌意。[147]

赞誉之外仍有否定性的解读，英国人对于卢梭是毁誉参半。沃波尔读完《新爱洛漪丝》后觉得没意思。1761年，戈登（J. Gordon）出版《古今风俗新论》，反驳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对自然的过度美化，“自然没有为人类造福，只提供了物质条件”[148]。卢梭推理混乱，为此有人从他的性格中找原因，1755年斯密曾指责他“神经兮兮，有时极端可鄙”[149]。但非议像赞扬一样，是现代名声的因素，更多的人会关注他。卢梭成了欧洲的名人，英国报纸争相报道：“不久前被驱逐出瑞士的卢梭先生上周六来到英国，在多佛港登陆。”[150]此类新闻在《每日广告家》（The Gazeteer & New Daily Advertiser）和《圣詹姆斯纪事报》上都看得到。一个叫邦德利（Julie Von Bondeli）的人关注他的大小事：“自新年，我每星期从德吕兹先生处获知卢梭的消息，德吕兹陪他从斯特拉斯堡到伦敦，除了我对他在伦敦遭非难的消息震惊以外没有其他要紧事。”[151]

表2-2 18世纪中期，卢梭作品法文版和英文版统计[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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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国人见到了一个疯癫的卢梭，出乎想象，对他的批评遂居上风，卢梭休谟之争后开始厌恶他的人格。约翰逊博士归咎于卢梭，“他是无赖……三四个国家将之驱逐出境，我们国家竟然保护他，真是奇耻大辱”。亚当·斯密写信宽慰休谟，斥责卢梭是坏蛋、伪君子。[153]1764年，博斯韦尔与卢梭有矛盾，得知他又与休谟吵闹，遂斥其难相处，“那年夏天，他给我的信里尽是恼怒之辞，疯癫十足”[154]。1766年，一幅木刻画在英国流行，卢梭是一只刚从森林中捉来的Yahoo，休谟是农夫，正喂他燕麦，卢梭愤怒地拒绝，伏尔泰与达朗贝尔从背后鞭打，沃波尔使之撕心裂肺地叫喊。[155]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里将Yahoo描述为人模人样的动物，喜怒无常，生活肮脏。这幅版画将之比作卢梭，其意甚贬。

英国知识界的卢梭印象里有民族主义的因素。18世纪中期，英法竞争激烈，“国家、爱国者、爱国的、爱国主义、同胞、民族、民族的”等词语在两国报刊多次出现。[156]而卢梭的英国之行伤害了“一个自由民族的感情”，戈德文（W. Godwin）说他疯了，《书评》说他不理智，“言行以瞬间的印象为依据，为感受控制”[157]。对于他的作品，无论是1766年前还是之后出版的，批评压倒了赞美。《政治新闻》（Political Register）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混杂了良好的判断和荒诞的夸张，《每月书评》指责《爱弥儿》不切实际，“他的政论作品更荒诞，自相矛盾里是无法驾驭的怒火”[158]。1767年，弗斯里（Fuesli）画了一幅画：自由女神和平等女神被吊死，贵族舒坦地骑在农民身上，手执鞭子，面露得意，卢梭却闪在一旁偷笑，弗斯里以此讥讽卢梭的平等观，他一贯宣扬的美德是无中生有。[159]1782年，《忏悔录》在法国出版后，虽有英国人为其独特的叙事所吸引，并很快有了英译本，但厌世退隐的主题不容于英国共和制度下的平静心灵，受到的批判也尖刻，对卢梭友好的人“希望最好别出版”[160]。

卢梭去世后十余年，仍有英国人去瞻仰他的墓地，以之为传说中的人物。布斯比写过颂歌，说他诚实、有美德[161]，但总体上，为之辩护的声音已寥寥无几。英国公众接受了卢梭的两个形象，“一个是创作《新爱洛漪丝》《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天才作家，一个是《忏悔录》的作者、与休谟吵架的穷傻瓜”[162]。

1789年，卢梭在法国一度是革命精神之父，英国人的批评里多了政治寓意，他的名字是“革命恶作剧的代名词”。坎宁（G. Canning）主编的《反雅各宾报》（Anti-Jacobin）将对法国激进主义的不满发泄在卢梭身上，说他玩世不恭，“《忏悔录》里有自私、堕落和无耻，冒犯高雅，蔑视道德”[163]。青年伯克曾欣赏卢梭的风格，他的《保卫自然社会》（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主旨一致，语言风格相似，有些段落能互换。1792年，伯克却在《致国会议员的信》里批评他是虚荣哲学的创始人，“因虚荣才坦白错误，但虚荣心太强烈，像是疯了，法国人对传统的毁坏归咎于卢梭，他的血流入国民公会议员的静脉，他是革命暴力的宣传者”[164]。伪善、疯癫与政治暴力成为他的思想标签，伯克的观念是英国现代思想界理解卢梭的根据，他的批判是基于英国未曾断裂的传统、宗教宽容与现代自由制度，总之是英国人所乐于称道的关于传统的“伟大连续性”。1794年热月政变后，卢梭在法国受质疑，英国人的批评更严厉：

与其说他心怀恶意，不如说他善变；与其说他发现了坏原理，不如说他缺乏固定的法则。如果他看到自己的矛盾理论对于我们幸福的恶劣影响，他一定第一个去咒骂他那**人的才能。[165]

19世纪，卡莱尔的卢梭观走向极端，卢梭是出版时代的文人英雄，有憔悴的额头，深凹的眼睛，性格有缺陷，怀疑、自我孤立、喜怒无常，最终精神错乱。他的书是不健康的东西，有粉红色的俗丽打扮。[166]卡莱尔在理智与情感之间摇摆，有时不为英国人接受，达尔文与之经常见面，发现他神情抑郁，近乎消沉，有仁慈的心，却会讽刺每个人。[167]卡莱尔的卢梭印象却因其极端性而四处传播。在英国短暂出现的浪漫派一度赞赏卢梭的感性风格，“拜伦和雪莱有卢梭悲天悯人的思想，莫尔继承了他的尖锐批判”[168]。但这一文学潮流持续不久就消失了，卢梭的英国形象仍旧处于分裂状态，一个是有情义的哲学家，另一个是让人不解的狂放者。前一个形象基于他的写作风格，后一个形象源于疯癫的性情，以及英国人对法国革命意识形态的批判。法国革命前，英国学者批评的是卢梭，革命之后，表面上他们还是在批评卢梭，而实际上批评的是革命时代卢梭思想的解释学。英国人未区分思想与实践的区别，就将对法国革命的怒气撒在卢梭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