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说自己有二十余种病患,尿潴留从小就有,年轻时代备受折磨,中年时差点死去,“终其一生没有健全人的快乐”[92]。健康状况受天气的影响,1766—1767年在英避难时身体出了问题,这与当地的气候有何关系?18世纪,英国以言论自由著称,有别于法国威权下的肃厉,但报刊舆论讥诮无度,对人不尊重,卢梭的精神问题与之有没有关系?
1905—1906年,法国人库尔多去英国博物馆阅读休谟所藏的书信,1910年9月又去武通考察。他发现这个小村子所在的地区与瑞士汝拉山相似,有森林、灌木、山谷、石洞,冬季早早到来,大雪不断,雪后是足量的雨水,潮湿寒冷,春天迟迟不来。[93]1766年英国的冬天出人意料的冷,基斯曾说那里比法国好得多,“乡村美丽,自由富足,在伦敦城,人们像生活在森林里”[94]。而卢梭去武通时一路上寒风扑面,大雪下了一天,之后数日遍地冰冻,大雪时断时续,他喜欢那所孤零零的小房子,却不适应气候,“3月时节像1月,田野里白茫茫一片,都冻住了”[95]。休谟对此有所歉意:“近些日子天气很糟,一想到你我就难以安心,希望没有令人不快的事。”[96]
卢梭喜欢晴天,害怕阴霾,雪天后是雨天,只能窝在屋里。[97]时至5月又湿又冷,春天来了,寒凉久久不去,“法国已姹紫嫣红,这里的树还没长叶子”;6月阴雨连绵,不便出门。[98]坏天气损及他的健康,而且耽误了日常漫步,这让他不适应。1756年8月,卢梭致信勒尼普斯(Lenieps)时提及田野树林的意义:“我迫不及待放下笔,去林中慢跑,屋里的空气快要窒息我,一看写字台就有噩梦般的感受。”[99]英国秋天降雨少,适合外出散步,采集标本,但冬季又是一样寒冷多雪。1766年11月26日,他因一星期前的坏天气而忍受病痛,闷在屋里,时光空流逝,心中不免焦躁。[100]
刚到伦敦时,卢梭忙于交际应酬,书信中很少提及1766年年初的天气,1767年1—3月的记录能补充英国全年气候对他的害处。1月15日,“天气坏透了,想有多坏就有多坏,两星期持续降雪,已封住路”,达文波尔担心大雪将他埋了;雪停了,大风自旷野吹袭来,雪化了,路泥泞,要等踩结实才能外出。[101]无常的天气唤起卢梭的寒冷记忆:“我正给您写信,但不知何时送达,近十四天大雪要埋了我,从屋里出去都不容易,更是阻断了交通,没有过路马车,没有去往附近的邮车,我从未经受过如此的寒冷,比瑞士还要冷。”[102]“瑞士”指瑞士和法国边界的汝拉山,1762年7月至1765年9月,卢梭在此躲避追捕,那时病情恶化,尿路不畅,为掩饰携带导尿用具的尴尬,他穿上了当地亚美尼亚族的服装:皮大衣、圆帽子和黑腰带。[103]1763年1月29日,他的病坏到极致,遂写下遗嘱,“女管家”特蕾兹继承他的遗产。(1767年卢梭与特蕾兹结婚,此时未以夫妻相称[104])
每逢天气不好,卢梭就在屋里写信,修改《音乐辞典》以及《忏悔录》第一章。以写信为例,1767年1月31日写了6封,2月7日7封,2月28日5封。他的信多是中等篇幅,八开纸四五页,最多的一封有八千余词汇,手稿三十七页,如1766年7月10日斥责休谟时。笔耕不辍,他却忍着病痛,“有时不知道写了什么”。他还说不习惯英国的生活方式,那让人不舒服,所谓“生活方式”是指吃穿住行,他曾抱怨英国的菜没味道,又涉及糟糕的气候,他的身体不适应。[105]邮政受天气影响大,1767年1月降雪两星期,道路不通,邮车暂停运营,通信送达缓慢,卢梭担心信件遭窃。[106]湿凉、严寒、嘲讽、背叛,意想不到的事偏偏发生,念及前途茫茫,卢梭忧虑不安,感受力与想象力错乱,在毫无联系的事件里寻找确切的联系,这是他那时候的心理。1766年3月27日,他致信孔代(Fran?ois Coindet):
眼下,我无法观赏此地乡村的景致,整片土地埋在雪下……只能自娱自乐。近十四年,我目睹了文人职业所引起的不幸,幸好没沾染一丁点儿,嫉妒、阴谋欺诈的心理、江湖骗子的甜言蜜语从未侵入我的心灵。[107]
来武通前,卢梭对休谟已心存芥蒂,在武通的孤独里,阴谋图渐趋完整。他的推理方式不复杂,休谟是伏尔泰、达朗贝尔、沃波尔、特罗尚的朋友,这些人是卢梭的敌人,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英国文人并未构陷阴谋,那是卢梭因安全感缺失而出现的幻觉,而此时,想象中的敌人在现实里有了对应的角色。
卢梭不习惯英国气候,也不适应那里的舆论。自1730年起,英国现代意义的言论自由借助现代经济事业和科学成就生根发芽,“公共舆论在日常生活中有明确的地位”[108]。那是一个与王权和教权并立的话语体系,为资产者和下层民众所认可:
我们可以向公众表达自己的任何想法,同国王大臣一道公开谴责每一项法案。无论什么,都不会像我们的极度自由更易使外国人惊异……这样的自由不是在其他国家都为人宽容,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无论是荷兰还是威尼斯,更不用说法国和西班牙。[109]
英国现代早期的公共舆论有缺陷。为满足公众的好奇,谋求更高的报刊发行量,公共视野任意侵入私人空间,个人名誉权不受保护,报刊的褒贬没有限度。英国人熟悉这样的风格,对于没有清晰的伦理和法律界限的言论,置之不理。卢梭受嘲讽时,一个英国人在《圣詹姆斯纪事报》发表公开信,劝他视而不见:“如果那些偏执的人在您身上发现了弱点,您会很不愉快,但英国人不会愚蠢到一件事印在报纸上就相信它是真的。”[110]1766年4月11日,该报主编又为卢梭出谋划策:“嘲笑在英国是被许可的骚扰人的唯一方式,不受约束。”[111]情势混乱,有人就此批评舆论的缺陷:
一些作家甚至认为公开嘲笑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方式,您一定听说这里的报纸是如何讽刺(英国首相)皮特先生的,说他不诚实,是傻瓜、空想家,乃至疯子。[112]
旧制度晚期的法国,政治事务的公开性不足,有让人猜不透的神秘感。哲学家已经意识到公共舆论的存在,而且是普通人介入政治的途径,但它的含义不清晰。出版物内容刻板,缺乏英国式的自由,这样的舆论有一个优点,它不会随意奚落人的尊严。卢梭在瑞士和法国遭到追捕,一度有生命危险,却总有避难地,在心底里,他以为是因追求真理和正义才受责难,荣誉感由此而生。在英国,公之于众的讽刺对心理的影响是持续的,道德贬低威胁个体存在的合理性,他果真像报纸上所说的,忘恩负义、哗众取宠,抑或虚伪高傲?
英国舆论的另一个缺点是过度商业化,刻意迎合公众的阅读趣味,不管内容是否真实。1718年,《博学欧洲》杂志(L’Europe savant)提及规范报道的原则:
熟悉相关地区的法律、风俗和习惯;完全依据事情真相,以明快、易懂和简练的风格写作;只以亲历者的表述为依据;说实话,不夸张,忌诡诈;只从事实性的文章里摘录,杜绝浮夸;不刻意褒贬,适当时温和地赞扬,简短明确。[113]
但在利益的驱使下,现实状况与之相差甚远。为吸引读者,获得最大收益,报刊编辑想方设法增加报纸发行量,有些报纸“不惮于采纳夸张的叙述”[114]。18世纪初,格拉布街文人数量激增,源源不断地为报纸采集信息,他们走遍城市、郊区和周边村落,杜撰故事,他们的报酬取决于新闻的长度、数量和趣味性。既然不讲是非,无中生有的滑稽剧就经常上演,“一些人在报纸上已死去,甚至有葬礼的情节,实际上他们生活得很好,关于外国的消息情况更糟”;报刊间相互窃取,“早报的故事在晚报上讲,晚报的文章转而印在第二天的早报上”。1731年,卡韦(E. Cave)创办《绅士杂志》,编辑地点位于伦敦的圣约翰·伽特街(St. John’s Gate),离虚假信息的发源地格拉布街不远。《绅士杂志》的信息源主要是其他报纸,为此,塞缪尔·约翰逊说新闻作家没有道德感,“为一己之利在屋里编造谎言,不需要才华和相关的知识,不必靠勤奋,无需充沛的精力,只要不知羞耻,不求真实就好”。[115]有人想泼灭出版界的名利心,并为此筹办《格拉布街报》(The Grub-street Journal),督促作家、书商和发行人有团体意识,并自我约束,但收效不大。[116]与报纸发行量密切相关的是广告收入,18世纪末,每期销量3000份的报纸一年刊登23000个广告,获利2300英镑。1770年,《公共广告家》(Public Advertiser)一期销售3133份,招揽23612个广告,获利2233.9英镑。[117]
表2-1 18世纪英国报纸广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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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不尊重作者意愿,修改文稿不与之沟通,发行事宜自主决定。1766年,休谟在伦敦准备出版《告白》时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不敢出版卢梭给我写的信,它们会被人篡改,面目全非,我要在前言中说明,信的原件已保存在国家博物馆。”[118]这在法国也不稀奇,1751年《论科学与艺术》在巴黎皮索(Pissot)出版社连印三版,而卢梭并不知情。之后他为《百科全书》编写词条,出版前又被人改动,所以在出版《音乐辞典》时,他小心翼翼,“这些文章匆匆而就,若被随意删减,又标上我的名字,那我就得抗议”[119]。英法有这样的问题,荷兰、德国也不例外。[120]出版商随意改动,书稿质量没有保障,商业之利损及独立思考的庄严。
私人信件也会在作者不知情时公之于众,它们属于私人空间,写作时更注重情感,观点少顾忌,在公共空间里显得与众不同,虽能吸引注意,却有害于作者对现代公共性的认同。沃波尔的伪信即是一例,起初在熟人间传播,经《圣詹姆斯纪事报》刊载后,传播之快、影响之大出乎作者预料,“读过的人都想见见写作者”[121]。扰人的局面难以收拾,沃波尔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英国报刊业不完全受制于政府与教会,却滥用了言论自由。卢梭是畅销书作家,因挑战神学权威受迫害,英国人希望了解他的一切,报刊编辑发现关于他的事总能吸引公众,便千方百计地获取。公众虽被视为沉默理智的裁判,却不总能主持公道。在词义学上,18世纪的“公众”(Public)有两层意义,首先是包容而有美德的群体,作家以之为交流对象,“当公众慷慨地给予掌声时,我们就知道他们的期许,尽力满足,争取没有疏忽”[122]。其次是轻信而不宽容的公众,缺乏专业知识,只能雾里看花,不关心公益,喜欢猎奇,以讹传讹。[123]休谟进退维谷时,曾向他们说明事情原委,有人是真挚地同情,有人纯粹是因为好奇。[124]为此,《秘密回忆报》批评公众只为取乐,“对休谟和卢梭都是嘲讽的,不关心其中的是与非”。1766年8月,梅斯特(J.-H. Meister)根据道听途说为这场争论写了部戏剧,“它一定能让人痛哭流涕”。[125]
空泛的好奇心对一切都打听,又对虏获的一切将信将疑,心中不解更多,有人会诉诸道德审判,以为世间都是谎言,有喜好纷争的人,煽动争端,余烬加炭,火上添柴。梅西耶对此很失望,“谴责文人时,公众是伪善的,只是旁观者,心怀恶意,麻木不仁”[126]。法国科学院驻里昂的通讯院士塞尔凡(Michel Servan)也怀疑过舆论的公正性:“那么多人身攻击的作品都出版了,我不得不重新考虑出版滥用的问题。”[127]法语随之有“公众的吵闹”(Cri du public)、“公众的传言”或“公共噪音”(Bruit public)等新的表述。[128]
公共舆论的持续关注有审判的功能,迫使当事人出面澄清。卢梭的朋友向外界展示他的信,证明休谟心地不善良;休谟的朋友力劝他公布证据,所以发表《告白》是休谟的被动应对:“事情已无法挽回,我的沉默可能被人视为罪证。”[129]而出版后,公众仍不辨曲直,当事人受到的批判更多。偏离真实的好奇心使每个情节都有不同的版本,猜测与曲解使一个私人事件泛化为启蒙时代的娱乐事件。休谟尚可应付,而卢梭的处境最艰难,身在异国,却得不到不受损害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