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党有一套正规的组织机构和干部体制，就组织而言，可谓是一个较为完备的近代式政党。

中华民国联合会在各省设立分会，各府、州、县设立支部。[109]因联合会存在时间短暂，再加上资料所限，因而有关其分会、支部设立的情况不是很清楚。

按《统一党章程》规定，统一党置本部于首都，置支部于省会，置分部于府、州、县。与联合会稍有不同，统一党的组织机构分为本部、支部、分部三级。如前所述，统一党是一个复杂的党，其前、后期有很大的变化。在前期，各地纷纷建立支、分部，曾经盛极一时，在合并前夕的特别大会上，理事张謇报告说：“本党由联合会改党以来，支部成立十六省，分部成立报告来者数十县。”[110]但经过合并风潮以后，统一党一度处于停滞阶段，各地支、分部或与他党合并，或遭人为破坏而被取消，或自动停止活动，呈现出极端不景气的状态。王赓重组统一党后，党势重振，各地又纷纷建立支、分部，后期支、分部或由前期改组而成，或是新建。因此，要详尽统计统一党的支、分部便很有难度，前后变化，或起或落，或兴或灭，难以准确把握。据不完全统计，统一党至少有35个支部，其中海外支部6个，可见其势力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并波及海外（见表1）。

表1 统一党支部调查表

续表

统一党的分部更是无法精确统计，据《统一党第一次报告》中的《各省支分部及机关部一览表》，可考者达211个（包括8个交通处）。当然，这是非常保守的统计。不过，从下列材料可以推知其分部发达程度。据《大共和日报》报道，河南省“分部达八九十处之多”[111]。不但东南沿海及中原地区如此发达，其势力还扩展到塞内外。据《新纪元报》记载：“日前统一党总务干事陈君铭鉴赴张家口等处提倡党务，京张沿线各属，如张家口、宣化府、昌平州、怀来县、阳高县、延庆州、天镇县各处均已委派专员组织分部，入党者颇形踊跃，而南口分部设立较早，尤属发达，大有推暨内外蒙古之势力。”[112]可见，统一党的势力已分布全国，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那种认为统一党是以江浙为中心的地方性政治团体的观点与史实不相符合。

另外，统一党的组织机构分本部、支部、分部三级，但是，后期统一党还在沿海重要商埠增设了机关部，现在可考的有上海和天津两处。机关部是支、分部的上级机构，为一定区域内的支、分部联络处。例如，上海机关部的设立，就是为“与东南各处通声气”。本来统一党本部由上海迁入北京后，曾在上海设立分事务所，1912年12月23日该分事务所改为机关部，并推定临时职员如下。

名誉部长：岑春煊、王鸿图。

临时部长：赵立夫。

参事：杨千里、汪允中、黄季刚、黄中央、王伯群、顾赐书、姚子梁。

干事：总务科赵新甫、钱芥尘，文牍科张丹斧、叶德争，交际科周盛齐、周复享、王玉林、黄子通、詹保初、凌景伊、许辉芝、米勤甫、陈企文、刘承统、陈伟士。[113]

统一党的前身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干部体制采用会长负责制，由正会长、副会长、干事、参议员构成。其章程规定：本会设正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驻会干事每省一人，驻省干事每省四人，参议员每省二人，驻会干事分总务、会计、书记、交际、调查五科。[114]

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时，实际情况与章程稍有出入，其干部基本情况如下。

正会长：章太炎。

副会长：程德全。

参议员：江苏唐文治、张謇，浙江蔡元培、应德闳，湖南熊希龄、张通典，湖北黄侃，安徽汪德渊、程乘泽，四川黄云鹏、贺孝齐，江西刘树堂、邹凌沅，广西陈陏瑺，云南陈荣昌，广东邓实，甘肃牛载坤，贵州符诗镕、王朴。[115]

驻会干事：江苏唐演，浙江黄理中，江西符鼎升，湖南章驾时，四川廖希贤，福建林长民，山西景耀月，贵州王朴，安徽江谦。因联合会事涉草创，办事需人，而有数省人数过少，暂时不能指定，故又另属参议员贺孝齐、张通典，创办员杜士珍、杨若堃，会员王绍鏊、曾道等人暂行襄办。[116]

据王绍鏊回忆，各科主任干事人选为：总务科孟森，文牍科王伯群，交际科王绍鏊，会计科张弧。[117]另外，在驻会干事外，另设特务干事，“由参议会公推名望最著者任之，以维持会务，并力图发展”。张謇被推举担任此职。[118]

统一党组织虽然是由中华民国联合会演变而来，但又有很大的发展变化。在干部体制上主要是由会长负责制变为理事合议制。《统一党章程》规定：其一，统一党设理事五人，参事无定员，基金监二人，干事十八人，评议员每省二人，但该省党员未满十人者，选举一人；其二，采用理事合议制；其三，干事常川驻会，办理通常事务，分总务、书记、会计、交际、庶务五科。[119]

统一党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干部体制——理事、参事、干事、评议员，采用理事合议制。在统一党成立大会上，章太炎演说认为：“因此后本党所筹画之事甚重大而且繁缛，故以合议制为宜。”[120]理事合议制的确定，无疑更符合民主政治的精神。

前期统一党在上海成立时本部职员如下。

理事：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121]

参事：汤寿潜、赵凤昌、唐文治、陈荣昌、邓实、应德闳、王清穆、叶景葵、庄蕴宽、蒋尊簋、唐绍仪、汤化龙、温宗尧。[122]

干事：总务科黄云鹏、孟森，书记科康宝忠、刘莹泽、王朴、马质、钱芥尘、易宗周，会计科黄理中、张弧，交际科王印川、林长民、王观铭、龚焕辰、杨择、王绍鏊，庶务科章驾时、王秀琳。

基金监：赵凤昌。[123]

评议员：江苏唐文治、陈则民，浙江应德闳、陈毓楠，四川黄云鹏、曾道，安徽汪德渊、刘慎怡，湖南章驾时、邓起枢，广西周应熙、汪凤翔，河南张达善，江西李约，贵州杨华、宁士桢，直隶纪文瀚。[124]

按《统一党章程》规定，统一党设本部于首都。统一党在上海成立后，曾特派王印川、刘莹泽在北京组织本部事务所，扩充党势。1912年4月23日，章太炎偕唐文治、李联珪、龚焕辰、陆其昌、朱清华、王绍鏊、孙肇圻、易宗周北上进京，随之统一党本部迁到北京。[125]

统一党北京本部干部名单如下。

参事：阿穆尔灵圭、赵秉钧、赵尔巽、萨镇冰、曾鉴、那彦图、贡桑诺尔布、荣勋、张元奇、宝熙、郑沅、王赓、唐在礼、孙毓筠、金还、曾述綮、陆建章、张锡銮、阮忠枢、贺良朴、陆大坊。

干事：总务科刘莹泽，书记科易宗周、孙肇圻、四明善、黄濬，会计科张弧、黄子通、黄农，交际科张一麐、吴景濂等45人，庶务科贺尹东。[126]

1912年5月9日，统一党与民社等合并成立共和党。不久，章太炎主持统一党独立，在干部体制上为了有别于共和党，一度改理事合议制为总理负责制，章太炎被选为临时总理（或称暂行总理），但统一党并没有因此而重振起来。后来，章太炎宣布脱党。1912年9月1日，王赓重组统一党，仍沿袭以前的理事制。后又经全体大会议决，增推名誉理事长、名誉理事、特别交际干事。兹将1913年年初统一党本部职员名字摘录如下。

名誉理事长：袁世凯、黎元洪。

名誉理事：岑春煊、徐世昌、刘揆一、冯国璋、赵秉钧、孙毓筠、张镇芳、李经羲、张謇、松毓、乌尔滚珍、贡桑诺尔布、沈家本、程德全、徐绍桢、严修、蔡锷、章士钊、于右任、陈宦、袁乃宽、张凤翙、张锡銮、孙道仁、朱端、阎锡山、朱家宝、唐继尧。

理事：王赓、王印川、汤化龙、张弧、朱清华。

基金监：王赓、王印川。

参事：刘朝望、严天骏、刘星楠等444人。

干事：总务科陈铭鉴、赵鹏图，书记科郑钊、刘辑五、史介明、牛葆愉、余绍恺、姬玉山、阎国鑫、张开屏、李凤翔，交际科李棠生、黄盛谰、谭家临、史兰亭、周泰霖、范厚泽，庶务科韦典文、王恒之。

特别交际科干事：贾生、万兆芷、李梦麟等56人。

评议员：直隶康士铎、陈树楷，河南王廷弼、郭桂芳，安徽江绍杰、张我华，江苏隋勤礼、管云臣，山东刘星楠、逢恩承，山西李庆芳、董子安，陕西汪孝桓、陈斐勤，甘肃田骏丰、秦望澜，新疆刘应福、陈以介，四川郑言、张名振，云南严天骏、金镕，贵州邢瑞、韩五峰，湖南李俊、郑沅，湖北马德润、张国溶，广东徐绍桢、杨穆生，广西蒙根唐、李方舟，福建郑钊、黄哲维，浙江陈黻宸、汪怡安，江西饶孟任、王盛春，奉天陈兰薰、王秉钺，吉林乌泽声、杨怡珊，黑龙江于正甫、孟平。[127]

后期统一党的干部体制基本上完备起来，保证了党务的正常运作。

统一党是民国初年的一大政党，要详尽得知其党员总数不太可能，只能根据一些材料大略估计，以从中窥见统一党的规模。

1912年5月7日，在统一党并入共和党前夕的特别大会上，理事张謇报告称：“党员在上海者千二百人，在北京者八百余人，各支分部尚未得确实统计，党势日臻发达。”[128]沈延国的《记章太炎先生》云：“先生主持联合会，锐意进取，吸收会员，一时闻风兴起，各地入会的，不下二万多人”；联合会改组统一党后，“党人增至三万人”。[129]可见，前期统一党有几万人的规模。

关于后期统一党，据统一党成立周年时的调查报告：“本党成立以后，各支分部几遍全国，党员已达数十万人。”[130]虽然很难证明这个记载的准确性，但下列材料也许有助于加深一点理解。1912年12月，“统一党开封支部电致上海分事务所，续订党证五千份，请尽一周间寄往，可见豫省党务发达之一斑矣”[131]。12月26日，浙江支部致电上海机关部：“请赶寄党证三千份，以应浙江支部之急需。”[132]可见，开封支部、浙江支部至少应有五千人、三千人。当然，虽然不可能每个支分部都这样发达，但统一党支分部遍及全国各地，后期统一党如果没有“数十万人”，那么至少如前期几万人的规模是可以肯定的。

以上大致了解了统一党的规模。统一党由什么人组成，也即其党员构成问题又如何呢？据统一党重要党员王绍鏊回忆：“联合会和统一党的成员，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133]所谓“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又是什么人呢？据记载，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时，“凡国人之主张共和及统一建国者，不问其南北新旧，有无党籍，率可入会”。统一党更是“兼容各派，共赴一鹄，直开后来政党联合阵线之先河，弥为国人所乐附”[134]。正如统一党的宣言所说：“本党本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惟善是与，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者，皆愿相互提携，研求至当，所望政治团体诸君，毋吝金玉，乐与扶持，非独辅助共和，亦以泯除畛域。”[135]显然，统一党的建立是为了融合原革命派、原立宪派、旧官僚等各种政治派别，以进行民主共和政治建设。这是民国初年特定历史时代的要求，统一党正是在努力适应这种要求。

统一党标榜要融合各种政治派别，到底这种融合的程度有多大，实际上也难以准确估算，只能从一些具体的分析中得到一个大致的印象。据章开沅先生的研究，统一党“主要是由东南一带的立宪派、革命党人、上层绅商和一部分旧官僚组成，其中又以江浙人士居多数”[136]。这主要是指统一党初组时的情况。的确，前期统一党五理事中，章太炎为老光复会会员与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为老华兴会会员与同盟会会员，俱属原革命派；张謇为原预备立宪公会会长与江苏谘议局议长，为原立宪派人士；程德全为前清江苏巡抚，熊希龄也是在旧官场上混过的人物，他们可谓旧官僚分子。这种派系的融合很明显。据统计，统一党在上海成立时本部干部（理事、参事、干事）36人中，革命派8人，占22.2%；立宪派5人，占13.9%；旧官僚10人，占27.8%；立宪派兼旧官僚4人，占11.1%；其余9人因资料所限情况不明，占25.0%（见表2）。

表2 统一党成立时本部干部原属派系分析表

可见，统一党的党员构成中原革命派、原立宪派、旧官僚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三者所占比例差别并不太大。因此可以说，统一党是这三派政治势力的融合。推而广之，民国初年，原有各种政治势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开始走向融合，至少这种融合的趋势非常明显。至于各种成分的比例大小，则只是融合的程度问题。

另外，还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所谓统一党是原革命派、原立宪派、旧官僚三派的融合，显然是就其干部来源而言。然而，其数万或数十万党员究竟是什么派实际上很难定性，恐怕他们的集结并不能以什么派来衡量。更重要的是，他们组成的是一个政党——一个为民主共和政治而奋斗的近代政党。

由统一党党员构成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民初政治分野的新态势：民国初年的政治分野正是由适应了变化的新时代的在民主宪政建设共同目标下的近代政治分野，代替了清末的适应旧时代的各自以革命、立宪与保皇为目标的传统派系分野。也就是说，清末所固有的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等各种政治派系，由于在新的形势下政治目标逐渐趋于相同——民主宪政建设，而在民初经过一个较大的分化组合过程后重新整合成了各大政党。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所表明：在政治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政治派系与社会势力联合成政党”[137]。民初政党就是清末各种政治派系的重新整合，上述对统一党党员构成的分析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