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韩合并，中国政界如何反应？张存武先生在分析清朝政府官员（主要是驻日韩使领与东三省官员）的言论后，得出所谓“中国由于自身难保，对日本灭韩未作任何军事外交积极反应”的论断。[58]这个说法值得商榷。事实上，当时清朝政府官员反应强烈，而筹议了一系列相应的应对策略。据恽毓鼎日记，他在日韩合并次日即得知消息，有云：“日韩两国于昨日定约，联邦合并，归日本管理。东方古国从此亡矣（韩皇岁给俸一百五十万元）。麦秀黍离之感，长蛇封豕之忧，不禁交集于心，为高丽痛，为吾国危，与锡三相向叹息，几至泪下。”又云：“余自闻日韩并邦之信，忧闷悲愤，不可言状，未识当国诸公亦动心否乎？”随后，他便奏请清廷注重军事外交以为救危保邦之策，其大意有谓：“日本灭韩，东三省已无可设防，京师亦难安枕。此正我君臣上下卧薪尝胆、全力保邦之时，而非创制显庸、文饰承平之时也。……若再贪慕美名，厉行不已，恐功未见而国已亡矣。宜将新政浮费痛加裁汰，专注意于练兵、外交，为救危之策。”[59]这是一个普通京官的感受与反应。

至于恽氏所谓“当国诸公”，亦并非无动于衷。摄政王得知日本合并韩国消息，当即召集军机大臣那桐、毓朗“密议对待之策”[60]。他还屡次告诫枢臣，“以后办理外交益须谨慎，内政尤宜极力整理”，尤其是“民心不可使之涣散”。[61]据《大公报》披露：军机大臣与各部参预政务王大臣连日迭开会议，为日韩合邦与日俄协约两问题妥筹保护权利办法，拟先与某某两国订立某约，以资抵制。东三省总督锡良此时进京，亦大半为筹此政。[62]据说隆裕太后也曾特召摄政王垂询日韩合并及韩国灭亡后之情形，颇为感慨，有言：“三韩真亡矣！我国自顾不遑，断难干预。惟我各处边陲，外人窥伺，日益紧逼，务与各廷臣妥速筹防，勿令稍有损失，是为至要。”[63]可见，尽管当时的中国确实自身难保，无力干预国际事务，但要想方设法自保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清政府官员究竟筹议了什么对策，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日韩合并对清政府官员的刺激异常强烈，其反应也同样强烈。政府官员因有具体的职责，其所关注的问题均与现实的具体事务有关。或者说，他们均从自己的职责出发，立足中国的现实政务，提出自己的应对策略。他们的观察与反应复杂多样，这里拟从外交、军事与内政三方面略做探讨。

（一）外交方面的反应：对日本侵华阴谋的揭露与救亡举措，以及处理华侨、边界与韩侨问题

日韩签订合并条约后，当清朝驻韩总领事马廷亮电呈外务部日韩合并条约及宣言书时，外务部回电指示：“该约宣布，各国如何应付，我亦一律办理。”[64]这是清政府基本的外交原则。有人认为，清政府“竟不能对日本背弃中日《马关条约》提一抗议”[65]。在强权即公理、弱肉强食的时代，中国凭什么提出抗议呢？时人认为：“夫以数千年臣服中国之朝鲜，乃日本不许朝鲜臣服中国，强令独立，不十余年，竟敢攘为己有。中国此时理应诘问日本之并朝鲜与乙未年争朝鲜为独立国之意大相剌谬，日本将何辞以解？又当诘问俄国及各国昔认日本争朝鲜为独立国者，今何又认日本之并朝鲜，将俄与各国其又何辞以解？乃中国不能诘问者，以陆军不能战，又未兴海军，未造飞行艇机，军力太弱，实不能与争也。”[66]因军事实力不济，清政府确实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境地。

其实，日本侵吞韩国蓄谋已久，“合并”只不过是完成一个形式上的手续。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在向清外务部送达合并条约与宣言书时就曾明确表示：“此事早已决定，因他故尚未发表，且数年来韩国国政早归日本，合并条约不过表面事耳。”[67]对于日韩合并的事实，西方列强也是默认的。马廷亮报告称：“日韩合邦发表以后，各国均未闻有异言。”[68]王慕陶以远东通信社的名义向外务部官员详细报告了各国舆论反应，有谓：“日本并吞高丽之新闻达于欧洲，欧报均谓此为意想中耳，已预料之事，在理则为固然，在势亦所必至，毫无新奇足令人惊异者也。”[69]清政府能如何反应呢？据《申报》译述《字林西报》载北京电云：“据政界中人称述谓：当韩国独立之时，早已料及该国日后必为日本附庸，归入日本版图。中国既未反对于前，故今日实行兼并，虽为抱痛，亦不便起而抗议。”[70]确实，清政府亦觉得日本并韩乃势所必然而无可奈何之事，唯有哀叹而已。因此，在对待日韩合并的事实上，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与西方列强相同的默认态度。

尽管如此，清政府实在无法亦无力顾及韩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地缘政治上看，清朝在东亚地区的角色与战略利益，毕竟与西方列强完全不同。因而，清政府官员在日本吞并韩国的过程中，并非毫无反应。他们对日本侵华阴谋的揭露与救亡举措，以及有关华侨、韩侨与边界问题的处理，均是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所做出的积极应对。

1.关于日本侵华阴谋的认识

早在1907年，中国出席第二届荷兰海牙国际和平会议的代表陆徵祥，在看到韩国所派赴和会密使的遭遇与得知韩皇被逼退位的消息时，认为：“此次韩廷变局，与我国危机关系尤为密切。”他深刻地认识到，“天下事只有强权，本无公理”；日本在侵占韩国之后，必然进一步侵略中国。“海牙三会将复现何幻象，神州莽莽，良可寒心！东邻政策，咄咄逼人，得陇望蜀，宁有止境！其敢于施之韩者，固无不可施之于他国。当林权助之来驻我国，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见。近更纷纷与欧洲各国订立协约，其未发表者不可知，而就其所发表者，一则曰尊重中国主权，再则曰保全中国土地。夫主权之当保重，土地之当保全，奚烦强邻越俎，其命意可以推知。且往往以我满洲之名与韩并列，一曰满韩，再曰满韩，其视满洲之与韩相去几何？由满以推之全国，其视中国之与韩相去又几何？”[71]日韩合并前不久，中国驻日代办吴振麟报告日韩合并势在必行，欧美各国并无异议，日本之野心将在中国，中国宜未雨绸缪。“中日之役日本欲推朝鲜为独立国，俄日之役日本欲援朝鲜为保护国，约章俱在，曾几何时，竟欲据为己有。明治以来，始灭流球，继割台湾，再割桦太（库页岛——引者注），今将欲并朝鲜。自兹以后，日本之雄心其稍已乎，其犹未已乎，诚不敢遽加以臆断。要其得步进步，似不能无绸缪牖户之思矣。”[72]日本并韩后的下一个目标在于侵华，清政府官员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当日本并韩不可避免而为既成事实后，清政府官员更深感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尤其东三省总督锡良首当其冲，反应强烈。锡良曾多次探报日方相关情报，呼吁清政府寻求对策。根据锡良的报告，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日本将实行**裸的侵华政策。“日韩合并以后，彼国政府对于东省野心勃勃，已有经营第二朝鲜之想。”[73]锡良向外务部报告了一份日本政府颁布给外交属官的秘密对清政策，其中规定：多遣侦探、多费金钱，务悉北京外交界对日政策，多方设法阻止有外交能力之官员任职，多方罗致、以利引诱官商人士为侦探向导，不择手段暗握清朝财政用人之权，用金钱**、煽动蒙古各部离叛清朝，暗中添派南满铁路沿线驻军至三师团之数，设法破坏欧洲人与清朝议办实业或借款，阻止欧洲人插手东三省林、矿、交通，全力经营东三省之豆、盐两大宗出产。[74]这便将日本的侵华阴谋暴露无遗。二是日本将实行统一殖民政策。日本政府决定将现有之拓殖局升为拓殖省，将以后藤新平为殖民大臣，“以便统一满、韩、台湾、桦太之殖民事业”，并在东三省扩张农业、工业与植林事宜，以“吸取东三省之财力，补助高丽之经营”。日本还拟在朝鲜建造“离宫”，名为日皇巡幸，甚至有“迁都高丽”之说，其阴谋诡计，路人皆知。日本政府于朝鲜总督府专用武官，其用意在于所谓“武装的平和”。“其目的何在？即在我东三省！”[75]三是日本将实行急进主义侵华政策。日本在朝鲜建造京元湖南铁路，拟缩短年限，并力经营；又在镇海湾建设海军兵舍及水雷团；且在安奉铁路沿线加增警察。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将实行急进主义。“盖五六年后高丽经营即可告成，彼时将以全力注我东三省。”同时俄国又有侵占蒙古之势，“前虎后狼，协谋吞噬，祸患之来，不知所届”。[76]锡良一再呼吁急图防备与抵制之策。他主张内则以移民实边、兴办实业为要图，外则抢在日本之先迅速联美联德，以图补救。有谓：“为今之计，似惟有急从移民实边、兴办实业著手，以期抵制外力；一面请用敏捷手段联美联德，以维国势，迟则日人先我为之，悔无及矣。”[77]

为了挽救东三省的危机，时人主张利用列强均势，实行门户开放主义的外交政策。日俄协约达成后，翰林院侍讲文斌便愤激地指出，这是日俄与列强瓜分东三省与整个中国的阴谋。有谓：“此协约告成，即东三省危亡之渐，亦即中国危亡之渐也。……外观似可暂保满洲之和平，静思实为编入版图之铁证。”“今者日俄协约成立，为列强对于亚东之结局，亦即列强宣告中国危亡之定居。盖列强既合，即瓜分之局定。故日俄协约者，非惟明示我满洲之主权已无，实宣布我全国之主权自今皆可消灭也。言之寒心，闻之股栗。”他因美国主张满洲铁路中立化与门户开放主义，而建议采取联美政策，密订中美协约，利用列强均势，以瓦解日俄联盟。“美国素守门罗主义，似无领土侵略之虞，而以经济之通为协约之要旨，如经营蒙古及内地之修路、开矿，皆借其资。苟因应得宜，则利用邻国以救危亡，亦今日之不得已而无策之策也。如再能实行开放门户主义，将东三省多开商埠，多联与国，借列强之力以破日俄之狡谋。再借美国之缔约，以厚我势力，中美既属联盟，他国亦不能援最惠条款而争利益均沾，则目前之祸可免，日后乃有余力以图强。”[78]日韩合并后，试署湖北交涉使熊希龄奏称：“朝鲜既并，满洲益危，非大变政策，无以救亡图存。”他认为，东三省自甲午战争以后，之所以亡而复存，危而又安，无非各国牵制之力。而日俄战争后，列强改变远东侵略政策，日本渐取强势扩张主义，日俄签订协约，日本吞并朝鲜，东三省又处于危迫形势。欲谋抵制之法，必须重新利用列强均势，使各国陷于共同利害关系之中，“以转移各国之视线，而使东三省化为万国工商竞争之区，永久中立之地”。其策有四：一是裁撤东三省已设各洋关，改为无税口岸；二是改正东三省通商条约，允许各国商人杂居内地；三是东三省矿产森林，均许各国公司招股承办；四是加借外债，大办移民开垦。他希望通过将东三省向列强完全开放，以打破日俄分占局面，挫败日本独吞的阴谋，所谓“明以示开放主义，阴以为永久中立，列强所许，日、俄所忌”，最终达到保全东三省领土与主权完整的目的。[79]清廷谕令东三省总督锡良审议。锡良认为，第一条可以实行，第二条宜从慎行，第三条已在试行，第四条利在速行，完全肯定了熊希龄的建策，有谓：“细察四端之宗旨，皆以实行开放为主义，所见远大，与顾此失彼、畏首畏尾者，不可同日而语。”[80]

2.关于在韩华侨问题

日本侵略韩国对在韩华商的影响，向来为清朝驻韩使领所关注。1905年，日本在韩国设立统监府，管理韩国外交，各国驻韩使馆裁撤。中国末任驻韩公使曾广铨感叹：“所可虑者，我之商民不能自振，难与日商竞争耳。”[81]1907年，驻韩总领事马廷亮报告：日本经营韩国不遗余力，“华人商业暗受其亏”。华商在汉城约有一千五六百人，向无指定租界，二百余家铺户散处，“势难列肆而居，商情因之隔膜”。马廷亮到任后，即着手建造华商总会与华商学堂，“借以合群联志，融洽商情”。[82]日韩合并后，马廷亮以总领事身份承担起保护华侨之责。一方面，他要求华侨商民自我约束，遵纪守法。“密谕华商总会各邦[帮]董事，敦劝华民固结团体，安分谋生，勿骫法而营私，勿逞忿而斗狠，先各立于不败之地，外人自不得而欺，纵或事有为难，饬由总会秉公排解，免起争端。”[83]另一方面，他积极与朝鲜总督府沟通交涉有关事宜。据朝鲜总督府新规定，外国人在朝鲜，非特受地方长官许可，不得在向有租界地以外居住、营业及从事苦力等事，违者罚款。其时，朝鲜各道内地，向有华侨从事贸易与种植等工作，历年既久，且多置有田地房产。日督所定新章，“于华侨殊有妨害，商情颇滋惶惑”。马廷亮亲到总督府商议请弛苛禁，得到有关官员通融，准许既往者照常安业，后来者按新章办理。马廷亮还与日本警务总长达成协议，要求日捕从优处理华侨案件。通过马廷亮的工作，据说华商市廛尚称安静，邦交亦尚辑睦。[84]

3.关于中韩边界问题

当日本伊集院公使向清外务部送达日韩合并条约与宣言书时，外务部官员特意询问了处理中韩边界问题。“又闻[询]以中韩国界相接，自与各国情形不同。此后中韩边界各种事件，即如延吉特别办法，谅当仍照中日所订之条款办理。伊云：然。中日条款仍是有效。”[85]双方承认中国与日本于1909年签订的《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继续有效。随后，外务部致函东三省总督锡良、吉林巡抚陈昭常，要求遵照办理，并特别提醒注意边界相关问题。“惟日韩并合，前与韩界，今即与日界，情形不同，办法自异，沿边各地方遇有交涉事件及边界往来人民，应格外妥慎办理，免生枝节。”[86]但是，锡良很快发现《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无法解决在华韩侨问题，陈昭常也有同感（详见下文）。陈昭常认为：“去岁所订延吉条款，日人借口皆以中韩旧约根据，今韩已合并于日，他约悉皆消灭，此约根据已去，不应独存。盖此约中所称韩民今已无有，自应一并视为无效，方是正当办法。岂有于国则已肆吞并之谋，于民则犹留未亡之号？此而不争，更无时矣。”因此，陈昭常建议废除该约。他还主张与日本重勘中朝边界，“至中韩界务，自延吉问题解决后，尚未经两国会同勘丈，设立标识，并恳转告日使派员会勘，以清界限”。[87]

4.关于在华韩侨问题

在清末，韩国人到中国东北边境越界垦殖成风。奉天有韩侨三万余，吉林延边的韩侨更高达十八万之多。[88]由于日韩合并，更有大量韩国人涌入中国。本来，根据1909年中日所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的规定，延吉地区韩侨服从中国法律，归中国地方官管辖裁判，日本领事或其所派官员可到堂听审。但是，日韩合并后，韩国人变成日本人，显然上述条约无法处理在华韩侨问题。东三省总督锡良认为：“从前韩为我属，特准杂居。甲午以后韩已服属于日，然韩国名义犹存，新旧侨民咸听我州县管辖。今韩为日并，若听其内地杂居，以法律不同之故，日人出而干涉，则巡警裁判等事，处处伸张势力，损害主权，恐此数万韩侨将为并吞满洲之导线。”在他看来，处理在华韩侨其实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把韩侨看作日本人，则其不能在中国内地杂居，只能在通商口岸居住，可享受领事裁判权；要么使韩侨归入中国籍，成为中国人，完全归中国法律管辖。另外还有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依据习惯与日本订立专门条约，明确规定：已领地、给照、居住年久之韩侨悉令归入中国籍；其余已来韩侨准其杂居，但悉归中国地方官管理，日本人不得干涉；后来者非有护照不准入境。这样或可防患于未然，否则将难以与日本人妥善交涉。“数月以后，日人将韩事稍稍整理，必将起而干涉，届时与之辩驳，不免转失事机。”[89]吉林巡抚陈昭常也认为不能按照《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处理韩侨问题。他说：“若仍照中韩界务条款办理，则凡居留韩侨，皆将以日韩既并之故享有日人同等之权利。不惟吉省祸患不堪设想，且英可援例驱缅人越垦滇南，法可援例遣安人越垦西粤，求诸万国，未闻有此通例。外交情势移步换形，一著失败，全局尽溃。”他识破日本人之所以承认《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继续有效，其实是一个阴谋诡计。“在彼视为有效，或系别有深心，我如隐忍不言，是真堕其诡计。”因而他请外务部向日本公使声明废除此约，以免纠葛；如果日使不允，也应就韩侨越垦问题提出条件，与日使协商，“求一限制妥善之策”。[90]随后，锡良又多次向外务部建议要尽快妥善处理韩侨问题。他还派奉天交涉司韩国钧详细调查奉天省韩侨现状，发现奉省韩侨有三万余人，分布于十一府县，根本不可能按照《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规定的延吉成例办理。“奉省韩侨延至十一府县之多，以后递年增加，势必普及东三省而后已。日既并韩，吉省之延吉一带，尚有集居区域，成案服我法权。奉省前未规定，虽词讼一切向由我地方官判断，万一日人借口合并，以相干预，抑或以查户口为名，分派警察，入我内地，听之则失我主权，不听则龃龉立见。良前函谓韩侨为日本兼并满洲之导火线，非感危词以耸听，实有见于眉睫之祸，不得不然。”[91]后来，新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再次重申锡良的主张，并呼吁外务部与日使另订专章，“所有从前已来之韩侨，我纵不加驱逐，日亦不应干预，仍照旧归我国地方官管辖办理；嗣后续来韩民，一律请领护照，无照不准入境”[92]。这些东三省督抚之所以迫切希望解决在华韩侨问题，主要是从中日关系的角度出发，担心韩侨可能成为日本借以侵华的工具。正如锡良所说：“窥彼政策，盖欲以朝鲜人民逐入我国，扩张其势力，又以日本人民迁入朝鲜，巩固其边陲，设谋至狡且毒，我国取缔韩侨问题宜早解决。”[93]

（二）军事方面的反应：整军经武，加强边防戒备

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在外交上经常受制于人，主要是因为军事实力太弱，尤其在甲午战争以后，国人对此更有痛切感受。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军事实力是立国的根本。清政府在推行新政时，编练新军与复兴海军，便成为其救亡图存的重要举措。正如浙江巡抚增韫所说：“立国于近世，强弱之势，惟视兵力。皆强而有一弱，则弱者为鱼肉；皆强而无一弱，则相持莫肯发难，而公法乃行乎其间，无一国不可以战，乃无一国敢轻于言战。我国有鉴于此，陆军划定三十六镇，克期成立，海军亦正筹办，所以图自强而巩国防者，亦既得其要领矣。”[94]宣统初年，监国摄政王载沣分别任命其两个胞弟载涛、载洵为管理军谘处大臣和筹办海军处大臣，以图整顿军政。载涛、载洵受命后，即分赴欧美各军事强国，考察其陆海军建设，并着手制订清朝军事振兴计划。

日韩合并直接刺痛了清政府脆弱的神经，促使其进一步考虑加紧扩充军备的步伐。就在日本宣布吞并韩国之后没几天，军谘大臣载涛奏陈练兵筹饷与筹划国防事宜。他从考察各国军政的经验出发，认为列强政策大都以扩张军备为第一要义，不惜竭全国之力经营军队，多以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为军费。“所以然者，世界日启竞争之局，列邦皆以雄视为心，非固本不足以图强，非整军不足以御侮。”中国要图强御侮，也必须尽力扩充军备。针对近来各省因财政困难而有核减军费之说，他颇不以为然。有谓：“彼固未及深思，不知兵不足则国无所恃以自存，饷不足则兵无所恃以为养，欲减军费势不得不裁兵额。以中国之大，处列强环伺之交，即奏定三十六镇如数编成，已嫌单薄。若并此而复减之，岂非自撤其藩篱而甘居于削弱耶？”因此，他特别强调嗣后所有军费绝不能裁减或挪作他用，必须保证军事建设。他认为：“中国积弱不振，由来已久，近更受制强邻，祸机日迫，尤非扩张军备，难以谋独立而救危亡。故一切费用皆可力求节省，惟练兵一项，无论如何拮据，总当力任其难。即万一为财力所限，无可增加，亦断不能减去已定之饷需，以限制将来之兵额。此为国家根本重计，固非所持消极主义以苟安于目前者也。”[95]

海军大臣载洵与萨镇冰在历考欧美海军强国后，提出了一个中国海军振兴的初步计划。他们上奏说：“现当日韩合并，我国时事日亟，加以海疆延亘七千余里，外国战舰常川游弋，非设数枝舰队，即不足以保海权而资策应。”但是，因目前财力匮乏，数支舰队同时并举相当困难。于是，他们建议缩小规模，先建海军第一舰队，“以为续设各舰队之模范。盖必有完全之舰队，始可以练将练兵，成完全海军基础”。其计划是：以前一年所拟编建之巡洋舰队略为变通，增购战斗舰两艘，钢甲巡洋舰两艘，鱼雷猎船八艘，加上原有各巡洋舰，合成第一舰队。统计约需银三千五百万两。同时，他们还建议把筹办海军处改为专门行政机关海军部，并早日厘定其官制，以与即将实行的宪政体制相适应。[96]据《申报》披露，当时海军大臣载洵以筹办海军“为国家整军经武之要图”，对中国海军建设做了整体规划。他曾派员详细调查沿海各属居民的一般风俗习惯，拟划分四大海军征兵区域：以北洋鲁直等省为第一区，南洋江浙等省为第二区，闽洋福建等省为第三区，粤洋广东等省为第四区。[97]其实，这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北、南、闽、粤四洋海军全面复兴的蓝图。

浙江巡抚增韫还提出了军国民教育的设想。他认为，在如今海陆交通大开之时，非人人知兵，不可轻言战事。中国即使完全编练三十六镇陆军，每镇约万人，也只可得三十六万兵力。但中国以大陆之国，当列强之冲，仅此兵力，并不足以抵御外侮。如果练兵过多，而军备不继，亦不得计。故只有实行军国民教育。“所谓教育者，非谓多设军事学堂已也。其主义仍寓于普通教育之中，而趋重尚忠尚武之趣，以体育练其力，以秩序练其心，以国家思想练其忠爱。十年以后，不必有练兵之名，而兵已不可胜用，既足救吾国数千年文弱之弊，亦足寝列强吞并之谋。战胜之机，无逾于此。”[98]

翰林院编修王会厘则提出了一个振兴陆、海、空三军的初步构想。王会厘这个构想直接由于日韩合并的民族危机而引发，其叙述恳请代奏的缘由时即明确表示：“为日并朝鲜，唇亡齿寒，时局愈危，请精练陆军，兼兴海军，并制飞行艇机，以救危亡，力图自强。”他清楚地知道日本侵略东三省的野心，“日俄两国今年协约，日本即并朝鲜，日国君臣又欲迁都朝鲜，为侵掠东三省之计”。王会厘希望振兴陆、海、空三军的目的，不仅在于挽救东三省被日俄侵占的危机，而且力图挽救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局。“将来日俄两国有侵占东三省情事，必与之决一死战，战而期其必胜，方可杜各国瓜分之局。不独东三省为国朝发祥之地，陵寝所在，不可轻易与人也。盖中国如被各国瓜分，则四万万人皆将为人奴隶。一言奴隶之苦，实为寒心。”关于精练陆军，他主张以直属于陆军部的近畿六镇陆军为一师团，其余各省陆军按区域划分，山陕甘新、鄂皖豫宁、闽浙两广、滇黔湘蜀各为一师团，“平日各省陆军所有枪法、阵法、战法逐一训练，各师团于秋冬时调集一处会操，必期有整齐划一之观。……此数师团每年归训练大臣分两起轮流阅看，平时为弹压地方盗匪之用，一有战事，或召一师团及数师团，以一省军力联络数省军力，军力既厚，即胜大敌而无难”。他还主张仿效德法俄日各国的征兵制，指出“中国人数之多甲于环球，如仿行各国征兵之制，则地广人众，能战者多，外国人自不敢轻侮中国矣”。关于振兴海军，他主张必先开设海军学堂，除山东已设一所外，沿海如福建、广东、上海、南洋、北洋各处必各设一所，以造就海军人才。因旅顺、威海卫、胶州湾各海港业已租借各国，中国应于辽东之鸭绿江、山东之烟台、江苏之崇明、浙江之象山定海镇以及三门湾、广东之琼州各海口建立船坞。“每坞只购铁甲船一二只，并佐以利水战者之铁衡船、利肆击者之转轮船、利环攻者之蚊子船、利撞击敌舰者之碰船各号，凑成一军，再辅以水雷艇、巡洋舰多只，用以筹设防备，游弋海面，方能联络各国各省行军之需。”关于制造飞行艇机，王会厘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时，欧美各强国已经发明氢气球与飞行艇机，并可用于战争。“近日各国所造飞行艇机，飞翔空中，下抛炸弹，海陆军遇之，立见披靡。”王会厘已敏锐地感觉到制空权对于国土防御乃至国家地位的重要意义。“各国空中形胜，必本国有飞行器，方能保守。否则，此国被彼国侵占，则不能保守。中国宜急制艇机，以保守中国空中形胜。否则，一被别国侵占，将下次海牙平和会开议，必援上次开会谓中国无海军欲列为三等国之例，此次又失空中形胜，复列为三等国矣。又何辞以解？”他还特别推举两个造机人才，即福建学生刘佐臣、李宝焌。他们曾在美、德等国研究飞行器，颇有心得，并在日本试造成功，已被驻日使臣咨送回国，正可利用其为中国制造飞行艇机。当时，日本已派人赴德国购买飞艇，“其进取野心实有勃不可遏之势”。俄国拟于次年造飞行机三十只，而法国亦有来华试验飞行艇之说。中国正宜急图抵制，速筹制造艇机。“即予择地开厂赶速造机艇二种，为储中国军备。如造此飞行艇机，以包括海陆军，不独可救危亡，并可力图自强，实为莫大之幸。”[99]

当然，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东三省总督锡良有关加强边防的对策。军谘大臣载涛“以整顿军政宜先由东三省入手”，拟派员前往切实整顿。[100]其时，锡良亦正苦心筹划。作为镇守边防的重臣，锡良对日韩合并以后日俄的侵华野心，有最清醒的认识。他说：“日俄之视我东三省为殖民地，环球皆知。近自协约告成，继以日韩合邦，吞噬之心日炽。……其所以未进实行侵略主义者，因近甫并韩，困于财力，故未能大作野心。稍缓须臾，朝鲜全境布置粗完，势必席卷而西，踞吉奉以窥顺直。俄则逼视蒙古，如在掌握。近于西伯利亚沿路车站增建营房，添扎军队，其用意可知。”锡良所筹划之策有四。一是编练新军。东北门户洞开，轮轨毕达，一旦有事，在两三天之内，日本可调集全国之军队与兵船，俄国也可从沿海州及西伯利亚一带调集数十万兵力。而东三省连同客军仅有二镇二协，众寡过于悬殊，即使再练一二镇，也不足以抵御日本或俄国的侵略。他主张必须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即以保固全国。这一方面要求近畿陆军勤加训练，另一方面还需添练数镇以为后援。“人人有同仇之忾，日日存决死之心，建威稍萌，敌或有所惮而不敢轻发。我再及时修明内政，固结民心，筹办移植路矿等事，以为补牢之计。”否则，防线土崩瓦解，结果将不堪设想。二是设厂制械。中国枪炮弹药多购自外洋，平时无法以真枪实弹训练，战时又不能及时接济，甚至受制于各国禁止购运，有兵等于无兵。沪鄂各厂能造枪而不适于用，德州有厂能制弹而不应所需，川粤道远而不能救急。“自非于北省特设大工厂，兼聘各国名匠，极力讲求，赶速制造，不足以顾东陲。”[101]三是借款购械。东三省所存枪弹仅备一日之战，电商德州制造厂定造枪弹五百万颗需要三年方能交齐，设厂制械亦是缓不济急。“为救急计，速宜借债数千万，购枪三十万枝，每枪随带子弹一千颗，立刻定购，接续运来，俾应急需。迟恐小有事端，外人即借口禁卖军火，不可不急。”至于所需巨款，拟创办京外官吏所得税，约计每年可得银二三百万两，如借债银二千五百万两，不及二十年，本利可清。此法取之于官，事权易举，上不亏国，下不病民。[102]他还探悉德国有1889年式七密里九口径新枪五十万杆，存储待售，便建议陆军部从速全数定购，分期付款，无须添借外债，仍抽收内外官吏所得税陆续归还即可。四是普练民兵。东三省迭遭外侮，民气奋发。从前各属举办堡防，抽丁编练。后经奏明改办预备巡警，由官督率训练，将有二三十万人规模。如果以所购定前项枪械武装，足备干城。[103]锡良坚信加强武备，才是救亡图存的根本途径。“若武备不修，欲借笔舌之争以固吾国，不出三稔，恐关以东将为朝鲜之续耳。”[104]

（三）内政方面的反应：加速新政与立宪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吞并韩国，对于清末新政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清末新政虽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逐渐展开，但因种种原因而举步维艰，以至于两广总督岑春煊在被慈禧太后召对时，曾提出“改良是真的还是假的”的疑问。慈禧当然不同意“改良是假的”，但是岑春煊认为，朝廷固然希望“真心改良政治”，而“奉行之人，实有欺蒙朝廷不能认真改良之据”，所以有“改良是假的”的说法。[105]在岑春煊看来，新政之所以进展并不顺利，主要是因为各级官员奉行不力，甚至阳奉阴违、遇事推诿。日韩合并给萎靡的清朝官场注射了一针警醒剂。据说某亲贵以日韩合并之事陈诉于摄政王，语极沉痛。摄政王有谕：“国家固贵上下一心。”又谕枢臣：“外交日艰一日，赶治内政犹虞不及。今各督抚动以款绌迁延，应饬监理官切实查复，责成妥办。”[106]显然，摄政王对于各省督抚借口财政困难而迁延不办的现状颇不满意，而希望力图整顿，加速新政。

早在日本吞并韩国的过程中，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就曾呼吁以韩为鉴，而打出“自强”的旗号。1907年，袁世凯奏称：日本借海牙密使事件强迫韩皇禅位，并与韩国加订新约，“举凡韩国之立法、行政、用人均归日本统监节制，则外交内政之权，全在日人掌握。韩政府实去名存，与亡无异”。其引证英国路透社电报所载日本外务大臣林董“中国当以韩国为鉴戒，否则恐他强仿韩京之案，为中国整顿国政”之言，以为“实足为吾国之暮鼓晨钟，发人深省”，“前车可鉴，来轸方遒”，因而呼吁“亟图自强”，有谓：“内政既修，外侮自戢。”[107]时论以为：“袁督之言其即药，目前政府之第一对症方哉！”[108]当时韩国报刊亦认为，日韩新约及韩皇禅位刺激了清朝的新政改革，有谓：“盖其今者君臣上下一心儆惕，锐意改新，韩国之新协约与政变，即刺激其中心之药石。”[109]

日本宣布合并韩国之际，贝勒载洵正在日本考察海军。根据亲身见闻，载洵密电军机处与外务部，请代奏清廷。在略述韩国被日本灭亡的惨状之后，载洵揭露了日本侵华的阴谋，并对清廷提出了改革庶政的建议，有云：“现查日人有大不利于我之举动，危急存亡，间不容发。我国庶政若再不加改革，亟为预备，窃恐覆辙之虞，祸在眉睫，不胜恐惧迫切之至。”[110]随后，载洵再次致电枢府，请为代奏，力陈日俄将侵占满蒙，西方列强将瓜分中国，恳请清廷力挽危局。有谓：“日俄协约甫成，日韩合并之事随即发现，恐该两国之所图，断不能抵此而止，则我满洲、蒙古之危局，日促一日。万一稍有变迁，而欧洲列强自必援利益均沾之例，益逞狡思，则东南、西南各省，亦恐因之摇动。务请朝廷迅即妥筹变通办法，力为振作，以保大局。”[111]

其时，东三省总督锡良与湖广总督瑞澂正进京陛见。据朝鲜《汉城新闻》披露，锡良此次进京，是应监国摄政王急召，筹议关于日俄协约与日韩合并的对策，以及东三省军政事宜。[112]在被监国摄政王召见时，锡良首先力陈东三省现状及日俄两国对待中国之情形；次言东三省需款孔急，及目前急需举办之事，如移民实边暨锦洮铁路等事，为万不容缓之举；末又陈述当时办理的为难情形。监国温谕：“素知卿能任劳怨。三省为祖宗发祥旧地，朝廷决无恝置之理，此次可与枢部各臣熟筹进行之策。此外各项要政，如有所见，尽可随时面陈。际此时事多艰，总须内外一心，方可共支危局。”瑞澂亦力陈湖北情形，有谓：“鄂中财政异常窘迫，罗雀掘鼠，办事极难。如再因循，不图补救，则将来新政必致一件不能举办。似非切实整顿吏治以收民心，兴办实业以裕富源，则鄂事必益不可问。”监国颇以为然，勉励有加。[113]显然，作为封疆大吏，锡良与瑞澂正在为各自辖区应对危机与新政建设苦筹对策。

为了加强边防建设，东三省督抚计划商借外债，以建造铁路、兴办实业与移民实边。锡良奏请商借外债二千万两，拟以一千万两设立东三省实业银行，以五百万两为移民兴垦之需，以五百万两为开矿筑路之用。这个计划得到清廷批准，并由度支部与美国驻华公使议借。不久，吉林巡抚陈昭常也奏请借债二千万两，拟以一千万两为开矿资本，以一千万两筹办林垦要政。外务部与度支部会商认为，吉林巡抚应与东三省总督彼此商量，统一筹划，再具奏请旨议覆。[114]随后，锡良等人以“实行借款筑路，可为我国第一救亡政策”为由，又酝酿了一个更大的借债造路计划。他们奏请从速修筑粤汉、川藏、张恰、伊黑四条铁路干线，拟以各该铁路为抵押，募借外债十万万两。由度支部、邮传部主持，一面议定借款，一面议定包工，限十年完竣。度支部会同外务部、邮传部、农工商部核议，认为“借款重在兴利，即重在还本。筑路计画，似宜先近而后远，先富庶而后荒凉”，原奏所指四路，除粤汉路以外，其余川藏、张恰、伊黑三路多属荒远，“盖以实边固圉为急，特是成本既重，收利难期，将来还款恐无把握。现计我国应修干路，如临潼之达新疆，滇蜀之接川汉，似当急于张恰三路”，因此，建议原奏所请议定借款、包工、限年之处，皆应从缓办理。[115]尽管如此，锡良等人筹边救亡的急迫心情可以理解。

清政府官员在筹议加快推行新政的同时，更呼吁加速立宪，尤其是速开国会。在立宪派发动国会请愿运动的同时，一些地方督抚与驻外使臣也纷纷奏请速开国会。“疆臣中则有湖广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端方、河南巡抚林绍年、四川总督赵尔巽，皆以请开国会为言。使臣中则孙宝琦、胡维（惟）德、李家驹三人，又皆以中外观听所系，请速定年限，免外人笑。立言婉切各不同，同以国会为急。”[116]

值得注意的还有东三省督抚对于立宪的态度。暂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迫于边疆危机而力主实行宪政。他在奏陈预备立宪办法时称：“微臣久处边陲，见闻僻陋，频年目击两强攫我东方权利，深为怵心。况自日俄协约、日法协约屡见报章，彼皆弃仇寻好，协以相谋，侵逼之来，岂必在远。我若不于此时大辟新规，实行宪政，开国会以大伸民气，先躬行以激动人心，不惟有他族吞噬之忧，抑将有自相鱼肉之祸。”[117]吉林巡抚陈昭常“因目击时局之艰危日甚一日，非著手于政治之根本无以图宪政之实行”，因而奏请从速组织责任内阁。他说：“今欲更张百度，咸与维新，莫如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以各部大臣组织之，其上置一总理大臣，以统一各部。苟有失政，则全内阁之大臣连带以负责任，庶功过皆有所归，而庶绩自以日理。”[118]东三省总督锡良也认为，目前朝野上下各种举措，均应以救亡图存为宗旨。但是，从京师到各省，十年新政，有名无实，并无改观，必须有所变通，实行立宪，方可挽回危局。有谓：“筹备立宪，限年进行，挽回危局，实恃通变。……欲实行立宪，无贵贱上下，胥当受治于法律，先革其自私自利之心。若败坏纪纲，蔑弃公理，政治日弛，人心日漓，虽九年立宪，终为波斯、土耳其、越南、朝鲜之续，庸有幸乎！此宪法不可不实行也。”[119]

日韩合并后，据《大公报》披露，驻京某国公使与清朝某外交家谈及日本并韩之事，有云：“此事在表面上观之，似于中国有损，然中国朝野上下果能因此益加奋厉，顿增其锐进之心，谁谓于立宪前途毫无裨益？”[120]中国朝野上下究竟能否及如何“奋厉”，且在下节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