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民国初年历史背景的认识，首要的问题是民初中国资产阶级面临的历史任务是继续革命还是转而进行民主共和国建设？也就是说，民国初年是革命时代还是建设时代？这个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对民初政党的产生与政党政治试验以及各种政治近代化问题的认识。以往的研究大都将民初历史局限于辛亥革命史的范畴，因而对事物的评价标准就是是否革命或是否有利于革命，对革命带有过多的情感颂扬，反而对历史缺少冷静理智的分析，因而不免导致一些评价的偏差失误。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民初资产阶级是否应该继续革命？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动：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人们经受着历史的巨变，当他们理智地思考着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的时候，几乎无不注目于民主共和国建设，革命时代过去，建设时代开始，这是时人的认识和希望。“今之时何时乎？革命功成，东南粗定，临时总统已举，政府已设，盖由破坏而进入建设之时代也。”[4]孙中山曾多次演说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目的已达，之后将致力于民生主义。1912年8月25日，他在北京同盟会本部大会上演说指出：“吾同盟会本以破坏为宗旨，以独立为目的，今幸大功告成，目的已达，此后即应改变宗旨，由破坏而进入建设，若再持原来的破坏主义及独立宗旨，民国前途，宁有望乎？”[5]黄兴也有同样的认识：“今日则民国成立，建设伊始，时势已迥不同，即目的不得不改变。今所以与各党合并而改称国民党者，盖将应时势之要求，为解决建设问题之研究，自然之归结也。”[6]巨变之后，人心思治，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们指出了建设的道路，如果还要求他们应该继续革命，进行武装斗争，未免有点过分。

紧接着看资产阶级是否可能继续革命的问题，由此而引出民初资产阶级对袁世凯的认识与袁世凯在当时的真正形象是什么的问题。因为袁世凯往往被视为继清王朝以后的革命对象，因而问题的关键便集聚于袁世凯是否已经成为民初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关于这个问题的评价，学界聚讼纷纭，兹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有论者认为袁世凯取孙而代之，是资产阶级的选择，是时代的选择。[7]虽然以今人的后见之明来看，也许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其在当时则合乎历史逻辑。当时资产阶级对袁世凯是以建设民主共和政治的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相称许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在孙中山辞职后以全票选举袁世凯，其致电于袁称：“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8]《民立报》更称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之骄子”[9]。孙中山辞职后，对袁世凯也是推崇备至，将政治之事放手于袁，自己则专心构筑其宏大的铁路计划。他声称：“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10]正如孙后来所说：“自袁杀宋教仁君之后，弟始决心不助袁。”[11]那么，在“宋教仁案”之前，则孙“助袁”无疑。不仅孙中山这样，其他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或以为“当宋案未发生以前，国民党实未尝梦及不举项城为正式大总统”[12]。可见，在“宋教仁案”发生前，二次革命尚未兴起时，袁世凯的形象在国人心目中，可以说是如同“救世主”那样崇高，至少绝不可能如后人所认识到的那样，是封建专制主义反动势力的象征。虽然某些资产阶级激烈派如戴天仇（季陶）指责袁世凯为“专制魔王”[13]，甚至认为袁世凯“欲作皇帝”[14]，但是，这只是极少数人对政局中权力转移不满的呐喊。当然，在“宋教仁案”以后，尤其是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的形象已自暴于世，与前判然不同。明确此前此后的变化是认识评判的基点。一方面，认识事物有一个过程，如果以后来的要求评价先前的认识，则显然是苛求；另一方面，思想认识往往支配人的行动，民初资产阶级并未认识到袁世凯的反动性，甚至寄之以建设民国的希望，难道能够要求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又立即发动武装革命反袁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至此可知，民初中国资产阶级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建设而不是革命。民国初年，历史经受着政治体制转换与战略调整的挑战：由君主专制而民主共和的体制转换，标志着政治近代化的趋势；由革命而建设的战略调整，是为了适应这种近代化变动趋势。正所谓“吾国数千年之君主国体自此告讫，而统一雄大之民主国体由斯建立。然则今后之所有事，独建设政府问题耳”[15]。革命之成功，打破了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官僚政治体制，在建设民主共和的近代政治体制的过程中，首要的任务就是扩大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度。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表明，“组织扩大参政的体制上的主要手段，就是政治党派和政党体系”，政党是动员与扩大政治参与的有效组织。[16]因此，在传统政治体制向近代政治体制转换的过程中，适应政治近代化需要的民主共和政治建设，便呼唤着政党的产生与国人的政党建设。正如梁启超所说：“今日中国已确定为最神圣最高尚之共和国体，而共和国政治之运用，全赖政党，此不待烦言者也。国中先觉深知此义，故一年以来，注全力以从事于政党之建设。”[17]正是在此背景下，统一党应运而生。

以下主要考察民初流行口号“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与统一党产生的关系。

据考证，“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章太炎首先提出来的。[18]章太炎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这个口号？章太炎思想本身的发展与这个口号有什么关系？到底应该从革命还是从建设的角度来评价这个口号？这个口号对民初政治有什么影响，与民初政党的产生有什么关系？

武昌起义发生一个多月后，1911年11月15日，章太炎从日本回到上海，由于章太炎是老革命党人，因而很是引人注目。他回国的第二天，《民立报》发表欢迎文辞，称之为“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希望国人“奉之为新中国之卢骚”。[19]章太炎当时也是春风得意，立即投入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担任调人之职，为联合之谋”[20]。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各种政治势力都在谋求筹组新中国政府。这时，在武昌的谭人凤等革命党人致电包括章太炎在内的各地革命党同志称：“民国渐次成立，请诸君速来鄂组织一切。”[21]显然，他们是要各地革命党人到武昌组织民国政府。章太炎回电答复如下：

武昌都督府转谭人凤诸君鉴：电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则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章炳麟。文。[22]

据此复电可知，章太炎很模糊地表述了自己对组织未来的民国政府的意见，就是反对革命党“以一党组织政府”。这是一个反面的意见。至于到底怎样组织和组织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似乎不能由此复电看出。重要的是，他在此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就字面意义而言，可以这样理解：革命成功以后，取消革命政党。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则是要反对革命党“以一党组织政府”，因为“天下为公，乃克有济”。显然，章太炎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是从未来政府的组织，也就是从建设角度而言的。

章太炎在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日趋明朗化的情况下回国。他很快便敏锐地意识到革命即将胜利，应将战略重点转变为对未来政府的建设。“当困居专制政体之下，其功在于破坏，而在今日已脱离旧政府之羁绊，所重尤在建设。”[23]随即他便提出在革命成功以后，取消革命政党，反对革命党以一党组织政府。从章太炎思想本身的发展可以隐约地发现，他是主张建立普通的近代政党，以从事民国政府建设，以普通政党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尚在日本的章太炎撰写了《诛政党》一文（1911年10月26日、28日、31日连载于槟榔屿《光华日报》），表示对欧美政党及政党政治的羡慕，并痛斥中国旧立宪党人、旧官僚“政党”（实为朋党）。有谓：“欧、美政党，贪婪兢进，虽犹中国，顾尚有正鹄，政府有害民之政，往往能挟持不使遂行，自及秉政，他党又得议其后，兴革多能安利百姓，国家赖焉。汉土则独否。盖欧、美政党，自导国利民，至中国政党，自浮夸奔兢，所志不同，源流亦异，而漫以相比，非妄则夸也。”当时中国党人，“综观七类，操术各异，而兢名死利，则同为民蠹害，又一丘之貉也”。同时，他表示要在革命成功以后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政党与政党政治，“苟我夏齐民，不忍亡其宗国，赫然振作，以恢九服，中国既安，各依其见为政党，内审齐民之情，外察宇内之势，调和斟酌，以成政事而利国家，不亦休乎？不然，则速速方谷，邦国随倾，既见灭于欧人，万劫将不复也”。[24]由此或可理解章太炎为什么不久之后提出取消革命政党了。

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思想并不是孤立悬想。在此口号提出的前几天，《国民公报》（1911年11月27日）上发表了一篇《革命无党论》的文章，认为“革命军起，政体上既得完美结果，则前此种种之党派皆归天然之消灭”[25]。老革命党人刘揆一也表述了与此大致相同的意思：“敬谨告我国中诸友，自今以后务皆以提倡共和民国政体，组织中华民国政党为共同纯一之宗旨，凡从前所设立如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以暨一切党会诸名义，应请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26]可见，这种思想的产生有其共同的社会历史土壤，就是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由革命而建设的战略重点转移。事实上，从民初的政党建设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且先不说章太炎的统一党，单就同盟会的演变而言亦可见及。1912年3月3日，同盟会由秘密革命政党改为公开的普通政党，“同盟会之运动既告成功，则会名理宜消灭，会中领袖诸子有见于此，故汲汲谋改党”[27]。其后在宋教仁等人的努力下，同盟会联合几个小政党改组成国民党，成为民初政坛一大政党，致力于政党政治。孙中山与黄兴致电同盟会各支部，对此表示“深为赞成”，认为“同盟会成立之始，其命名本含有革命同盟会意义，共和初建，改为政党，同人提议变更名称者日益众，即此时而易之，可谓一举而两得矣”。[28]与此同时，章士钊更是极力鼓吹“毁党造党”论，称“毁党者毁不纲之党也，造党者造有纲之党也……造党者非毁各党而合为一党，乃毁各党后经严重繁复之研究而分为两党也”。[29]此即为正规的政党建设大造舆论。正如时人所体认：“革命功成，革命党消，今日全国之内谓有一人非革命党不可也，谓有一人为革命党不必也，且革命党决非政党。政党者，为共同研究国家政治之进步，使宪政基础之日固，社会心理之日发达也。……故为政党计，非吸收他党厚集其势力，巩固其政纲，以为国会之预备政党内阁之前题不为功矣。”[30]所以，如果能够挖掘其隐含意义并且从建设的角度来评判，则章太炎提出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可谓是民国初年政党与政党政治建设思想的总概括。

如前所述，清末民初历史所面临的是政治体制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章太炎早在武昌起义之后不久就很清楚地看到这种政治形势的新变化，而率先明确地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战略性政治口号：在革命成功以后，取消革命政党，建立近代式普通政党，进行民主宪政的国家建设。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章太炎一回国就立即谋求政党和政党政治建设。那时章太炎在上海常与张謇见面，“会商民国成立以后的政治建设。一面谋巩固民主根基，一面谋民权民气在正当的轨道上发扬，尤其着重在政党的建设。认为要促进政治上的演进，政见上的表现，必得有对待的二党在同一国体之下，各自团结，拿政纲政见互相切磋，互相砥砺；使人民有从违择舍的自由和信从”[31]。后来他们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和统一党。

统一党的产生可追溯到中华民国联合会。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全国尤其是南方秩序一片混乱，各种政治势力都期待着新的统一政府的建立，以维系一个安定的局面。于是，“以各省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为号召”[32]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应运而生。

先是武昌军政府临时代表胡瑛、胡仰、何海鸣、邹廊在上海倡议发起中华共和民国联合会，章太炎被列席为赞助员之首。[33]与此同时，章太炎又与程德全在苏州拟发起中华民国联合大会。[34]可见，在当时倡议发起的联合会至少有两个，而章太炎皆与列其中。1911年11月12日，上海发起的联合会在江苏教育总会开会，“拟与苏州所发起之联合会商议合并，由章太炎赴苏接洽”[35]。随后两个联合会合并为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的江苏教育总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二百余人，投票选举章太炎为正会长（126票），程德全为副会长（81票）。[36]次日发行《大共和日报》，作为言论机关报，原拟以章太炎为“全部主任”，后章太炎实际上是社长。[37]中华民国联合会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第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其明确表示“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38]。

1912年2月中旬，南北议和告成，清帝宣布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袁世凯以自代，南北统一，共和政府成立在即。根据《中华民国联合会章程》第七章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本会俟完全共和政府成立后，即改为政党。”3月1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发布改党通告，拟改名为统一党。[39]3月2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江苏教育总会“改会为党”，正式成立统一党。[40]

中国古代有朋党而无政党，所谓“东汉末年之钩党，有唐中叶以后之牛李党，唐末之清流党，北宋之元祐党、熙丰党，南宋之伪学党，明末之东林党、阉党”，都是著名的朋党，因为“中国自古为专制政体，专制政体之下，无政党发生之余地”。[41]专制政体之下，无言论自由，更无参政自由，政党无从产生，只有朋党，而汉唐宋明朋党之祸，昭然于世，再加上“君子不党”之古训，因而“畴昔吾国贤士大夫，语及党之一字，则蹙额掩耳如不欲听”。[42]近代以来，西方政党观念传入中国。清末民初，各种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鉴于朋党之忌，国人或以“会”“社”名之，而极少有曰“党”者。在统一党成立之前明确称“党”者只有少数几个，如江亢虎、张继的中国社会党（1911年11月5日），朱志尧、徐企文的中华民国工党（1912年1月22日），戴传贤（季陶）的自由党（1912年2月3日），温宗尧、潘鸿鼎的国民党（1912年2月27日），等等。这些党或更多地从事社会活动[43]，或很快被合并于其他政党，而少有始终致力于近代政党政治建设的。正是在此意义上而言，统一党是民初进行政党政治试验过程中最早的近代政党。正如章士钊所说：“吾国无政党，有政党，自是日而始。”[44]更有人认为统一党“实为民国第一政党”[45]。

章太炎首倡“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章太炎首创近代政党——统一党，两者联系起来别有意味。如果说一个人的思想理应指导其行动，或者说一个人的行为当然受其思想的支配，那么可以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思想与统一党的产生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当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统一党可谓民国初年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共和宪政建设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