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歧视是男女两性不平等关系的根本反映,这是社会学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现代社会学理论认为:“支持性别不平等和认为男性统治是正当的那种意识形态就是性别歧视(sexism)。与种族歧视和年龄歧视一样,性别歧视通常以男女生理条件不同这个事实为理由,认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是正当的。”所谓男性统治,“并不表示所有男人都故意地压迫女性,或者个别女性不能改变她们的境况取得与男性同等的成就”,而是指“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力和声望”。[138]性别歧视主要是指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尤其是针对女性基本的人权状况而言,因而遭到近代以来世界女权运动的强烈反对。现代女权主义理论的根本宗旨就是认为“所有的妇女都是受压迫的”,可以说性别歧视就是女性遭受男权统治压迫的境况,“在女性和男性之间,性别歧视首先表现在男性统治的形式上,这种统治导致了歧视、剥削或者压迫”。[139]由此看来,民初女子参政权请愿运动的失败,女性参政要求被拒,可谓典型的性别歧视案例。这不仅是今人的后见之明,事实上,当时参政请愿的女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决定历史认识可以有多种途径。就民初女子参政权案而言,在男性权势下,不给女子参政权,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但是,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参政请愿的失败,几乎是不可理喻而无法接受的。民初部分女性对性别歧视问题的自觉意识,使她们将斗争的矛头直指男性,认为女子参政权请愿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受到男性权势的压制打击。在她们看来,“女子一日无参政权,一日不得与男子平等,可断言者也”[140]。参议院取消女子参政权案,“实属故意抑压女界”。她们质疑:“男子既能参政,女子何独不然?”[141]男女权利“同是天赋,焉可歧视?”[142]她们对于女子在仍然是男子专权的新生民国的地位问题深感忧虑,认为:“今吾国非中华民国也,乃中华男国耳;不然,何以女子不得参政?”“今吾国无共和政体也,乃专制政体耳;不然,何以女子不得自由?”“亡清时代,男子为奴隶、为牛马,女子为奴隶之奴隶、牛马之牛马。中华民国时代,男子已为主人,而女子犹为奴隶,大可伤心也。”[143]女性的这种感受,既是愤懑,又有无奈的哀伤。
民初女性对于性别歧视的自觉,还可以从女子礼服案得以参证。几乎就在参议院否决女子参政权请愿案的同时,参议院议决了民国男女礼服案。根据新的服制规定,男子礼服分大礼服与常礼服两种,每种礼服又分昼礼服与晚礼服二式,且各有相应的冠履种类相配,显得文明新潮;而女子礼服则仅有一式,又冠履不具,形式与旧制无别,了无新意。广东女权研究社通电各报及各省女界团体,表示强烈抗议,认为“男女相形,显分轻重”,此举“显系参议院轻视女界,漫不经心,草率议决之故。本社以为民国法律男女平权,礼服事关体制,断不容稍有歧视”,表示“决不公认”,希望全省女界会议“发电力争”,要求参议院取消重订。[144]随即,该社又开会研究女子礼服问题,认为参议院所定女子礼服,“显系歧视,殊非平等”。社员纷纷建议或上书省议会,或致电袁总统与参议院,或致电上海女界力争[145],一时掀起了一股反对参议院礼服案的风潮。虽然同样没有结果,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民初女性对于性别歧视问题的自觉,及其女权意识的初步觉醒。
从民初关于女子参政权案所体现的男女性别冲突的过程来看,男性反对女子参政权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女子在政治方面的知识与能力程度不够,因而不宜有参政权。对此,部分激进女性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第一,认为女子与男子一样,都是国民的一部分,既尽了国民的义务,就应该享受国民的权利。唐群英在女子参政同盟会北京本部成立会上演说称:“女子既为中华民国的国民一分子,国民所有的责任是应该担任的,国民所有的权利也是应该享受的。难道国民两个字,划开女子,单就男子讲的吗?”[146]沈佩贞在欢迎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时演说认为:“去岁革命时,女子已组织北伐队,而促中华民国之成立。是今日之共和,女子亦出代价以购之,并非男子一方面独构成之者也。去岁革命时,既未尝以我等为女子而摈于革命同志之外,岂今日共和告成我等女子不能享受共和之幸福耶?”[147]
第二,认为参政权是基本的人权问题,与实际的参政能力无关。对于女子参政权问题,“当究其宜不宜,不当问其程度之能不能。其宜也,则天付(赋)之权利安可剥夺?纵程度不及,亦当设法以救正之,不应因而谓不宜有参政权也”[148]。如果认为女子程度低下,就不能充当议员以参与国事,那就大谬不然。“就程度言,是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者,均须有充当议员之程度,则彼乡中富有财产略识之无之愚父老,程度且远不及吾女子,何以亦不能不予以投票选举权?则以此非程度问题,乃人权问题故也。程度高下由于个人之学识,而人权予夺关于全体之利害。”[149]事实上,男子也是程度不齐,但并没有剥夺其公民参政资格,而唯独不给女子参政权,“是参政与否,只分男女,而不真系于程度之差异也明矣”[150]。何况女子要求参政权,只是希望与男子达到人权上的平等,而并不是人人一定都要参政,“选举一视乎公意,倘女子而果无才能,岂跻望所能及哉?”[151]天赋人权不宜歧视,女子要求参政权,“但欲恢复其天赋之权,并非为非分之要求”[152]。
第三,认为男女程度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女子程度不齐,其实男子程度也不齐。“女子程度虽有不齐,亦何异于男子?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内,亦有芳草。固不能一言以蔽之也。”[153]“或有疑女子程度不及,不能遽与以参政权者,不知以女子与女子较,其程度固有不齐,以女子与男子较,男子之程度亦不过较女子之优者为多,不得谓男子悉优,女子悉劣也。”[154]另一方面,女子虽然整体上不如男子,多数女子程度较男子为差,但也有一些女子比男子强,如果给女子参政权,既可以唤起女子的觉醒,又能促动女子的进步。“吾女界有多数固无自主之能力、参政之资格,然少数人则以有超过男子而上之者矣。苟与以参政权,则既可轻男子之担负,又可唤醒睡乡中之女同胞。知我女界亦国民之一部分,自由平等以及一切之权,皆与男子同而非一定受属于男子者,使生自振之志、自重之心,并可使无知之男子,知男女平等乃天演公理,非吾人所可侮、所可欺,而当与以独立之地者也。”[155]
第四,认为男子的程度也未必能够胜任参政。她们的矛头直指临时参议院的议员,认为临时政府成立时,参议院的议员是由各省仓促选出来的,其程度很是参差不齐。“他们反对女子参政,开口便说程度不够。试问,参议院的那班人,有几个够参议员的资格?民国成立了一年,他们所发表的议论,所主张的政见,对于民国的前途,有什么价值呢?!每月混了二百块银元,花天酒地的乱闹一番,那国家的大事都忘却了。”“不料崭新的民国,竟有这昏昏沉沉、奇奇怪怪的参议院。”[156]
第五,她们甚至认为女子比男子更加优秀。女子能力有优于男子之处,“谓女子智识,无不较男子为优欤,吾未敢信也。然以吾耳目所及,女子资性之灵,思想之活,记忆之精,进行之敏,实有远胜于男子者”[157]。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嘉德夫人的话可为佐证,她在上海对张昭汉等人说:“此次来华,见沪上之中国女子之程度,实出意料之外。且自出美国以来,所至各国,未有能如前日欢迎会之秩序整齐者。可见中国女子程度实不亚欧西,且超迈其他各国。即如前日会场翻译英语之张文贞女士,其中英文程度之高,非但于女子中罕见,即一般男子亦难及其毫末。女子既有如此之程度,亦极应有完全参政权。”[158]
另外,民初男性反对女子参政权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世界各国女子参政没有先例,即欧美发达国家的女子尚未获得参政权,因而中国女子没有参政权也不奇怪。请愿女子不以为然,认为“此尤为不经之论”,“夫男女既列于同等地位,则男子参政,女子亦可参政,各国虽尚未见诸实事,亦何不可自我神明黄裔之中国,为世界女[子]开一先例,以作各国之模范乎?”[159]
民初女性在反驳男子压制打击女子参政权的同时,也对女性自身的问题做了反思,认为女性与男子相较确有不足之处,确实需要进行思想启蒙,以预备参政条件。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认为:“英国女子之知识学问为欧洲冠,‘程度’二字,英人之反对女子参政者几不得以为口实,而吾国男子之论此事则首翘‘程度’二字以相敖。平心论之,二万万女子中能解参政作何意味者实无几人也,此不可以愧乎?是故今日女子非不得参政之为患,而不知所以参政之为患;非男子吝参政权不与之为患,而女子获参政权如石田不可耕之为患。吾深望吾女同胞先谋教育普及,然后徐言参政。参政之原则无可反对,参政之条件则不可不自严也。”[160]这是一番经过理性反思的肺腑之言。
在她们看来,提高女子参政知识与能力的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发展教育。她们认识到,女子之所以在程度上不如男子,并不是女子天生不如男子聪明,而是教育不平等的缘故。“则欲矫其病,惟力求教育平等耳。”[161]“欲使男女立于同等之地位,必先男女受同等之教育。”[162]男女教育平等后,则自然能够达到参政的目的。“要求参政权与要求平等教育,当双方并进。俾吾人知识完全,使吝参政权者无所借口。”[163]二是创办报刊。据统计,1912—1913年,全国创办了14种妇女报刊,如上海的《女权月报》、北京的《女学日报》和《女子白话报》等。[164]这些报刊大都以提高女子知识程度,发达女权为基本目的。《女权日报》的宗旨是:“掀翻女界种种恶习,提倡女子道德、学术、生计、教育,一切凡关于女权种种,随时就普通程度赞助其发张。”[165]《女权月报》的主义是“发扬女子固有本能”和“恢复女子固有权利”。[166]《女子白话报》的创办,专为普及女界知识起见,故“以至浅之言,引伸至真之理,务求达到男女平权的目的为宗旨”[167]。《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宣言称:“吾国女界程度,视欧美何若,以彼女学先进,颉颃男子无可多让,犹呼吁奔走,绵历年载,未告成功,则吾女界可自省矣。是故平权之与参政,不患求之而不能得,患得之而不能有。”“造就女子之知能,在广设学校;而灌输女子之学识,则在编述报章。”“使吾女界终无与男子知识平等之日矣,即吾女界终无与男子权利平等之日矣。”“不特饷吾女子将来政学之南针,亦以药彼男子现在政策之砭石。”[168]
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影响颇大,当时即在女界掀起波澜。湖北女界受南京女子参政运动的影响,兴起要求参政的风潮,一些女子加入自由党和社会党,或创办女子法政学堂,“为将来参政之基础”,副总统黎元洪以“女子智识尚幼,讲求法政未免太早,故未允可”,女子大为不平,纷纷集会上书,要求“非达到目的不止”。[169]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女学生也闻风而起,认为“女子教育断不能使男子为监督”,掀起了排拒监督吴鼎昌的风潮,“此次风潮别含有一种排斥男子之意味”。[170]此可谓民初男女性别冲突的又一例证。
显然,女性的感受与男性的态度颇不相合。从女性的感受来说,民初女子参政权案确实体现了明显的性别歧视问题,因而男女性别冲突在所难免;但是,在强大的男性权势下,女子参政权运动也实在难以逃脱最终失败的命运。值得说明的一点是,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虽然失败了,却促进了近代中国女性的思想觉醒,推动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进步,其积极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