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多年来，我对凤凰一直保持着特殊的关注，尽管从没去过。

1988年，我在岳麓山下读研；深秋，业师何业恒先生带我去拜访住他隔壁的林增平先生。当时林先生那篇《近代湖湘文化初探》问世未久，受此影响，“湖湘文化”在三湘四水间高唱入云。何先生自己是历史地理学家，尤以珍稀动物的分布变迁研究堪称独步，可他希望学生们对乡邦文化能有所钻研。林先生说：凤凰作为湖南、贵州交界的一个偏僻小县，近代以来出了三个世界级人物——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要是能对他们何以成功探讨一下，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凤凰。之前，只对熊希龄、沈从文有一些了解，但从没关注过那个地域。由此也种下了我后来从事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前因。一年半以后，当我负笈沪上，投考谭其骧先生的博士生，多亏有了这一段用功，对于谭先生在面试中提出的关于湖南地域文化的问题多少能够应答一点。谭先生当即对我说，如果能够考上，希望我就湖南、湖北的范围做一个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的工作。

当时“湖湘文化”的热潮刚刚兴起。就是在全国，研究地域文化也还不成气候。很多人都在做一些概述性的讨论。而湖南师大已出现了多位用功甚深的专门家。其中一位是中文系凌宇先生，他关于沈从文的研究早已引起国际性的关注。另一位是历史系周秋光先生，他对熊希龄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已广受学界佳评。两位先生都在锦年素时，他们对我的登门求教从不嫌弃，或提示资料，或分享心得，让我每次想起来都感念不已。

更令人感念的还有另一个场景。当资料读得差不多时，我清理了一下思路，想再去找一次林先生。正筹划着，有一天在去图书馆的路上碰见了他。当时漫天飞雪，他身着青色外套，缓缓地从政史楼旁边的长坡往下走。我迎上前去，向他汇报。他且说且走，一路转过语数楼，把意见说完，然后缓缓离去。我站在雪地里，心潮澎湃，眼前弥漫着一片温暖的绵白。

转年开春，稿子杀了青，参加学校的五四征文，榜上亦有名。学校原本说要出一个专辑，但不果行，不知跟入夏后的形势变化有无关系。总之，文章交上去后如泥牛入海，直到8年后回母校参加学术活动，当年经手其事的一位同学谈起，才知原稿尚在其箧中。因请寄还，恍如隔世。

现在看来，那篇习作非常幼稚。我之所以不讳言于它，一是不敢忘怀师恩，二来可用以考验自己读书的进境，其三还有个妙用，就是每当看到学生的作业怒不可遏时，回看一眼自己的当初，可以多一份仁恕之心。

那篇文章从时代、凤凰的自然环境和民俗、少数民族血统、相互间影响五个方面展开，统共5000字。面面俱到，泛泛而谈。其中最不能解释的是：文中提到的那些客观因素在其他地方，至少在湘西简直是普遍性的存在，为何只有凤凰出了三杰？

二

文化地理学研究人物的成长环境，以探讨环境对所出人物的激励和制约，从技术上属于统计分析。在人文社科领域，统计分析最重要的前提是分类。我在前文中没有意识到个中利害，对“凤凰三杰”等量齐观。其实，他们的成长很明显分属于两种类型。

熊希龄属于科举入仕。他的成功首先是天资聪颖，科场得意。14岁入学，19岁中举，24岁成进士、点翰林，这些，与凤凰的环境基本上无关。如果说有关，只能说是负相关。在一些文教昌明之地，士子足不出乡里就可以完成受教育的全过程；而身为凤凰人，熊希龄为完成学业，不得不转徙芷江、长沙。因而，他的成功在凤凰很难被复制，当地以类似方式达到与他相当高度的人绝无仅有。

问题是，科场得意而顺利入仕的并不鲜见，而作为堪与熊希龄相提并论的为数不多。这，恐怕不能不认为其中有着凤凰那个环境的影响。

当熊希龄成长时，凤凰的行政建置是直隶厅。直隶厅是清代特有的行政制度，主要设于一些开发尚未“成熟”的地区，境域与县相当，而行政级别介于府、县之间。当时设在湘西的有乾州（今吉首）、凤凰、永绥（今花垣）三个直隶厅，都是嘉庆二年（1797）升格的。之前是辰州府下的三个厅。凤凰厅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凤凰营改建而来。

凤凰营始置于明隆庆三年（1569），原址在今县城西南六十里的凤凰山，因山而得名。县城旧名“镇筸”。关于其得名所自，道光《凤凰厅志》卷1《沿革二》有云：

厅名镇筸者，以昔日乾州之四里、永绥之六里，其苗人归镇溪千户所管辖，责永顺土司承担，为镇苗。凤凰沿边，东北自湾溪，西南至鸡公寨止，四十八寨苗獠，归筸子坪长官司管辖，责保靖土司承担，为筸苗；设参将一员，驻麻阳，兼管镇溪、筸子坪二处苗人，曰镇筸参将。此镇筸所由称也。嗣因参将职卑权轻，又麻阳距苗地较远，改设镇筸副将，移驻五寨司城，而五寨司遂以镇筸称名矣。

这段话中，“镇筸”是由“镇溪”“筸子坪”两个地名的合称，可信。但作者有多处没讲明白，约而言之有三点：其一，“厅名镇筸”，指的是“厅城”又名“镇筸”，若“凤凰厅”则从未被称为“镇筸厅”；其二，“镇筸”作为地名系因官员的管辖范围而来，所指本来不限于今凤凰。

“镇溪”驻地即今吉首市城区。宋熙宁三年（1070）于此置镇溪砦，隶泸溪县。明洪武三十年（1397）置镇溪军民千户所，“时辰州卢溪县主簿孙应隆招谕蛮民复业者多，遂置千户所以镇之，以应隆为镇抚”（《明太祖实录》卷250）。康熙四十三年（1704）改土归流，裁千户所，设乾州厅；留下地名“所里”，于1953年更名“吉首”。

“筸”在字书中无释义。《汉语大字典》仅标明其读音，然后列“镇筸”条，释曰：“古镇名。即今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因其地有筸子坪溪而得名。”等于没解释。按“筸”字从竹，现通行作“竿”。据《湖南省凤凰县地名录》（凤凰县人民政府1983年编印），竿子坪“原名叫竹子寨，因山里竿竹丛生，村里人常在这里的集市坪里卖竿竹，故名竿子坪”。其说似较合理。

其三，将“镇”“筸”二地牵合在一起，其初并非始于“镇筸参将”，而是更低级别的“镇筸守备”，初设于正德八年（1513），隶麻阳参将。嘉靖三十三年（1554）移麻阳参将驻“镇筸”，才称“镇筸参将”。因而，原五寨司城被称作“镇筸”，当始于明正德八年（1513）。

入清后，镇筸地位不断看涨。顺治三年（1646）驻军将官由明代的“参将”升为“副将”；康熙三十七年（1698）移“沅州镇”（驻芷江）为“镇筸镇”，从此为总兵驻地。康熙四十三年（1704）改土归流，于凤凰营置流官（通判），移“辰沅靖道”驻镇筸（原驻芷江）。从此该城又为道台驻地。终清之世，镇筸为湘西最重要的军、政中心。

明了这一背景非常必要。沅水流域古来为“溪蛮”之地，秦汉以降开发极为缓慢；唐宋在此续有措置，但主要侧重凤凰北面的永顺、保靖，以及其南面的芷江、麻阳，这一形势至元明不改。元代在今凤凰设五寨长官司；明因之，又增设筸子坪长官司，均属保靖土司。明中叶后该地渐形冲要，入清后竟渐次成为湘西管钥之地。这一形势一直延续到民国。直到今湘西自治州以吉首为治所，凤凰才降格为普通一县。

“凤凰营通判”自设置（1704）后，由于与道台交流不便，不数年（1709）自凤凰营移署镇筸城。自此，镇筸城又享有“凤凰”之号。乾隆五十五年（1790）升“凤凰营通判”为“凤凰厅同知”，俟后“镇筸镇总兵”仍驻扎于此，因而厅治一直亦称“镇筸”。直到民国后，由于“镇筸镇总兵”不存，该地才得以专称“凤凰”。——不少人以为“镇筸”与“凤凰”这两个地名为先后继承关系，其实在清康熙以后两百年中，它们一直是并存关系。因为来自军、政两个不同的命名系统。

咸同军兴，凤凰有不少人起而弄潮。个中翘楚田兴恕（1836—1877），初随乾州人邓绍良出征长沙，一战成名，年方十六；咸丰六年（1856）自将五百人，号“虎威营”，亦称“筸军”。因其为镇筸人，且营中同乡甚多；而“镇筸”原系“镇”“筸”二地合称而来，“镇”既别建乾州厅，自然要大张“筸”字旗号。

由此涌现一大批军功人物，其中有5人位至提督。咸丰十年（1860），田兴恕授贵州提督、钦差大臣；次年兼署贵州巡抚，年方二十四。同治二年（1863），沈宏富（1837—1868）署贵州提督，此人即沈从文嗣祖。其他追随者自然都升赏有差。

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曾追述这段历史，说：“江南大营包围太平军的天京时，筸军中有一群卖柴卖草亡命之徒，曾参预过冲锋陷阵爬城之役，内中有四五人后来都因军功作了‘提督军门’，且先后转成‘云贵总督’”（《一个传奇的本事》）。这段话无一句有来历。其中最重要的是，筸军根本就没参与天京之战。它成军后，先是在江西与石达开部作战，咸丰八年（1858）转战贵州，之后一直在西南战场。而且，前后无一人升至云贵总督。

筸军史诗般的成就大大激励了当地后生的人生理想。沈从文说：“在湘西十八县中，日本士官生、保定军官团、云南讲武堂，及较后的黄埔军官学校，前后都有大批学生”，而凤凰“同其它县分比，占人数最多”；以致“到抗战前夕为止，县城不到六千户人家，人口还不及二万，和附近四乡却保有了约二千中下级军官”。这一数量估计容有夸张，但当地“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殆近于事实（《一个传奇的本事》）。

熊希龄的父祖三代均为中下级军官。基于他的天资，家庭为他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培养道路。而生长在那样一个环境，他性格中天然地具有那个环境赋予他的一些特质：积极、坚韧。唯其积极，他初出茅庐便站在时代浪尖上，参与湖南新政，开设时务学堂、创办《湘报》；唯其坚韧，他在仕途上起起落落，始终奋发有为；即使在历尽宦海劫波后也不甘消沉，转而从事社会慈善事业。这种性格，可以说既是熊氏一生事功的原动力，也是那个时代多数凤凰人共有的心理特征。

三

与熊希龄不同，沈从文、黄永玉两位属于自学成才。他俩都没受多少正规教育。沈从文高小没念完；黄永玉“文化”稍高，也只读到初二。他们都是在少年时怀揣梦想，奔赴他乡，在读社会这本“大书”的过程中完成自我教育的。

本来，教育的实质就是自我实现，无论是读“小书”还是“大书”。坐在教室里，纵有名师指点，如果自身不主动，到最后无非是浅尝辄止，甚至得其门而不能入。反之，如果将学习当成一种内在的需求，那么翠竹黄花无非妙道。当年弘忍法师临终付嘱，东山五百人都寄望于高座神秀，到后来弘忍的选择竟是在厨下踏碓8个月、从未至堂上的带发修行人卢行者。可见学习、求道这等事，与天资有关，与缘分有关，与形式、身份之类无关。

湖南人考虑问题比较透彻，因而湘籍学者中特多自学成才型人物。沈从文、黄永玉作为文艺家，写作、绘画本来就是一勤学苦练的事，从这一意义而言，他们的自学成才不足为奇。

其卓异之处在于两点：其一，他们都是在很小的年纪就离开故土，孤身一人到异乡去漂泊；在一种近乎流浪的过程中，不仅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奇迹般地成就了自己。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子出去闯？

黄永玉曾感慨：“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则承认，他和黄永玉都或多或少受了点故乡水土中“浪漫情绪”的影响，“作成一种诗的抒情、有趣的发展”（《一个传奇的本事》）。个人感觉，这种“浪漫情绪”，这种“献身的幻想”都根植于凤凰那深厚的从军传统。从军就是搏命，讲究出生入死，斗智斗勇。打破了生死关，将未来攥在手上，不管从事何种工作，自然“始终充满信心，顽强坚持”，为此“克服来自内外各种不易设想的困难”（《一个传奇的本事》）。赤手空拳到他乡去闯世界，不过是家常便饭而已。

其二，开始读“大书”时，沈对写作、黄对木刻基本上没入门，短短几年工夫，他们不仅成了名，而且达到相当高水准，能够融入主流以致逐渐影响、引领主流。这，绝对是沈、黄传奇人生的最精彩之处。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他们天赋异禀更兼勤奋过人所致。对此我不敢苟同。学艺这事，最紧要的是眼光。徐悲鸿在中央美院一份《教师登记表》的“个人专长”栏中，亲笔填写着：“能鉴别中外古今艺术之优劣。”我认为，这才是一个成为大艺术家的先决条件。

曾见过多少人自我奋斗，用功不为不勤，天赋不为不高，但未能取法乎上，终致成就有限。湘人性情倔强，不信邪、不畏难，个别人甚至好与有成就者为仇，若未能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结果往往令人叹惋。其例甚多，不烦枚举。

那么，沈、黄两位为何能在学无常师的环境中，找到正确的奋斗方向？

我认为这里面有远近两方面的因缘。就远的来说，凤凰虽然僻处湘黔边界，万山环绕，但作为湘西清代的军政中心，自咸同以降，它已经向洞庭湖以外的广阔世界敞开了门户。不仅一代一代相继出外打拼，到清末甚至有人放洋留学。因之，新式学堂、照相馆、公司厂矿等新事物纷纷在此出现。这不仅在湘西独占鳌头，即使在湖南也属于得风气之先。因而那里的有志少年，早已具备“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气概。

至于近因，我们可以注意到熊与沈、沈与黄之间都存在着亲戚关系，个人认为这中间有一个积极影响在。熊、沈之间关系较远。沈从文少年时，因从军之便曾在芷江的熊公馆出入过半年；后来去北京闯**，熊希龄对他帮助不多。但熊氏的成就，无疑对沈从文深有刺激。沈从文曾记述1937年年底，他表哥夸他：“人家都说你为我们家乡争了个大面子，赤手空拳打天下，成了名作家。也打败了那个只会做官、找钱，对家乡青年毫不关心的熊凤凰”（《一个传奇的本事》）。这话表面上对熊凤凰不以为然，但说话的方式分明透露出，熊凤凰正是沈从文奋斗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沈从文那位表哥就是黄永玉的父亲。在黄永玉成名前，他从没见过这位表叔，两人之间也很少联系；但黄永玉对这位表叔非常景仰，凡沈从文的作品，见一本买一本，引以为自豪。沈、黄之间，既是亲戚，又是同道，更是知己。我们可以看到在关于沈从文的文字中，黄永玉写得最鞭辟入里；而关于黄永玉的文字中，沈从文写得简直就是夫子自道。

显而易见，他们之间的这种先后影响不是技术性的，但是比任何技术性的影响都更加深远。

四

很多人注意到凤凰三杰都具有少数民族血统。黄永玉为土家族，其姑母即沈从文母，沈从文祖母为苗族，熊希龄母吴氏亦为苗族。以前我也认为这一点对于他们的成功影响很大，现在看来，对这一点恐怕不能估计过高。

少数民族血统的影响，一般说来都会落实到性格上。有些人认为，少数民族比汉人更强悍，更吃苦耐劳。我不太敢以为然。在凤凰那样一个数百年来多民族杂处的山地环境，即便是汉族，其性格中的坚韧与吃苦耐劳也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况且，清代无论是科举还是行伍中论功行赏对少数民族都有一定的限制，因此，我个人认为至少在熊希龄的人生道路上，这一点对他影响不大。

至于沈从文与黄永玉，由于从事的是文艺领域，有一定特殊性。少数民族背景为他们的成功确实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的作品，无论是情怀还是想象抑或表达，在在都透着湘西那方水土的神秘。而这，是极有助于他们在陈陈相因的艺术圈脱颖而出的。也许换作同样熟悉当地生活的汉族，也能创作出同样风格的作品。但数十年来乡邦后辈尚未出现与他们比肩的成就，只能说，大凡传奇都很难被复制。

之所以难复制，个人化的因素在此可不提，我认为极重要而不能不在此郑重一说的是时代。沈从文剖析他自己“只缘于正面接受了‘五四’余波的影响，才能极力挣扎而出，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同时他认为“大多数比我优秀得多的同乡”，只因没有出来，才未能有所成就（《一个传奇的本事》）。所谓“优秀”与否在此可不置论，但他和黄永玉的成功始于他们的“极力挣扎而出”，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没去过凤凰，不知那里的少年今天是否还有人怀揣着奔赴他乡献身的梦想。但我敢断定，即使有，也不可能再出现新一代的沈从文、黄永玉。别说他们没有文凭、不懂外语，就凭他们年纪轻轻赤手空拳孤身一人在他乡流浪，有关部门的“临时工”早就把他们遣送回原籍了。

时代咿呀向前，三杰的成功属于民国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

2013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