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近代政党必须有明确的政纲。“政纲之精神在党纲，一党有一党之党纲，即一党有一党之宗旨。”[138]“夫政党组织之要素不一，而其为最重要之一端，且为政党作用之最大武力者，则为政纲，未有政纲不善，而犹能存立活动于政治界者也。”[139]政纲是政党的政治主张。政党执政，其政纲就变为执政纲领，在野党的政纲可谓其理想的执政纲领。

统一党的前身中华民国联合会，标榜“以联合全国，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为宗旨”[140]。其尚未宣布正式纲领，只有《假定政纲》十条：“一、确定共和国体，建设责任内阁；二、统一全国，厘正行政区域；三、厘整财政，平均人民负担；四、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五、振兴海陆军备，巩固国防；六、速设铁路干线，力谋全国交通；七、维持国际和平，保全国家权利；八、励行移民开垦，促进边荒同化；九、普及国民教育，振起专门学术；十、注重国民生计，采用稳健社会政策。”[141]

统一党成立后，“以统一全国，建设强固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为宗旨”。在联合会《假定纲领》十条的基础上，统一党制定正式政纲十一条：“一、固结全国领土，厘正行政区域；二、完成责任内阁制度；三、融合民族，齐一文化；四、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五、整理财政，平均人民负担；六、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七、振兴海陆军备，提倡征兵制度；八、普及义务教育，振起专门学术；九、速成铁路干线，力谋全国交通；十、励行移民垦殖事业；十一、维持国际平和，保全国家权利。”[142]

统一党自己对此做了全面的诠释，现归纳其要点如下。政治方面：在共和制度下统一全国领土；废省置道，军民分治；实行议会民主制，采用责任内阁制度，以大总统为国家元首，内阁总理对议会负责，仿照英国的“政党内阁”制。经济方面：关于民生问题，为防止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两极分化与贫富悬殊现象，主张采用稳健的社会政策，反对激进的社会主义；整理财政，平均人民负担；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移民开垦边地，进行边疆建设。文化教育方面：统一语言文字，以沟通各民族感情，培养共同的国家观念；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凡学龄儿童均有按期就学的义务，年限“多则四年，少亦三年”，强迫义务教育由地方自治团体举办，酌免学费，编订新教科书；建立小学、中学、高等学校、大学、研究院一套完整的教育体制；提高大学教授待遇，鼓励专门的学术研究。民族宗教方面：团结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五大民族以巩固国家，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交通方面：进行全国交通建设，采用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即干线由国家建设，支线则放任商办。军事方面：注意国防，认识到国际形势的险恶，“列强虎视鹰瞵”，为保全国家独立，竭力振兴军备；主张采用征兵制，凡成年男子有服国家兵役的义务。外交方面：主张维持国际和平，主张以实力为后盾保全国家权利。[143]可见，这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建设的政治纲领。

关于对统一党政纲的评价，有必要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

首先，将统一党政纲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民初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相比较。

民国初年的孙中山认为民族、民权二主义已经达到，之后宜注重民生主义，因此他到处演说民生主义。民初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主义。孙中山在革命时长期流亡海外，对欧美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了解得比较清楚。与此同时，他更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尤其是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极少数富人垄断社会财富，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社会分配极不公平。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孙中山极力主张实行民生主义，进行社会革命。民初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各种社会主义都是激进主义思想。

统一党政纲第四条“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表示了对“民生”的关注，其主张“采用社会政策”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有何区别呢？

在统一党成立大会上，黄云鹏演说了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的不同，认为：“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就法制上观察，一则破坏现行之私有财产制度，一则维持现行之私有财产制度；就实质上观察，一则抑制富者与贫者同等，一则振贫者与富者齐一，贫富阶级之接近结果虽同，而一般社会富方之增减则大相悬殊。”社会主义是比较激进的革命，而社会政策则是较为温和稳健的改良，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144]统一党主张采用“社会政策”，就是“私有财产制度有制限而无破坏，现社会之组织谋改良而不革命，对于个人不主均一所有权，惟保障个人得有机会之平等，其施行方法依国家权力，即以立法行政之力扫除资本主义之弊，保护弱者，改良生计，使同跻于幸福之域”。[145]简而言之，社会政策“其用心与社会主义无殊，其手段较社会主义为稳健易行”[146]。因此，统一党反对社会主义，认为其在当时的中国行不通。正当孙中山到处演说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时，统一党机关报《大共和日报》发表要电《敬告孙中山先生》，认为：“今日当奖励资本主义以开发国富，不当言社会主义。又今日吾国本无一大资本主，言社会主义者犹无的而放矢。又言社会主义者皆不察时势，不顾事理而漫言社会主义，以要一般贫民之欢心，其性质危险必至国亡种辱而后止。”[147]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非不美善，然历观欧西文明进化之国尚不敢求臻此阶级，今中国初次革命，值民财穷尽之秋，疮痍未起之日，便妄希此阶级，何异小儿学步，尚觉兢如，便躍升九级浮屠，颠仆可惧。”[148]因此，“社会主义不见用于欧美，更不适合于经济幼稚之中国，可断言也”[149]，“吾国今日政治初新，全国富力尚未开辟，既无巨大之商店，亦无独占之工场，采用社会政策以预防其流弊，使人民初无丝毫之冲突，未雨绸缪，实为当务之急”[150]。

统一党认识到民初中国社会的政治前途是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发达，至多处于初级阶段，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流弊在当时的中国尚未出现，至少还不十分明显。因此，当务之急是采取“社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同时“预防”资本主义社会流弊的发生，而不是实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与各种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同，统一党的“社会政策”趋于稳健。

其次，再将统一党的政纲与同盟会—国民党的政纲相比较。

统一党与同盟会—国民党政纲的条文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统一党政纲的第二条“完成责任内阁制度”、第九条“速成铁路干线，力谋全国交通”不见于同盟会政纲，但责任内阁制是同盟会—国民党追求的政治理想，铁路建设更是同盟会—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执着追求的实业计划。另外，同盟会政纲第五条“主张男女平权”为统一党政纲所无，但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也取消了。因此可以说，就条文对照而言，统一党与同盟会—国民党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见表3）。

表3 统一党与同盟会—国民党政纲对照表

统一党与同盟会—国民党的政纲何以如此相似呢？在统一党成立大会上，章太炎演说声明：“外人有谓政纲宜独树一帜，使他人不能相同者，此乃不合时宜之语，盖政纲之为物，原取适用于国家，非如制造商品以争奇制胜为能。”[151]因此统一党与同盟会的政纲“无甚出入，虽渐进、急进所见异殊，其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其趋一也”[152]。

然而，其激进与稳健又如何表现呢？这就是其基本相同的政纲条文所隐含的根本区别。第一，统一党的宗旨标明“建设强固中央政府”，其政纲第一条中“厘正行政区域”的诠释又强调废省置道与军民分治，就是削弱地方政权而加强中央集权，显然是希图建立强有力的权威政府。而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国民党，都强调促进和发展地方自治，更多地注重地方政府权力的加强，国民党更是以“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无疑是对权威政治的挑战。第二，统一党政纲第四条主张稳健的“社会政策”（社会改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尤其是孙中山激进的民生主义）。虽然同盟会政纲第三条也是“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但其更明确标榜以“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虽然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将“实行民生主义”改为“采用民生政策”，但是实际上其并未真正放弃民生主义。[153]事实上国民党也不可能放弃民生主义，如果说当时正在倾全力宣扬民生主义的孙中山与国民党还有任何一点关系的话。所以，统一党自称“本党宗旨，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稳健为第一要义”[154]，是较为稳健的政党；而同盟会—国民党，正如宋教仁所说是“革命的政党”[155]，也就是较为激进的政党。

可见，统一党与同盟会—国民党的政纲基本上相同，其政治理想都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目标基本一致，都是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只有激进与稳健之别，而无所谓革命与反动之分。

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功能在于政党政治，其政党政治的最高目标是政党执政，基本方式是政党内阁。统一党自成立以来，便明确地以“促进完美共和政治”“完成责任内阁制度”为其政治理想。

统一党所谓“完成责任内阁制度”，其自身比较明确的解释是：“所谓责任内阁者，即指议会制而言，其所以然者，以大统领为国人之首长，不宜常受舆论攻击，使国本动摇，致生他变，故以总理大臣代负责任，然后国基可使坚固，国情可使宁静。吾国初经革命，民情渐嚣，将来国会与政府必易生冲突，故尤不宜以大统领当之，此即吾党主张责任内阁之最大理由也。至于‘完成’二字，亦有二义：一则吾国内阁制度虽经参议院议决，然将来或有变动，亦不可知，故吾党宜标示此义，以求贯彻此最大目的；一则当如英国之政党内阁，政纲所在即为政府方针，使行政上无不贯彻，无或阻挠，然后政府足以负完全责任。万不可如法之联合内阁，致大政方针不能确定，而政府之所负责任，亦无由完全也。”[156]可见，统一党是主张建立政党内阁，以完成其责任内阁制度的理想。“政党内阁实为行政上最善之机关，欲谋政策之统一，舍是无他道矣。”[157]

章太炎后来认为政党内阁“在今日有百害而无一利”，完全有悖于统一党政纲。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统一党经合并为共和党后独立出来，党势一蹶不振，而同盟会与共和党角逐于政坛，统一共和党操纵其间，统一党一时无从措手。事实上，当时中国的政党尚不健全，政党纷争不已，唐内阁倒台，陆内阁无从建起，几致无政府状态。正如时论所云：“今日中国之所谓政党，共和党也，同盟会也，统一共和党也，及其它之国民公会、国民协会等也，种种不一，而要皆徒以有政党之名，不足以言政党之实。且即以外观而论，亦不免有得法小党林立之形，而无英美两大政党并驾齐驱之势。……故揭今日政党之真相，不外意气用事，自便私图尽之而已矣；充今日政党之能事，要不过推翻内阁使国家陷于无政府之危险而已矣。”[158]当时章太炎又处处受排挤，极不得意，已对政党产生失望情绪，不久便宣布脱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章太炎有这样的主张，并不能否定政党内阁是统一党的政治理想。

王赓重组统一党后，仍然坚持政纲，以政党内阁为理想。王赓曾经建议为政党内阁计，而统计统一党人才。他提议“就本部及各支部公推数人，关于本党各人之学识、经验，详细调查，公同评议，究竟孰长内政？孰长外交？孰长军事、教育、实业？列一本党人才统计表，借资考镜”，随即推举王印川、康甲丞、赵敬叔等人筹备一切。[159]这种人才统计显然是在准备内阁人选。据说曾经有国民党党员暗中联络统一党，拟由两党合力组织政党联合内阁，遭到统一党严词拒绝，“以为国民党如能组织内阁即由国民党组织，统一党如能组织内阁即由统一党组织之，无可联合之理由”。[160]无疑，如果时机成熟的话，统一党想以一党组织政党内阁。

为了实现政党内阁理想，统一党党员都很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不少人成为政府重要官员，甚至成为内阁成员。在1912年年底至1913年年初的第一次国会选举运动中，统一党也表现得非常活跃。

前期统一党领袖章太炎可谓民初政坛风云人物，为其学者生涯之外增添了政治活动家的一页。武昌起义之后，他从日本回国，创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与统一党，并被孙中山聘为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之后又成为袁世凯政府高等顾问。后期统一党领袖王赓，是袁世凯更加亲信的高等顾问，后来还在国会选举中当选为参议员。

有人认为统一党是“中国有正式政党之始”[161]。民国初建之时，统一党是国中一大政党，荟萃了许多名流政客。在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成员中，内务总长程德全、实业总长张謇都是统一党理事，交通总长汤寿潜为统一党参事，占了九个国务员的三分之一。统一党参事蒋尊簋为浙江都督，庄蕴宽为江苏都督，应德闳为江苏民政长，唐绍仪更是袁世凯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理事熊希龄又成了唐内阁财政总长，宋教仁不但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而且是唐内阁农林总长，北京统一党本部参事赵秉钧为陆徵祥内阁内务总长，并代陆而为内阁总理，可谓民初一大政客，赵尔巽为奉天都督，孙毓筠为安徽都督，等等，不胜枚举。据统计，统一党在上海成立时的本部干部（理事、参事、干事）36人中，内阁成员与国会议员就有18人，占了一半（见表4）。当然，也许不少是挂名，但无论如何，在民初参政热潮中，统一党党员的表现也并不逊色。

表4 统一党成立时本部干部任职分析表

统一党更重要的参政实践是第一次国会选举。作为民初四大政党之一，统一党以一个政党的形式积极投入选举运动之中。

1912年8月10日，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统一党立即投入国会选举的准备工作中。中国刚由封建专制而进入民主共和，虽然已有清末谘议局选举的尝试性经验，但是人民的民主程度还非常低下，因此在国会选举的准备工作中，统一党主动印送选举法。“北京统一党本部以参议院议决之选举法及国会事务局关于条文之解释，虽已登载各报，惟零星层出，检查实难。兹特印刷成帙，寄呈各分部，转送各处，分布阅者。国会选举以选举法为依据，吾国内地风气未开者尚多，将此散布，裨益良不浅也。”[162]各地支分部及党员非常重视选举，或函索选举法，或函询进行方法[163]，同时积极参与竞选活动，经常采用公开发表演说的形式。据统一党重要党员王绍鏊回忆，他“在江苏都督府任职期间，曾抽暇到江苏的苏、松、太一带作过四十几次的竞选演说”[164]。通过党员的努力，在选举中统一党成绩相当可观，有些地方还获得多数优势，如统一党党势发达的河南省“省会、国会初选当选本党已占十分之七，复选优胜定可操左券”[165]。

统一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到底有多少人当选为参众两院议员？以往有关这次选举的国会议员党籍分布情况，论者几乎都采用如下表5的统计，其中统一党众议员18人，参议员6人，共24人。[166]

表5 国会议员党籍分布表

笔者据所掌握的材料对表5的统计颇感怀疑。据当时报纸载：“各省众议院选举最确数，国民党得二百三十名，共和党得二百名有零，统一党得一百一十三名，民主党得四十余名。”[167]这些数字与表5相差甚大。其他姑置不论，仅统一党众议员就有113名。1913年4月8日，第一届国会开会典礼在北京举行。10日，统一党议员在总招待所开议员预备会，当即推举众议员王印川为正会长，参议员田应璜、众议员王荫棠为副会长，议员陈铭鉴、莫德良、耿春宴、戴声教为庶务，乌尔棍布、胡汝麟、齐耀煊、阎鸿举、王敬芳、李景龢、赵学臣、范殿栋、白常洁、苏毓芳、毕维垣、张联魁、张国溶、严天骏、王汝圻、陈黻宸为交际，并决定以后每日讨论国会预备案。[168]由此可见，统一党议员预备会干部成员就有23名，统一党肯定不止24名议员。

统一党机关报《大共和日报》1913年4月陆续刊登了《统一党到京议员一览表》，现据所见材料整理如表6。

表6 统一党议员统计表

表6显示，除统一党发达省份河南等地不计外，其已有众议员113人，参议员55人，共计有168人，大大超过了众议员18人、参议员6人的数字。可见，表5的统计很不准确。例如，张玉法先生对两院议员做了较为详细的党籍分析，但其将许多统一党议员当成了国民党或共和党。现以奉天为例，奉天8个统一党参议员中，富元、延荣、龚玉琨就被列为国民党籍；6个统一党众议员，全被列为国民党籍。[169]其他省份也多如此。也许有些人为跨党籍者，但是这样统计并不合理，明显地低估了统一党的实力。

实际上，统一党绝不止有24个议员，至少有168人，这是可以肯定的。统一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虽然未获多数优势，但还是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仅以表6的统计数字计算，55名参议员占总数274人的20.4%，113名众议员占总数596人的18.9%，各约占1/5。统一党成了仅次于国民党、共和党的第三大党。

如果按表5的统计，则显然国民党占绝对多数优势，即使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成进步党，也远远不及国民党，三党合并所期望的“将来在议院可得多数”[170]显然是句空话。但是，如果上面所引材料是正确的，即众议员中国民党二百三十名，共和党二百名有零，统一党一百一十三名，民主党四十余名（事实上，表6已证明统一党基本如此），那么，三党合并成进步党则明显可占多数优势。[171]难怪进步党在选举结束后那么快就成立了。

1913年5月29日，统一党与共和党、民主党合并成进步党，以在中国形成两大政党对峙局面。正如王赓就进步党成立发表的谈话所说：“此次取小异而归大同，合成一大党，其势力至厚，对于本党固主张以健全精神巩固雄厚之势力，即对他党亦主张稳健之态度促他党之改进，苟能有完全稳健之两大政党以运用，国家则未有不强者也。”[172]两党制度是当时国人普遍认可的理想型政党政治，进步党的形成，正是要在中国促成两党政治。

遗憾的是，由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宋教仁案”的阴影早已笼罩着全国政坛，二次革命随起随灭，封建专制势力卷土重来，两党政治的理想如梦幻般破灭，几乎无法使人追忆。统一党的政党内阁理想，于是便停留于理想而永无实现之可能。

然而，正如统一党曾经努力为政党内阁理想而奋斗，其他各大政党无不如此，政党政治试验使民初政治近代化呈现出一线生机：由传统官僚政治向近代民主共和政治转型。也正如民初政坛风云的变幻使统一党的政党内阁理想破灭，民初政党政治试验仅是昙花一现，政治近代化由于强大的传统力量的顽抗而走向回归传统的道路。此即王亚南先生所谓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的转型”，就是由传统旧官僚政治推移转化为新官僚政治。[173]与此前相较，仅仅换了一块民国的招牌，而封建专制的实质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初政治近代化由离异而回归的轨迹，证明了资产阶级政党与政党政治在民初的失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