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党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问题，正如统一党自身历史的演变一样，非常复杂。既往研究大都认为统一党是拥袁派，是袁的与党，是袁的私人党、御用党，甚至认为是袁的死党。其实，统一党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政党，就其发展的历史而言，至少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且其前期与后期有较大差别，如果笼统地下结论，并不确切。从其政治倾向与实际效果来看，大概可以说，统一党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是：前期利于袁，而后期拥袁。
从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到章太炎宣布脱党（1912年1月3日至8月28日），这段时期的主要领袖是章太炎。章太炎首先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并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与统一党，其目的是在革命胜利后建设共和国的政治近代化过程中，建立普通政党，以导引中国政治于政党政治之途。其用心之良苦即如是，虽然终以失望而脱党。从统一党起源来看，其主要目的当是在中国实现政党政治，也就是进行民主政治建设，而并非为了拥袁。前期统一党是与同盟会竞争于政坛的独立政党。
那么，说统一党前期利于袁又从何谈起呢？主要是因为前期统一党为南京临时政府及同盟会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它们之间存在许多政见分歧，而这些分歧处又恰与袁世凯相合，无疑客观上有利于袁世凯。
第一，反对定都南京，主张定都北京。南北议和成功，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就在此时发生了激烈的定都之争。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部分同盟会会员主张定都南京，孙中山辞职咨文中提出的三个条件的前两条就特别强调这一点：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174]章太炎则坚决主张建都北京，反对建都南京。他就此致书南京参议院，列举建都南京有五害：
中国幅员既广，以本部计，燕京虽偏在北方，以全邦计，燕京则适居中点，东控辽沈，北制蒙回，其力足以相及。若徙处金陵，威力必不能及长城以外，其害一也。北方文化已衰，幸有首都为衣冠所辐凑，足令蒸蒸丕变。若徙处金陵，安于燠地，苦害之域，必无南士足音，是将北民化为蒙古，其害二也。逊位以后，组织新政府者，当为袁氏，若迫令南来，则北方失所观望。日、露已侵及东三省，而中原又失重镇。必有土崩瓦解之忧，其害三也。清帝尚处颐和园，不逞之徒，思拥旧君以倡乱者，非止一宗社党也，政府在彼，则威灵不远，足以镇制。若徙处南方，是纵虎兕于无人之地，非独乱人利用其名，蒙古诸王亦或阴相拥戴，是使南北分离，神州幅裂，其害四也。交民巷诸使馆，物力精研，所费巨万，若迫令迁徙，必以重赀备偿，民穷财尽之时，而复糜此巨帑，其害五也。今北方诸议者，咸思改定天津，其实犹不如仍旧，而况金陵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其可以为首善之居哉？[175]
与此同时，章太炎还发表长篇通电，反驳黄兴“临时政府地点必在南京”的主张。[176]主张定都北京，反对定都南京，无疑正合袁世凯的心意。正因此，章太炎便被指责为反对南京临时政府而支持袁世凯，不但受到时人攻击，甚至为后人所谴责。这是很不公平的。例如，1912年3月25日，章太炎接到一封来自南京的一等匿名印电，印电云：“章太炎主都北京，有功袁世凯，拟畀以教育总长或最高顾问之职，著速晋京陛见。”该印电极尽讥讽之能事，章太炎就此诘问孙中山。孙复书解释这是“伪电”，并经查明系小人盗用内务部印信所为，纯属造谣中伤，此事才算平息。[177]同盟会也曾指责主张建都北京者多为袁世凯所收买，《大共和日报》就此发表时评予以有力反驳，有谓：“夫都北之议实居全国多数，黎副总统及各省都督率抗电力争，岂为袁世凯收买净耶？抑主张都北即为袁氏收买之证，然则主张都南者为孙总统所收买？主张都武昌者为黎副总统所收买耶？”[178]本来，1912年2月14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以二十票对八票之多数决议临时政府地点改设北京。次日，由于孙中山的坚持，更加上黄兴以派兵作为威胁，临时参议院复议而以十九票对七票之多数决议临时政府仍设南京。“夫以如斯重大问题，仅隔一宿，多数之参议员其主张皆判若两人，此亦立法史上之怪状也。”[179]在所谓建都之争中，主张建都北京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人的共识，章太炎与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也力持此议，不足为怪。然而，此举的确有利于袁世凯对抗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也终于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就此而言，几乎与当时的“北京兵变”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反对临时参议院。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曾由蔡元培提议“请愿临时政府组织民选参议院”[180]。嗣后，联合会与临时大总统对此两次交换意见。起先，联合会从法理上认为共和政治当有民选议院，而临时大总统则从事理上申述临时政府时期只当有临时参议院。[181]接着，联合会退而求其次，认为临时参议院仅为“一时权宜”，主张限制其立法权，得到临时大总统的认可。[182]1912年1月2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由各省都督各派代表三人组成，与中华民国联合会民选参议院的主张大相径庭。从法理上而言，临时参议院的产生程序并不合法，虽然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为“权宜”之计，但南北统一时，理当撤销。于是统一党又重提民选问题，认为：“参议院者，实各省都督所派之代表团，而南京临时政府之假署立法机关也，其非国民之代表国民之立法机关，自事实上法理上言之，了无疑义。……今南北既已统一，自为单独之国家立法机关当归民选，其裁撤当即在目前。”[183]临时参议院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成立，随着南北统一而北迁，对袁世凯政府每每掣其肘，正如统一党所指责的那样：“政府之无能力由于参议员之筑室道谋，自议院北来，破文析字，不知大体，议一案则迁延累日，举一事则互其纷争。”[184]临时参议院毫无办事效率，统一党的指责不无道理。然而统一党一味从法理上坚持民选参议院，未免书生意气。其反对临时参议院的主张，无论如何，客观上有利于减轻临时参议院对袁世凯政府的制约力。
第三，反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中华民国联合会曾经在反对临时参议院时，因其在临时政府时期为权宜之计，而主张限制其立法权，但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统一党自然对此大加非议。有谓：“国民为共和国之人，有主权者，参议员为都督府之差官，无主权者，故国民对于参议院之临时约法有不承认之权，此最简明之理由也。虽然，使该院所制定者尚属可行，其制定手续虽不适法，吾国民亦可宥其越权之罪，委曲承认，乃按该约法规定既多纰缪，性质又不尽合临时，吾国民若再缄默不定，则是自弃其天职尔。”[185]统一党与章太炎反对《临时约法》，主要是根据两点：其一为《临时约法》产生手续不合法，其二为《临时约法》本身不完备。这都是正当的理由。有人认为《临时约法》的制定乃是孙中山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限，大概是因为孙中山辞职咨文三条件中有这样一条：“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因此，反对《临时约法》就是反孙拥袁。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实行总统制，而孙中山辞职时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实行内阁制，这似乎更可以为前说之佐证。其实不然，当事人的记载与回忆可谓有力证据。谷钟秀说：“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总统制，而临时约法则采内阁制也。盖各省联合之始，实有类于美利坚十三州之联合，因其自然之势，宜建为联邦国家，故采美之总统制；自临时政府成立后，感于南北统一之必要，宜建为单一国家，如法兰西之集权政府，故采法之内阁制。”[186]吴景濂说得更清楚：“约法上三权制度与南京政府现行制度不同。世人不察，多谓约法所定权限，系为束缚袁临时总统而设，故与南京临时政府所行制度不同。袁氏倡之，国人不察而和之，发为怪诞议论甚多，以此抨击约法！不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约法已在起草，取何种制度，尚未决定。而组织临时政府甚急，又不能待约法成立后，再行选举。议约法时，关于取美国制度，抑取法国制度，当时争论甚多，有速记录可证，并非为袁世凯要作临时大总统，故定此约法，以为牵制。予始终侧身与议，故知之较详。日后攻击约法者，皆袁政府所唆使。”[187]参证谷钟秀与吴景濂的记载和回忆可知，《临时约法》的制定并没有限制袁世凯的意图，所以对《临时约法》的非议，并非为拥袁反孙。但吴景濂回忆中所谓反对《临时约法》乃由袁世凯所指使，亦难以令人信服。章太炎与统一党反对《临时约法》有其充足的理由，并没有足够证据可以证明其是受袁世凯“唆使”才这样做。当然，《临时约法》客观上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确实有约束力，正是在此意义上而言，统一党对《临时约法》的反对才对袁世凯有利。
第四，对内阁更迭的意见。1912年6月中旬，唐绍仪内阁倒台，关于组织新内阁事，各政党争论不休：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共和党主张超然总理混合内阁，统一共和党摇摆其间。袁世凯标榜“只论才不才，不论党不党”的原则，提名由无党人士陆徵祥组阁。无奈陆第一次在参议院发布政见时，仅谈些琐事而未涉及任何政见，引起了参议院的“不信任”[188]，以至于其提出六名阁员名单，被参议院一致否决。陆徵祥组阁出现危机，一度出现无政府状态。统一党旁观着政党竞争，内阁难产，因而对当时建立政党内阁的主张表示反对，而主张无党总理混合内阁。章太炎说：“吾意政党组阁，在今日有百害而无一利，两党相构，亦有轧轹之忧。乘兹废置之间，以建无党总理，犹足以持危定倾。（此所谓本无党籍，其临时脱党之人，则名亡而实犹在，非其例。）各部总长，虽数党杂糅也，调和于无党总理之下，则意见销而事举。”[189]统一党政纲第二条“完成责任内阁制度”的解释也含有政党内阁的主张，而现在统一党处于衰微停滞时期，坐视他党纷争不已，内阁危机迭起，政府瘫痪，国事阽危，因而有此意见主张不足为怪。统一党甚至致电黎元洪副总统及各省都督，“请大总统不必拘牵约法以致政不能行”，认为“非大总统总揽政权，不足以救危亡”。[190]后来，陆徵祥内阁勉强组成，正是符合统一党与袁世凯都赞同的无党总理混合内阁的原则，无疑有利于袁世凯权力的加强。
当然，统一党还有不少政见与南京临时政府及同盟会不同，如反对改用阳历，反对汉冶萍公司抵押借款，反对黄兴提倡“国民捐”，等等。在前期统一党时期，民国政府权力从同盟会转移到袁世凯，从而奠定民初政坛上的政治格局，即主要是同盟会派与袁世凯势力的斗争。统一党异军突起为又一股势力，并处处表现出与南京临时政府及同盟会的政见分歧，而与袁世凯相合。事实上，前期统一党发表政见都有其充足的理由，主观拥袁的倾向并不明显，袁世凯也无法利用它。前期统一党反对同盟会主要应是政见的不同，当然也与党派领袖的个人恩怨、政坛上的实际利害及党派的排他性有关。相对于同盟会而言，统一党曾经一度是其最大的政见反对者，因而客观上对袁世凯有利。“当时同盟会与统一党以主义分急进、渐进相对峙，遂令枭雄袁世凯乘隙而入，施其操纵惯技，坐享渔人之利。”[191]因此可以说，前期统一党是客观上对袁世凯有利的党，即利于袁，而不是拥袁，更不要说是袁世凯的与党、死党了。正如统一党重要党员王绍鏊所认为的那样，统一党“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192]。
后期从王赓重组统一党到统一党合并于进步党（1912年9月1日至1913年5月29日），统一党的主要领袖是王赓。王赓与袁世凯关系非常密切，尽管其一再声称不愿置身军政界，却与民初政治密不可分。显然，他很受袁大总统与政府的赏识与器重。“临时政府成立后，王君未投身政界，然政府极为倚重，遇有重要事件，靡不咨询。”[193]王赓后来也自称“受知项城”[194]。更有人认为：“王赓者，袁总统之女婿也。”[195]至于这一点，尚无更直接的材料可以证明，或许为当时的谣传也未可知。然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王赓与袁世凯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否则无风不起浪。正因此，后期统一党的拥袁倾向比较明显，其许多政见都有意倾向于支持袁世凯及其政府。
第一，主张正式总统“非袁莫属”。1913年年初，正式国会即将召开，正式总统的选举也成为舆论热点。对此，统一党有明确的主张，其机关报《大共和日报》曾发表长篇连载社论《正式总统之观察》一文，首先提出正式总统候选人的四个条件：“第一，国民大多数之信仰者；第二，富于政治上之常识及经验者；第三，军事上有经验又军人可以服从者；第四，外交上有信用者。”社论同时指出，“国中具正式总统之资格而有当选望者，如今总统袁项城，如今副总统黎黄陂，如前总统孙中山，盖无几人也”，接着便论证得出如下结论：“正式总统之选举殆非袁项城莫与属矣。”[196]更有趣者，有人甚至不无揶揄地认为：“吾人郑重国事，对于袁氏之正式大总统始终未尝表满足之意，今于比较之下又不能得贤者于袁氏者之足厌人心，则所希望于袁氏者，甚望他日正式大总统之袁氏勿步今日临时大总统之袁氏故辙。”[197]
第二，在“宋教仁案”上有意为袁世凯和政府辩护。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实际领导人宋教仁被刺，22日抢救无效逝世，此即民初震惊全国的“宋教仁案”。统一党机关报《大共和日报》对此非常关注，宋被刺次日就发表《民国伟人遇险》的时评；宋逝世后次日又发表《哀宋教仁君》的社论与《人心不死》和《再哀宋教仁君》两篇时评，表示对宋教仁之死的惋惜和哀悼。关于“宋教仁案”的各方面情况，《大共和日报》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在“宋教仁案”的处理方面，其对国民党人的言论主张与行动颇有异议，时常含沙射影地予以攻击，指责其所谓“法律解决”实际上是“侵司法之权”。有谓：“硬欲组织特别法庭，而谓普通法庭不足以判断，侵司法之权一；证据不由法庭全行宣布，而行政官择要宣布，党人张之报端，侵司法之权二；案情不由法庭审查，罪名不由法庭判决，而硬谓关系及于何人，称无罪之人曰犯，侵司法之权三。于此而犹日日曰法律解决，何其颠耶？侧闻上海法官将相率辞职，吾谓不如即以党人报馆代之。”[198]当时舆论所指谓“宋教仁案”牵涉到内阁总理赵秉钧甚至大总统袁世凯，统一党则有意为之辩护，所谓“称无罪之人曰犯”。更有甚者，抬出陶成章被刺案与“宋教仁案”相对照，认为“陶焕卿刺死，社会寂然无声，真正的刺客则窃笑于旁；宋遯初刺死，社会甚嚣尘上，真正的刺客则亦窃笑于旁”[199]，颇有王顾左右而言他之意。在“宋教仁案”上，统一党明显有意倾向袁世凯政府而与国民党作对。
第三，在“善后大借款”案上也有意倾向袁世凯政府。1913年4月底，袁世凯政府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之善后大借款事，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尤其是国民党极力反对。统一党在此事的态度上与“宋教仁案”一样，倾向政府而反对国民党。国民党指责袁世凯，统一党则攻击孙中山。1913年5月20日，《大共和日报》登出《孙中山卖国确证》一文，宣称“前日本埠某报载南京政府时孙文特许日人阪谷芳郎设立中国国家银行权”，并登出《阪谷芳郎与孙文函》及《孙文与日人设立国家银行特许札》二十七条。国民党反对袁世凯政府，统一党则攻击南京临时政府。有谓：“国民党近日借口大借款违法，攻击政府，不遗余力，其本意乃在借此推翻当局，以洩宿忿，或组织国民党政府，独揽大权。然国民党前身之同盟会所组织之南京政府，专制腐败较现在尤胜百倍。”[200]
后期统一党还增推袁世凯为其名誉理事长，无疑可谓拥袁之党。当然，也不能说后期统一党就是袁世凯的私党或死党。例如，在库俄协约问题上，统一党主张“对政府取督责主义”，就是监督政府，因为“政府非惮库伦也，惮俄耳；亦非惮俄也，惮用武力。偶不谐，国民且议其后耳，示以最后之决心，使政府无所用于瞻顾，即得毅然决然进行”。[201]王赓也曾明确主张，政党对于政府“不能专取维持主义”，还应立于监督地位。[202]因此，只是相对而言，后期统一党的政治倾向是拥袁的。
有人从统一党的经费来源认定其是袁世凯的死党，一条很重要的证据是统一党党员王绍鏊的回忆，有云：
据我事后了解，张弧是袁世凯派进来的奸细。张是熊希龄的人，也是袁世凯的亲信，袁就是利用熊的关系介绍张混入联合会的。联合会和统一党的经济权一直操纵在张弧手里，其经费表面上说是从各方面募捐得来，原先我对此深信不疑；以后随章先生到北京，从各方面的接触中，了解到一些政治内幕，才知道我们所花的可以说完全是袁世凯的钱。[203]
笔者认为，仅仅据此而认定统一党是袁世凯的死党，恐怕令人难以信服。
关于统一党的经费问题，确实很值得探讨。《统一党章程》有关经费来源的规定有两条：其一，本党经费由党员入党时纳入党捐一元，每年纳常年捐四元，分一、六两月缴，特别捐无定额，由党员自由募捐，但党员一年以上未缴常年捐并不通告理由者，当即除名；其二，本党党员有为官吏及国会议员，每年薪俸二千元以上者，纳所得捐百分之三，五千元以上者，纳百分之六。[204]这种规定主要取自党员本身。
统一党理事张謇当时致袁世凯的一封电文中也提到经费问题，有云：“党须有基本金，謇拟合实业助之。公能由少川赞助若干否？”[205]可见，张謇的确询问袁世凯是否让唐绍仪（少川）“赞助若干”。至于具体要赞助多少，或结果是否有赞助却不得而知。事实上，向袁世凯请求赞助，也不一定就变成袁世凯的死党。例如，1912年年底孙中山、黄兴因国民党北京本部资金缺乏，也曾秘密电请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由财政部转拨香港借款五万两交国民党本部使用。[206]况且上述张謇电文很明显地表明其“拟合实业助”统一党的“基本金”。日后的事实证明，张謇在统一党中地位逐渐上升，以至能擅自主持统一党与民社等政团合并为共和党并操纵之，而轻易地将统一党的绝对领袖人物章太炎架空，这不能不引人深思而又颇可玩味。
至于后来统一党是否接受袁世凯的资助，则难以有直接的材料证明。笔者倒是发现这样一则材料：
统一党自重振旗鼓后，党势发达一日千里，各界重要人物多数加入该党，就中有实业资本家党员，如杨君宝恒、卞君荫昌、王君锡英、翁君世瓒、徐君霨、薛君士英、刘君炳炎等（姓氏繁多，不及备载），俱各热心担任党费，以促进行。该党经济近尚不虞空乏者，闻颇系此。[207]
可见，统一党确实得到了一批实业资本家的经济资助。
由以上分析可以认为，从统一党的经费来源看，很难说其是袁世凯的私人党或死党。
另外，还应说明的一点是，后期统一党的政治倾向为拥袁，并不能说就是反动的。如前所述，民国初年，就是中华民国建立到二次革命兴起这一阶段，正处于建设时代，袁世凯的反动性尚未暴露出来，资产阶级尚期望其领导共和国的建设大业。后期统一党的拥袁不能不说含有这种期望的因素，即依靠政府权威建立共和政治。前文对比分析统一党与同盟会—国民党的政纲时已经指出，它们只有稳健与激进之分，而无反动与革命之别。相对而言，统一党的政纲主张建立强权政治，强调国家与政府的权威，以强力为后盾，将使大变动时代的建设更加稳健可行。章太炎在党势中途衰落而政坛风云迭起于穷途末路之时，也曾通电“请大总统总揽政权”；王赓重组统一党后，更注重加强袁世凯中央政府的权威。所以，在民初以袁世凯政府与同盟会—国民党相竞争为主线的政治格局中，在建设共和国的政治理想的支配下，后期统一党的拥袁正是其稳健的政纲在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中的表现。这仅仅是一个政治权力斗争中的倾向而已，其与当时共和政治建设的进步潮流并无相悖之处。
总之，统一党的政治倾向从利于袁向拥袁转变，可见其前、后期的区别，这主要与其领袖人物有关。章太炎首创统一党，想在中国进行民主共和国建设时，导引中国政治于两党政治之途，然而，他不但受到党内的排挤，愤而脱党，而且在政坛上也极不得意，对袁世凯日益不满。1912年8月，章自武汉回京，与袁谈及已故晚清重臣张之洞，殊不知袁大加诋毁，致章油然而生感慨：“死者尚忌之，况于生人，褊浅若是，盖无足观矣。”章太炎产生怀疑与不满意情绪，便欲辞顾问而去，以致不受仓场总督之位，后终于“避地”东北。[208]章太炎没有拥袁之心，他的统一党只可谓利于袁的党。王赓则不同，他是袁世凯的亲信，其政治倾向难免不拥袁。然而，统一党与其他政党一样，也有其自身发展的目标和追求的政治理想，是近代式政党，而非封建的旧式朋党，并不会完全成为别人可以利用的工具。因此，如果笼统地说统一党是拥袁派，则并不确切；如果简单地断言统一党是袁世凯的私党或死党，又与史实不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