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场争论，休谟视之为生活里的意外，希望尽快忘却；对于卢梭，那是新的开始，从前所向往的黄金时代、自然教育和契约精神，现在他觉得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揭露伪君子。1766年卢梭逃往英国，在思想意义上，那是他带着顽疾和忧郁闯入公共空间的冒险。误解与猜疑大肆袭来，他觉得迫害的企图无处不在，虽是假想的，却挥之不去，他要在文字世界里反击。鉴于同代人没有公正的判断力，他就向后代人说明真相，为此专心写作《忏悔录》，在英国时两易其稿。对于题目，到底是“回忆录”还是“忏悔录”，卢梭犹豫不定。草稿上标着“忏悔录”，致友人信中却说是“回忆录”。《忏悔录》出版后，它的风格为人质疑。卢梭生前的论敌埃皮奈夫人怀疑它的真实性，1849年拉马丁（Lamartine）在法国立法议会演讲时斥责卢梭虚伪。罗曼·罗兰批评他言辞高傲，与托尔斯泰一样亲近自然，但两人的《忏悔录》差异大，托尔斯泰有纯粹的基督教精神，卢梭放肆，有法利赛人的狂妄。[16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耶鲁修辞学派的保罗·德曼（Paul de Man）从文本角度追溯写作情境，他觉得卢梭是在辩解，不是忏悔。“忏悔”是以追求真理和至善的名义克服罪孽和羞耻，是对语言认识论的运用，“辩解”是敷衍的修辞术。[170]

德曼分析了《忏悔录》的一个场景，卢梭、玛丽永（Marion）与丝带的故事：卢梭偷了维塞利（Vercellis）夫人家的丝带，诬陷是女仆玛丽永干的，她是个聪慧和善的小姑娘，人见人爱，却被赶走了。卢梭对此印象深刻，1776年又在《漫步遐想录》中提及，“这个谎言的罪过够大了，我对其后果始终一无所知，内疚使我将之想象得非常严重，罪过就更大”。对于卢梭的目的有很多解释，1787年1月，《文学通信》（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说他偷窃成性，“头脑中满是浪漫的想法，像个受不良教育的孩子，没有谋生的本领”[171]；加多（C. Gardou）归咎于病态的敏感，“因偷窃丝带受盘问时，他难以控制言行，所以有反常”[172]。但对于德曼，那不是道德问题或精神问题，而是宗教问题。除了表达悔恨之意，卢梭阐述谎言的修辞是炫耀性的，“卢梭注重的是那个用语言构建的公共场景，偷窃的事在其中更有意义”[173]。

要忏悔的人，写一部《忏悔录》就够了，卢梭多次提及此事，以雄辩的修辞构造了自我审判的空间，不能救赎灵魂。“以忏悔的名义辩解，毁坏了忏悔仪式的严肃性，使之成为自我毁灭的话语。”[174]既然忏悔与辩解是不同的风格，为什么卢梭要以忏悔的名义，而不采纳自传风格？《忏悔录》里的观念错位（信仰与自救、辩解与忏悔、现代与后代）是否意味着时代精神的变化？

一、“回忆录”或“忏悔录”

1764年12月末，伏尔泰匿名发表《公民的感想》，在巴黎的沙龙和咖啡馆里散布。1765年1月，卢梭获悉这篇文章，那时他在莫第埃村，面对侮辱决定写《忏悔录》，1月13日完成前言（手稿前12页，现藏于瑞士纳沙泰尔图书馆，即《纳沙泰尔序言》）。[175]但在颠沛流离中进展缓慢，1765年9月8日完成手稿44页，行文至“最后，由于我的笨手笨脚被赶出那家事务所，很不光彩，我除了会用锉刀，一无是处”[176]。1766年3月22日，在英国安顿后又着手写作，完成前三章和第四章的一部分，手稿共计182页。[177]是年5月同休谟争吵后，他决定重新写，1770年完成，该手稿现藏于巴黎国民议会图书馆，即“巴黎手稿”。

关于题目，1759年，卢梭暂居于法国小镇蒙莫朗西，瑞士书商雷伊（Marc-Michel Rey）建议他为已过的大半生写部“回忆录”（Mémoires），卢梭同意，但迟迟未动笔。1761年12月31日和1763年1月4日，雷伊两次与之商讨写作事宜，杜克洛也劝他写“回忆录”或“忏悔录”。[178]1761年的圣诞节，开明贵族马勒泽尔布来信询问近况，卢梭于次年1月4日、12日、26日和28日回复四封信，叙述他的思想近况、写作生涯与身体健康，这是“回忆录”的前奏。1763年年初，瑞士同乡穆尔图知道他要写“回忆录”，1765年培鲁也认为那是部“回忆录”。[179]休谟陪同卢梭去伦敦的路上提及“回忆录”，卢梭说正在写。[180]1766年7月25日，休谟致信梅尼埃（Meinières）夫人：“卢梭正在写‘回忆录’，有意贬低我和伏尔泰。”[181]德方（Deffand）夫人时常与沃波尔猜测这部“回忆录”的情节。[182]1765年7月，卢梭却对培鲁说他要写“忏悔录”，而纳沙泰尔手稿的题目是：“卢梭的忏悔录，包括一生所经历事情的细节和他处在这样的情景中的私密感受。”写作时，他会忘记那是“忏悔录”，1768年1月完成后，他对拉图尔夫人说那是“回忆录”。[183]1777年夏，杜索尔去拜访卢梭，两人谈及标题，卢梭说“回忆录”或“忏悔录”都可以，交谈过半，他倾向于“回忆录”。[184]

作者不清楚写作体裁，外界更不确定。1778年夏天，卢梭在埃莫农维尔时，宫廷医生普莱斯勒来访，当时有传言说作品手稿被窃，普莱斯勒觉得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卢梭，断定类似的传言没有根据，“他一直保存着‘回忆录’或‘忏悔录’的手稿”[185]。卢梭去世后，有人说“回忆录”很快出版，“他或许会交代一些不诚实的事，甚至是罪恶之事，诸如偷窃”；有人说特蕾兹背叛了丈夫，以两万块钱卖给了警察，特蕾兹被迫出面澄清，在由人代笔的信里她称之为“回忆录”。[186]报纸上关于“回忆录”的报道很多，“这个文笔流畅的作家写了部‘回忆录’”，《秘密回忆报》猜测出版时会用什么题目。[187]1782年，日内瓦印刷公司（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Genève）以“忏悔录”出版，因为日内瓦手稿上标着“卢梭的忏悔”（Les Confessions de J. J. Rousseau）。同年，格里姆在《文学通信》上撰文，“《忏悔录》里有偏见，对于认识自我却有用，让我们发现人的行为的隐秘原因”[188]。但巴黎书商在买卖中不认为那是一部“忏悔录”，而是“回忆录”，读者也觉得它不符合忏悔风格，只是一部坦白思想的书。[189]而英译本的题目改成《让-雅克·卢梭的私生活》（Vie privée de J.-J.Rousseau）。[190]一部伟大的作品，题目不确定，这是问题。

二、《忏悔录》手稿与卢梭休谟之争

《忏悔录》有四份手稿，第一份是纳沙泰尔手稿，1765年1月完成于莫第埃，赴英避难时未携带。特蕾兹去伦敦前，卢梭让她准备的行李中有《皮格马利翁》（Pygmalion）、致马勒泽尔布四封信的抄录本、致音乐家拉莫和奥夫兰维尔（Offreville）的信，但他最需要的是“关于他的生活”的稿子，特蕾兹担心海关检查，改为邮寄。[191]1766年3月，卢梭在英国继续写，该手稿包括《忏悔录》现代通行本的前言、前三章和第四章的一部分，学术界称为“《忏悔录》第一草稿”。第二份是巴黎手稿，卢梭去世前，封存于一个纸袋，上面写着：“让-雅克·卢梭抄写，盖有他的印章，1801年打开。”1794年9月，特蕾兹上交革命政府，现藏于国民议会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又称特蕾兹手稿、国民议会手稿，或波旁宫（Palais Bourbon）手稿。[192]第三份是日内瓦手稿，1778年春天，卢梭交给瑞士同乡穆尔图保管，1782年穆尔图出版第一部分，1789年出版第二部分，又称穆尔图手稿，现存于日内瓦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Genève）。第四份手稿是穆尔图和培鲁于1779年根据日内瓦手稿抄写的备份，现藏于纳沙泰尔市立图书馆。[193]

第二份手稿和第三份手稿相差无几，后者笔迹工整，第四份是誊抄本，对于卢梭问题没有分析价值。第一份手稿更值得分析，其中有一个变化的内心世界。该手稿有182页，前77页，每页25～30行；第78页之后字迹越来越密，34～40行，其中两页41行；手稿第166页之后多是31～34行。[194]卢梭在英国时放弃这份手稿，重新写成了巴黎手稿，纳沙泰尔手稿大体是巴黎手稿第一章至第四章中间的部分，个别词汇和段落编排上有所不同（斜体为不同处）。

纳沙泰尔手稿第13页：

Un bien très-médiocre à partager entre beaucoup d’enfans ayant réduit presque à rien la portion de mon père，il n’avoit pour vivre que son métier d’horloger，dans lequel il était à la vérité fort habile et qui était alors en honneur，surtout à Genève.

在很多孩子中间分一点微薄的财产，我父亲得到的很少，他只能从事钟表匠的行业谋生，在这一行里，说实话，他非常熟练，那时候，这一工作受人尊敬，尤其是在日内瓦。

巴黎手稿第1页：

Un bien fortmédiocre à partager entre quinzeenfans ayant réduit Presque à rien la portion de mon père，il n’avoit pour subsister que son métier d’horloger，dans lequel il était à la vérité fort habile.

在十五个孩子中间分一点微薄的财产，我父亲得到的很少，他只能从事钟表匠的行业谋生，在这一行里，说实话，他非常熟练。

两份手稿最大的不同在开篇，纳沙泰尔手稿前12页是巴黎手稿所没有的，学术界称之为《忏悔录》“纳沙泰尔序言”，巴黎手稿第一页前三段是纳沙泰尔手稿所欠缺的，但两处不同的最后一句话相似。“纳沙泰尔序言”第12页，“每个读者效仿我，像我一样反观内心，希望他们从心底里这样说，如果他敢的话：现在的我比过去的那个人要好”（S’il l’ose：Je suis meilleur que ne fut cet homme-là）。巴黎手稿改为：“每个人在您的宝座前真诚展示他的心灵，希望其中一个人会这样说，如果他敢的话：以前的我比现在的那个人更好”（S’il l’ose：Je fus meilleur que cet homme-là）。据此判定，卢梭重写时改动了纳沙泰尔手稿的开篇部分，其余是誊抄。写作期间，他受公共舆论影响，巴黎手稿前三段是与休谟争吵后改动的，对于理解卢梭的写作情境有用。

“纳沙泰尔序言”节选（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标注。手稿见图2-4）：[195]

人们对我的行为的判断依据几乎总是错的，越是有智慧的人，错误越严重。他们的视野越是广，所做的判断离事物本身的差距越大。我决心使我的读者（lecteurs）对于人的知识上有所进展。（手稿第1-2页）

一个人要描述自己的一生，只有他自己能胜任，只有他能认识自己的内心活动，那是真实的生活。但写作时，他会掩饰真实，以生命的名义为自己辩解，表面上他希望被人审视，事实上并非如此。（手稿第3页）

如果我能实践我的诺言，那将是独一无二的事。我是普通人，没有值得读者注意的功业。我不会过多地按顺序叙述我经历的事，而是关注事情发生时我的心情如何。（手稿第4页）

事情是公开的，每个人都能了解，重要的是发现其中的原因。对此，没人比我看得更清楚，若揭示它们，就要描写我一生的历史。（手稿第6页）

我做的好事，或是坏事，都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手稿第8页）

既然我的名字要在人群中流传，我不希望背负虚假的名声，不希望获得与我不相干的美德或劣迹，更不希望有人用一些不属于我的特点描绘我。想到能活在后人的心目中，我会有一丝快乐，但得靠真实的事，不是我名字的几个字母。（手稿第8页）

（在作品中）我是真实的，无所保留地诉说一切，无论善恶，总之是一切。（手稿第9页）

有必要发明一种新语言，以适应我的写作计划，要想理清如此复杂多样、相互矛盾，卑劣与高贵夹杂的情感，需要什么样的文体，什么样的风格？（手稿第9页）

这是一部研究人的心灵的参考资料，只有这一部。（手稿第11页）

希望每个读者模仿我的风格，像我一样描写自己，若有胆量，他敢在心里说：现在的我比过去的那个人更好。（手稿第12页）

巴黎手稿第一页前三段（着重号为笔者所标注，楷体字为卢梭写作时所标注。图2-5）：

我要做的是没有先例的事，也不会有模仿者。我想把一个人真实地，原原本本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我这样的人只一个。我了解我的内心，了解其他人的内心。我生下来就与我所见到的人不一样，我甚至敢说我与世上的人都不一样。如果我不比他们好，至少与众不同。大自然若是打碎了她曾塑造我的模子，这样做到底是好是坏，读了我（的书）才能评定。

无论末日审判的号角何时响起，我都敢拿着这本书，在最高的审判者面前大声说：“看，我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想的，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人。我用同样的直率诉说自己的善良与邪恶。我没有隐瞒（做过的）坏事，没有夸大（做过的）好事。如果我有过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是为了弥补记忆力衰退留下的空缺。我会把自以为真的说成真的，不会把自以为假的说成真的。我以前是怎样，现在就怎样写，我有卑鄙与邪恶的时候，有善良、慷慨和高尚的时候，我要坦露我的内心，就像你看到的那样。永恒的上帝，请将我那难以计数的同类聚集在我的周围，让他们听一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不幸叹息。再让他们在您的宝座前**自己的心，是不是有人会说，如果他敢的话：以前的我比现在的那个人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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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纳沙泰尔手稿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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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巴黎手稿第1页

根据“纳沙泰尔序言”，卢梭未打算向上帝忏悔，而是向读者说明情况。他以为自己本性善良，却受人指责，舆论中的形象与自己不一样。反驳误解的方式有两种，或是证明批判者的错误，或是证明受批判者的无辜，阴谋就会不攻自破。卢梭选择了后一种，他的坦白本质上是反驳，“我始终如此，正直、热诚、勇敢，应该得到不一样的报答，而不是像我最近的遭遇”[196]。关于写作风格，卢梭觉得传统的“忏悔录”不能承载他的想法，于是要推陈出新，至少形式上自由自在，只当是写“回忆录”或“自传”。这篇序言写于1765年年初，那时卢梭还想留在文学共和国，尽力为受损的名誉辩护，但与1750年年初相比，他的目的有所改变，不再与那些批评他的人争论，而是寄希望于旁观者，让他们担当裁判。

“纳沙泰尔序言”语气缓和，卢梭与其中的人与物保持距离，而巴黎手稿言辞急切，作为写作者的卢梭与文字中的卢梭交错不清，过多地干涉读者的判断，强调“我”的存在。1782年，哈珀（La Harpe）观察到这一点，“作者就是这部书的主题”[197]。巴黎手稿有意模仿奥古斯丁的风格，上帝作为评判者的形象在第三段出现，但他不再是最高意志，而是一个受卢梭支配、兼有读者评判功能的精神。去世前不久，卢梭承认没有达到奥古斯丁的境界，“因为他自己不虔敬”[198]。巴黎手稿的前三段有虔敬之心，但之后，“读者”的地位取代了上帝。该手稿谈及与华伦夫人在尚贝里的生活，卢梭负责日常事务，闲暇时学习音乐，广泛阅读，“读者可以看见，我的空闲时间极少，却做了很多事”[199]。他要向读者**自己，“始终站在读者面前，使之洞见生活的一切角落”[200]。所以，这部手稿处在“忏悔录”与“自传“之间，虽冷落上帝，对之仍有敬畏之心，开篇是末日审判的场景，但上帝要听卢梭的使唤。“死后出版”是现代意义的历史观，一个包含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谱系，卢梭丢弃了中世纪的时空观（地狱、炼狱和天堂），不想在同代人中寻找裁判，而是寄希望于后代人。

三、《忏悔录》的写作背景

写作前后，卢梭身心常受触动：交往障碍、制度压迫、反复的病痛、流亡的生活。紧迫的语境里有冲不破的艰难，他无力改观，甚至不知道怎么回事，尽是被动、惶恐与无助。

首先是文学共和国的是非。1756年，《百科全书》第七卷刊载达朗贝尔的“日内瓦”词条，批评加尔文教的一些牧师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又为戏剧辩护，“若在法律约束下，戏剧不会让风俗堕落”，他呼吁在日内瓦建剧场：

在日内瓦，人们不能忍受戏剧，不是不赞赏戏剧，而是害怕演员在年轻人中间传播装扮、挥霍与下流的趣味。严厉的法律能否限制演员的行为，杜绝其中的弊端？这样，日内瓦既能演戏，又有好风俗。戏剧能提升公民品性，使之有细腻的感受和优雅情感。[201]

关于戏剧与风俗的关系，之前的欧洲思想界已有过争论，包括“卡法罗事件”（Affaire Caffaro）。天主教会禁止信徒阅读戏剧，或去剧院观看，防止舞台上的人体、**和暴烈的情感破坏心灵的安宁，“戏剧家的才华不是美德，而是邪恶”。但在1694年，卡法罗（F. Caffaro）的《一封神学家的信》极力为戏剧辩护：“圣经里没有明确反对戏剧的论断，戏剧是普通人的娱乐，是语言与行为的恰当配合，若加以规范，就不会败坏风俗，也不会亵渎上帝……人的精神会疲劳，就像劳作后的身体一样，需要放松。”[202]随后，索邦神学院予以反驳，博叙埃神父在《论戏剧的信》（Lettres sur les spectacles）和《关于戏剧的思考》（Maximes et réflexions sur la comédie）里否定卡法罗的论断。1694—1697年，十余位各界人士参与争论，双方相持不下。[203]表面上，这是场文艺争论，实际上是关于宗教道德的争论，以前不受质疑的教会权力在世俗生活中不再有绝对的控制力。

卢梭与达朗贝尔的争论不仅是宗教、文艺或道德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涉及社会阶层的矛盾，即日内瓦上城人（贵族）和下城人（平民）的对立。[204]卢梭看到“日内瓦”词条后，猜测达朗贝尔可能与贵族联合，就用三星期写完《关于戏剧问题致达朗贝尔的信》，否定了戏剧的道德意义，尤其是日内瓦这样的小城市，如何承受戏剧造成的堕落？

卢梭对戏剧的怒气也与伏尔泰有关。伏尔泰定居瑞士费尔奈后，在庄园舞台上演戏，包括《扎伊尔》（Za?re）、《浪子回头》（L’Enfant prodigue）、《祖利姆》（Zulime），并在舞台上扮演其中的角色，台词采纳古典主义的壮美风格，英国青年爱德华·吉本在欧洲游历时路过费尔奈，沉迷于伏尔泰的风格，几乎一场不落，“自童年起我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开始逊色”[205]。伏尔泰认同古典主义风格，素来不接受卢梭的新思想，视之为极端的疯子，“写了部拙劣的戏剧后就出来反对戏剧，批判养育他的法国，找了几个烂木桶，就像第欧根尼一样躲在里面骂……他对我说过：日内瓦为您提供避难地，您却败坏了它”[206]。1764年卢梭出版《山中来信》后，伏尔泰骂他没良心，丢弃孩子，**无耻：

人们可怜疯子，若其疯癫变暴烈，就要吊死他，宽容是美德，忍让这样的疯癫是恶德……疯癫使之亵渎耶稣基督，竟敢说福音书是粗鲁下流、大逆不道的作品，让孩子弃绝父母……身为基督徒却想毁坏基督教，他不只亵渎宗教，是背叛……十足的伪君子。如此批评不为过……有学问的人会与同侪相争吗？正直的人，谁会陷于错误的热情，隐晦地批判有美德的人？我们愤怒却有些脸红地说，他身上有**留下的可怕痕迹，伪装成江湖艺人，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他的恶使母亲丧命，抛弃善良人的职分，将亲生的孩子扔在育婴院门口，失却自然的情感，丢弃荣誉与宗教感受。[207]

其次是作品给卢梭惹下的麻烦。1762年前后，他想放弃写作，隐遁山林，为此计算过稿费是否能应付开支。是年5月《爱弥儿》出版后，他陷入为多方势力迫害的境地，巴黎神学院斥责他妄图与宗教界争夺民众心灵，巴黎高等法院斥责他宣扬自然宗教，“教育年轻人时推广罪恶的体系”[208]。6月1日，索邦大学以否认神迹和启示为由，查禁《爱弥儿》，以之为“怪异的作品，作者奇怪高傲，要推翻最神圣的真理，风俗中最纯净的规则和世俗政治中最基本的道理……作者想毁坏养育他的摇篮”[209]。6月11日，高等法院当众焚烧此书，并要监禁作者。6月23日，阿姆斯特丹市政当局禁止《爱弥儿》出版，“因其有自然神论和斯宾诺莎的思想元素”[210]。日内瓦小议会也予以谴责：“《社会契约论》的政府理论冲击了日内瓦的体制，《爱弥儿》传播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神论，他的言行背离资产阶级的职分。”[211]在险境中，卢梭致信巴黎大主教博蒙，叙述他的写作生涯、一贯的道德原则，以及作为日内瓦新教徒所具有的宗教观：

如果您只是批判我的书，我任凭您怎么说，您不只如此，还攻击我的人格，羞辱我，您在人群中越有权威，越不允许我沉默不语。[212]

申辩难有效用，不能阻止天主教会的通缉令。1762年7月9日，卢梭从新教城市伯尔尼逃往纳沙泰尔，暂居于汝拉山麓，荒凉偏僻，交通不畅，才得以安顿下来。但平静的日子过了不久，纷扰又来了。8月20日，日内瓦公民代表团为卢梭的境遇鸣不平，引起公民与贵族阶层的对立，日内瓦有权力专断的现象，二十六人构成的小议会无根无据就否定公民的提议权，贵族文人特罗尚（J.-R. Tronchin）出版《乡间来信》（Lettres écrites de la campagne），为这样的行为辩护。情急之下，公民求助于卢梭，由他撰文反驳《乡间来信》。1763年10月至1764年5月，卢梭完成《山中来信》，批评小议会专权：

他们不顾及我的健康和艰难处境，就下达逮捕我的命令，用辱骂坏人的语言对待我。这些先生没有宽容心，难道也没有公正心？两百人议会的设立，是为削弱小议会的权力，结果却强化了它的权力……两百人议会徒有其名。[213]

日内瓦贵族阶层暴跳如雷，顺势取消卢梭的公民身份。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1763年5月26日，与查普里（Marc Chappuis）叙旧时，他说自己为此“陷于最激烈的痛苦，但又无可奈何”[214]。1765年1月，《山中来信》在荷兰海牙被焚毁，在伯尔尼和巴黎遭查禁，卢梭在莫第埃乡间忍受谩骂。最坏的事发生于1765年9月6日深夜，冰雹般的石头砸向他的屋子，躲避不及，腿部受伤。9月10日，卢梭逃往圣皮埃尔岛，在那里享受了短暂的清静：

假如有这样的境界，心灵无须瞻前顾后，就能找到它能寄托、凝聚它全部力量的牢固基础，时间对之已不起作用，现在的一刻永远持续，既不显示它的绵延，又不留下更替的痕迹。心中无匮乏又无享受，不觉得苦也不觉得乐，无所求无所惧，只感到自身的存在，单凭这个感觉就足以充实心灵。只要这种境界持续下去，身处其中的人是幸福的，这不是从生活乐趣里获得的不完全的、微弱的、相对的幸福，而是不会让心灵空虚，充分而圆满的幸福。[215]

四面受敌，卢梭的幸福是乌有的幻影，转瞬即逝。1765年10月10日，伯尔尼安全委员会下达驱逐令，他只好去英国，在那里他织造了一幅阴谋图，涉及哲学界、医学界、神学界，跨越普鲁士、瑞士、法国和英国，阴谋家的监视无孔不入，“迈的每一步都有人数着，手指头动一下就有人记录”。时值欧陆的“英国热”，法国的科学理论和商业实践受此影响，卢梭的英国之行却留下疯癫的名号，英国人不解，法国人对之有怨言。卢梭不得不反驳，法官、哲学家、教士、才子、作家都恨他，普通民众不理解他，瑞士、日内瓦给他增添痛苦，这是《忏悔录》的心理背景：“在我所处的位置，要写书，也是维护声誉，揭露那些污损我的骗子，使之无地自容。”

关于文本的身体背景：1763年，卢梭的健康一度变坏；1765年仍未好转，牙疼、腹胀、严重失眠、记忆力减退；1766年病得厉害，眼神不好。病痛发作时的身体话语进入《忏悔录》，包括剧烈耳鸣、心脏狂跳、消化困难、腹胀便秘、一劳作就大汗淋漓。他怀疑心脏上长了肉瘤，惶惶不安，“我得了更严重的病，那就是治病癖，读过书的人难以避免”[216]。1770年2月完成草稿后不久，他致信圣日耳曼（Saint-Germain，龙骑兵团上尉），说自己已厌弃人世的艰辛：“我在这世界难得快乐，若能选择生活，我选择死亡。”[217]对于卢梭的困境，论敌却说他性情乖张，既然不为同代人理解，他寄希望于后代人：“时间能揭开幕布，我的回忆录若传到后世，它会替我说话，人们就明白我为什么沉默。”

卢梭在进退无路时思考生命的世俗意义，开启了新的写作时代，依附于神的人格开始解脱，人性复苏了，但它仍处于枷锁下。所谓的“枷锁”，是指身体病痛对精神的压迫，以及恶风俗对人性的阻抑。“卢梭与疾病”是创造现代知识的二元结构，这个结构是一个流动的思想空间，18世纪的人对之有些陌生，这个空间里的观念是新的，其中有现代历史观和独立人格。

四、《忏悔录》与时代精神

“忏悔录”属于欧洲神学传统，“忏悔”可解释为承认或认罪，“忏悔的过程是与上帝和解的契约”[218]。忏悔者如实地叙述其一生，坦白罪业，歌颂神的伟大。“忏悔录”是一个人在晚年实践那个契约的最后环节，是宗教行为，不是个体精神世界里的私事。“自传”和“回忆录”是现代人对往事的回顾，作者寻求的是自我认同，或历史评判，语境里不再有绝对的力量。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严格意义的“忏悔录”，不论是书写风格，还是忏悔的动机，但文艺复兴之后，“忏悔的虔诚性因人而异，个人主义越来越明显”[219]。有些人会从阐述上帝律法的一端转向描述个体生活与救赎灵魂的另一端，但上帝仍不受质疑，不受冒犯。17世纪法国冉森派的思想堡垒波尔-罗亚尔（Port-Royal）修道院诸位先生的作品就是如此，既敬畏上帝，又对尘世的名利有所图。[220]同样，1879—1882年，托尔斯泰的《忏悔录》记述世俗生活见闻，以及心灵皈依上帝的始末，他敢于质疑教会代表上帝权力的合理性，极力维护上帝的威严。

18世纪，批判圣经已是流行的修辞，上帝创造了善，也衍生了恶，坚持正义的未必得生命，追求恶的未必自取灭亡。卢梭是当时宗教个人主义化的典型，他不再向个体精神之外的至高力量忏悔，而是以雄辩的修辞构造了独立的精神空间，让上帝以他的方式评判：“我们落入深渊，便向上帝祈祷，为什么你把我造得这样软弱？上帝不管我们怎样辩解，只对我们的良心说，我是把你造得太软弱了。”[221]1776年，卢梭冲动之下责备上帝参与了阴谋，有极不公正的作为。[222]在“纳沙泰尔序言”里，卢梭向读者澄清真相，在巴黎手稿中，他将审判权赋予读者：“说真话在我，说公道话在读者。”[223]他愿意为之展示一切，包括病痛之苦和情感经历：

读过的人会发现我所有的爱情奇遇，漫长的序幕后，最有希望的只不过吻一下手而已，他们一定会大笑。读者，请你们不要弄错，在这种以吻一次手结束的爱情里，我得到的快乐比你们以吻手为开始的恋爱要多。[224]

但卢梭的自我意识有些极端，若有读者质疑他的善良，就会受其责难：

请你（读者）再找出一个六岁的孩子，他能被小说吸引……甚至感动得流出泪来，如果你能找出来，我就认错。我的品德不受怀疑，如果谁还相信我是坏人，他就理应是被掐死的坏人。[225]

在卢梭的语境里，“忏悔”的词义有了变化。Confession，卢梭强调“坦白”的含义，为读者塑造真诚的语境，一种现代叙事方式，这意味着“忏悔录”向现代“自传”的过渡。起初，他不确定怎么写，这一点暗示他对写作风格的革新是下意识的行为。关于“自传”（auto-bio-graphie），“自身—生活—书写”，即一个人写自己的一生，法国学者勒热讷（Lejeune）对之做了定义：“当某个人强调他的生活，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的作品称为自传。”[226]后来，他在《自传契约》里对之有所修订：“一个真实的人以自身生活为素材，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强调个性。”[227]两个定义的主体要素没有变化：语言是叙事性的散文体，涉及个人生活和个性历史，叙述者和人物要统一，回顾的视角。而“回忆录”是现代历史意识的衍生物，写作者从记忆中寻找他的历史地位，他是耳闻所见的陈述者，也是故往人与事的评判者，总之，他要在那个已经消失的空间里发现个体的意义，要重建公共记忆的结构。

若区别三类体裁，要看是谁在写，为谁而写，以及语境的开放性。“忏悔录”的语境是地狱、炼狱和天堂构成的精神国度，信徒向上帝坦白，目的是救赎，不顾及现代公共舆论，也就不具备大众阅读史与出版史的分析视角。“回忆录”和“自传”是为后代人写的，让作者名声传世，或为以前的言行辩护，有展示自我的天性，语境开放，其中有一个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谱系。“忏悔录”除了赞颂上帝的功业就是为自己赎罪，不会有读者的影子，“回忆录”和“自传”的作者知道读者的评判功能，读者也知道作者的目的。待之出版，时代变化赋予了审美意义，读者有了兴趣，“回忆录”和“自传”得以进入大众阅读史，由此开始了在人类集体记忆中的旅行。“回忆录”和“自传”的区别在于前一类的公开性更强，后一类也会进入公共空间，但它有远离公共空间的愿望，在半开半闭的私人空间里自我反省。但这样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个人生前的交往越多，在公共空间的影响力越大，他的“自传”会趋同于“回忆录”。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嘉梅里（V. Jamerey，1695—1775）的《回忆录》和切利尼（B. Cellini，1500—1571）的《自传》能说明三类体裁的区别。《忏悔录》各卷开篇和结束多赞美上帝，时时顶礼膜拜，卷一引《旧约·诗篇》的颂词：“主，你是伟大的，你应受一切赞美；你有无上的能力，无限的智慧。”[228]讲述尘世的罪业，坦白得越真诚，渴望救赎的心情越迫切：“主，你愿意我回忆往事并向你忏悔，请你看看我的心，你把我胶粘于死亡中的灵魂洗拔出来，希望它从此依附于你。”[229]奥古斯丁讲述了他与一群青年人深夜偷梨喂猪的故事，那是因为“他的心跌落深渊，邪恶的灵魂挣脱了主的挟持自讨灭亡……追逐耻辱”[230]。这就避开了一个神学争论：恶是不是上帝创造的？奥古斯丁时刻面对的是上帝：“圣父，请您看，请您重视，请您俞允。”[231]现代人阅读时会有些不耐烦，因为那不是为他们写的，是为作者心中至善至美的上帝，控制个体自由精神的绝对力量。所以，这部作品缺少现代历史意识，冷落现代人。

法国古物学家嘉梅里的《回忆录》（Mémoire de Valentin Jamerey-Duval）完成于1747年，开篇有朴实的现代感：“我生在法国的一个小地方，那里曾是富裕的小镇，但严厉的统治使之凋敝，盐税、赋税过重，它像很多地方一样蒙受厄运，到处是贫困低矮的茅草屋……。”[232]之后，他坦诚叙述艰难的童年、流浪岁月、自学成才之路，以及作为大学教授的经历。1695年，他生于阿托奈（Arthonnay），五年后父亲去世，家境艰难。1708年，母亲携他及其妹妹改嫁，因受不住继父的粗鲁，他离家出走，四处流浪。在托内尔（Tonnerre）受伤，骨头断过，得到当地农夫和教士的照顾，伤愈后又去漂泊，沿途为人养鸡放羊，跟同伴学写字，在隐士的居住地生活时阅读地理、天文书籍。后在利奥波尔（Leopold）公爵的提携下看管图书，公爵赏识他的才华，他得以入读耶稣会学校，学成后担任卢奈维尔科学院（Académie de Lunéville）的古代史教授。

切利尼的《自传》成书于1562年，他用的是佛罗伦萨方言，“纯净诙谐，有独创性，简直无法翻译”，内容涉及童年岁月的大小事。切利尼多才多艺，精通诗文、绘画、雕刻，喜欢新奇与冒险。他的交往对象不分身份等级，有威严的教皇，有权倾一时的贵族，有流连于放纵虚空的人。行文中有人物对话，未必真实，却符合“特定条件下虚构”的自传特征。[233]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宗教权力式微，世俗法律体系尚未成形，切利尼的“我”不受传统信仰约束，也不受市民法限制，既有世俗意义的生命力，也有野蛮的气质，为所欲为，没有负罪感：

得知安尼巴莱欠下我家多少债之后，我十分气愤……我是天性易怒的人……离开官署，怒气冲冲赶回作坊，拿了一把匕首，匆匆赶到敌人住处，他们正等着吃午饭。我一露面，那个挑起是非的年轻的盖拉尔向我扑过来。我向他的胸口刺了一刀，穿过他的马甲与短外衣，恰巧碰到他的衬衣，他没受一点伤。可我的手进去了，也听到衣服被捅破的声音，我以为已杀死他……他们全家觉得末日审判已来临，一起跪下，顾不得体面，尖叫求饶。[234]

切基诺（切利尼的弟弟）的徒弟贝尔蒂诺被巡逻队杀害，切基诺知道后大吼一声，十里之外都能听到，得知是一个帽子上插蓝羽毛的人干的，他握着剑冲向巡逻队，那个人猝不及防，剑就刺进肚子，另一个人点了火绳枪，击中切基诺的右膝盖。切利尼得知后飞奔而来，听到弟弟说：“我的好哥哥，不要让我的厄运搅乱你的心。”切基诺救治无效，去世前对切利尼说了三声“再见”。切利尼以最高的荣誉将之埋葬于教堂墓地，之后密切注意那个人，就像他是自己所热恋的姑娘。一天晚上，他持剑站在门口，切利尼潜行到其身边，要砍他的头，他飞快地转过身，剑砍在左肩，他摇晃着身子，撒腿就跑，切利尼几步追上，剑砍在脖子上，用力猛，几乎拔不出来。教皇得知后传唤切利尼，眼中的凶恶几乎让他灵魂出窍，但看到他的作品，教皇变了脸色，“一个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有这样的成就，了不起”，继而说：“切利尼，现在你的病治好了，要当心你的命。”切利尼不久又杀了人，教皇知道后说：“像他那样在一门艺术里独一无二的人不受法律约束，尤其是他，我知道他没有错。”[235]

卢梭没有奥古斯丁的虔诚，不像嘉梅里那样平静地陈述个人的历史，缺少切利尼的疯狂与洒脱，他更关注自己的心理，其中有现代风格，有神学遗存，也有一点反叛陈规的冲动。与其说卢梭不再虔诚，不如说他转而相信自己的判断。除了丝带的故事，《忏悔录》里还有两件事，一是关于丢弃的孩子，卢梭无法甩掉愧疚感，便自我反省：“我的错误在于我无力抚养他们，才交由国家抚养……我以为这是做了一个公民和慈父的分内事，我把我看作柏拉图共和国的一分子。”[236]二是反驳蒙泰古（Montaigu）伯爵，他是卢梭在法国驻威尼斯使馆工作时的上司，卢梭力求讲明真相，批评蒙泰古霸道，有违普遍的正义。[237]这一结论在开始写时已预设好，证明思路水到渠成，蒙泰古后来走霉运，卢梭觉得他理所应得。

辩解的目的始终清晰，但卢梭混淆了“忏悔录”与“自传”“回忆录”的区别，他承认这一点：“我不怕读者忘记我在写《忏悔录》，而以为我在写自辩书。”[238]在虔诚者的心里，经过忏悔的罪业，等到末日审判时上帝不追究，动**不安的心会平静；经过辩解的事则不然，罪恶感难以忘掉，“每当想起，曾经的谎言就活跃，啃噬良知”[239]。卢梭为此一生困惑，“到了老年，一颗饱受折磨的心仍深感内疚”[240]。这是以忏悔的名义辩解的后果，他以理智为最高主宰，不是忏悔，这类风格要到浪漫主义时代才被人理解。18世纪中期，忏悔语境已逝去，卢梭的心里没有地狱与天堂的二元世界，上帝不再是最高正义的主宰，卢梭将信念托付于后代，以雄辩的修辞获得了自我审判权，却留下忏悔与辩解的矛盾。在卢梭的年代，两类语境边界不清，他在无依靠和仓皇里创造了现代风格。

[1] L.-J. Courtois，Le Séjour de J.-J. Rousseau en Angleterre（1766-1767），lettres et documents inédits，ASJJR，Tome VI，Paris，1910；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Genève，1927-1928.

[2] D. Edmonds，J. Eidinow，Rousseau’s Dog：Two Great Thinkers at War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Ecco，2006；R. Zaretsky，J.T.Scott，The philosophers’ quarrel，Rousseau，Hume and the limits of Human Understanding，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3] Extrait des registres du Parlement，9 juin 1762，CCJJR，Tome XI，p.266.

[4] 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7.

[5] Rousseau à Comtesse de Boufflers-Rouverel，CCJJR，Tome XII，p.217.

[6] 卢梭：《新爱洛漪丝》，第1册，伊信译，第304页。

[7] Rousseau à G. Keith，CCJJR，Tome XVII，p.137；Rousseau à M.-M. Rey，CCJJR，Tome XXVII，p.10；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59.

[8] Le Conseil d’Etat de Neuchatel à Frédéric II，roi de Prusse，17 décembre 1765，CCJJR，Tome XXVIII，p.56；F.-H. d’Ivernois à Rousseau，30 Xbre 1765，CCJJR，Tome XXVIII，p.127.

[9] M.-M. de Brémond d’Ars，marquise de Verdelin à Rousseau，5 Xbre 1765，CCJJR，Tome XXVIII，p.19.

[10] Rousseau à J.-J. de Luze，CCJJR，Tome XXVII，p.311.

[11] G. Keith à Rousseau，2 décembre 1765，CCJJR，Tome XXVIII，pp.11-13；J.-J. de Luze à Rousseau，7 décembre 1765，CCJJR，Tome XXVIII，p.22.

[12] Rousseau à D. Hume，4 Xbre 1765，CCJJR，Tome XXVIII，p.17.

[13] M.-M.D. de Saint-Maur，5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16；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39.

[14] “Lettre du roi de Prusse，” D. Hume，Exposé succinct de la contestation qui s’est élevée entre M. Hume et M. Rousseau，Paris，1766，pp.24-26.

[15] H. Walpole au lieutenant-général H.S. Conway，12 janvier 1766，CCJJR，Tome XXVIII，p.178.

[16] 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88；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66.

[17] Rousseau à D. Malthus，25 février 1766，CCJJR，Tome XXVIII，p.326.

[18] L.-J. Courtois，Le Séjour de J.-J. Rousseau en Angleterre（1766-1767），ASJJR，Tome VI，p.14.

[19] D. Hume à J. Home de Ninewells，1 février 1766，CCJJR，Tome XXVIII，p.267；D. Hume au professeur H. Blair，11 février 1766，CCJJR，Tome XXVIII，p.290；D. Hume à C.-F. Du Mesnildot du Vierville，marquise de Barbentane，16 Feb.，1766，CCJJR，Tome XXVIII，p.307.

[20] Alison Cockburn à D. Hume，1 février 1766，CCJJR，Tome XXVIII，p.265.

[21] L.-J. Courtois，Le Séjour de J.-J. Rousseau en Angleterre（1766-1767），ASJJR，Tome VI，p.19.

[22] Rousseau à D. Hume，17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41.

[23] H. Roddier，J.-J. Rousseau en Angleterre au XVIIIe siècle，Paris，1950，pp.268-269.

[24] 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38.

[25] D. Hume à J. Home de Ninewells，22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52；D. Hume à Rousseau，13 ou 14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26.

[26] Rousseau à C.A. de Sanit-Germain，26 février 1770，CCJJR，Tome XXXVII，p.265.

[27] Rousseau à D. Malthus，3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9.

[28] L.-J. Courtois，Le Séjour de J.-J. Rousseau en Angleterre（1766-1767），ASJJR，Tome VI，pp.36，58，42.

[29] Rousseau à R. Davenport，22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47.

[30] D. Hume à Comtesse de Boufflers-Rouverel，3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90；L.-J. Courtois，Le Séjour de J.-J. Rousseau en Angleterre，ASJJR，Tome VI，p.56.

[31] 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p.66-67.

[32] Souvenirs de B. Boothby，CCJJR，Tome XXXIII，p.277.

[33] D. Hume，A concise and genuine account of the dispute between Mr. Hume and Mr. Rousseau，with the letters that passed between them during their controversy，as also the Letters of the Hon. Mr.Walpole，and Mr. D’Alembert，relative to this extra-ordinary Affair，London，1766.

[34] P.-A. du Peyrou à Rousseau，27 janvier 1766，CCJJR，Tome XXVIII，p.234；P.-A. du Peyrou à Rousseau，9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21.

[35] Rousseau à P.-A. du Peyrou，14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p.28，29；Rousseau à F.-H. d’Ivernois，3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79.

[36] D. Hume à Rousseau，30 of march 1766，CCJJR，Tome XXIX，30 mars 1766，p.77；Rousseau à G. Keith，10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106；Rousseau à J.-A.-M.B. de La Tour，9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105；Rousseau à M.-M. de Brémond d’Ars，25 mai 1766，CCJJR，Tome XXIX，p.222.

[37] D. Hume，Exposé succinct de la contestation qui s’est élevée entre M. Hume et M. Rousseau，Paris，1766，pp.27-28；Rousseau à H. Baldwin，St-James’s Chronicle，CCJJR，Tome XXIX，p.96.

[38] 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66.

[39] Rousseau à M.-M. de Brémond d’Ars，9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100.

[40] Le chevalier F.-J. Chastellux à D. Hume，2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8；Rousseau à M.-M. Rey，3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10；Rousseau à R. Davenport，19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122；Rousseau à W. Wentworth，19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124.

[41] G. Keith，comte-maréchal d’Ecosse à D. Hume，4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15.

[42] Rousseau à D. Hume，23 juin 1766，CCJJR，Tome XXIX，p.275.

[43] J. Rousseau à Rousseau，17 novembre 1766，CCJJR，Tome XXXI，p.172.

[44] Rousseau à P.-A. du Peyrou，14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28；Rousseau à F.-H. d’Ivernois，31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79；Rousseau à P.-A. du Peyrou，27 janvier 1766，CCJJR，Tome XXVIII，p.231；W. Rouet au Baron W. Mure，Jan. 25 1766，CCJJR，Tome XXVIII，p.225.

[45] L.-F. Tronchin à L.-F. Guiguer，13 février 1766，CCJJR，Tome XXVIII，p.297.

[46] Rousseau à T.-P. Lenieps，10 juin 1766，CCJJR，Tome XXIX，p.258；P.-A. du Peyrou à Rousseau，14 juin 1766，CCJJR，Tome XXIX，p.260；Rousseau à F.-H. d’Ivernois，28 juin 1766，CCJJR，Tome XXIX，p.287.

[47] Rousseau à F.-H. d’Ivernois，31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79；Rousseau à M.-M. de Brémond d’Ars，9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100.

[48] Rousseau à M.-M. de Brémond d’Ars，9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99；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83.

[49] 卢梭：《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钱培鑫译，第70—71页。

[50] Rousseau à C.-G. 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10 may 1766，CCJJR，Tome XXIX，pp.188-193；Rousseau à M.-F. de Luze，née Warney，10 may 1766，CCJJR，Tome XXIX，pp.197-200；Rousseau à P.-A. du Peyrou，10 may 1766，CCJJR，Tome XXIX，pp.202-203.

[51] Rousseau à D. Hume，10 juillet 1766，CCJJR，Tome XXX，pp.29-46.

[52] V. Riquetti，marquis de Mirabeau à Rousseau，27 8bre 1766，Tome XXXI，p.75.

[53] 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p.70，71.

[54] Un ami de Rousseau écrit d’Ecosse，SJCdu 16 au 18 décembre 1766，CCJJR，Tome XXXI，p.347；De Paris le 20 novembre，Le Courrier d’Avignon，28 Nov. 1766，Tome XXXI，p.329.

[55] A. Lilti，Le monde des salons：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Fayard，2005，p.351；De Paris le 4 octobre 1766，Le Courrier d’Avignon，CCJJR，Tome XXXI，p.327；D. Hume à R. Davenport，2 septembre 1766，CCJJR，Tome XXX，p.313.

[56] M. de Vichy de Chamrond，marquis Du Defand à H. Walpole，9 juillet 1766，CCJJR，Tome XXX，p.27；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124.

[57] 英斯纳、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林国夫、吴良健、王翼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67—168页。

[58] 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de Montesquieu à La Brède，par L. Desgraves et C. Volpilhac-Auger，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F. Weil，Oxford：Voltaire Foundation，1999，p.4.

[59] F. Brayard，A. De Maurepas（eds.），Les Fran?ais vus par eux-mêmes，Le XVIIIe siècle，Robert Laffont，1999，p.851.

[60] 英斯纳、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林国夫、吴良健、王翼龙等译，第138页。

[61] 雷蒙·特鲁松：《卢梭传》，李平沤、何三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11页。

[62] D. Hume à J. Home de Ninewells，22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52.

[63] D. Hume à H. Blair，25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58.

[64] 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p.131-132，157.

[65] F.-M. A. de Voltaire à E.-N. Damilaville，15 octobre 1766，CCJJR，Tome XXXI，p.30.

[66] J. le Rond d’Alembert aux éditeurs de l’Expose succinct，1er octobre 1766，CCJJR，Tome XXXI，p.1；D. Hume à Comtesse de Boufflers-Rouverel，2 février 1767，CCJJR，Tome XXXII，p.93.

[67] 英斯纳、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林国夫、吴良健、王翼龙等译，第161页。

[68] 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p.128，161，181，163.

[69] J. le Rond d’Alembert à D. Hume，6 octobre 1766，CCJJR，Tome XXXI，p.16；D. Hume，A concise and genuine account of the dispute between Mr. Hume and Mr. Rousseau，with the letters that passed between them during their controversy，as also the Letters of the Hon. Mr.Walpole，and Mr. D’Alembert，relative to this extra-ordinary Affair，London，1766，pp.iii-v.

[70] H. Roddier，J.-J. Rousseau en Angleterre au XVIIIe siècle，Paris，1950，p.327.

[71] D. Hume à H. Walpole，20 Nov. 1766，CCJJR，Tome XXXI，p.187.

[72] Rousseau à D. Hume，10 juillet 1766，CCJJR，Tome XXX，p.36；Rousseau à Comtesse de Boufflers-Rouverel，30 ao?t，CCJJR，Tome XXX，p.291；Rousseau à M.-M. de Brémond d’Ars，30 ao?t，CCJJR，Tome XXX，p.298；Rousseau à F.-H. d’Ivernois，30 ao?t，CCJJR，Tome XXX，p.303.

[73]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philosophique et critique de Grimm et de Diderot，depuis 1753 jusqu’en 1790，Tome 12，juillet 1778，pp.131，132.

[74] Rousseau à C.A. de Sanit-Germain，26 février 1770，CCJJR，Tome XXXVII，pp.248，262，264.

[75] J. Dusaulx，De mes rapports avec J.J. Rousseau et de notre correspondence，suivie d’une notice très importante，p.46.

[76] “Sentiments d’un Anglais impartial sur la querelle de M.Hume et Rousseau，” 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81.

[77] “Justification de Rousseau dans la contestation qui lui est survenue avec M.Hume，” “Réflextions posthumes sur le procès de J.-J. Rousseau et de David，” 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p.73，74.

[78] 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p.15，81，95，68.

[79] B. Boothby à Rousseau，Dec. 23，1766，CCJJR，Tome XXXI，p.300.

[80] P. Thicknesse，Sketches and characters of the most emient and most singular persons now living，Bristol，1770，pp.74-75.

[81] J.-L. Dupan à A. Freudenreich，25 8bre 1766，CCJJR，Tome XXXI，p.68；H. Laliaud à René-Louis，marquis de Girardin，12 juillet 1779，CCJJR，Tome XLIII，p.354；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96.

[82] J. Pappas，“La campagne de Voltaire contre Shakespeare，” Voltaire et ses combats，Actes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Oxford-Paris 1994，I，Oxford，1997，pp.69，72，73.

[83] Voltaire à J.-F. Marmontel，24 9bre 1766，CCJJR，Tome XXXI，p.208.

[84] Voltaire à J. le Rond d’Alembert，15 octobre 1766，CCJJR，Tome XXXI，p.31；Voltaire à E.-N. Damilaville，3 9bre 1766，CCJJR，Tome XXXI，p.107.

[85] Un pseudo-quaker defend Rousseau contre Hume et Voltaire，CCJJR，Tome XXXII，p.292.

[86] Remarques d’un anonyme，CCJJR，Tome XXXIII，p.289.

[87] O. Durey des Meinières à D. Hume，7 juillet 1766，Tome XXX，p.23.

[88] P. Gay，The Enlightenment：An interpretation，Tome I，p.20.

[89] 休谟：《休谟自传》，《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页。

[90] Rousseau à L.-A.-J.D. de Chenonceaux，21 juin 1766，CCJJR，Tome XXIX，p.263；Rousseau à G. Keith，20 juillet 1766，CCJJR，Tome XXX，p.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