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何业恒先生对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贡献

自大学二年级时承先生指点历史地理学的入门途径，俟后屡屡叩扰请益，再后来忝列门墙成为先生的硕士研究生，辱先生教诲前后已历14年。当初上游村中受教的情形犹如昨日，而今秋已届先生八秩之期，逝者悠悠，良可叹惋。自恨学业无成，有负先生瞩望，值此先生华诞，又不胜鼓舞欢欣。因不揣疏陋，敢述先生学术成就之一二，聊以为称觞敬祝之献云。

一

何业恒先生于1918年的农历十月十七出生于湖南宁乡，1939年考入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该校为今湖南师范大学前身，学制五年，抗战期间创办于安化蓝田镇（今属涟源市），授业诸师多一时之选。先生就读时该校实行导师制，先生的导师为著名地图史家王以中（庸）先生。

1944年毕业以后，先生即致力于中等教育，其间新中国成立初年曾入武汉中原大学历史系进修一年。1956年8月调入湖南师范学院地理系，随即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进修两年。在华东师大他遇上了著名地理学家李春芬先生，李先生得知先生的学术基础后极力鼓励先生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工作，但机缘蹉跎，这一愿望长期未能付诸实现。

1979年春，先生应邀前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与文焕然先生合作进行中国森林和野生动物变迁的研究，从此拉开了他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序幕。在北京15个月的时间里，他与文先生共同完成了15篇学术论文；回到长沙后，他专心致志，开展了大规模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起先的几年，他立足于湖南的空间范围，先后主持撰写了2本合著和1本个人专著；80年代末叶起，他逐步将研究内容集中至珍稀动物，而将空间范围扩大至全国，陆续出版了6本专著。除此之外，他还发表了多达百余篇的学术论文。

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其为数之丰可谓是惊人的。而弥足珍贵的还是这些论著所承载的巨量学术贡献，其大端有二：一是，对中国历史动物地理的探索；二是，对湖南区域的历史地理研究。兹分述如次。

二

历史动物地理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分支领域。在何先生的系列成果问世之前，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尽管其学科地位从理论上不难得到认可，但实际上还很难看清它的存在，以至于到反映80年代初期我国历史地理学总体水平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中，由于“研究工作还很不够”从而“只好暂付缺如”的自然地理要素，便有一个是动物。

个中的原因无疑很多，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作为现代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其形成的历史还很短，发展的程度还比较有限，因而有不少领域还没有来得及开拓。其二是来自现代地理学观念的影响。在现代地理的研究当中，动物地理并非显学，职是之故，历史时期的动物地理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点当然与前一点有关，但值得在此特别指出。因为近期的研究进展已足以表明，历史地理学并不是现代地理学的历史翻版，它在很多方面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对此，过去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

其三则是受到历史动物地理本身研究难度的制约。这一难度首先表现为对研究资料的要求很高，实际上这也是整个历史地理学的共同特点。因为历史地理是一门双维的学科，它既要求复原事象在空间上的分布，又要求揭示其在时间上的演替。两个维度须同时满足，比起过去地学中重空间而忽视时间，或者史学中重时间而忽略空间的研究路数，对资料的要求大为提高，非穷尽史籍不能保证其研究精度。再则，在极为庞杂的史料当中，有关野生动物的记载非常混乱。其他姑置无论，仅命名就很不规范，以致珍稀动物大多拥有若干的异名。例如，大熊猫在古籍中称为貘、貊、貔，金丝猴则被称为猓然、金丝狨、狨、猱，等等，极为繁杂，随时间和地区而异，为史料的判读带来了不少的障碍。当然麻烦远不止于此，如果只是有些异名问题还比较单纯，真正令人头痛的是，很多珍稀动物的名称往往很容易混淆。对此，陈桥驿先生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在这些（旧）志书中查索动物名称，通名与俗名混用，本名与别名交错，有时一名为数物所共有，有时数名却共系一物。混乱颠倒，不胜其烦，鲁鱼亥豕，出错更属难免”（《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序）。这就深切地道出了个中甘苦。志书尚且如此，其他史籍犹有过之，即此可以概见研究历史动物地理的难度。

然而这种种的困难在何先生的眼里都成了等闲。他首先是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广泛地搜集资料，从历史文献、考古材料到当代的调查研究报告，力求全面占有。其中的大头是各地的方志，何先生查阅过的近8000种。也许有人不太明白这是多么了得的功夫，须知这些方志的收藏散布于全国各大城市的多家图书馆，其中相当一部分数量已属于珍本、善本之列，偏偏不少图书馆又有其自己独特的服务规矩，何先生为此付出的辛勤，大概只有天涯同命人庶几能够体会。他以古稀的高龄，还多次到武汉、南京、上海、北京、西安、兰州等地收集资料，前后积累了两万余张卡片。

图十五 何先生读过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何先生撰写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并出版了一系列的学术专著。最先出版的是《湖南珍稀动物的历史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这是以湖南一省的空间为限，内容包括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之后他分门别类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其中《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包括了大熊猫、金丝猴、长臂猿、亚洲象、野生犀牛、麋鹿、白鳍豚等32种国家一级保护兽类，《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论述了6种虎和4种熊，《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讨论了猕猴、穿山甲、小熊猫、水獭、野麝等30多种国家二级保护兽类，《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探讨了褐马鸡、黑鹳、绿孔雀、丹顶鹤等31种珍稀鸟类，《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则复原了马来鳄、扬子鳄、鳄蜥、蟒蛇、玳瑁、鼋、大鲵、中华鲟、文昌鱼等55种珍稀动物的分布变迁。这6本专著字数共计逾百万，绘制有121幅动物分布地图，汇成了一套蔚为壮观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研究系列。

图十六 何先生系列著作书影

何先生对于中国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珍稀动物的分布变迁而展开的。这是该研究领域中最基础，因之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珍稀动物之所以成其为珍稀，是由于其种群数量特别少，生态关系特别脆弱。就是说，其对于环境因子特别敏感，具有一种指示生态环境的作用。以此而展开研究，不仅可以揭示生态群落本身的变化，而且可以反映整个自然环境的变迁，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核心内容。

珍稀动物的地理分布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迁。有些珍稀动物在历史上分布相当广泛，后来逐渐至于绝迹，诸如野生犀牛和麋鹿。而目前在我国尚有分布的珍稀动物，其历史上的分布变迁也十分剧烈，何先生著作中述之甚详，在此无须举例。过去曾有人注意到其中的某些片段，如徐中舒先生在1930年发表了《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但珍稀动物分布变迁的完整面貌，则通过何先生的工作才得以揭示出来。他一共论述了165种珍稀动物，包括一些在我国境内已经绝迹灭种的以及现存的一、二级保护动物，时间从史前一直通到现在，这一工作足以使历史动物地理成为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门类。

地理分布的变迁，只是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的一个专题，但毫无疑问，它是最为基础，也是工程量最为浩大的一个专题。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复原历史时期动物群落的工作。如果这一专题搞不清楚，其他一切的专题研究，诸如分析历史时期的生态系统、复原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乃至于探讨动物生态幅度的变化，都无异于空中楼阁。何先生深谙此中道理，倾其主要精力于此，为中国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奠定了一层深厚的基础。

在复原地理分布的过程中，何先生进而探索了导致分布变迁的原因。这一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环境的演变，二是人类活动的影响。何先生在其论著中，从动物的具体习性出发，多处对此进行了分析。两者相较，后者无疑更其显著。由于珍稀动物具有很高的经济、药用和观赏价值，人类从认识到这些价值开始，便注定要成为它们的最大天敌。人类不仅毫无节制地对它们捕捉猎取，使得其种群数量急剧减少，而且还盲目地破坏森林、污染环境，从根本上摧毁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犀牛、麋鹿从我国绝迹的主要原因是如此，其他珍稀动物分布变迁的原因也莫有例外。在全世界都关注环境、灾害和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何先生的工作真切地披露了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吸取的惨痛教训，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何先生亦在论著中三致意焉。

与人类活动加剧的同时，生态环境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这对于珍稀动物的分布变迁无疑有着不可小觑的直接作用。由于迄今对于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程度还比较有限，现在正好可以反过来，从珍稀动物的分布变迁去推测生态环境本身的演变。这方面的工作在何先生的论著中已经含有一定的分量，目前他仍在做进一步的探索，不久可以看到他的新作陆续发表。

三

关于湖南区域的历史地理研究，在何先生着手之前也是非常薄弱的。相关的论文甚为寥寥，专门的著作更是未能出现，许多重要的学术问题都还不曾引入讨论。从1980年开始，何先生为此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筚路蓝缕，辛勤耕耘，其成就之巨引人注目。

何先生的这些学术成就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这是何先生关注最早、历时最长且用功最勤的一个课题。个中包含有两个专题，一是湖南珍稀动物的变迁，上文已经述及。何先生就此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后来融汇为《湖南珍稀动物的历史变迁》一书，并由此引发了他对全国范围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另一专题是湖南森林的历史变迁。他对此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除与人合作发表了《湘江下游森林的变迁》（《历史地理》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澧水流域的森林变迁》（《湖南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3年第2期）等论文之外，还撰有一部5万余字的《湖南森林的变迁》。该文作为林业部组织编写的《湖南森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国林业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的第二章，对森林的植被类型、演替过程、演替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做了扎实而深入的探讨。以笔者之寡闻，这种研究目前在湖南是唯一，在全国也还是不多见的。附带一提，何先生自1989年离休以后，再没有获得任何科研经费，为出版中国珍稀动物变迁研究的相关专著，他先后补贴了5万多元费用，这些钱都是他亲自点滴筹措而来。念及学术之外的种种艰辛，除了对何先生弥增敬佩，也不能不令人黯然神伤。

其二，湖南历史时期的农业发展。这一问题是与环境变迁息息相关的。何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除了一些单篇的学术论文，集中地表现为他主持完成的两份研究报告，即收录在《湖南省农业区划》第1辑中的《洞庭湖区环境变迁与农业发展概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和第6辑中的《湖南省农业发展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前者以洞庭湖区为空间范围，系统地阐述了该地区自然条件（气候、水文、泥沙）的演变，农业社会经济条件（人口和劳动力、居民点和城镇、交通运输业）的变迁以及农业生产的历史发展。后者则本着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对湖南全省各个时期的农业发展状况做了全面的阐述，包括农业发展的临界条件、水利设施、耕作技术、产业结构、生产水平以及其地域差异。这两项研究在湖南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尽管其中牵涉到的某些问题后来已有进一步的研究，但它们在总体上至今仍不失学术价值，尤其是前者，后来发表的某些相关文章甚至还没有达到它的水平。而且，由于这两项研究都是配合当时湖南省的农业区划工作进行的，它们的完成为当地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决策参考。正因为具有这种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它们分别获得湖南省优秀科研成果的三等奖和一等奖。

其三，湖南的历史人口状况。这一问题与环境和农业都有异常紧密的联系，何先生对此十分关切。他曾在大型丛书《中国人口（湖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中写过一章湖南历史人口状况，为湖南历史时期人口的数量发展及地理分布做了通代的研究。这也是湖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首次。这一研究不仅复原了湖南人口的数量演变史，由此可以看出湖南历代的人口地理格局；而且还结合全国的背景，对这一格局及其嬗递过程做出了解释，将讨论推进到了相当的深度。该书曾获得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二等奖。笔者此前在探讨湖南文化发展过程的时候，社会经济方面的背景便主要参考了何先生的这一成果。除此之外，何先生就洞庭湖周围的历史人口迁移问题，与人合作发表了若干篇论文，如《益阳历史人口的迁移》（《人口探索》1984年第2期），还指导过一篇以该地区历史移民为选题的硕士论文。这些研究发掘了相当数量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不少富有学术价值的见解，为湖南区域史的有关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上述三个方面，从自然到经济，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讨论的又都是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问题。它们虽然是立足于湖南一个区域而进行的研究，但无疑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因为全国正是由湖南这样一个一个的区域组合而成的，而每个区域的研究都须有条件相似或不同的区域以资比较才得以深入。明乎此，便不难理解何先生的工作对于全国的区域性历史地理研究所具有的深刻意义。

四

以上粗略地叙述了何业恒先生对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贡献，由于笔者在何先生的专长领域中缺乏研究，所言未免肤庸，且多有挂漏。但师事之日既久，对何先生的为人为学感受颇多，在此也略陈一二。

印象最深的是何先生那强烈的进取心和勇于开拓的过人胆识，这是让笔者终身为之感奋的。何先生投身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候，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对一般人而言，是该考虑如何颐养天年的岁数了，然而何先生秉烛而行，壮心不已，承担一个又一个的课题，撰写一本又一本的专著，不停地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到了70岁以后，他还豪情满怀地拓展中国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曾有人对笔者表示疑惑：“何先生那么大的年纪了，教授也早就当上了，还图个啥呢？”如今，何先生已经将中国历史动物地理这个令许多人望而却步，到目前为止还后继乏人的学科领域提升到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空前高度，无须笔者再多加诠释。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何先生的精进勇猛，我们也许再过多少年也看不到中国历史动物地理的现在面貌。

何先生并非不曾意识到自己的年岁，他曾经对笔者沉痛地感叹，要是他能够年轻十岁……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时不我与的紧迫心情，他工作起来比许多年轻人还不要命。从他发表的论著数量，过来人不难想见他勤奋的程度。笔者曾有不少的时光与何先生一起在图书馆度过，也曾多次随他到外地查寻资料，先生孜孜不倦的刻苦情形，百折不挠的坚韧毅力，至今想来仍不禁为之动容。

这种勤奋来自对学术的执着追求。何先生对于学问是非常虔诚的。他的论著朴实无华，资料充分，既不借花里胡哨的文字以媚俗取宠，也不发大而无当的高论以惊世骇俗，着意的只是丝丝入扣的科学论证。其收集资料的态度更是严肃。在此且举一小事为例。笔者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选定了何先生建议的《南洞庭湖的由来与演变》一题撰写毕业论文，由何先生指导。他先是指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并代借了一些资料，那些资料是学生没有资格借阅的；待笔者研读了一番之后，他提出要带笔者到南洞庭湖所在的沅江县（今为沅江市）去，实地考察，并收集一些当地的资料。笔者既兴奋又未免惊讶：何先生对于洞庭湖区的情况本来已是如此的熟悉，他的故乡与洞庭湖密迩，又做过洞庭湖区的研究课题；仅仅为了指导一篇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竟还要亲自带领学生到当地去调研一趟。当然，何先生那次出去并非光为了笔者这一篇论文，从沅江他接着又带上另一位同学去了南县。多年后笔者才察觉，这不过是何先生工作的一贯风格，无论做研究或者指导学生都是如此。

类似的感觉实难以尽述，末了只需再指出一点。当年何先生开始研究历史地理的时候，三湘四水之间只有他独自一人默默地奋进。在他的感召下，湖南师大的学生，尤其是地理系毕业的学生钻研历史地理学的风气蔚然兴起，迄目前为止，获得该专业博士学位的已有5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有1位，此外还有不少对该专业持有特别研究兴趣的发烧友，虽不能说是“唯楚有材”，但已确实“于斯为盛”。这一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无疑是何先生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做出的又一贡献，当然，同样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贡献。

原载《历史地理》第15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