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文元珏先生

我是在一次回乡途中偶然看到校友录上的黑框，才知道文元珏先生确实已经走了。

当时正好在醴陵，文先生的老家，那里正好有一位毕业于湖南师大历史系的旧友，于是我赶紧向他询问。我想，以他与文先生同乡又且共系的身份，对文先生该了解得比我多一点吧。孰料殊不尽然。他说，他与文先生并无交往。一来，他考进系里的时候文先生已经退休；二来，更重要的一点，他听说文先生其人不好接近，大概属于恃才傲物的那种。只知道其学问非常之好，为陶公（即著有《五代史略》的那位陶懋炳先生）所佩服的两个人之一，而论著却很少。仅此而已。

这番话让我颇感意外。在我的记忆中，文先生完全够得上是一个很和善的人，怎么会至于不好接近呢？我与文先生交往并不多，但自认情谊尚不在泛泛，我想象不来他的“恃才傲物”会是怎么一个样子。

最先碰到他，是在图书馆的古籍部。那时湖南师大的图书馆还在校园中最高的那座小山上，山脚下是一条马路，古籍部则在书库的五楼和六楼。要上古籍部得先入书库，本来我是不够资格的，因为做毕业论文的需要，有幸得到特许。那样的一个所在，进进出出的实在也没有几个，每天按时来点卯的，除我之外是我那年逾古稀的导师，别的还有没有我已不记得了。偶尔露一面的，则颇不乏人物，当然也以长者居多，如中文系的何泽翰先生（著有《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每次来都声震屋瓦，我便是在那里得以一睹他尊容的。

文先生来得并不张扬，每次待的时间也不长，轻车熟路的，查完书就走。以至于好长时间我都搞不清他是何方神圣。照过好几面之后，有一天我冒昧请教他尊姓大名，他用一口纯正的老派长沙腔作答，并用笔写下“文元珏”三个字以免误会。实话说，我当时并没有把这几个字太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从别人那里听到他的故事。

说故事的是历史系的一位研究生，与我同年级。那是一个妙人，堪称怪才。论聪明，论功底，他在我们那一届研究生中是数得着的，就是在我从小到大所有同过学的人当中他也数得着，但他却不读书。不读书本来没什么，那几年不读书已渐渐地成为时尚，但他却掩抑不住满身的才气，特别地消沉，又异常激愤。据说他在外头做生意做得很起劲，我没有得见，但在寝室里搓麻将搓得不舍昼夜，则确属事实。我经常在凌晨三点睡觉前听到他们那边传过来一种熟悉的声音，时而“嘈嘈如急雨”，时而清脆如炸雷，有时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雨声雷声仍在继续。有一天黄昏我从水房洗碗归来，经过那门口，看见他独自在赋闲，于是进去，想和他谈谈毕业论文的事。他陡然发出一声长叹。经过一阵短暂的沉默和几句“读个鸟书”之后，他忽然向我慨叹起读书之难。他的难处如今我已不好意思启齿，因为我也已经忝为人师，但他讲的具体事例当时的确令我觉得新奇。他说，他曾在一条史料中碰到用典，遍询诸名公不得其解，后来向一位老先生请教，老先生竟脱口指出，典出《诗经》，使他的疑难涣然冰释。

我忙向他请教那老先生的名字。他转入沉吟，半天才挤出一句“他叫文元珏”，并且补充说：“说了你也不知道——他退休了。”我告诉他文先生其实我已见过面，只是还不了解而已。他颇有点意外，于是便给我讲述了几桩文先生的往事。

文先生是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毕业的。凡读过钱锺书《围城》的人，对这个大学想必不会陌生，小说中的“三闾大学”便是它的一个影子。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直到“**”结束才调回来。调回来先是被放在资料室当资料员，后来因为教历史文选没人，于是改教历史文选。不久便因为年龄关系奉命退休。退休的时候，学校给予照顾，说可以搞个“评退”，赠送一个副教授称号，文先生说“我不要”，于是也就以讲师的身份退了休。

退休了以后，老先生觉得非常痛苦。一来祖传几代的书香，到他这里断了线。他有好几个子女，出身时因为他的问题，都没有读成书。二来自己年轻时焚膏继晷，到老来却未能成就名山事业。老先生数十年视读书如性命。祖上曾传下不少书籍，“反右”时被抄出来扔在禾坪里，堆了一禾坪，一把火全烧了。在乡下劳动时，没有书读，也没有读书人，把他闷得直发慌。有次他终于打听到附近有一位硕儒，步行了十几里，想去找那人说说话。去的时候正好那位在对人评诗，称，“画眉深浅入时无”的“深浅”二字大有问题，画眉只可讲浓淡，哪来深浅？文先生闻说此言，扭头就跑，竟未交一言。

这些事当时曾让我非常感动。当然现在回想起来我仍不能心如止水。我还记得小时候先伯父为找书读而上下求索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样子，也记得隔壁生产队那个广东来的右派分子每每在大风大雨中出来劳作的情形。清初刘献廷曾有感于“湖南无半人堪对语”，而在我小的时候，乡间连《幼学琼林》或《增广贤文》都找不到。我想象得出文先生以右派而居乡时的窘迫。但我却无法体会他在退休时的心情。多少人为了“职称”而无所不用其极，如痴如醉，生死以之——哪怕是一虚的（所谓“名片”），文先生弃之如敝履，这大概是湖南人才会有的派头吧？

那之后不久，那老兄传过话来，说文先生邀我们什么时候到他家里去玩。无疑，这是那老兄向他介绍过我的结果。我计划着，还没有去，文先生已经跑到我寝室里来了。他看了看我架上的书，没说话，却要我给他刻两方印。看来那老兄跟他说我说得还挺细，文先生竟知道我会摆弄两刀。一方是他的名章，一方是号，“拙叟”。印稿还没起好，他又跑到我寝室里来了。他拿来两方印，是他托人请一位老书法家刻的——作者和印文我可都忘了——要我给看一看。我说，的确是好印，我绝对刻不来。文先生得着我这态度，很开心。他告诉我那作者对这作品也很是得意，自称想不到80岁的人还有如此腕力，证明还可以不服老云云。那情形仿佛文先生自己受到赞美一样。

待我将两方印刻好，已是6月份我答完辩之后。趁他请我上他家吃饭，我给他带了去。那天他本来是请我们两个人的，结果只去了我一个，而且去得还有点晚，害得他顶着烈日到半道来迎。他家住茶山村，号数我已说不准，只记得在第一幢房子的当头，外观已显得相当老旧。饭后他让我到书房里去坐。那个书房其实并没有几本书。偌大的一个书架，空空****的，从那种满目萧然的景象推断，不大像还有书藏在别处。我看了一眼架上，书确实都不错，都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已经不大买得到的书。他容我坐定，说，你还可以，倒还有余力买一点书呵？我没想到他会问这句话，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以我当时的情形，哪里是有什么余力唦？我只不过好这个，将人家用在嘴上、身上的钱省下来花在书上罢了。他见我辞绌，也就将话题转移，问了一些我专业上的事。

我向他提起陶懋炳先生，他顿时生出无限感慨。他很认真地说，陶先生真不容易，负担那么重——要教书，有家庭，还能做出那么多学问来。这话我当时还不大理解，我觉得做学问哪有什么负担不负担的。几年后，我自己也成为教书匠，才懂得“不容易”几个字的分量。他说，陶先生是命好的，1957年“反右”，陶先生于先一年去了北师大进修，不在此地，逃过一劫；要不然，以陶先生的为人，打成右派是谁也没得话讲的。他又给我说起湘中两位大儒，一位是李剑农先生，学校里曾要他交照片，作为办教授聘书之用，李先生说，我没得照片；而另一位则在评上一级教授之后，写信遍告亲友：我评上一级教授了！文先生叹着气说，李剑农先生哪里会是没有照片噻？他是将此事不放在心上，聘不聘由他们去啊。

这两种做法确实代表了湖南人性格的两种表现。不知怎么的，文先生把话题扯到了他自己身上。他脸上的表情异常痛苦。我从没有见过一个老者在被痛苦击中时会有那样凄惨的表情——况且又是湖南人。他从祖传藏书被焚讲到自己年轻时的用功，声音一顿一顿的，中间叹着气，很低沉的气。他说年轻时读书也曾用过功的，别的没有什么，“三通”的那些序都背过。但是没有用，都没有用。突然，他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陈寅恪先生的诗也写得很好；——他何得不会写诗呢？他是陈三立的儿子，何得不会写诗呢？

我无言以对。我不会作诗，不知道如何应对是好。我也不记得那天是如何离开他家的。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那之后不久。他知道我要到异地去求学，给我写了一副对，联语是他自撰的，可惜墨已不好。我一直没有挂，没有地方，也不好意思。那之后住处已搬过5次，还不知那对联在不在。别后的第二个暑假，我回长沙收集资料，原打算离开前去看他的，不想突然得到先师谭其骧先生的噩耗，仓皇返校，他那里也就没有去成。再后来几年没过长沙，依稀听到说他已经走了。

图十七 文元珏先生给笔者的书信

不知道文先生最后是怎样走的。真应该为他凭吊一番，可惜所居近海，无处登高。再说此地也不兴这个。这里流行的是替有钱人说话，找有势者帮忙，区区一介寒儒——若以某种标准衡量，文先生也许连个“儒”字也够不上——实在是没有多少利用的价值。且待回乡时再说罢。我只暗自为自己庆幸，自初中起就碰上了一个安定的时代。虽饥寒之迫有时或不免，但最起码，念书的自由还是比较充分的。我辈有书读，可以写文章，福分已自不浅。语云：“宁为太平犬”，信然。

附记：这篇文章从去年8月份开始写起，写了数百字便因思绪凝涩而写不下去。近读莫砺锋先生所作《程千帆评传》（《学术界》2000年第4期），其中写到程先生向匡亚明校长表示感谢，曾引习凿齿对桓温所说的话：“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深受触动，因而本文才得以完成。在此实在要谢谢莫先生。碰巧习凿齿、程千帆、文元珏都是楚人，我不禁想起老杜的两句诗：“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原载《学术界》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