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看似**迭起，但相对于波谲云诡的党派政争而言，实只不过是一片小小的波澜。民初政坛完全由男权所控制，女性及其争取女权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据有人对民初政党研究的统计分析，在民初312个政治性的党会中，专为争取女权者仅15个；而在35个具有政纲的重要政党中，只有统一国民党、中华民国竞进会和中国同盟会3个政党主张“男女平权”。[89]同盟会后来改组为国民党时，还公然取消了“男女平权”的政纲条款。事实上，民初各种政治势力（主要是男性党派组织）对于女权的基本态度大体上是一致的，表明了一般男性对于女权普遍的不以为然，甚至压制和打击。下面拟以民初女子参政权案为例从三方面略做分析。
其一，孙中山与革命党人的态度颇为微妙，是首先值得注意的。
有人认为孙中山对民初妇女要求参政的态度大致是原则上同意，但不能立即实施，认为必须重视女子教育，努力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为男女平权、妇女参政创造条件。[90]这个论断大致不错，但支撑这个论断的基本精神理念则需要进一步分析。
武昌起义以后，尚在美国的孙中山四处游说，曾公开表示：“中国宣告民主后，中国妇女将得完全选举及被选举权，不特寻常议会可举妇女为议员，即上议院议员及总统等职，妇女均得有被选举权。”[91]如前所述，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林宗素曾以女子参政同志会代表的身份面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得到孙氏面允“国会成立，女子有完全参政权”的许诺。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上书孙中山要求女子参政权，孙中山复书称：“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自共和民国成立，将合全国以一致进行。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不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事所必至。贵会员等才学优美，并不遽求参政，而谋联合全国女界，普及教育，研究法政，提倡实业，以协助国家进步，愿力宏大，志虑高远，深堪嘉尚。”[92]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的次日，特地到女子同盟会话别，“屡嘱该会极力振兴女学，以期与男子并驾争雄，共维持中国前途”[93]。国民党成立时取消了同盟会关于“男女平权”的政纲，孙中山在演说中解释道：“男女平权，本同盟会之党纲。此次欲组织坚强之大政党，既据五大党之政见，以此条可置为缓图，则吾人以国家为前提，自不得不暂从多数取决。然苟能将共和巩固完全，男女自有平权之一日。否则，国基不固，男子且将为人奴隶，况女子乎？”[94]当唐群英与沈佩贞谒见孙中山“力争男女平权”时，孙中山只能以“事实上之困难”而婉言相劝。[95]随后，孙中山又在给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复函中进一步说明：“男女平权一事，文极力鼓吹，而且率先实行。试观文到京以来，总统府公宴，参议公宴，皆女客列上位可证也。至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人可能挽回，君等专以一、二理事人为难无益也。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未知诸君以为然否？更有一言奉献：切勿倚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96]
以上是孙中山当时关于女子参政权问题的主要言论，大体是在公开演讲、接见女子谈话及与女子通信中表述的，可谓公开表态。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孙中山的态度有一个从大言炎炎的宣言到谨慎的许诺以至爱莫能助的转变过程，这与他的政治地位和处境的变化有着微妙的关系；二是孙中山虽然公开表示了支持与同情的态度，但他也非常清楚地表示了女子程度不够而只可“置为缓图”的思想认识，这与一般反对女子参政的理由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探究，那就是孙中山的内心思想究竟如何呢？这方面的材料不多，但有一个事例提供了另类的答案。当林宗素登报公布与孙中山的谈话时，以章太炎为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致函孙中山质问，对于孙中山关于女子参政问题因“某女子以一语要求”便“片言许可”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不意孙中山竟回函表示：“前日某女子来见，不过个人闲谈，而即据以登报，谓如何赞成，此等处亦难于一一纠正。”[97]对此，林宗素特发表宣言，对于孙中山以“毅然许可并允登报宣布当时问答之语”为“个人闲谈”表示“不禁骇诧”，认为：“该会指宗素为一女子谒见，孙总统亦谓为他人闲谈，将置全体会员公举代表名义于何地乎？”[98]
显然，孙中山具有高超的政治家艺术，其两方面的表态真给人雾里看花的感觉。
另一位革命领袖黄兴，在两次女界欢迎会上演讲的公开表态与孙中山相似。他认为，女子在这次共和革命中尽心尽力，“与男子一德一心，演出此一段光荣历史”，迎来了男女平等的绝好机会，“中国人数四百兆，女子占二百兆，先要达到教育平等目的，然后可达政治平等目的。即女子参政，兄弟以为不久就要成了。现在欧洲女子，不仅为本党运动，并为世界女子运动。中国不能不应世界潮流，予女子以参政之权。故女子参政，兄弟以为不成问题”。“女子有了学问，就可以参政。现在美国各州，女子为律师者、为行政官者已居多数，我中国正宜以美国为法。人类进化，男女平等，故参预政治为人类之天赋人权，不能有轩轾于其间。”[99]
事实上，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家当时并不认为女子有参政的知识与能力，因而关于参政权问题只能是高悬理想而已。正如蒋作宾给《神州女报》写的祝词所称：“天赋人权，男女所共；女子参政，人道当然。然主张参政，为学理上所期许；是否有参政能力，则系事实上之判断。观今女界，较其大凡审识名物者，千取一焉；备取常识者，万取一焉；若夫法理精深、政论渊博者，虽千万一之比例犹不逮也。……故平情而论，女子享有参政权为世界将来必经之阶级；若言吾国今日之女子参政权，则应在预备之时期、进行之初步，断断然矣。”[100]所谓“预备”之说，与其说是原则上同意但不能立即实施，不如说是理论上赞许但事实上否定。这一点切切不可轻易放过。
一般革命党人的态度可以同盟会—国民党的机关报《民立报》为例说明。1912年2月28日，因女子上书参议院请愿要求参政权，《民立报》发表署名“空海”的社论，对于“女子果宜有参政权乎”的问题表示怀疑。社论从男女程度、男女特性及社会秩序三方面立论，提出女子不宜参政的三点理由：一是女子在政治上的知识与能力之程度不够；二是男居外主政务，女居内主家务，男女特性各有长短，是自然规律，不可违背；三是女子是家庭生活的维持者，家庭是巩固国家与社会秩序的基础，女子参政将破坏这个基础。结论强调：“世之论者但据第一理由，以为女子之知识程度不足，不宜有参政权；而不知若据第二、第三理由，女子纵人人读书识字，知识可与男子平等，亦不可有参政权。”[101]此论一出，立即在女界引起强烈反响。来函连篇累牍，或支持，或反对。《民立报》遂开辟“女子参政之讨论”专栏，持续约一个月，至3月26日，登载近10篇文章。反对“女子不能参政”者以杨季威、朱纶、姚蕙、张汉英、陈唤兴等人为代表，支持“女子不能参政”者以张纫兰、张孝芬、李净业等人为代表。
张纫兰等支持者对空海所提女子不能参政的三条理由深表赞同，并进一步提出一些新的理由：一是从私德方面攻击要求参政的女子，认为有人私德不检，人格败坏，甚至有倡为“无夫主义”者，如是以往，“吾中华民族行将灭绝，又安用参政权为耶”；二是指责女子争参政权是“挟有以官为乐之劣性”，是女子的虚荣心所致，“与昔之争诰命无二致”；三是提倡“平权分职”，认为男治外、女治内并不是不平等，只是职业不同，男女各有天职，“分职非不平等之谓，而平等实莫贵于分职”；四是认为男女的生理构造不同，“女之性质最不适于从政”；五是进一步强调女子参政程度不够，“女子参政请求，以程度论可不行于今日”，当急求教育与男子平等。[102]
杨季威等反对者则对空海及张纫兰等人的论调进行一一反驳。一是认为男女程度的差别是因为后天教育的不同，女子通过教育也可以达到与男子同样的程度。二是认为所谓男主外女主内并不是男女特性之长短，其实是传统习惯使然，破除旧时恶习，则女子也可以主政。三是认为女子之天职固然是维持家庭生活，但其时有不少女子离开家庭从事实业与教育等职业而并没有破坏家庭，正如男子既有从政者，也有从事工、商、农诸业者，其实男子从政者只是一部分人，女子也可一部分人参政，而其余则仍可维持家庭生活。四是对于有关要求参政之女子的私德的攻击不以为然，认为所谓“无夫主义”与参政乃绝然两物，风马牛不相及。五是从生理结构上认为，男子在身体上可能强于女子，但女子在精神与智力上并不亚于男子，女子的表现似乎有不如男子之处，主要是因为没有受到平等的教育，并不是生理上的关系。六是认为女子与男子一样是国民的一分子，就应该享有一样的权利，并承担一样的义务，“女子之争参政权者无他，乃欲尽其应尽之义务耳，受其应受之权利耳”。她们充分相信：“女子之有参政权，为人类进化必至之阶级。”[103]
这场论争看似主要是在女子之间进行，其实离不开《民立报》记者与编辑的刻意安排，因为所谓各女士的来函都是由该报社选编的，显然该报是在有意宣扬自己对于女子参政权问题并不怎么赞成的主张。如果继续翻看下去，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4月22日、23日，该报连载英国著名医学家埃尔穆来脱所著《论女子参政权》的译文，埃尔穆来脱以女子生理上之欠缺为理由而反对女子参政权，译者按语称埃尔穆来脱所论“盖由经验得之，论中种种指摘均著实地，较诸前此反对女子选举权诸说，不可同日而语。此论出后，尚无为妇女辩白者”[104]。同时，该报还特地报道了英国女子争取参政权运动的种种暴烈行为，以说明其“女子选举案未获通过，实因近来女子暴动”[105]。有趣的是，为了表明该报记者“初无成见”和“素主平允”的心迹，该报又接连刊登了两篇赞成女子参政权及反对埃尔穆来脱之说的译文。[106]6月7日、8日，该报连载广州女士欧佩芬的专论《敬告争选举权之女同胞》，仍然借女子之口表达对力争参政权之激进女界的忠告，认为：“我国女界不患无急进之雄心，而患乏自治之能力；不患无参政之权，而患乏参政之学。”其着重点在于培养女界的自治能力，具体途径是普及教育、设立演说团、革妾媵之俗、开放婢女、禁娼妓之俗，以免“徒争参政之虚名而乏参政之实际”而为世俗所指摘诟病。“故今日欲重女权，当从参预政治始；欲参预政权，当先亟图自治始。”[107]最后还是具体落实到了女子自身的能力问题。或许是为了再显其“平允”心态，该报紧接着又刊登了一篇女子法政学校预科生杜有杕的月考文《男女平权足以救国论》，认为“男女平权乃救国之良策、兴国之根本”，极力主张女子应在政治、家庭、学术等方面与男子平权，尤其女子参政权对于养成新国民之国家思想至关重要，只有真正实现男女平权，“如此方不失为从根本上救治我民国”。[108]透过该报眩人耳目的编辑技巧可见，《民立报》在女子参政权问题上，看似能照顾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其实还是有所偏向：虽然不能说其是持完全反对的立场，但其赞成的态度确实是有所保留的。
如果说《民立报》可以反映一般革命党人的态度，那么他们与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态度似乎大致相似。正如有一署名“剑心”者所说：“凡属国民，皆有参政之权利。女子要求参政权，是极正当之理由，且分内应为之事。不争参政权，直自弃其国民之资格。但今日女界中程度高尚者，寥若晨星。吾愿热心参政女志士，对外则坚持到底，百折不挠；对内则发达其生计，普及其教育，以□程度不足之说。”[109]他们虽然在原则上赞成女子参政权，但事实上对于女子参政的知识与能力则深表怀疑，因而并不赞同女子争取参政权的激进行为，也不赞成女子马上获得参政权。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取消了“男女平权”的政纲，是表明一般革命党人对于女子参政权问题之实际态度的典型例证。由此引起的男女之间的激烈冲突，是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1912年3月3日，同盟会由秘密革命组织改组为公开政党，其政纲第五条即明确标榜“主张男女平权”[110]。后来，为了造成一大政党，实现政党政治的理想，在宋教仁等人的主持下，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及全国联合进行会等政党，合组国民党。在合并的过程中，因与他党妥协而删去了同盟会原有的“主张男女平权”的政纲。当时正值女子参政权运动激昂之时，此举有如火上浇油，立刻引起了部分激进女会员的强烈抗议。8月13日，同盟会本部召开会议，选举筹办国民党事务所干事。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数人到会首先发难，质问：“此次同盟会合并，何以不知会女会员，擅由一般男会员作主？且合并之后，何以擅将党纲中男女平权一条删去？显系蔑视女会员，独行专断。此等合并，吾辈女会员绝不承认。”她们大骂宋教仁受人愚骗，甘心卖党，表示要以武力对待。随后，又有王昌国等数人到会大肆哭骂，痛诋男会员丧心病狂，甚至扭住主席宋教仁殴打，认为同盟会改组删去“男女平权”政纲，“太看女人不起，今日为二万万女同胞出气”，致使会场秩序大乱。后经张继再三劝慰，并许以从长计议，俟孙中山先生到后再商办法，各女子才悻悻而去。[111]会后，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员张汉英等人以同盟会因合并而擅行删除“男女平权”政纲，召开会议决定“誓死争回”。[112]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唐群英等人再到会场，严词诘问何以将“男女平权”政纲删除，认为此举“辜负昔日女同盟会员之苦心”，“蔑视女界，亦即失同盟会旧有精神，甚不以为然”，并当场痛殴宋教仁脸颊，强烈要求在国民党政纲中重新加入“男女平权”一条。结果提议被付诸大会表决，赞成者少数，未被通过。后孙中山发表演说，说明国民党新政纲未列“男女平权”，系合并各党有不尽赞同之故。他认为男女平权“当暂缓”，并进而奉劝女子当以国事为重，认为：“男女平权深合真理，此时政纲虽未列入，若国家文明进步，必能达到平权之一境；如无进步，即男子尚恐失其平等之权利，况女子乎？”[113]与此同时，浙江女子参政同盟会致电国民党，诘问删除“男女平权”之理由，要求速为更正，“免为女界公敌”。[114]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大会，到会女子两百余人，公推唐群英为临时主席。沈佩贞发表演说，不遗余力地反对宋教仁、张继，认为宋教仁迁就改组国民党，是为了实现政党内阁以达到自己做国务总理的目的。“宋实为一无耻小人，牺牲我二百兆女国民之权利为彼等结党营私交换之媒介，是可忍，孰不可忍？试问女子若非国民，则昔日之列入政纲为非；女子既为国民，则今日之删削政纲何故？既定名国民党，首先废弃二万万女国民，名尚符实乎？宋教仁一人专制，张继同恶相济，是直置我女同胞于死地！”她甚至表示要继续革命，以曾经组织之暗杀团、先锋队与彼等相见，以手枪炸弹对待之，“必达到男女平权、女子参政而后已”。与会者情绪异常激烈。[115]尽管如此，但最终并没有改变既成事实。
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得到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的赞同，国民党的政纲未列“男女平权”条款，应该说表明了一般革命党人当时对于女子参政权的基本态度。[116]《民立报》对于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压轴演讲中所谓“若民国不能自立，则男子将无参政权，何况女子”的说法深表赞同，认为“今日中国之女界，不能与彼欧美女子积数十年之运动者同一进行，当先协助各种社会，以巩固民国为其义务。此所谓预备条件也”。《民立报》还对女子参政团体共和协济社提出严重忠告，指责部分参政女子的过激举动，声称“若近日北京有一部分女子为激烈之运动，及上海有一部分女子恒假参政急进名词及协济会名义，以行其猥琐卑劣之事，皆足为参政进行之累”[117]，表示了颇为不以为然的态度。
还有一个事例即广东女子参政权运动的命运，可以进一步说明革命党人对于女子参政权问题的真实态度。武昌起义后，在著名革命党人胡汉民与朱执信的推动下，广东省临时议会选举了10名女代议士——庄汉翘、伦耀华、易粤英、李佩兰、文翔凤、张沅、廖冰筠、邓惠芳、汪兆锵等，其中包括女同盟会会员、学界女子及华侨妇女等，“代表妇女各方面势力，称盛一时”[118]。此举颇具象征意义，如时人所谓“开千古未有之先，为中华首倡”[119]，谱写了中国女权史上的新篇章，极大地激发了广东女界的参政热情。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开端而已；事实上，广东女子参政权问题仍是与全国一样，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1912年3月2日，广东女界成立女权研究社，以力争女子参政权为目的。当时，民政司调查选举资格“仍限于男子”，女权研究社认为广东省临时议会简章原来规定女子有参政权，并有代议士名额10名，故民政司的举措是“剥夺女界固有公权，擅更法律”，于是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民政司及省临时议会，并通电上海各报馆、各团体，提出抗议并请求援助。[120]广东女界的活动正与唐群英等人的全国性的参政权请愿运动相呼应。与国会议员选举法一样，省议会议员选举法也只是规定男子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将女子排除在外。9月18日，广东女代议士李佩兰在省临时议会提出《电争女子参政权案》，认为“本会简章原规定女子有参政权，自不能昨是而今非，反生阻力”，参议院尽行取消女子参政权，“实属故意抑压女界”，希望省议员协助向参议院请愿力争。女代议士伦耀华等人附和支持，遭到男议员周孔博等人的极力反对。结果提案被交付表决，未能通过。某女代议士痛恨“男子压制女权”，“大肆詈骂，继之以哭，声泪俱下”。[121]随后，广东女界更为“剧烈之运动”，设立事务所，多次集会。11月4日，女代议士李佩兰、女留学生苏淑贞、女界代表邓博倩等人再次向省临时议会提出请愿书，要求向参议院力争女子参政权。周孔博等人起而驳议，认为就资格程度而言“女子确不能有参政权”，即使向参议院请愿，也将遭到其否决，因此表示“极不赞成”。双方再次争论不休，结果因出席议员不足法定人数而未能表决。11月8日，广东省临时议会以65票对38票之多数，最终否决了女子参政权请愿案。[122]虽然广东地方政权基本上是由革命党人所控制，可谓最具革命色彩的省份之一，但广东女子参政权运动同样不免失败的命运，这是颇有意味的。
其二，一般舆论势力对女权的反对。
民初女子参政权案是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无论是孙中山及革命势力控制的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还是袁世凯势力控制的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一般社会舆论环境对于女子参政都不甚有利。民初舆论界基本上被男性所控制，这是不争的事实。从舆论情况可以看到一般男性对于女子参政权问题的基本态度。
首先，对于女子要求参政的激烈态度与行为进行冷嘲热讽。唐群英等女子参政请愿时大闹南京临时参议院，《申报》极尽其冷嘲热讽之能事，称“各女士以武装的态度，临场迫胁，或牵议员之袂，或碎玻片之窗，或蹴巡警，或谒总统，皆跃跃然欲一试其北伐未试之技。……女子之进步乃若是之速，而其实力竟足战胜男子也”，并将之与英国女子争参政权时的暴烈行为相比，认为“民国成立未及三月，而女子之程度已足与英伦女子相比较，此可喜之事也”。[123]至于女子要求参政之机关，有教育部、法部、外交部、财政部等名目，则称其“俨然一政府之雏形也，则何不更选一女大总统而组织女子国？”[124]《大公报》发表《戏拟和尚要求参政同盟会小启》和《戏拟中华民国女子拒夫党简章广告》，一则宣称和尚也要求参政，二则提倡女子团体拒夫[125]，对于女子要求参政权肆意讥讽。《申报》“自由谈”栏目发表游戏文章《戏拟致要求参政权诸女士书》，认为女子请愿之上书与哭骂等行为，只不过“一场胡闹而已，于事无丝毫之益”，特别对沈佩贞所谓“十年不与男子交接”极力揶揄，主张从根本上解决，号召来一场“女界大革命”：第一步创办各种报章，鼓吹无夫主义及离婚利益，使全国女子视男子为厌物；第二步组织各种秘密团体，运动全国女界无夫者不嫁，已嫁者离婚，以示与男子决绝；第三步创设各种女子学校，使全国女子入学或出洋留学，均不与男子见面，男界必大恐慌，恐有人种灭绝之忧，不待女子请求，大总统、国务院及国会自能主动允给女子参政权。“且全国女子已人人受相当教育，彼以程度不足为言者，亦可以关其口矣。”[126]
其次，认为女子参政的知识程度不够，故不宜参政。《申报》评论文章认为，国民参政当以知识程度为标准，“即在男子，亦以知识为前提，非人人可得而参政”。至于女子，其普及教育是否胜于男子以及其学识程度是否胜任参政重任等，都是问题。故文章奉劝女子少安毋躁，“与其当前而立事要求，何如姑缓斯须而以预为筹备”，并以请愿女子大闹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事例说明：“以如此程度不齐之女子，而谓可遽与以参政权也，有识者当亦匿笑于其旁耳。”[127]《东方杂志》对于中国女子有没有参政资格问题表示怀疑，认为：“女子中之有普通智识者，仅千之一万之一而止耳。彼登演台言论滔滔不穷，或上书当道，累千万言不休者，吾固知其有参政资格也。然其奈此大多数目不识丁之女子何哉？故吾谓中国女子之所亟当请愿者，在予全国女子以教育，不在参政权之有与无也。若女子教育已能普及，徐议参政未为晚也。”[128]
再次，就能力高下与职业分途而言，认为女子不宜参政。《盛京时报》评论文章认为，男女平等是就人格而言，不是就能力与职业而言；参政与否，只是能力与职业之别，没有贵贱之分。“不参政，非不平等也。”从社会原理、女子之性质及人类之目的等方面来看，女子宜于家庭与教育，而必不宜参政。“无论今日女学教育未普及也，即使智德并精，超迈男子，犹宜游心于家族组织之完全、初级教育之改进，出其优美之心思，使人民于初级教育中，即含有雍和之风。其益兹社会，固校讼言参政者，逾万万矣。幸勿慕一时之虚名，酿社会以实祸也。”[129]《时报》对于从生理与心理方面否认女子参政的说法表示不以为然，进而提出“实力”论，认为：“今日女界欲要求参政权乎，不可不归而储蓄实力。”其所谓实力包括智力与武力。女子智力程度幼稚，又不可能用武力与男子争参政权，即使给予其参政权，也少有人能行使此权，更不能保持长久。因此，“对于此问题，第一则以为今日尚非其时；第二则将来女子程度果高，其宜否参政，尚在研究之列”[130]。
最后，对于女子的道德水准表示怀疑。《大公报》表示对于南京女子要求参政权之争“废然失望”。其认为英、法、德、美诸女权发达、文明先进之国，女子尚未参政，中国国会未开，宪法未定，数十同盟会女子却强迫要求参政权，甚至不惜使出野蛮手段，张扬泼悍，“几欲以参议院为用武之地”，指责请愿女子不知法律、不知道德、不知名誉，“名为二万万女子争权，实为此数十女子专利。不几贻民国之污点，而招外人之讪笑乎？”[131]《申报》社论认为当时女界进步甚速，但“放任之弊，亦不期而生。虽其中循循规矩向学自好之士，未尝不居多数；而皆入学以放浪形骸，托择交以脱略行检者，亦往往而有”，“害马不去，恐贻全群之羞；稂莠不除，将为良苗之害”，主张女子教育必须注重道德，“共和国之国民正以道德为要素”，只有女子道德进化，则男女平权才不成问题。[132]
其三，袁世凯势力对女权的压制和打击。
袁世凯取得民国政权后，对于女子参政权请愿运动采取了压制与打击的态度。当唐群英等人在南京要求参政权失败而准备随参议院北上的时候，袁世凯致电国务总理唐绍仪，认为女子参政权问题“可否遽行于中华民国，自应听候参议员全体核议，该女子等不得有强制行为”，并阻止请愿女子进京活动，要求“准其举定代表一二人来京，不得令其全体北上，以免种种窒碍”。[133]尽管请愿女子在北京多方活动，但终无实际效果，这与袁世凯政府的压制打击态度密切相关。时论认为，参议院撤销女子选举权案，乃“得政府为之后盾”[134]。与此同时，袁世凯政府采取了保护参议员的举措。内务部因取消女子参政权之故，恐女子于参议员有所不利，以参议员职任重大，宜严加保护，特饬内外总厅及各区调查参议员寓所，“慎密保护”。[135]女子参政请愿失败后，女子参政同盟会活动渐趋平静，但仍是余波未已。1913年11月13日，袁世凯政府内务部以“法律无允许明文”的“罪名”，正式勒令取消了女子参政同盟会[136]，给女子参政权运动以最后一击。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仍然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137]，基本上照搬了《临时约法》的相关条款，在性别问题上仍是模糊不清，丝毫没有受到女子参政权请愿运动的影响。
从民初女子参政权案看来，在男权世界中，女性是被忽视的群体。也许在一般男性的意识中，性别问题本来不是问题，极少有人会自觉意识到女性的存在及其各种需求，更不能理解其政治欲望，因而也就不会主动提出给女子参政权，即便女子奋起力争，尚且到处碰壁，也是自然而然的。当女子参政权请愿运动激发出尖锐的性别问题时，一般男性的态度则颇可玩味。虽然对于女子参政权问题，既有男子赞成，也有女子反对，性别界限似乎并不清晰，但其实不然，因为这毕竟只是少数情形。基本的事实是，大多数男性的态度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反对，甚至压制打击，表明普遍的性别冲突问题是毋庸置疑的。对于男性的这般态度，女性自身的感受如何呢？这是往往被人忽视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