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党的历史演变过程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912年3月2日至8月28日）以章太炎为领袖，曾一度与民社等五政团合并为共和党，随即又独立出来；后期（1912年9月1日至1913年5月29日）以王赓为领袖，最终与共和党、民主党合并成立进步党。统一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党，其前、后期变化虽一脉相承，然而又判若两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统一党与各政党之间的分合正反映了民初政局与政党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
前期统一党与章太炎有密切的关系。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时，章太炎为正会长。3月2日，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章为五理事之首。实际上，章太炎可谓前期统一党名副其实的党魁，直到其宣布脱党，都一直是统一党的核心人物。
统一党从产生起，便与同盟会成为两大对立的政党。在统一党成立的第二天，同盟会也宣布政纲，由秘密革命团体改为公开政党。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主要有统一党与同盟会两大政党，同盟会根据“部长取名，次长取实”[46]的原则，基本上掌握了南京政府，俨然一执政党；而统一党虽然有党员入阁，但始终处于在野党的地位。前期统一党正是在与同盟会的竞争中逐渐发展壮大的。
南北议和成功后，袁世凯在北京组织统一政府，统一党本部北迁。1912年5月9日，统一党与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温宗尧、潘鸿鼎于1912年2月27日创立）四政团合并为共和党。[47]事先，章太炎也主张合并。1912年4月23日，章随本部北迁进京，便将合并事宜委托给张謇。事实上，在上海的合并虽由张謇一手操办，但其是经与在京的章太炎“时有电信往来，最后提出五条件解决后”而完成的。[48]当时，章太炎在京召集党员大会，对合并之事表示赞成，认为这样可以“组成一极大共和政党，民国初基于以巩固”[49]。但是，后来章太炎又反对合并而主张独立，这是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对合并条件的不满。“本党理事章炳麟君，对于合并条件，颇持异议，当开全体大会讨论，复由多数党员否决，因此本党乃主张独立。”[50]关于这一点，章太炎在一次统一党本部大会上做了长篇演说予以阐释。第一，不满合并代表孟森、黄云鹏在交涉过程中妥协。“在上海时，本党议案不变党名，不设理事长，派孟森、黄云鹏二人代表与各团交涉，不意代表去后，挠于群言，变更原议：（一）允设理事长；（二）更改统一党名称。本党各职员起而反对，然亦勉强调停，姑就彼说。”第二，反对张謇让步同意各政团各出四人为基本干事。“于时上海一处，即托张季直主持。临别时，与季直口说主持合并事件，不可让步。后上海来电，欲举基本干事，所谓基本干事者，各团各出四人，此假合并之名，而无合并之实，俨然是一联邦政府。且各团基本干事多至二十人，各不相识，办事亦不能如意，故仆对于基本干事一节，始终极端反对，与季直电商者三四次，季直以失信为辞。”第三，反对在上海召开的成立大会。“详上海一会，只能为预备合并，不能为正式合并成立之会。且上海偏隅，无举理事之权，可不待言而决。彼处先举理事、干事，失之越分侵权；又以二百余人之会，而举五十四干事，尤为不合。故仆虽举理事，而至今未尝承认也。”第四，在京提出合并四条件而未有各团理会。“其后在京各团，又复来要求合并，仆开列四条件：（一）理事须经北京开会承认，如不承认，可在京另选；（二）干事与评议员不同，须由理事派定，须本部办事，不得徒拥虚名，但特别交际科不在其内；（三）各团体所负之债，须各团体自行偿还，新团体不负责任，但各团体余存之款，当归缴于新团体；（四）各团体所设之机关报，须由新团体管辖。四条去后，各团既不辩驳，亦不赞成，终无复言，妨害本党之进行，莫此为甚。”“仆等非不赞成合并，然既为有条件之合并，一条不合，即无合并之效。各团既不承认四条，故宣言不合并。”第五，许多支分部不愿合并。“合并系于本部，而支分部亦不可不询问也。即本部勉强合并，而支分部有万难合并者，如江西来电，不愿与民社合；云南来电，可与民社合，其余各团不可合；贵州则皆不愿合；四川条件合即合；北方各省，亦多不愿合并者，以是观之，事实上亦不能合并。”[51]
另一方面，新党中权力分配的问题，也许更为关键。由上述章太炎的演说，可以体味到其对合并诸代表张謇、孟森、黄云鹏“擅权”的不满，字里行间充满着愤激与失望之感，这是不难理解的。共和党成立时，章太炎受排挤是很明显的。“逮各党合并之机日益成熟，而章氏旗下之统一党反见排斥。盖事势至于彼时，有湖北之民社派与南北各处之官僚派已足以自树一帜，再无利用章氏之必要，所谓过桥即须抽板者也。”[52]事实上，章太炎也清楚地认识了这一点。在上述同一演说中，他便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为人作傀儡”的命运。在上海的共和党成立大会上，黎元洪得635票为理事长，张謇（576票）、章太炎（575票）、伍廷芳（575票）、那彦图（475票）为理事。[53]对黎元洪为理事长，章似乎没有异议。但是，统一党“宗旨与实力，实当今最有实力之政党”[54]，而与其他四政团平等地合并进共和党（如各团出四人为基本干事），这已使章难以忍受了。“仆虽不敢比肩黎公，而统一党优先民社一饭，自甘菲薄，实未能也。”[55]更不可容忍的是，章太炎本为统一党之当然领袖（首席理事），而在合并过程中，却逐渐被张謇们架空，以至于在新成立的共和党里，反而张謇成了位居章太炎之上的首席理事。按共和党会议规则，“凡会议以理事长为议长。理事长缺席时，以理事之次序在前者代之”[56]。众所周知，当时在武汉的黎元洪身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兼湖北都督，在共和党内无非只是挂名而已。这样，在上海或迁至北京的共和党中，以一票之多数而位居章太炎之上的首席理事张謇便当然地成为事实上的领袖了。权力的倾斜迫使章太炎不得不反对合并而宣布独立。难怪戴季陶说，“章炳麟竟以不能得首领之位置，而反对共和党”[57]，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1912年5月17日，统一党北京本部召开大会，章太炎宣告统一党不与他党合并而仍行保持独立。之后章辞去共和党理事之职，得到共和党本部承认。[58]6月2日，统一党北京本部召开第二次大会，改理事为总理、协理，举章太炎为临时总理。[59]统一党虽然保持其独立地位，但经此合而又分以后，已是元气大损，从此一蹶难振，一度处于停滞阶段。时共和党与同盟会在参议院中势均力敌，统一共和党以第三党地位操纵其间[60]，而统一党已无所作为。正如章太炎所冠冕堂皇地声称：“统一党本处中流，于政策则有相竞，于势位则无相争。”[61]事实上，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统一党已是无从着手了。1912年7月23日，章太炎由京赴鄂，拜谒副总统黎元洪，8月12日返京。在这期间发生了一点戏剧性的变化，章太炎复允任共和党理事，并请黎元洪任统一党名誉总理。[62]然而，回京后不久，章太炎就宣布脱党而不再与闻党事。如此突然无常的变化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政客利用政党的政治斗争使章太炎感到迷惘。在五政团合并为共和党时，章太炎受到排挤是一致命的打击，乃“知植党无益，自是泊然”[63]。而此后复杂的政坛风云——唐内阁倒台，陆内阁组建历经波折，各大政党竞争不已，使章太炎眼花缭乱，晕头转向。自武昌回京后，他致电黎元洪云：“浃旬以来，默观近状，乃知中国之有政党，害有百端，利无毫末，若者健稳，若者暴乱，徒有议论形式之殊。及其偕在议院，胡越同舟，无非以善腾口舌为名高，妄扩院权为奉职，奔走运动为真才。斯皆人民之蟊蠹，政治之秕稗。……长此不息，游民愈多，国是愈坏，前清立宪党可为前车。”[64]对此，黄大暹在统一党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也有说明：“因各党营私妒公，势力相倾，勃谿之声发于政客，太炎引为大惧，脱名党籍。”[65]
其次，统一党本身党势的衰落使章太炎失望。前因合并之事，统一党分裂涣散，虽然勉强独立，终因大受损失而难以复振，统一党趋于停滞。正所谓“入夏以来，巨之无裨于国家之鸿图，细之无补于民生之实计，外之无指导国民以对待之方针，内之无诱掖国民以统一之成效。鸣镝在弦，弯弓未发，嗒焉若丧，寂不闻声”[66]。统一党的衰落，促使章太炎对政治失望。“章太炎先生见党事衰落，遂宣告脱党，居于超然地位。”[67]
最后，也是更重要的是，章太炎在独立后的统一党内仍然受到攻击和排挤。1912年7月11日，统一党天津支部召开临时大会，部长王观铭大肆攻击章太炎：“本部总理章太炎之为人学问有余，而识力不足。自充大总统高级顾问后，月薪六百元，即不理党事，专事奔走，种种行为，有背本党政纲。”[68]后来王赓重组统一党时在《本党临时宣言》中也明显地表露了对章太炎的不满，把统一党的衰落归咎于章太炎“器宇太隘，难引外部之人才，观望迁延，左右支吾”，并认为此后“太炎既去，党员之雄才可展”[69]，似乎是章太炎束缚了统一党，大有必去之而后快之感，以至于虽然王赓们仍举章太炎为名誉理事[70]，而章则特意登报郑重声明：“仆已不与党事，闻统一党有意利用，仍举仆为名誉理事，仆决不承认。”[71]
1912年8月28日，章太炎正式发布脱党宣言，认为“政党不过为议院准备，而议院实莠言乱政之府，去留兴废，无足关心”[72]，从此再不与闻统一党之事。带着万般无奈和莫名的惆怅，章太炎就这样与其亲手创办的统一党脱离了关系。张謇早就说过：“政治家非文章士所得充。”[73]无论如何，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
后期统一党的实际领袖是王赓。王赓（1877—1948），安徽合肥人，初名志洋，字慎吾，号什公，后改名赓，字揖唐（又作一堂、逸塘），晚号今传是楼主人，而以揖唐行。1904年甲辰科进士，同年留学日本，先习军事，后改习法政。1907年回国，经考试再获赐予进士，成为“双料进士”，授兵部主事，后在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麾下历任军职。1909年，随使俄国，回途顺道访问欧美各国，考察军政建设，历时两年，回国后任吉林省兵备处总办。
民国初年的王赓经徐世昌推介为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参议、顾问。除此之外，他在政治上似乎极少抛头露面，更未担任什么重要政职，而是多次推却任命。例如，陆徵祥组阁时，拟推荐其为工商总长，“王力辞”[74]。大总统袁世凯欲让王赓掌管内务，“王坚辞不受”[75]。大总统欲授以勋三位，“王君一再力辞，不欲以勋劳自居”[76]。大总统又授以勋陆军衔，王赓“恳辞军职，意甚坚决”[77]。王赓曾奉命到奉天调查宗社党事[78]，可谓一次重要的政治行动。王赓对边疆建设很有研究，曾上《近边建置概略》，“袁总统甚然其说”[79]。袁世凯对王赓非常欣赏，认为“王君学识优裕，为现时难得之才”，因而任命其为密云副都统。[80]实际上，王赓也终未就此职。[81]就民初王赓而言，更重要的恐怕是其为袁世凯总统府之高等顾问。
王赓不愿出任军政要职，他自己曾这样解释：“王君谓鄙人自投身政党以来，即抱定宗旨，专在社会上活动，不再置身政界、军界，故自受军职之后，即数次具呈请辞；至于政界一方面，更不知发生关系，故自去年至今，惟求效力党事，余则毫无所希翼，此则为人之所共见也。此后仍当矢此宗旨，但求能在社会上立足，绝不愿置身于政界、军界。”[82]王赓是总统府高等顾问，但他声称不愿在政界、军界立足，而要在社会上从事党务活动，也许他考虑到以在野党身份更能方便、有效地尽到其“顾问”之职责。
民国初年，王赓投身于政党活动之中。1912年春，王赓作为袁世凯代表“赴宁沪接洽接收南京政府，章太炎介绍加入统一党”[83]。4月底，统一党本部北迁，王赓成为北京本部参事之一[84]；统一党合并为共和党，王赓被选为干事[85]；章太炎主持统一党独立，王赓为重要支持者[86]。从此，王赓在统一党中地位日益显要。章太炎宣布脱党后，9月1日，统一党重组，公举王赓、张弧、汤化龙、王印川、朱清华为理事[87]，王赓为五理事之首，此后成为统一党的实际领袖。
统一党是民初大政党，曾经盛极一时，然而旋即中途受挫，王赓有重振之功。正值统一党衰落之时，“理事揖唐先生不辞劳瘁，与同人互相提携，爰及半载，而本部数千余人，支部遍于全国，南洋、东京、纽约各处，又复陆续成立，远及海洋之外”[88]。所谓“重整旗鼓，骤复旧观”[89]。统一党一度中兴而为民初四大政党之一，不能不说与王赓的努力重建有关。
在建设政党方面，王赓很注重政治人才的培养和人民智识的开发。为此他创办了一所私立大学——政法大学，自任校长。他认为，“今日中国系法治国，应使国民人人有服从法律上之精神，其着手处，实在政治教育”[90]。“今日世界，非法治国不能立国于世界各国竞争之旋涡中。今国体更新，已及一年。而财政不整理，实业不发达，推原其故，实由于法政人才之缺乏，法政教育之不普及。近年以来，留学东西洋回国者，虽不乏人，然以毕业人数，分布全国，犹觉太少。故今不可不谋私立大学以补官立之不足”[91]，以至于统一党人可以自嘘：“其据有党证者，固属纯白清正之流，各省选出议员，本党且占百十数人，类皆雄骏君子，富于最新知识，助国基于强固。”[92]
统一党重组后，与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成为民初四大政党。统一党与共和党、民主党“三党之党纲及其所怀抱之政策，本无甚异同”[93]，这便使三党得以和平相处。“国民党虽为大党，对于统一党则有互相提携之意”，统一党于国民党也取“提携主义”或“取提携之态度”。[94]因此，四大政党除有意见竞争外，也有联合一致的历史。
（1）政团俱乐部。1912年10月，日本议员视察团来到北京，成为四党联络之契机。统一党理事王赓以为“各团体均开会欢迎，各政党亦宜欢迎，惟各党单独欢迎，或恐该团无暇赴会，且对外不宜显分党见”，因此致函其他三党，请各派代表集议办法，各党“极表同情”。[95]政团俱乐部因此而起。11月4日，四党开会讨论欢迎日本议员视察团之事，便由与会代表提议组织“各党联络感情俱乐部”。筹办人员中，统一党有董其成、朱清华、杨云濬、李俊、张开屏，共和党有龚焕辰，民主党有邓镕、胡贤燿，国民党有周亮才、周大钧。[96]四党政团俱乐部由统一党发起，尤其是“统一党理事王赓氏从中斡旋之力为多”[97]。其标榜“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为宗旨”[98]。这是四党联合的开始。
（2）政党联合会（或称政团联合会）。在俄蒙协约问题上，统一党提出三策，其中之一是“对各政党取联合一致主义”[99]。1912年11月22日，统一、共和、民主、国民四党组织政党联合会。“联合会由四党联合而成，但各代表到会，非发表其本党之政见，乃为各党对外图一致之进行，故于议决各事，除报告本党外，不应受本党之牵制。”[100]政党联合会“以联合各党政见，对于国家重大问题，主张一致解决为宗旨”[101]。在当时，政党联合会主要研究俄蒙协约问题，其《对蒙方略》主张“责成政府以外交为著手，以军事为后援，外交以取消协约、不失主权为宗旨，政府及国民实力预备，一致进行。万一谈判决裂，国民必仍全力辅助政府，负担财政，如增加税捐，募集公债等，国民一体承认，并由各党协力办理”[102]。政党联合会自成立之日起，便负起其监督政府之责，在俄蒙协约问题上，经常开会研究对策，以协调一致对外。
（3）宪法讨论会。1913年年初，临时政府即届期满，正式国会即将召集，关系民国前途的宪法问题一时成为舆论焦点。2月4日，由统一、共和、民主、国民四党组成的宪法讨论会正式成立。四党宪法讨论会“以讨论宪法上各种问题，预备国会之提案为宗旨”[103]。自2月18日至4月1日，其共召开六次常会[104]，对宪法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从政团俱乐部、政党联合会到宪法讨论会，可以看到民初四大政党之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联合一致。后期统一党正是在与各大政党的竞争与联合中得到蓬勃发展。但是，四政党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并非绝对稳固。事实上，随着事态的发展，统一党逐渐走上与共和党、民主党合并的道路，而使民初政坛形成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1912年年底至1913年年初的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于国会两院获得多数优势，这更加快了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的步伐。
1913年5月29日，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三党本来政见相近，俱属较为稳健的政党，又面临建立大党与国民党对峙的现实问题，因此合并乃势所必然。但是，三党又都是独立的大政党，分则为三，可以各自独立生存竞争于政坛；合而为一，则党内职员分配及与此相适应的权力结构的调整，难免不尽如人意，因此而使合并之事横生枝节。“以三党人数论，自以共和党占最大多数，统一党次之，民主党又次之，故于党中重要人物之支配，共和党当然较多，民主党当然较少，亦人情之自然分配。今其内幕适成反像，共和党之起而反对者宜也。”[105]合并后进步党的干部人物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如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蒲殿俊、梁善济诸人，“皆属民主党籍，实有垄断之嫌”[106]。势力最小的民主党竟然在新党中占主要地位，势力较大的统一党、共和党反而无足轻重，权力分配的不均，不能不使三党合并增添几分勉强的因素。就在合并的同时，“属旧共和党中民社派之张伯烈、郑万瞻、彭介石、胡鄂公辈，与统一党中之黄云鹏、吴宗慈、王湘等四十余人，则甚为愤慨，极不谓然”，因而反对合并，“宣言脱离进步党，仍守共和党之名义，所谓新共和党是也”。[107]但是，无论如何，三党合并成了进步党，从此也就结束了统一党的历史。当然，其在全国各地的支分部的并入则尚需一定时间，如其上海机关部是在7月14日进步党上海交通处成立时方才裁撤。[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