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朋党而无政党,政党是近代的新生事物。关于政党与朋党的差异,梁启超有明确的解释。他说:“政党者,人类任意的、继续的、相对的结合团体,以公共利害为基础,有一贯之意见,用光明之手段,为协同之活动,以求占优势于政界者也。”“朋党之特征有五:一曰以人为结合之中心,不以主义为结合之中心;二曰不许敌党存在;三曰以阴险狠戾之手段相竞争;四曰党内复有党;五曰其乌合也易,其鸟兽散也亦易。”政党与朋党根本区别在于:“政党者,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者也;朋党者,以个人之目的而结合者也。”[209]与朋党同传统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一样,政党则同近代民主共和政体相适应。
通过对统一党的剖析,可以得出有关统一党与民初政治相关的几点认识如下。
其一,统一党是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转换与由革命而建设的战略调整的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是民主共和宪政建设的产物。
其二,统一党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组织机构与干部体制,有著名的领袖人物与数万或数十万的党员,是民国初年一大近代政党。从其党员构成来看,统一党是清末各种政治派系在民国初年的重新整合,反映出民初政治分野变化的新态势:由近代政治分野代替传统派系分野。
其三,统一党有一个全面而稳健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并曾为其政党内阁理想而努力奋斗,其功能在于导引中国政治于政党政治之轨道。民初政党政治的试验显示出中国政治近代化的生机与危机——民主共和昙花一现。
其四,统一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党,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前期以章太炎为领袖,与同盟会竞争于政坛,可谓对袁世凯客观上有利的党;后期以王赓为领袖,是政治倾向明显拥袁的党。统一党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从利于袁到拥袁,并非袁氏私党或死党。统一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近代政党,而非如朋党一样是可以被利用的工具。
总之,统一党是近代式资产阶级政党,而非封建式朋党。当然,在由传统到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产生和存在的统一党,近代性特征很明显,但由于传统因素还在起着制约作用,因而不免带有一些朋党色彩。也就是说,统一党作为一个近代政党并不成熟。这是民初政党在政党政治试验的政治近代化过程中的普遍性缺陷,正因此而使资产阶级政党与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不可避免地遭受失败的历史命运。
附表一 统一党成立时本部干部调查表
续表
续表
附表二 统一党国会议员一览表
续表
原题《民初统一党研究》,刊《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136~16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多有删节
[1] 参见张玉法:《中国政党史研究》,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该文详细介绍了1949年以前中国学者,尤其是几十年来台湾地区及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2] 参见王天奖、刘望龄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 李育民:《进步党述论》,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程为坤:《民初共和党的形成、组织及其派系》,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曾业英:《民国初年的民主党》,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民初四大政党一般指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进步党乃后三者合并而成。
[4] 黄中央:《告同胞销除意见书》,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14日。
[5] 《北京欢迎孙中山之第二日》,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8月31日。
[6] 黄兴:《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2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7] 韩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8] 《参议院致袁世凯报告选举为临时大总统请莅院受职电》,见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上册,“第一,自武昌起义至参议院闭会”,53页,上海,上海文明书局,1929。
[9] 空海:《袁世凯》,载《民立报》,1912年2月22日。
[10] 《与某人的谈话》,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4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 《复黄芸苏函》,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1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 张謇:《为解决宋案献策》,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10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3] 戴天仇(季陶):《袁世凯专横无道》,见《天仇文集》丙篇,“单刀直入录”,24页,上海民权报社,1912。
[14] 《甚么民国》,见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10页,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70。
[15] 《国体解决后之问题》,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17日。
[16]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429~43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7] 梁启超:《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辞》,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8] 王天奖、刘望龄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268页,注释③。关于这个口号的评价,几乎所有提到或专论这个口号的论著都不同程度地予以否定,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全盘否定说。有人认为章太炎提出这个口号是欲与立宪派、旧官僚联成一气,主张销除同盟会,企图取消同盟会的革命领导权,其反对同盟会的性质很清楚,因而是极端错误的。参见徐辉琪:《“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由来及评价》,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第二,部分否定说。有人试图对全盘否定说进行修正,认为章太炎这个口号并非为了反对同盟会,而是为了联合各派政治力量建立广泛的革命联合阵线,以反对清廷和袁世凯,确保革命顺利进行,但它是一个主观主义的口号,客观上带来了恶果。参见王有为:《革命派的分裂与章太炎的口号——“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析》,见蔡尚思等:《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第三,不合时宜说。有人在指出前人认识的偏差失误后,认为章太炎提出这个口号是基于反对“以一党组织政府”,希望尽早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其主导思想是积极进取的,其错在不理解革命党应该成为联合政府的主干和中坚。章太炎由于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做了错误的判断,提出了不合时宜的口号,积极的口号产生了消极的后果。参见徐立亭:《章太炎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6期。这三种观点都是从辛亥革命史的角度立论,其评判的标准都是是否革命或是否对革命有利,姑名之曰“革命评判说”。
[19] 《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载《民立报》,1911年11月16日。
[20] 《章炳麟致民立报社书》,载《民立报》,1911年11月21日。
[21] 《专电·本馆接各省紧要电报》,载《大公报》,1911年11月30日。
[22] 《章炳麟之消弭党见》,载《大公报》,1911年12月12日。
[23] 《中华民国联合会启事及简章》,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766页。
[24]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352~3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引文标点略有改动。
[25] 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辑(420)(二),1407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26] 《刘揆一布告政党请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转引自荣朝申辑:《缔造共和之英雄尺牍》,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0辑(796)(一),7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27] 行严:《论同盟会》,载《民立报》,1912年3月6日。
[28] 《致同盟会各支部电》,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395页。
[29] 行严:《毁党造党之意见》,载《民立报》,1912年8月4日。
[30] 钝:《论政党》,载《大自由报》,1912年7月8日。
[31]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165页,上海,中华书局,1931。
[32] 王绍鏊:《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399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33] 《中华共和民国联合会通告》,载《民立报》,1911年11月19日。
[34] 《中华民国联合会启事及简章》,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767页。
[35] 《联合会赴苏商洽合并纪事》,载《民立报》,1911年11月25日。
[36] 《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纪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4日。
[37] 《大共和日报出现》,载《民立报》,1911年11月28日。据马叙伦回忆,《大共和日报》由他创办,自任总编辑,章太炎为社长,杜杰风任经理,汪东(旭初)、章驾时(因军事关系始终未到)是编辑。参见《我在辛亥这一年》,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178页。
[38] 太炎先生演说:《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章》,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5日。
[39] 《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党通告》,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1日。
[40] 《联合会改党记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3日。许多论著都认为统一党是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张謇的预备立宪公会合并而成。谢彬的《民国政党史》首持此说(37页,上海,上海学术研究会总会,1925),不知所据为何?其后杨幼炯的《中国政党史》(5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李剑农的《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53~1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蔡寄鸥的《鄂州血史》(210页,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等书均援用其说,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政党》又根据蔡书与谢书而持这种观点(83~84页),可谓以讹传讹。预备立宪公会是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江浙立宪派人士张謇等人为促进清廷预备立宪而成立的政治组织,1912年3月统一党成立时,清末立宪运动早已烟消云散,预备立宪公会也已不再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因此合并无从谈起。可见,统一党不是由团体合并而成,而是由中华民国联合会按章“改会为党”而成,即使当时一些政团如民社、国民协会、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等本想合并也因故未合,所谓与预备立宪公会合并更是无稽之谈。
[41] 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史》,11页,出版地不详,1921。
[42] 梁启超:《敬告政党及政党员》,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一,2页。
[43] 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江亢虎明确宣称:“中国社会党并非政党,凡事均自社会入手,不欲干预政府之行为。”参见《江亢虎(绍铨)致袁世凯书》,载《社会党日刊》,1912年4月25日,转引自张玉法:《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党,1911—1913》,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1991年6月。
[44] 行严:《论统一党》,载《民立报》,1912年3月4日。
[45]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载《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期(总53号),78~79页。
[46] 居正:《辛亥札记》,见罗福惠、萧怡编:《居正文集》上册,73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47] 有的论著以为共和党由六政团合并而成,即上述五政团另加国民共进会,如王天奖、刘望龄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下册(443~444页)、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政党》(91页),张书更以民国公会作国民公会,有误。根据共和党成立大会的广告,的确有包括国民共进会在内的六政团(《大共和日报》,1912年4月27日),国民共进会确实参与了合并洽商事宜,但终因故而未合并进来,故共和党实只由五政团合并而成。参见《共和党成立大会记》,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5月10日。
[48] 《共和党成立大会记》,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5月10日。
[49] 《统一党开会记事》,载《民立报》,1912年5月10日。
[50] 《五党合并之提议及本党独立之原因》,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29页,南京,京华印书局,1913。
[51] 《本党理事章炳麟对于本党独立之演说》,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29~32页。
[52] 《共和党之小史》,载同盟会广东支部:《中国同盟会杂志》第6期,1912年9月。
[53] 《共和党成立大会记》,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5月10日。
[54] 《统一党开会记事》,载《民立报》,1912年5月10日。
[55] 《本党理事章炳麟对于本党独立之演说》,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31页。
[56] 《共和党合并概略》,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1卷,409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
[57] 戴天仇(季陶):《该死的章炳麟》,见《天仇文集》丙篇,“单刀直入录”,21页。
[58] 《北京专电》,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6月1日。《共和党致章炳麟函》《共和党本部为章炳麟退出事致各支部及党员书》,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1卷,414~417页。
[59] 《北京统一党本部启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6月16日。据《大共和日报》1912年6月6日北京专电云,统一党6月5日开特别大会,举章太炎为总理,稍有误。章当是被推为临时总理或“暂行总理”。参见《本部暂行总理章炳麟宣言书》,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32页。
[60]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57页。
[61] 《章太炎通信》,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6月26日。
[62] 《致江西统一党支部函二》,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620~6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章太炎兼共和党理事之理由》,载《新纪元报》,1912年8月14日。章太炎的《致伯中书二》(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650~651页)也谈及此事,编者考证此信写于1913年6月12日,有误。信中有云:“仆近赴武昌二十余日,黎公以勉就共和理事相劝,仆亦请黎公为统一党名誉总理,交叉相倚,以为联合之图。此本非为党势计,但为明年国会选总统计耳。”所谓“近赴武昌二十余日”,当指1912年7月23日至8月12日武昌之行,而“明年国会选总统”显然为1913年事,又因信末署明日期12日,故此信当写于武昌之行回京不久,最早为1912年8月12日。
[63] 章太炎《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20页,上海,上海书店,1986。
[64] 《章炳麟致黎副总统电》,载《新纪元报》,1912年8月28日。又参见《章太炎先生致黎副总统电》,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9月2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648~649页)从《民国经世文编》正编“政治”(三)录入,题名《与黎副总统论政党》,并考证为1913年5月撰,有误。
[65] 《黄大暹君统一党周年大会演说词》,载《新纪元报》,1913年3月3日。
[66] 《本党临时宣言》,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33页。
[67] 《统一党第一周年纪念大会纪事》,载《新纪元报》,1913年3月3日。
[68] 《统一党支部开会纪略》,载《大自由报》,1912年7月14日。
[69] 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33~34页。
[70] 《北京专电》,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9月4日。
[71] 《章太炎不承认名誉理事》,载《新纪元报》,1912年9月6日。
[72] 《章太炎脱离政党之宣言》,载《新纪元报》,1912年8月28日。
[73] 张謇:《柳西草堂日记》(八),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9辑(188),273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
[74] 《北京专电》,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7月30日。
[75] 《北京专电》,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9月19日。
[76] 《王赓淡泊明志》,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2月18日。
[77] 《北京专电》,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4月20日。
[78] 《该死的宗社党》,载《民立报》,1912年10月5日。
[79] 《北京专电》,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1月18日。
[80] 《王赓得密云副都统之原因》,载《新纪元报》,1912年7月31日。
[81] 李元晖:《今传是楼主人年谱》,见《逸塘诗存》附刻,出版地不详,1941。
[82] 《王上将对于三党合并之意见》,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4月28日。
[83] 李元晖:《今传是楼主人年谱》,见《逸塘诗存》附刻。
[84] [日]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冯正宝译,见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84页。
[85] 《共和党成立大会记》,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5月10日。
[86] 谢彬:《民国政党史》,45页。
[87] 关于统一党重组的时间,《大共和日报》1912年9月3日“北京专电”云为8月31日,同报1912年9月4日“北京专电”又云为9月2日,显然有误。据《新纪元报》1912年9月2日《昨日统一党临时大会纪事》可见为9月1日,同报1913年3月3日《统一党周年纪念大会纪事》载王赓演说亦云1912年9月1日重组统一党。另,《中华民报》1912年9月10日《统一党仍旧独立》也以为9月1日。(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90页。)故本文取9月1日。
[88] 《黄大暹君统一党周年大会演说词》,载《新纪元报》,1913年3月3日。
[89] 《苏督程雪楼复函》,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1月28日。
[90] 《统一党作育法政人才》,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1月24日。
[91] 《北京政法大学之盛况》,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1月17日。
[92] 《黄大暹君统一党周年大会演说词》,载《新纪元报》,1913年3月3日。
[93] 梁启超:《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23页。
[94] 《统一党独立不羁》,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1月21日、22日。
[95] 《四党欢迎日本议员团》,载《新纪元报》,1912年10月29日。
[96] 《四大政党之俱乐部》,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1月5日。
[97] 《政团俱乐部之主动》,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1月11日。
[98] 《政党实行团结》,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1月9日。
[99] 《北京专电》,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1月18日。
[100] 《伟哉,四党联合会》,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1月29日。
[101] 《政党联合会之组织》,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53页。此处言政党联合会成立于1912年12月10日,有误。
[102] 《北京政团联合会通告对蒙方略》,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1月28日。
[103] 《宪法讨论会章程》,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1月28日。
[104] 《震旦》第2、第3、第4期有每次会议的详细纪事。
[105] 《进步党之内容》,转引自《民国初年之国民党史料》,221页,见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41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7。
[106] 谢彬:《民国政党史》,54页。
[107] 谢彬:《民国政党史》,54页。据王绍鏊回忆,原统一党中“少壮派”与共和党中民社派八十余人不同意合并为进步党而主张独立,有人称它为“新共和党”,其实是没有并入进步党的“老共和党”。参见《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406页。
[108] 《统一党上海机关部启事》,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7月14日。
[109] 《中华民国联合会各省分部章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12日。
[110] 《统一党大会记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5月8日。
[111] 《统一党发达之一斑》,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0月28日。
[112] 《塞内外统一党之发达》,载《新纪元报》,1912年10月16日。
[113] 《统一党纪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2月24日。12月26日。上海机关部第一次职员会,增举潘亚扶、宋铭谷、郁志甘、承家麟为交际干事。参见《统一党消息》,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2月27日。
[114] 《中华民国联合会章程》,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2页。
[115] 《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纪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4日。
[116] 《中华民国联合会启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7日。
[117] 王绍鐜:《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400页。
[118] 《章炳麟、程德全函》,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090页。
[119] 《统一党章程》,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12页。
[120] 《联合会改党记事》(续),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4日。
[121] 许多论著认为统一党只有四理事,没有宋教仁,如谢彬的《民国政党史》(38页)、杨幼炯的《中国政党史》(52页)、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政党》(84页),宗方小太郎的《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也作如是观。宋教仁究竟是否统一党理事?据《统一党章程》,统一党设五理事,而不是四理事。1912年3月2日统一党在上海成立时,宋教仁被选为五理事之一。(《联合会改党记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3日。)当时宋教仁正在北京,随即南下,3月10日他致电《民立报》云:“统一党举鄙人为理事,在北京已发电辞职,希登报声报是幸。”(《民立报》,1912年3月11日。)也许统一党并没有见到宋教仁的辞职电报,或是没有同意宋教仁辞职。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些,因为不久以后宋教仁在接受《亚细亚报》记者采访时就其所属党派问题回答说:“统一、同盟两党,政纲本无不同,故于两党皆有关系。”(《亚细亚报记者与农林宋总长之一席谈》,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4月30日。)这是其自己承认了与统一党的关系。另外,赵凤昌的儿子赵尊岳的《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也认为宋教仁列名统一党籍。[《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期(总53号),78页]。宋教仁被刺后,1913年3月28日,北京统一党本部通电开追悼会,也说“本党在沪发起时,先生曾任理事”。(《大共和日报》,1913年3月29日。)可见,虽然宋教仁很少参与统一党的活动,但是前期统一党却一直把他列名为理事。民初政党中名人挂名党籍是常事,此可为一证。
[122] 《统一党启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8日。
[123] [日]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冯正宝译,见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53页。
[124] 《联合会改党记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3日。宗方小太郎的《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的记载与此有异:江苏有赵鸿藻无唐文治,浙江有宋熊述无应德闳,河南为张远善,四川为熊小岩、皮祖珩,另有陕西康宝忠,甘肃田骏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83~84页。)
[125] 《统一党消息》,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4月24日。
[126] [日]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冯正宝译,见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84页。
[127] 《本部最近职员录》,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25~29页。
[128] 《统一党大会记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5月8日。
[129] 沈延国:《记章太炎先生》,58~59页,上海,永祥印书馆,1948。
[130] 《各省支分部及机关部一览表》,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又《大共和日报》1912年11月20日的文章《统一党之最近态度》云:“现闻该党支分部几满全国,其分子已达数十万。”《新纪元报》1913年3月3日的文章《黄大暹君统一党周年大会演说词》亦云:党员有“数十万人”。
[131] 《统一党纪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2月21日。
[132] 《统一党纪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2月28日。
[133] 王绍鏊:《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400页。
[134]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载《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期(总53号),78、79页。
[135] 《统一党宣言》,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21日。
[136]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254~2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7]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447页。
[138] 武:《时评一》,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0月9日。
[139] 宋教仁:《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2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0] 《中华民国联合会章程》,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1页。
[141] 《特别启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23日。
[142] 《统一党章程》,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11页。
[143] 《政纲浅说》,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14~24页。
[144] 《联合会改党记事》(续),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4日。
[145] 一谔:《论社会政策》,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4月20日。
[146] 《政纲浅说》,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18页。
[147] 相如:《敬告孙中山先生》,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4月15日。
[148] 《竹头木屑》,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4月17日。
[149] 一谔:《论社会政策》,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4月20日。
[150] 《政纲浅说》,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18页。
[151] 《联合会改党记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3日。
[152] 《统一党欢迎孙中山先生辞》,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4月7日。
[153] 参见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391~392页。
[154] 《联合会改党记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3日。
[155] 《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演说辞》,见陈旭麓编:《宋教仁集》下册,456页。
[156] 《政纲浅说》,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16页。
[157] 赞若投稿:《总理秉政论》(续),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22日。
[158] 哲生:《政党改造论》,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7月31日。
[159] 《统一党统计人才》,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3月17日。
[160] 《国民党忌恨统一党之原因》,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4月29日。
[161] 天忞:《统一党周年大会颂词》,载《新纪元报》,1913年3月2日。
[162] 《统一党印送选举法》,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2月8日。
[163] 《统一党消息》,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2月17日。
[164] 王绍鏊:《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405页。
[165] 《统一党纪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2月31日。
[166] 参见谢彬《民国政党史》的51~52页,杨幼炯《中国政党史》的61页,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党史》的169页,以及张玉法的有关参众两院议员的党籍分配表(《民国初年的政党》,298~300页),等等。表5为笔者简化而成。
[167] 《北京专电》,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2月19日。
[168] 《统一党预备议案》,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4月16日。
[169]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附录二,《两院议员表》“奉天”栏。
[170] 《北京专电》,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4月22日。
[171] 据梁启超记载:议员以二百八十八名为半数,共和党得二百五十名,民主党约三十名,统一党约五十名,其余为国民党。这与上述所引材料有出入,但也说明统一党议员绝不止24名,而且恰如梁启超所说“三党提携已决,总算多数”。(民国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与娴儿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66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72] 《进步党成立大会志盛》(续),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6月4日。
[173] 参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74~17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74] 《咨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84页。
[175] 《章太炎为建都事致南京参议会书》,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43~44页。
[176] 章太炎:《驳黄总长主张南都电》,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44~46页。
[177] 《章太炎诘问南京政府一等匿名印电》《一等匿名印电之发觉》,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26日、29日。
[178] 梦秋:《时评一》,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18日。
[179] 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80~81页,上海,泰东图书局,1914。另,《胡汉民自传》(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辑,59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8)与吴玉章的《辛亥革命》(158~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都有更详细具体而生动的记载。
[180] 《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纪事》,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4日。
[181] 《中华联合会呈请组织参议院文》《临时总统复中华民国联合会书》,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10日、13日。
[182] 《本会覆临时大总统书》,见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临时大总统复中华民国联合会书》,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19日。
[183] 相如:《论参议院之应撤》,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12日。
[184] 《统一党之不平》,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7月28日。
[185] 匪石:《否认临时约法》,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26日。据考证,或以为是文乃章太炎授意匪石所写。参见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66~6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86] 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83~84页。
[187] 吴景濂:《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的亲身经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8集,411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188] 《不信任问题》,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7月27日。
[189] 章太炎:《内阁进退论》,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608~609页。
[190] 《统一党之不平》,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7月28日。
[191] 马震东:《袁氏当国史》,133页,上海,中华书局,1930。
[192] 王绍鏊:《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401页。
[193] 《王赓淡泊明志》,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2月18日。
[194] 王逸塘(揖唐):《今传是楼诗话》,260页,天津,大公报社,1933。
[195] 梅萼编:《邹鲁文存》,第5集,“余之癸丑”,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辑(23),7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196] 摩云:《正式总统之观察》,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1月27日、28日。
[197] 大溟:《余之四政论》,载《震旦》第3期。
[198] 萧:《侵司法之权》,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4月29日。
[199] 萧:《刺客之幸》,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4月29日。
[200] 《南京政府罪状之一斑》,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5月20日。
[201] 《统一党之俄蒙协约观》,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11月20日。
[202] 《王上将对于三党合并之意见》,载《大共和日报》,1913年4月28日。
[203] 王绍鏊:《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400页。
[204] 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13页。
[205] 张謇:《致袁世凯电》,见杨立强、沈渭滨等编:《张謇存稿》,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06] 《致黄兴电》《致梁士诒电》《复黄兴电》,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560、562、562页。《复孙中山电》,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3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07] 《统一党与资本家》,载《新纪元报》,1913年4月2日。
[208] 章太炎:《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21页,上海,上海书店,1986。
[209] 梁启超:《敬告政党及政党员》,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一,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