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清政府相对而言，革命派与立宪派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两股在野的重要政治势力。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清政府、立宪派与革命派各自设计了不同的政治方案，开展了既互有歧异又相互关联的政治运动——新政、立宪与革命，三股势力互争雄长。可以说，正是这三股势力的较量与消长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新走向。

革命派与立宪派人士如何看待日韩合并，以及日韩合并对其政治策略有何影响，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下面拟分而论之。

（一）关于革命派人士的观察与反应

张存武先生以《民吁日报》为基本资料，着重论述了革命党人对伊藤博文被刺的反应：痛斥日本对韩国的贪残暴虐，痛斥伊藤博文监韩时的**威，赞美安重根的爱国英雄之气，哀中国人面临亡国危机而不觉悟。[40]这些论述，主要还是关注其爱憎悲喜的情感因素，而尚未涉及其理性诉求。

其实，进而论之，《民吁日报》之所以关注伊藤博文被刺事件，其目的在于揭露日本的侵华阴谋，并警醒中国政府与国民。在尚未得知伊藤被刺消息以前，《民吁日报》即看破了伊藤赴中国东北之行的阴谋。“伊藤数年以来，经营高丽既已告厥成功，今复移其经营高丽之手腕，渐进经营满洲，以为经营中国之起点。”伊藤预料中国立宪改革难以成功，势必陷于列强群起瓜分的局面，将来各列强势均力敌，日本难占优胜地位，故拟捷足先登。伊藤此次到哈尔滨与俄国财政大臣会晤，“盖与俄国订满洲处分之策也”。此举目的当然不仅在中国东北，而是为将来瓜分中国抢得先机。“伊藤公之满洲旅行，非独为满洲，为全中国也，为中国之必将瓜分，而思有以固日本之地位，而立进取之基也。”[41]伊藤被刺后，《民吁日报》进而认为，日本必将吞并朝鲜，进逼中国东北、蒙古，直至与列强瓜分全中国。此前，日本虽然已变朝鲜为“保护国”，但“日本之对待三韩人民，犹带假魔王面，而不若法国对待越南之残虐酷暴，无复人理者，非不能为也，实惧俄、美之抵议，而不敢逞也”。伊藤被刺，正为日本提供并吞朝鲜之口实。“自有哈尔滨之枪杀，实与日本以对韩政策进一步之绝好机会。”一些政治野心家“遂阴为日韩合邦之计画”。当然，日本并吞朝鲜后，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中国，“又将与俄协商，瓜分我满洲，得满洲之后，吾知日本之野心，犹未有艾也，势必又将伸手于蒙古，中间再有各国之利益均沾，而我庞大之帝国，势将分为十数之朝鲜”。为此，《民吁日报》特别提醒：“我今日哀朝鲜，又窃恐后日他人之哀我也。我政府何以为计，我国民何以自处，勿使以哀朝鲜者之转而自哀，则幸甚矣！”[42]革命派报纸《民吁日报》虽然隐约表达了对清政府立宪的不满，以及对中国将有亡国危机的忧虑，但并没有明确标举革命的目标。

其实，与《民吁日报》一样，革命派人士关注日本灭韩的目的，也主要在于中国自身的危亡问题，并进而筹措挽救危亡的策略。

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非常关注东北亚国际局势，尤其是中国东北边境问题。在他看来，朝鲜与中国东北地区是远东问题的关键，也是正在崛起的日本为实行其“海外经济政策”而势所必争之地。“满洲、朝鲜，极东问题之导火线，而日本所卧薪尝胆，竭全国之力以经营之者也。”从国际战略目的来看，日本之所以不惜血本与俄国拼死相争，是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其存亡安危问题。“使不经营朝鲜以为屏蔽，则日本海不能高枕，而俄人直可抚其背而扼其吭。朝鲜与满洲，有唇齿辅车之势，使经营朝鲜而不经营满洲以为藩篱，则朝鲜不能高枕，而俄人仍可捣其腋而断其臂。”当然，日本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在朝鲜与中国东北地区，而是以此为基础，进而侵占整个中国，以称霸东亚。他认为，在各国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下，其实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国，也是东亚最主要的祸源。“日本者，自古及今，以并吞东亚为遗传之国是者也。”“其有假同洲同种之谊，怀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吾隙，窥吾间，以数数谋我者，此则真为东亚祸源唯一之主原因。吾中国既往将来之大敌国，吾人不可不知之，且不可不记忆之也。所云为何？则日本是已。”他特别指出，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完成大国崛起的历程后，必然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而环顾四方，惟脆弱之朝鲜与老大之支那尚可问鼎之轻重，于是殿手三韩，伸足辽左，长驱以入禹域之政策，遂为彼国唯一之国是，而东亚天地无宁日焉。”[43]

戴季陶于日韩合并前夕，在《中外日报》上发表一系列评论，分析了日本灭韩的必然性及其对中国前途的影响。一方面，日本并韩乃势所必然。自丰臣秀吉以来的三百多年间，日本一直奉行“灭韩政策”。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本“洒数十百万之热血，耗亿万之国费”，其目的当然就是要并吞韩国。在进行武力侵略的同时，日本还大施其国际外交的策略，宣称保全韩国独立，维持韩国领土完整，直到日韩合邦论出，阴谋终于败露。这些不过是其阴险、狡诈的侵略手法而已。“前日之保护韩国，变而为今日之合邦；今日合邦之论，则灭国而更灭其种之第一步手段也。”有人把日韩合并归咎于卖国贼李完用，戴氏不以为然，认为李不过是一个日本的走狗，“虽无此人，而韩亦必灭于日也”。另一方面，韩亡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安危。他认为，日韩合邦“为满洲生死存亡之一大问题”，“苟一旦此举成立，则满洲非吾中国有矣”。韩亡不仅关涉中国东北地区的存亡，其实更关系到整个中国的存亡。“韩亡则满洲亡，满洲亡则内地之日本势力益盛，大好神州恐将变为岛夷之殖民地矣。”所以，中国将是韩亡之后直接受害最大的国家。尽管如此，但最可悲的是国人的麻木而不觉悟。“合邦成局之日，即满洲毙命之日，亦即吾国全部大敌接近之日也。奈之何全国之人毫不注意，一若他人之事，与我毫无关涉者，何麻木不仁之一至于斯也？”显然，戴季陶所论亦最终归宿于中国自身问题。有谓：“观日本对韩近事，不禁为韩国国民哭，又不禁为吾国前途忧。”[44]

日韩合并后，另一份重要的革命派报纸《民立报》系统总结了韩亡的教训，以警醒国人。该报认为，韩国走向灭亡的每一个环节，均为日本阴谋策划，而韩国人懵然不觉，甚至自落其圈套，终于不免亡国的结局。朝鲜本与中国有宗藩关系，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煽动朝鲜独立，朝鲜举国欢欣，“惊为外交史上之一新纪元”，以为“朝鲜真正之独立，将有望矣”。随后，大韩帝国建立，但日本“无日不阴图于韩人之背，思扼其吭而盐其脑，而韩人实不悟也”。日俄战争后，日本变韩国为“保护国”，“自此而韩人始悟其国家为既亡，曩之独立为梦幻，数十年怀柔诱掖，皆大盗之阴谋、灭国之诈术，然亦成不谏之遂事矣”。然而，在日本的统监政治之下，韩国人又有渐渐安于被“保护”之势。尽管日本“无日不在并吞三韩预备之中，而韩人且以为被保护国何地蔑有，国权虽丧而社稷正朔当不改王朝之旧，方当以王国小朝廷之名号，遗国运末期之暮景”。韩国人对于日韩合并之传说，多不以为意，或疑信参半，甚至纷纷斥之为浮谣、诬妄。直至日韩合并条约宣布，“始知前日外间合并之传闻，非讹言，非蜚语”，而韩国真亡矣。其时，列强亦表面上倡言保全中国领土完整，而实际上正进行无形的瓜分，必须警惕这种变相的侵略政策。《民立报》之所以要全面揭露日本灭韩的阴险手法，就是希望中国要把韩国沦为殖民地的惨痛教训引以为鉴。“吾独悲朝鲜今日不皇再辩废立并合、封藩置县之为真为伪，复无光复中兴时期之可冀，惟有延颈日望新政府统治者之仁政，以苏亡国之民命，斯可为酸鼻流涕者矣。前事匪遥，殷鉴不远。余安得勿当暑而栗，不寒而战耶？”[45]

当然，革命领袖人物孙中山与黄兴的反应最值得关注。日本吞并韩国，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存亡。孙中山于1910年10月16日致函檀香山同盟会会员，认为此乃革命最好时机。“乃者时机日逼：外而高丽既灭，满洲亦分，中国命运悬于一线；内而有钉门牌，收梁税，民心大变，时有反抗。吾等新军之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机局已算成熟。……弟提倡革命以来，至今日为第一好机。”[46]黄兴也有同感，他于1911年1月11日致书暹罗同志称：“日并高丽，而与强俄协约，满洲、蒙古势已不保。英窥其隙，今已进兵卫藏，置防缅边，西鄙之亡，又可日计。德之于山东，法之于云南，铁路所过，**无完土。美于中国土地无所侵占，不能恣虐，特倡保护领土之美名，包揽其公债。而满洲政府方醉生梦死，昏不知觉，于日、俄、英、德、法则默认之，于美则欢迎之。对于国民，诡名立宪，以为欺饰，其实则剥夺国民种种权利，以行其中央集权之实。是中国目前状态，不亡于有形土地之瓜分，即亡于无形财政之监督。呜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秋，中山先生特召集内地各部代表南来，相与确定计画，急起实行，破釜沉舟，拼此一举。”[47]其时，黄兴正拟到香港谋筹广州黄花岗起义。

（二）关于立宪派人士的观察与反应

立宪派人士中，以往学界主要关注梁启超，因为他留下了《朝鲜亡国史略》《朝鲜灭亡之原因》《日本并吞朝鲜记》等有关日本吞并韩国史方面的系统的资料。对此，张存武、邹振环两位先生的相关论文剖析较详[48]，不再赘述。这里只着重进一步分析一个问题，即作为立宪派领袖人物的梁启超研究韩国灭亡史与其现实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在清末，梁启超研究韩国灭亡史，不是为了成为这方面的史学专家，而是以史论政，为中国的政治变革寻求动力与压力。他关注近邻韩国的命运，目的就是希望清政府以韩为鉴。“殷鉴何当远，周行亦匪赊；哀哀告我后，覆辙视前车。”[49]梁启超在说明其之所以要探究韩国灭亡的原因时说得更清楚：“昔汉陆贾作新语，意在推论秦之所以亡，以为汉戒。一时方闻之士，若贾山、贾谊、董仲舒，其所著述，指引秦事，词并危切。汉世鉴之，赖以小康。窃附斯义，次论朝鲜灭亡之原因，以告我后、我大夫百执事暨我邦人诸友。”在具体分析韩国灭亡的原因时，梁启超着重指出关键在于韩国是专制国，而不是立宪国。“朝鲜灭亡最大之原因，实惟宫廷。今世立宪国，君主无政治上之责任，不能为恶，故其贤不肖，与一国之政治无甚关系。惟专制国则异是，国家命运全系于宫廷，往往以君主一人一家之事，而牵一发以动全身，致全国亿兆悉蒙痡毒。征诸我国史乘，其覆辙若一丘之貉，而朝鲜则其最近殷鉴之显著者也。”虽然韩国也曾标榜改革，如练新军、立宪法、改官制等，正如清政府的新政与预备立宪一样，但是，在梁启超看来，这些似乎只是说说而已，具体操作敷衍塞责，并没有实际的效果。“朝鲜于四十年前，已知练兵之为急，尝改革兵制，请外国人为教习矣，而其所发军饷，乃至杂以泥沙，故所练者不久旋溃。我国何如？甲午以后，韩皇尝率群臣誓于太庙，颁布洪范十四条矣，考其条目，视我之宪法纲领九年筹备案，尤为体大而思精也，而一誓之后，其君若臣，即已渺不复记忆。我国何如？尝大改革官制矣，建所谓一府八衙门者，名称悉仿日本，日本政府所有之机关，无一而缺也，而据当时游韩者记载，惟见有巍巍广厦若干所耸立汉城中，大榜于门曰某部某部，而其中乃无一文牍，大臣会议，则惟围坐一桌，烟气弥漫，游谈无根，无一语及政务也。我国何如？略举数端，他可隅反。”他对韩国改革的总体评价是：“励精图乱，发愤自戕而已。”[50]显然，梁启超痛斥韩国的假改革，其命意所在正是为了批评清政府的假新政、假立宪。作为清末立宪运动的重要领袖，梁启超所期待的是清政府能够以韩亡为鉴，而将预备立宪推向正轨。

另一立宪运动的重要领袖康有为，也曾在日本于韩国建立“顾问政治”之后，写有哀朝鲜诗，有谓：“八道山川磨逻青，旧封箕子不神灵。夏商血属惟存汝，晋楚干戈可有名。保护有人宁遣使，太平无事可裁兵。汉阳姬氏如今尽，抚鼎摩沙目不瞑。”[51]该诗在谴责日本阴谋灭韩的同时，既有对韩国灭亡的哀惋，也有对清朝命运的忧虑，哀韩亦有自哀之意。正如《大韩每日申报》所谓：“康南海之诗意，一以吊韩人，一以吊清国。”韩国与清朝有唇齿相依之势，“韩国之不保，岂非清人之深耻？清国之不振，亦非韩人之大惧耶？”[52]确实，这“清国之不振”与“韩国之不保”的现实及其间的微妙关系，正是康有为心中无法抹去的痛楚。后来，康有为还上书监国摄政王载沣，认为日本急行宪政，“故三十年之间骤致霸强”，“缅甸、安南、高丽地与欧国等，以不早变，遂以致亡”。他希望摄政王以此为鉴，速行立宪。[53]康有为在吁请速开国会时，特别强调了日俄协约以瓜分中国的背景。有谓：“顷闻日俄协约，有分割黄河、攘夺蒙古、监理财政之说，薄海震动。”他认为，九年预备立宪的时间太长，“迟是乎，日俄夹至，他国并兴，虽开国会，压于强兵之下，亦无济也”，因而建议宣统三年（1911）即开国会。[54]

其他立宪派人士也有相同的理念。他们虽然没有专门研究日本灭亡韩国史，但他们在主张实行立宪与呼吁速开国会时，也多以韩国为鉴，或以救亡图存为标的，而着重关注日本侵华而导致的民族危机。杨度认为，中国在列强环伺进逼之下，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能自立则存，不能自立则亡”。如何自立？关键就在于建设立宪政体。“惟将专制政体改为立宪政体，斯对于内对于外，而皆为自立求存之良法也。”中国如能自立，则不致再有覆亡之忧。否则，中国将难免灭亡的命运。“中国虽欲为无形之亡国，如印度、如埃及、如朝鲜者而不可得，惟能如四分五裂之波兰耳。”[55]张謇在吁请速开国会时，特别强调了日本侵占朝鲜并进而渗透中国东北地区的背景。有谓：“日人之图统监中国，则于其大隈重信饯别伊藤博文统监朝鲜时昌言之，亦见日报。彼时我国人民稍有爱国思想者，即相与扼腕愤叹，而闻我政府及政界要人，则以为是特空言而已，未必果有是事。今年则日人占筑安奉铁路发见后，又有占及吉长之说。”在他看来，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必须速开国会。有云：“救急之法，惟有请明降谕旨，声明国势艰危，朝廷亟欲与人民共图政事，同享治安，定以宣统三年召集国会。”[56]随后，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并没有达到宣统三年（1911）即开国会的目的（详见下文）。日韩合并后，张謇在筹议挽救东三省危机时，颇有感慨地说：“惜我国会未成，全国人民无一总机关。”[57]显然，立宪派意在加速立宪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