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2年5月，卢梭在法国的处境日益危险，6月22日国王御前会议决定：在凡尔赛宫的院子里撕毁并焚烧他的书，“书上标明的作者要予以逮捕，关押于巴黎高等法院监狱（Prison de la Conciergerie du Palais）”。[3]卢梭辗转去了莫第埃村，1765年又被当地宗教势力驱逐，当时他有四个容身之处：普鲁士、荷兰、英国和萨克森-哥特（Saxe-Gotha）公国。英国不是理想的避难所，他对这片土地陌生，无论语言、风俗还是思想传统，因布弗莱伯爵夫人的努力，他最终去了那里。

1762年，卢梭被巴黎高等法院追捕时就有去英国的机会，布弗莱夫人致信休谟，请求他提供帮助，是年7月1日，休谟欣然应允：“我敬重他的美德与天才，愿为其服务，他在英格兰声誉良好，我希望英格兰人的优雅让他印象深刻。”[4]布弗莱夫人收到休谟的信后译成法文，转交卢梭，他刚在莫第埃村安顿妥当，借口旅途遥远没有答应。[5]他更喜欢住在瑞士的小村子，对英国的印象并不好：

法国若不是自由人的国家，也是人道的国家……法国人好客，保护外国人，甚至能容忍刺伤他们的真理，假如有人在伦敦敢于对英国人说那些在巴黎对法国人说的一半坏话，那里的人大概会用石头痛击他。[6]

1763年8月，卢梭四面受敌，他想过去苏格兰，投奔老朋友基斯伯爵（George Keith，任职于军队），后来不了了之。之后两年，在莫第埃的生活越发困难，教会不友好，普通信徒对其也有敌意。1765年6月，莫第埃召开教务会议，视之为“反基督者”。[7]这是教会法中严厉的判决，卢梭不得已开始了流亡岁月。为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普鲁士国王在路上派人保护，其他友人也尽其所能。[8]卢梭去了圣皮埃尔岛，一小块位于湖心的陆地，离瑞士新教城市纳沙泰尔不远，当地人称之为“土块岛”，但不久又被驱逐。

在欧洲大陆没有容身处，1765年10月17日卢梭致信培鲁：“到处受追捕，柏林太冷，我想去英国。”布弗莱夫人得知后，与英国驻法使馆秘书休谟联系，休谟与卢梭相约在巴黎见面，然后一起赴英。[9]对于这次旅行，卢梭多次犹豫，但也只好接受：“去英国的想法越来越吸引我，尤其想到与您（休谟）旅行的快乐。”[10]11月17日途经斯特拉斯堡，当地宗教势力对之警惕，普通人却热情欢迎。他就是否赴英避难一事询问一向尊敬的基斯，基斯说休谟是好人，“英国气候温和，法律健全，是成文法，而不是人在影响社会秩序”，并愿意资助路费。12月7日，另一位友人德吕兹也建议他去，“从各方面看，英国比普鲁士更适合”。[11]至此，卢梭从心底里接受了休谟的帮助：“您的善意里有对我的尊重，让我感动，最合适的回复是接受……五六天后我就出发，与您相见。”[12]12月9日上午七点，他从斯特拉斯堡上路，乘坐邮车，忍着病痛，日行三五十公里，16日晚抵达巴黎，落脚于圣西蒙（Saint-Simon）旅馆，因受孔第亲王（Prince de Conti）保护，很快获得法国通行证。期间，来访者如过江之鲫，休谟第一次体会到卢梭的名声，“法国人对他的喜爱，使任何人逊色”，休谟作为他的保护人觉得光荣，并为卢梭的朋友赞赏。[13]艰难的境遇已在他的心里留下阴影，日复一日地累积，没有缓解的良方。

避难路上，论敌的嘲讽不断。1766年1月4日，卢梭和休谟从巴黎启程赴英，因持有通行证，教会未阻挠。但沃波尔模仿普鲁士国王的语气，写了一封讽刺性十足的信（Lettre du roi de Prusse，以下简称伪信），发表于《圣詹姆斯纪事报》（St. James’s Chronicle），传播极快，而这颠覆了卢梭对英国之行的美好想象：

亲爱的让-雅克：

你离弃了故国日内瓦，又被瑞士驱逐，那可是你在作品里极力颂扬的地方，法国把你列为通缉犯，到我这里来吧，我欣赏你的才能，乐意消遣你费时费力炮制的幻想。你让人到处谈论你那奇怪的秉性，这对君子而言不合时宜。你应该向敌人展示理智的一面，于你无害，却让他们气恼。你可在我的国家隐居，我愿意效劳，当然要有你的允许。你若执意拒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若自寻苦恼，恭请自便。我是国王，能让你享尽酸楚，而且我知道你的敌人所不知道的折磨人的手法。你若不再向人夸耀你的苦境，我就不迫害你了。

你的好朋友

弗里德里希[14]

这封信源于巴黎沙龙的闲谈。沃波尔生性桀骜，喜欢嘲讽政治和文学骗子。一天晚上，在若弗兰（Geoffrin）夫人家聚会，谈及卢梭的趣闻，说他多情、自相矛盾，沃波尔回家后记下了谈话内容，寄给爱尔维修和尼维农（Nivernois）公爵，他们为之润色语言，并建议发表。[15]休谟对此有所耳闻，曾要求沃波尔不要公开，至少在他和卢梭离开巴黎前别发表，沃波尔未听劝告，“信的抄本像野火一样越烧越旺”，经由英国的《圣詹姆斯纪事报》和法国的《秘密回忆报》转载后，情况更糟。[16]当时，亚当·斯密在巴黎游历，他在沙龙里目睹了热闹的情境，嬉笑怒骂不一。

赴英途中，卢梭还不知道这封信，但其他遭遇足以使之不快。从巴黎到加来港，途经沙朗（Chalons）时，卢梭造访当地的本笃会图书馆，碰到管理员卡什（Dom Cachot），卡什与之谈起一本匿名小册子《日内瓦卢梭的抄袭》，它指责《社会契约论》不是原创的，卢梭觉得卡什阴险，“目光与莫第埃的牧师一样邪恶”[17]。1766年1月5日晚，在小镇罗伊（Roye）停驻，卢梭与休谟同住一室，睡梦中他仿佛听到休谟的呼喊：“我抓到让-雅克·卢梭了。”1月8日，一行人抵达加来港，海上风浪大，两天后登船，二十海里（约四十公里）航行了十二小时，卢梭始终在甲板上，不顾海浪和冷风的吹袭。1月13日，到达伦敦城，沿途见闻让人窒息，卢梭看到路边绞刑架上挂着受刑者的尸体。[18]无论那个人是否因罪孽或冤屈而死，权力的影子是抹不去的。初到伦敦，休谟向多人写信通报，他觉得完成了法国朋友的嘱托。[19]那时，他似乎对卢梭印象不错，愿与之生活一辈子，说他温和有礼貌，热心肠，像苏格拉底一样文雅持中。之前，休谟因其怀疑论被谴责无视信仰，此时因帮助卢梭得到一些人的宽容：“我是基督徒，有信仰，我原谅你对上帝的疏忽，只因为你照顾他。”[20]

温和友好的气氛之下，矛盾在积累。1766年1月23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和王后邀请卢梭参加宴会，他的狗“苏尔坦”狂吠不停，卢梭拒绝出席，最终在休谟和英国朋友的劝说下勉强参加，却引起各方不满。当晚，皇家剧院上演黑尔（Aaron Hill）的悲剧《扎拉》（Zara）和讽刺剧《莱特》（Lethe），国王和王后在卢梭包厢的正对面，“他听不懂英语，却又哭又笑”[21]。3月17日，休谟告诉卢梭，康维（Conway）将军想请他吃饭，他说自己病了，借故推辞。[22]休谟陪同卢梭渡海时，看到他始终在甲板上，不怕风浪，此时却脆弱不堪，不免怀疑他不真诚。

1750年，《论科学与艺术》的英文版发行后，英国人对卢梭很好奇。1762年后，作为受欧陆势力迫害的思想家，英国报刊的好奇心有增无减，热衷于他的风格和令人慨叹的遭遇。1765年1月，《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报道荷兰政府对《山中来信》的处罚；9月24日，报道他在莫第埃差点被三个陌生人谋杀的传闻，“他们闯进屋子，但没有发现他”。事件的真实性有待考察，却说明卢梭已是舆论的主角。1766年1月10日，《英国纪事报》（British Chronicle）说“所有人迫不及待地想见他”。[23]《新爱洛漪丝》和《爱弥儿》在英国风靡一时，《苏格兰杂志》（Scots Magazine）介绍作者生平，为他遭受迫害鸣冤，待其抵达，各地名人前来拜访，包括王储和约克公爵。[24]

不多日，卢梭厌烦了来客，搬到郊区齐斯维克（Chiswick）的一家杂货店。期间与休谟拜访伦敦城内哈利街（Harley Street）的画家罗姆塞（Allan Ramsay），罗姆塞为休谟画了肖像，顺便为卢梭画了一幅（图2-1）；1766年3月13日或14日，罗姆塞的助手格赛（Gosset）拿着休谟的介绍信，为卢梭送画。[25]与1753年法国画家拉图尔（Q. de La Tour）的作品相比（图2-2），卢梭觉得自己在罗姆塞的画里显得精神紧张，于是猜测画家心怀恶意，贬低他在英国的形象：“我在画上显得粗野，面容像是（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休谟长着独眼巨人的脑袋，肖像上却有迷人的表情。”[26]更糟的是，他们的画像被人摆在一起展览（图2-3），卢梭觉得受到了刻意的侮辱：“你们赋予我如此柔和的线条，你们想画我，却枉费心机，画出来的只能是你们自己。”童年时代感到孤独，青年岁月备尝艰辛，中年时代又碰上了乱糟糟的风俗，卢梭心里缺乏安全感，在英国不久就觉得那里的人也在害他，肖像画是阴谋的开端，之后再巧妙地贬低他。这是卢梭与休谟间的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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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卢梭肖像，Rasmay画，17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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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卢梭肖像，La Tour画，17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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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公开展览的卢梭、休谟肖像组合画，1766年

1766年2月10日，特蕾兹在苏格兰青年博斯韦尔的陪同下到达伦敦，卢梭的住处尚无着落。休谟联系了达文波尔，他在距离伦敦不远的武通（Wootton）有房子，位于德比郡（Derby）与斯坦福郡（Standford）交界处。3月1日，卢梭在罗姆塞家与达文波尔见面，决定去那里。[27]3月18日，他与特蕾兹坐邮车经伦敦城去德比郡，22日下午到达武通——一个田野里的村庄，有一座哥特式的小教堂。看门人热情欢迎他们，但阴沉的天气持续了几个星期，卢梭不停抱怨，“春天很冷，或下雨或下雪，伴着烈风”[28]。无法出门，他便在屋里弹大键琴，给朋友写信，修改《忏悔录》，继续写二至四章，天气好就上山散步，采集植物标本。尽管不喜欢这里，他还是向休谟致谢，说愿意在此度过余生；又致信达文波尔：“武通太美了，我没有发现不足。”[29]除感激外，卢梭对休谟隐瞒邮车费用有所不满。休谟和达文波尔提前为他乘坐的邮车付了车费，谎称是免费的，他们知道卢梭没有钱，但有尊严，得知实情后，卢梭更加怀疑休谟的意图，想毁坏他的名声。[30]这是卢梭与休谟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源于英国报纸的无端讽刺。1766年4月1日，《圣詹姆斯纪事报》以英文和法文发表伪信，4月7日发表卢梭的学生“爱弥儿”的信，仍是沃波尔伪造的：

亲爱的老师：

一到这个国家，有人就对我说您精神失常……对一个跟您开玩笑的人（沃波尔）发怒，他只是给您提些好建议。我宁愿相信（这与您通常做法的）不一致，不是因为疯癫，而是您的策略……您不顾这个国家的趣味，想要他们谈论您……英国人诚实质朴，不矫饰，不会甜言蜜语，有良知，爱国爱自由，人人各得其所，从不关心文学争论的悲苦和游手好闲者的琐屑追求。

您应该相信普鲁士国王对别人借用他的名字（写信）不会生气，也不会对您穿的土耳其服装表达奉承之意。人们争相阅读您的作品，您却做了件从未有过的傻事，声称那个在巴黎编造笑话的人有英国同谋……愤怒让您变得荒唐，使嘲笑者第一次被冠以同谋的“罪名”。一旦此类的离奇事件构造出来，就没有什么更让哲学家心碎……若是有人发觉您的可笑之处，您还能心平气和地攻击宗教和政府，别人却是黑暗和恶毒的创造者与同谋？睁开眼吧，亲爱的老师，您以前有些蠢，现在可不了，正像您写的诗：面具落下，人是其是，英雄亦消失。

最后提醒您，那封信的作者不曾想让您难过，他本以为您会反过来愚弄他一番。为了不使您再次失去耐心，他只用礼数回应您的侮辱。

爱弥儿[31]

无度的讽刺扰乱了卢梭的心境。1766年3月9日他读到伪信，急切地想知道是谁写的，德比郡的青年布斯比对此有记录：“一天早晨，我发现卢梭怒气冲冲，他在一张伦敦的报纸上看到普鲁士国王的信。”[32]卢梭猜测是伏尔泰所为，后又怀疑达朗贝尔，休谟不置可否，却将消息转告达朗贝尔，这促使他力劝休谟发表《关于卢梭休谟之争的真诚简略的描述》（以下简称《告白》），因其不想被人指责。[33]培鲁告诉卢梭信是沃波尔写的，“外界都这样议论”，而沃波尔是英国驻法国使馆人员，休谟也在那里工作，模糊的关系是卢梭一系列猜想臆断的根据，沃波尔或达朗贝尔，“无论哪一个，他们是朋友”[34]。

在英国，卢梭的人身安全有保障，内心却不平静，他以为在交往中不受公正对待，一些施以援手的人在友情的面具下陷害他。1766年3月中旬，他说自己的信被人偷看，3月31日觉得陷入“江湖骗子的圈套”。[35]休谟就隐瞒伪信一事表达歉意，但卢梭不再信任他，4月初指责他耍弄骗子伎俩，“竟与小特罗尚和沃波尔交往”[36]。讽刺政治人物在英国已是民众习以为常的舆论风格，卢梭不适应，4月7日向《圣詹姆斯纪事报》写信抗议：

普鲁士国王的公开信夸张无度，在您身上看不到对国王应有的敬意，竟把一封充满恶意的信归于国王名下。只根据它的离奇与恶毒就知道不是国王写的，您竟敢签上国王的名字，就像您看着国王亲笔写的。先生，我得提醒您，这封让我心碎的信是在巴黎伪造的，杜撰人在英国有同谋。

为了国王、真理还有我的名誉，您要刊登我的信，我已签名，如果您觉得在这件事上被人利用了，这会补偿您的自责。先生，我向您致意。

让-雅克·卢梭

1766年4月7日武通[37]

4月10日，该报发表了卢梭的来信，未道歉，反而变本加厉，4月17—19日发表伏尔泰的信，24—26日又有两封“攻击力很强的信”[38]。卢梭遂将之归入敌人的阴谋：“至少六个星期内，英国报纸对我是恭敬的，最近改变了口气，对我轻视，虚情假意。”[39]他对英国的好印象全无，厌恶那里的污浊气，“英国人希望被骗，不了解他，却要评判，毫无正义心”[40]。

第四个问题是年金风波。休谟得知卢梭生活不宽裕，但仍然拒绝普鲁士和法国国王的资助，于是他想施以援手，为之向乔治三世申请年金。1766年1月，在加来时休谟曾征询他的意见，卢梭说要听一听基斯的建议，基斯来信说要感谢休谟，他是“好人大卫”（Bon David）。[41]因联络人康维将军生病，此事耽搁，5月3日才有眉目，卢梭首先要向康维表明申请的意愿，但在猜疑中，他以为休谟想以此害他，遂断然拒绝。康维告知休谟，休谟又惊又气，耐着性子劝他接受，并就伪信一事再次道歉，卢梭不予理会，反而斥责他：

您的慷慨让我感动，带我来英国，表面上为我寻找避难地，却是羞辱我……我不愿跟您交往了，不接受您为我争取的好处，再见吧先生，祝您好运……这是您最后一次收到我的信。[42]

第五个问题是卢梭在伦敦见到了宿敌特罗尚的儿子。特罗尚赞赏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遂将小特罗尚送到格拉斯哥大学跟随斯密学习。1766年1月，小特罗尚取道伦敦回瑞士，任教于格拉斯哥大学的埃利奥（Elliot）在伦敦有房子，小特罗尚住在那里。[43]卢梭陪同休谟到布肯汉姆街（Buckingham）拜望他的苏格兰同乡、经济学家斯图亚特（J. Stuart），埃利奥和斯图亚特两家相距不远，遂冤家相逢。与此同时，卢梭发觉信件常被人私下拆开，报纸上总有他的新闻，所以认为小特罗尚是日内瓦派来的间谍，卢梭又得知休谟经常到埃利奥家，心中悲愤。[44]小特罗尚注意到卢梭的反应，并转告父亲：“我在伦敦时，卢梭与休谟来了，他痛恨我的名字，以为我来伦敦是为监视他……他还问休谟，我们家是否有力量在伦敦祸害他。”[45]

第六个问题是信件转交的麻烦。18世纪信件投递周期长，逢上坏天气更慢，读写之间有一块想象的余地。1766年5月19日，卢梭给勒尼（Lenies）写信，6月10日才到达。6月14日，培鲁写于瑞士纳沙泰尔的信，半月后身在英国的卢梭才收到，他原以为培鲁不想回信。更糟的是，信件有时会丢失。6月28日，卢梭抱怨不久前给伊维农（Ivernois）的信半路上丢了。[46]当时的英国，外埠来信要求收信人付邮费，卢梭因经济困难拒绝签收，休谟获悉后，出钱替他收下这一类的信，拆阅后，若有重要的就转交给他。休谟本是好意，卢梭想到不久前丢的信，不免怀疑休谟在窥探他的隐私。孤立的事在沉郁的精神里有了确切的因果联系：“我收到您的信，它被拆开过，又重新封好，是休谟给我的，他与江湖骗子特罗尚的儿子联系密切……与我在巴黎的敌人交往频繁。”[47]

至此，卢梭的心理已失控。1766年4月中旬他持续向友人写信揭发敌人的卑劣，致信维尔德兰夫人时将休谟纳入阴谋，致信拉图尔夫人（Boy de la Tour）时说休谟企图毁坏他的名誉，致信同姓朋友卢梭（F.H. Rousseau）时怀疑休谟筹划了更多的阴谋，致信罗斯（Rose）时斥责那一伙是“戴面具的猴子带领的一群顽童，溅了他一身泥水”[48]。在孤独与惶恐里，他陷入悲观的宿命论：

似乎从童年起，命运就为我布下陷阱，让我长期以来轻易跌落。生来轻信，一旦明白，我迅速走向另一个极端……厌恶人类。[49]

1766年5月10日，卢梭的阴谋图已趋完整。那天，他给三个人写信，致马勒泽尔布的长信中历数阴谋的罪证，“开始于1762年，由伏尔泰、休谟、达朗贝尔、特罗尚、舒瓦瑟尔公爵、巴黎大主教博蒙等人谋划，休谟是主角，他道貌岸然，居心叵测”，为此卢梭要退出公共交往，今后不再看报；给德吕兹夫人的信里，他描述了武通的住所，抱怨英国气候；致信培鲁时，他将伪信的罪责归于达朗贝尔，“我了解他的风格，这封信像我亲眼看他写的”[50]。7月10日，他写了一封万言书（八千余法文词），历数1762年以来所受的迫害，指责休谟策划阴谋。[51]米拉波是《爱弥儿》的热心读者，得知纷争后力促息事宁人：“休谟可能有不周之处，却是好人，温和恬淡，不拘小节。”[52]此时，没人能说服卢梭，他已决心与社会隔绝，全力撰写《忏悔录》，以表明他的善良天性，揭发敌人的恶。被害心理是精神异常中对假想敌人的反击，不合常理又难以预料，休谟被动应付，有些慌乱，他向朋友诉说冤屈，责备卢梭的不可理喻，以及沃波尔的鲁莽。[53]

这件事像以前法国佩剑贵族的决斗一样四处传播，引起种种推测。一位亲历者写道：“那个哲学家和来自北方的休谟的矛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54]巴黎地区有影响的沙龙，包括霍尔巴赫沙龙、勒皮纳斯（Lespinasse）夫人的沙龙时常讨论，爱尔维修、尼维农公爵、莫尔莱、杜克洛（Dulcos）、杜尔格（Turgot）等哲学家或政治家想知道前因后果，法国南方的《阿维农邮报》（Courrier d’Avignon）期待各自公布来往信件，英国国王也希望了解详情。[55]

既然没有和解的可能，维护名誉就显得紧迫。1766年7月，休谟向霍尔巴赫寻求对策，霍尔巴赫随即在自家沙龙讨论；不久又致信布莱尔（Blair），斥责卢梭是卑劣的恶棍，“与有才能的人争论是危险的”[56]。7月4日，休谟决定撰写他们的交往始末，请求达文波尔到卢梭的住处，将他写给卢梭的信誊抄一份，8月休谟完成草稿，即《告白》一文，起初在熟人间传阅，对于能否出版，休谟犹豫再三：

卢梭是恶棍、疯子，或兼而有之……除非迫不得已，我不会公布信件……我的行为会为我博得名声，他的行为将使他身败名裂，他的作品也将毁灭。本来就浪得虚名，当作者的品质一落千丈时，对作品的评价自然会下降。我担心我会被迫公布这些文件……没理由害怕令人长期不快的争论。[57]

七年战争后，英国力求修复两国关系，休谟在法国有良好的名声。1749年9月3日，孟德斯鸠说自己怀着极大的愉悦读完休谟的《论人类的精神》，这本书“只能出自一个有哲学思想的人”[58]。1759年，苏亚尔（J.-B.-A. Suard）翻译休谟《英国史》的段落，在《法国信使报》上发表。1760年，百科全书派的中坚力量莫尔莱（Morellet），被关押于巴士底狱期间希望书报总监马勒泽尔布给他带书，包括塔西佗的作品、斯塔勒（Stahl）的化学论文，以及休谟的《英国史》（六卷英文版）和《哲学论文》（Essais Philosophiques）。[59]自1763年10月，休谟担任英国驻法公使赫尔福德（Herford）的秘书，任职不久，去枫丹白露宫例行公事，“在一片阿谀声里受到破格的吹捧与不虞之誉，达官贵人的殷勤与赞美与我何干？来自女士的另当别论，蓬巴杜夫人从未对任何人说这么多话”[60]。

答应帮助卢梭之前，休谟意识到这不是小事，于公于私都不能懈怠。虽尽力而为，却不能说他们的交往是真诚的。批评者察觉到，“肥胖的休谟自豪地向外界介绍卢梭，像是驯兽员，又像展览会的讲解员”[61]。自交往之始，休谟发觉卢梭性情敏感，“表面和蔼，心中却不高兴，他对社会的厌恶不是装样子，独处时也不快乐，他宁愿忍受落寞”。等卢梭去武通后，休谟又提到他的怪性情，“读书不多，没有足量的知识，却会感受，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敏感，但他从中得到的是痛苦，不是快乐”。[62]卢梭在武通安顿妥当，休谟希望就此结束口是心非的交往，“这个人中怪杰好不容易离开我们，我不期望得到他的友情，尽管他说若在伦敦或爱丁堡定居，每年会徒步来看我”[63]。

休谟陷入纠纷，混乱的舆论使之进退两难，就向朋友征求意见。布弗莱夫人对卢梭有所袒护，但她又宽慰休谟，说他不是告密者，“卢梭的言行不会伤及他的名誉”；她得知休谟执意要发表《告白》后十分不满，“卢梭的心已伤痕累累，理智不能控制情感，休谟的方式是对付敌人的”[64]。休谟没有改变初衷，只是在其中删去布弗莱夫人的名字。霍尔巴赫建议印行一部分，在朋友间辨明是非即可；伏尔泰不赞成出版，“那会有损于哲学的声誉”[65]。达朗贝尔前后有所摇摆，起初他担心公开文人的矛盾会引来讥讽，劝休谟三思。不久，他听休谟说卢梭指责他写了“那封以普鲁士国王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的信”，而在卢梭的《回忆录》里，他和休谟可能是主角，达朗贝尔转而赞同出版，“但要待其再次反击时”[66]。英国同胞的意见同样让休谟不知怎么办。沃波尔未公开道歉，但对自己的鲁莽有所愧疚，就允许休谟在《告白》中引用伪信，1766年7月26日却反对他的写作计划。亚当·斯密了解巴黎的舆论态势，他不同意公开，而是一笑置之，“三星期内，眼前这桩让您烦恼的小事会为人理解，您若努力揭发伪君子，不免打乱生活的平静”[67]。作为休谟和卢梭共同朋友的基斯也反对，他赞扬休谟乐于助人，又说卢梭不会忘恩负义，“他忍受的责骂多，身处这般境地的人，无论多么清白都没有澄清是非的力量”[68]。

反对的声音未触动休谟，他受布弗莱夫人之托，帮助卢梭逃亡，又为他申请年金，却被反诬是阴谋家，不由想到尽人皆知的寓言《农夫和蛇》，他是那个因善良之心而受伤害的农夫，卢梭是那条冻僵的蛇。1766年10月初，经达朗贝尔的协调，苏亚尔将《告白》译成法文，达朗贝尔写了前言：“休谟在欧洲有名气，坦率正直，那些严厉批评他的人也尊敬他的品德；他不善于争吵，因为争吵是哲学的耻辱；他同情卢梭，为之寻找避难地，他的朋友对此有误解，所以要解释。”[69]

11月，《告白》在英法两国出版，一个月后英文版卖了五百份。这本小册子的影响力不小，至少让人思考：卢梭真诚吗？[70]达朗贝尔对法文版有所修改，休谟不满，至于法国人的反应，他有些担心，“敌人会推断，我们虽是优秀的民族，但开化不足，现在正快速地堕入野蛮、无知与迷信”[71]。之后，休谟将与卢梭来往的信件保存于英国国家博物馆，避免有人篡改事实，同时让后人有评判的机会，他觉得这样做足以结束争吵。

对于卢梭，这才是阴谋的开始。一直以来，让他闷昏的是：休谟帮助他，又与他的敌人秘密交往，“他关心我是否能过上安宁的生活，但私下里诋毁我的名誉，这是为什么？”[72]此后，卢梭的受害想象逐渐失控。1764年，科西嘉总督保利曾去莫第埃拜访，请求他为科西嘉制定宪法，卢梭欣然同意，因其向来不满于欧洲君主制下的权力垄断，也思考过改革波兰的旧宪法。[73]1769年，法国军队在旁那乌（Ponte-Novu）战役中战胜保利，将科西嘉纳入法国版图，这对卢梭打击不轻，他不能在那里推行先前构想的法律。在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的觊觎下，波兰地位危急，1772年，三国合谋分割波兰，卢梭觉得那都是针对他的阴谋。1770年1月，他忆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谴责舒瓦瑟尔、格里姆、狄德罗、达朗贝尔等人的过错：“他们派遣各类间谍跟踪我，有冒险家、文人、神父、军人和妓女。”[74]在最后的作品《卢梭评判让-雅克》和《漫步遐想录》里，他仍在控诉无所不在的阴谋，1778年春天，杜索尔拜访卢梭，听他讲述冤屈事：

舒瓦瑟尔是专制制度的帮凶，对我施加那么多迫害，我一清二楚。还有休谟，不顾我的意愿，把我带到陌生的地方……真是个野蛮人！我能忘记这些吗？只是我不说罢了，“谁会长久泪流不止”（Quis talia fando temperet a lacrymis）。[75]

卢梭休谟之争不再是两人的私事，那是启蒙时代人心与风俗的全景图。多样人格参与争论，结果是非难辨。卢梭因身心病痛不合于群，误解袭来，形象分裂；休谟因早年的怀疑论受苏格兰主流思想界排挤，后在英格兰涉足政治，谨慎小心；沃波尔以批判权威出名，有公正心，但行事鲁莽；亚当·斯密继承了苏格兰的思想传统，为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奠基；约翰逊博士是英格兰的文化保守派，在古典风格与现代风格、民族传统与外来文化之间有所犹豫。在普通民众里，有人希望吵得再凶一些，有人希望尽快结束；对于那些到处搜集新闻消息的报刊撰稿人，纷争越剧烈，他们的文章越受欢迎，获取的稿费就越多；而保守的教士找到了对付启蒙哲学家的道德武器，一群叽叽喳喳的文字匠，苦心孤诣地制造惹人注意的新话题，哪能担负得起开拓人类福祉的责任？

1767年3月25日，弗雷隆（Fréron）出版小册子《一个公正的英国人对于卢梭休谟之争的感受》，严厉斥责沃波尔，“取笑普鲁士王的行为应受到惩罚”[76]。18世纪法国的《秘密回忆报》提及两本小册子：一本是1766年11月16日出版的《为卢梭辩护》，但它缺少有利于卢梭的新证据；另一本是1767年1月8日的《对卢梭休谟事件的思考》，“巴黎人以为休谟在愚弄一个留在英国的瑞士人”[77]。争论前，《秘密回忆报》取笑卢梭，但获悉英国人讽刺同胞后，它转变了立场，批判休谟和沃波尔的轻浮，乃至英国人的冷漠，“卢梭只是病了，没有坏心思，休谟正相反，他有病，居心叵测”[78]。

意见的对立，不只在两国民众间，也出现于一国的民众。英国人布斯比读完《告白》后，内心苦闷，他是支持卢梭的，但同胞让他失望：“先生，您以前说过，敏感的心灵是上帝的致命赠予……如果您有错，那是因为有伟大善良的心灵，若冷漠迟钝、以数学规则衡量友谊，不至于如此。”[79]1770年，英国人西克奈斯（Thicknesse）又为卢梭鸣不平：

一个游**的世界公民，备受迫害，他的感性不是随意的、异想天开的，是哲学的，充满了天才的独创性，他观察人类的角度如此不同，却被视为荒谬。斯威夫特说过，伟大天才的不同之处在于所有的笨蛋一致反对他。[80]

法国民众的分裂更严重。1766年12月亲历争论的杜潘（Dupan）观察到，“巴黎人有支持卢梭的，有反对的，像是大规模的战争”；拉里奥（Laliaud）批评达朗贝尔招惹事端，“想到他在其中的角色，及其写给休谟的信，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卢梭曾给杜宾（Dupin）的孩子当过家庭教师，此时，这一往事成了外界羞辱他家人的借口。[81]

伏尔泰是复杂的角色，他的作品一贯冷静，饱含讽刺，但狡黠的笑容之后是迷惑的心。18世纪初，因与贵族的仇怨，他赴英避难，对那里的自由与宽容有好印象；1756年七年战争之初，英法对抗，他向军队捐钱造军舰抗击英军；而1759年获悉英军攻占法国殖民地魁北克后，他在费尔奈庄园演戏庆祝。1748年，他的《论戏剧》（Dissertation sur la tragédie）对莎士比亚不敬，“《哈姆雷特》是粗糙野蛮的作品，法国和意大利最普通的人都不会认同”，“《尤利乌斯·恺撒》是幼稚的风格”。约翰逊博士得知后予以回击，1768年沃波尔批评伏尔泰对英国戏剧的恶意，“费尔奈的‘大主教’不能这么粗鲁”[82]。伏尔泰维护法国古典主义风格，又服膺英国现代精神，他乐于看到卢梭难堪，不失时机地落井下石，“我觉得这一切对于文学是不幸的，要去除坏掉的部分（指卢梭，译者注）”[83]。但面对外国报纸对同胞随意取笑，他又难以接受。在青年文人面前，他是古典主义者，不喜欢标新立异，对于新哲学的潮流却无可奈何。1766年之后，伏尔泰为卢梭的支持者指责，因其散布谣言，他也数落英国人的不友好，偶尔哀叹人心不古，“现在的文人品性低劣，没有理智，难道他们不知道最重要的写作原则是主题与风格的统一？”[84]

达朗贝尔担心是非不分的争论会损害哲学家的名声。18世纪中叶，这一群体不独立，或受制于出版商，或依附于宫廷教会，仍不免受政治宗教权威的谴责，《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后，索邦神学院、耶稣会、冉森派指责他们传播无神论，亵渎神灵。果然，卢梭休谟之争后，对新式哲学的批判严厉起来，历来排斥现代风格的宗教界借此攻击启蒙哲学家，一个“假冒的贵格派”说休谟（David Youme，据法语发音拼写）是伪君子，“像残忍的日本人，从来不懂情感，让-雅克是敏感的穴居人，一心想着名誉”[85]。另一位匿名作家取笑哲学家的轻浮：

两个大人物的矛盾不一定是哲学问题，并非起因于不同的感受，而是卢梭认为休谟背叛了他，休谟认为卢梭忘恩负义……哲学扮演了多么卑微的角色，那些首先将之公布于众的人是有罪过的。[86]

卢梭休谟之争威胁到文学共和国的精神。它本来致力于实践美德、公益、理性，培育现代社会的常识与共识，以之取代教权和君权时代的旧规范，但争论展示最多的是人性的弱点。在匿名的语境里，坏倾向暴露无遗，讥笑、报复、同情、旁观、好奇，真实为恶意的谎言驱离，剩下的只有滋生是非的传言。1766年7月，梅尼埃（Meinières）担忧争论的后果：“文学共和国里竟有这样的麻烦事，我很生气。”[87]

龃龉不相投，两人都是受害者。原本乐观的休谟察觉到生活中的阴暗，“一片弥漫着冷漠、无知与迷信的荒漠，一个蒙昧愚钝的世界”[88]。在1776年的《自传》里，他刻意回避这场争论，也未提及卢梭：“1766年年初，我离开巴黎，夏天在爱丁堡，去那里的意图和先前一样，找地方隐居。”[89]卢梭受影响更大，无论言行举止、思想风格，还是对社会的态度。自1766年5月，他沉默不语，要从街谈巷议和报纸新闻中消失，最后更名换姓，与外界断绝来往，发誓不再写信。[90]但面对无端的质疑，他又不得不写：1766年3月23封，4月16封，5月12封，6月8封，7月7封，8月18封，9月13封，10月5封，11月15封，12月13封；1767年1月16封，2月28封，3月15封。他的病时轻时重，待遇不公引起的愤懑不平，理想受挫后的抑郁感在心中积累，人身安全有保障，内心却孤独，羞涩的性情在不信任的交往中四处碰壁。1766年8月，卢梭忆及英国之行：

作为外国人，不会说英语，也听不懂，没有朋友，没有依靠，没有熟人，不知道将信托付给谁才能安全送达……身体病着，待在屋里，看不见任何人，很少写东西。说到底，这是在隐居，采集标本是我全部的寄托。[91]

判断力恍惚，朋友不断幻化为敌人，卢梭日渐对一切失去信任。健康问题是他心理失控的最初原因，启蒙时代的恶风俗又使之无从缓解。他将孤立的事件放在明确的因果关系里，其中的原因会变作结果，结果会变作原因，所以那是失控的因果关系，一个无意识、潜意识、梦境与幻觉的思维世界。他的心理日渐为这样的因果关系所控制，阴谋一天比一天大，他高呼，他控诉，但没人理会。在冷漠与空寂里，他与离奇的想象搏斗，变幻的情节又将之引向更坏的境地。卢梭余生为此所困，觅不得出路，也没有什么能振作起他日益消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