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韩合并,中国朝野究竟如何反应?其时,革命党人戴季陶有严厉的批评,有谓:“朝野上下,一若毫不相关者,报章既不登载其内容,舆论亦不研究其利害,吾诚不知其何识见之陋而眼光之小也。”[3]戴氏痛切言之,意在警醒国人。中国朝野果真反应这般冷漠吗?其实情并非如此。这里拟先从《申报》《时报》《大公报》《盛京时报》《香港华字日报》《桂林南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入手,考察一般民间舆论的反应。
浏览清末报刊的强烈印象,恰与戴季陶批评的情形截然相反。其时,不但各种报刊大量登载有关日韩合并的消息,而且民间舆论对于其与中国前途命运的利害关系也多有探究。
日本图谋侵略与吞并朝鲜,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早在1904年,梁启超撰《朝鲜亡国史略》认为:“日本处心积虑以谋朝鲜者,既数十年。其第一著,则谋离朝鲜于中国,其策源在天津条约(指1885年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引者注),其收果在中日战争;其第二著,则谋并朝鲜于日本,其策源在日英同盟,其收果在日俄战争。”[4]其时,梁氏所谓“朝鲜亡国”,尚是预感经过日俄战争,朝鲜将被日本控制,名存而实亡。到1910年日韩合并后,梁启超再撰《日本并吞朝鲜记》,便禁不住感慨道:“朝鲜今真亡矣!朝鲜之亡,不自今日,特今日则名与实俱亡云尔。”这时,他又把日本灭亡朝鲜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一曰与中国争朝鲜之时代,二曰与俄国争朝鲜之时代,三曰以朝鲜为保护国之时代,四曰并吞朝鲜之时代。”[5]可见,日本吞并朝鲜的起点,至少可以追溯到中日甲午战争。其时,《马关条约》解除了朝鲜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标榜“独立自主”的大韩帝国建立(1897年),日本侵略势力不断向朝鲜半岛渗透。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变朝鲜为其保护国,其吞并朝鲜的步伐进入实质性阶段。对此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关节点,中国报刊舆论均予以密切关注。
(1)关于“顾问政治”。1904年8月,日本迫使韩国签订《外国人顾问佣聘协定》(《第一次韩日协约》),规定韩国政府聘用日本政府推荐的一名日本人为财政顾问,一名其他外国人为外交顾问。据此,日本选派大藏省官员目贺田种太郎为韩国财政顾问,推荐其外务省雇员美国人士的温(Stevens)为韩国外交顾问。《东方杂志》认为,日本根本不想与其他外国人分享控制韩国政府外交的权力,那个被日本推荐充当韩国外交顾问的美国人士的温,其实是日本驻美公使馆参赞官,不过“一白色之日本人也”。所以,日本实际上控制了韩国的财政与外交大权,“韩国者,日本人之韩国也,此断案殆毫无疑义”[6]。
(2)关于“统监政治”。1905年11月,日本又迫使韩国签订《乙巳保护条约》(《第二次韩日协约》),规定韩国的外交事务由日本外务省监理,具体由日本在韩国京城设立一名统监负责。随后由伊藤博文在汉城设立统监府。《东方杂志》在第3年第1期刊载了这个“日韩新约”的全文,并在第3期转载了《中华报》的文章《韩国灭亡史》,认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行“欲夺先予之计”,扶助大韩帝国独立,但韩国君臣“眩于帝国之虚名,遂谓可坐享保全之利益,因循富贵,粉饰太平”,内政外交一味苟且,遂致灭亡。“呜呼!曾几何时,所谓完全无缺、独立自主之尊荣帝国者,已一笔勾消,祝贺鸿文虚称万岁,独立纪元不及十稔,而皇皇箕子之遗封已为日本舆图之附属品矣。伤哉!”[7]《香港华字日报》亦有评论:“至日本之图高丽,欲收为殖民地,其野心已披露,立伊藤为之监察协同办理国政,则高丽王亦可以安然熟睡而无劳擘画矣。事势如此,今之高丽王其高丽之终欤!”[8]
(3)关于海牙密使事件与“次官政治”。1907年6月,韩皇高宗派密使李俊等三人前往参加荷兰海牙万国和平会议,试图寻求国际援助。但是,由于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百般阻拦,韩国代表未能如愿出席和会。李俊愤而血溅海牙,其余两位代表流亡国外。7月,日本政府利用海牙密使事件,强制高宗李熙退位,将皇位让与皇太子李坧(即纯宗)。随后,日本又迫使韩国政府签订《丁未七款条约》(《第三次韩日协约》),规定韩国政府完全接受统监指导以改善施政和任免官吏。该协约具体实施的照会还规定解散除少数皇宫卫队以外的韩国军队,韩国政府各部次官,警务局局长及法院、监狱的重要官职,由日本人担任。“次官政治”的实行,使韩国政府名存实亡。对此,中国报刊多有报道与评论。《大公报》有言:“适见韩皇密遣使至荷兰万国平和会事,又见让位事,又见种种可悲可叹事,瞿然曰:韩国乃从此真亡矣!”[9]《香港华字日报》则以之为亚洲一大怵目之事,有谓:“韩王已废,韩国就亡。曷言韩之就亡?则以韩之政治由日本执行,昨日西电所言又将韩兵遣散是也。夫国苟未亡,未有政府不能自由而国民不能为兵者。今政府行政权既已尽失,国民当兵之务又已全无,尚得言国之云乎?哀哉,韩其亡矣!”[10]
(4)关于伊藤博文被刺事件。1909年10月,韩国义士安重根在中国哈尔滨刺杀了日本枢密院院长、前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使日本加快了吞并韩国的步伐。《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对于伊藤被刺事件与安重根受审和处置的过程均有详细报道。据《东方杂志》记载:日本舆论因伊藤被刺而极力主张并韩。日本旅韩记者团认为:“伊藤此次遇害于韩人之毒手,足认为韩人排日思想之代表,现因欲绝将来之祸根起见,须期待当局者,于处分高丽政策上,行最后之解决。”一般舆论将伊藤被刺归咎于为韩国当局所唆使,“如此,则日本合并韩国而统治之,废韩皇,处之以日本贵族之位,为甚当”。据说日本首相桂太郎亦向人声言:“必继伊藤之政策,以广展文化于东亚。”[11]《香港华字日报》认为,由于伊藤的经营,韩国早就名存实亡。有谓:甲午战争后,日本“阳以助韩人之独立,而阴实钤制之,嗣是而朝鲜一片土,骎骎乎入于日本之势力范围中矣。未几而伊藤亦遂以日本之重臣,统监韩国,凡属韩国国内之政治所有权,殆罔不由日人监督之,统辖之。盖韩国之名,虽至今尚存,而其实则韩国之灭亡于无形也,固亦久矣”[12]。
(5)关于日韩正式合并。1910年8月22日,日本新任统监寺内正毅与韩国总理大臣李完用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将韩国的主权和领土以及全体国民完全合并于日本帝国。29日,条约正式公布,纯宗皇帝宣布退位,大韩帝国寿终正寝。日本所宣扬的日韩“合并”,并不是把日本和韩国平等地组合成一个国家,其实质是日本吞并韩国。从此,韩国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是东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报刊媒体非常重视。《申报》《时报》《大公报》《盛京时报》等重要报刊从不同角度详细报道了有关合并情形。为了准确而及时地提供日韩合并条约及宣言书的内容,《申报》先是于8月27日以《哀哉日韩合邦之条约》为题,登载所获条约大略内容,其时日本尚未公布条约。29日,《申报》又根据驻日通信员探明报告“立意大略相同而措词稍有出入”的新信息,发表《再纪日韩合邦条约之内容》,并特别说明:“本馆以此事甚大,不厌繁复,特录于左,以供留心时事者研究焉。”31日,《申报》又把业已公布的《日韩合并条约及宣言书》全文照译刊载。对于日本宣称与韩国“合邦”的行径,《时报》感慨:“呜呼!合邦云乎哉,直并吞而已矣。”[13]《大公报》更是哀叹:“呜呼!韩亡矣,韩竟亡矣。三千年之古国,殷箕子之遗风,至今日而溘然长往矣。……自今以往,地球上无韩国之名称,世界中无韩国之历史矣!”[14]
在如上所述有关日韩合并的多个关节点上,中国报刊舆论均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在不断地报道日韩合并历史的诸多面相的过程中,报刊媒体所反映的一般民间舆论可谓纷繁复杂。具体而言,除了同情韩国灭亡与谴责日本殖民侵略的情感因素以外,大致尚有三个方面的理性思考。
其一,对韩国灭亡原因的分析。
清末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强权即公理,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乃社会进化之极则。近代中国人本来深受其害,对此有切肤之痛,但在分析近邻韩国灭亡的原因时同样也离不开这具体的语境。在他们看来,大韩帝国存在仅十余年(1897—1910年)便至灭亡,这固然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结果,但更有韩国自身内在的原因。《大公报》发表《哀韩篇》,在感慨“日本以同文同种欲扶植之使独立者,口血未干,言犹在耳,胡为而竟至于此耶”的同时,竟然又认为:“亡韩国者韩国也,非日本也。在公理上韩国为应亡,在天演上韩国为尤应亡。”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调。作者甚至认为,韩国“幸而遇文明之国,待之以文明之手段,不然者,在昔野蛮时代,则墟其宗社,屠其子孙,亦何难之有”,不无反讽意味。然而,作者真正深感痛心的是韩国内部的腐败与不可救药,有谓:“闻韩国之危险亦屡经不一经矣,乃经一次危险,则为一次之痛哭流涕,下诏罪己,成为例事。曾未几时,朝野晏然,歌舞升平,境过情迁,转瞬已成极乐世界。卖官鬻爵,朘国剥民,古赋新诗,竞夸风雅,汉宫唐苑,竭力经营,门户激成冰炭,萧墙时伏干戈,依赖之心为惟一之经济,排外媚外,毫无成算,军事不修,外交不讲。窃叹韩国之君臣上下,处何等时势,居何等地位,顾漠然不动其心,一至于此。”[15]
在时论看来,韩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其不能自立自存。一方面,韩国在外交上长期奉行所谓事大主义,企图依赖强邻,而不能真正地独立自主。这或许是韩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尴尬,且终于逃不脱灭亡的命运。正如《香港华字日报》所谓:“高丽亡国,惟不自立之故。数十年来,皆以倚赖强邦为政策。初则倚赖中国,继则倚赖俄罗斯,终则倚赖日本。卒之,凡彼之所谓倚赖者,皆倾宗覆社之渐也。……高丽所以致亡之故,即亡于不能自立,而待他人之庇我扶我。”[16]另一方面,韩国在内政上不能自强。在此弱肉强食的时代,不能发奋图存,就必然走向覆亡之路。“高丽之亡,虽由其政治不修,盈廷昏聩,酣嬉优游,落沸釜而不知,居焚堂而大睡,不知亡国之祸,其机伏之于数十年之前,而其祸遂见之于数十年之后。然此数十年之中,邻国之谋我利权,攘我土地,未尝无形势之发露,未尝无迹象之可寻,苟能未雨绸缪,惧危懔灭,当此强邻觊觎之际,愤发为雄,急图补救,或可稍延国脉。乃于甲午以后贪独立之荣名,而一切国政仍听其腐败而不整顿,识者早知其不亡于日,即亡于俄也。今也果亡于日。”[17]所以,韩国虽然被日本所灭,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其实际上无异于自取灭亡。例如,《桂林南报》有言:“亡韩者韩也,非日本也。使韩之君臣能鉴于世界风潮之恶,早图自存,则虽有百日本,亦畴得而侮之者。”[18]“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日人有灭国之野心,苟朝鲜无自灭之原因,朝鲜未易灭也。朝鲜有自灭之政府,苟国民无自灭之奴性,朝鲜亦未易灭也。朝鲜有自灭之原因与奴性,则不灭于白[日]人,亦难自立于世界。”[19]
当时中国人之所以着力探究韩国灭亡的内在原因,诚如论者所言,其根本着眼点正在于中国自身。[20]《大公报》刊登了一份韩国学生上清朝载洵贝勒书,其分析韩国灭亡原因有三:民智不开,外交失败,官吏腐败。记者跋语云:“此书论韩亡之三大原因,何一非中国之现相。余读至‘韩既亡矣,无能为也’等语,泪为之堕。欲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21]的确,当时的中国同样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的民族危机。检讨近邻韩国灭亡的原因,正是为了警醒国人。《桂林南报》痛切言之:“今日之朝鲜,即将来之中国。”中国如果不自强自立,将有成为“第二朝鲜”的危险。“今日吾侪之痛人者,他日又将有人之痛我也。”[22]中国时论与其说是同情韩国,不如说是在忧虑自己的前途与命运。
其二,对日本殖民侵略手法与阴谋的揭露。
日本侵略朝鲜的手法很是隐秘、阴毒。虽然经过两次惨烈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但表面上看来,这两次战争的对象分别是中国与俄国,而并不是朝鲜。而且,日本还打着保护朝鲜独立与维持东亚和平的旗号,甚为蛊惑人心。对此,中国报刊舆论多有揭露。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变朝鲜为其保护国。时论即一针见血地指出朝鲜从此亡国了,有谓:“甲午之役,日本因高丽与中国开衅,马关议和非认高丽为完全自主之国耶!何图日俄之役和议告成,高丽归日人保护,派伊藤总监握其政柄,撤各国驻使,外交悉委诸日本。查日俄宣战诏有云:扶植韩国独立。独立者,完全自主之谓也。何图日本竟食前言,不顾公理,阳以维持东亚平和为名,阴行其攘夺利权之术,而高丽从此亡国矣!”[23]果然不出几年,日本吞并韩国之真相便大白于天下。其所谓“保全”“维护”云云,不过是欺世盗名的幌子而已。时论有云:“当其初时,日本之宣布于各国曰:保存韩国之领土也!维持韩国之独立也!巩固韩韩[国]皇室之尊严也!今则所谓保存韩国领土者,而其领土已并入日本矣。所谓维持韩国独立者,今已将其一切独立之主权让与日本矣。所谓巩固韩国皇室者,今已降为准皇族矣。曾几何时,当日宣布各国之文书,墨尚未干也。使日本人回忆当日宣布之言,当亦哑然自笑矣。虽然,此亦古今之常事,无足为怪者也。……盖保全与巩固云者,乃并吞攘夺之别名者也。”[24]这便一语戳穿了日本殖民侵略者既虚伪又阴险的把戏。
不唯如此,中国报刊媒体还进一步揭露,日本殖民侵略的目标不仅是韩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并且还想称霸东亚。这有日本政界要人伊藤博文与大隈重信**裸的表白为证。据《香港华字日报》载,日俄一战,韩国被日本控制,伊藤博文为统监。“闻彼渡韩之始,大隈妒其勋名,彼则公然以告人曰:姑先让我成此统监韩国之功,尚有清国留以待汝为统监也!”[25]《大公报》亦披露:“大隈重信有言曰:伊藤为朝鲜统监,吾当为清国统监。伊藤博文有言曰:对韩问题今已解决,此后对于清国,一宜预备军务,二宜预备财政,三宜预备外交人才,有此三者,何难执牛耳于东亚!”[26]日韩合并时,《时报》记者便敏锐地指出其并吞韩国—进逼东北—瓜分中国的阴谋。有谓:“抑记者犹有虑焉,自甲午一役之后,日韩连合之名词,乃发现于世界中;自日俄一役之后,满韩连合之名词,又发现于世界中。今者日韩关系既经解决矣,所未解决者满韩关系而已。吾不知政府诸公,其对于此日韩合邦草约,将视之为隔岸观火乎?抑视之为同舟遇风乎?夫以满与韩较,韩之结果在并吞,满之结果任其所欲,亦不过出于割让,似满不如韩之惨。然而今日为均势时代,彼既攫得一脔,此亦思分我一杯羹,浸假而列强效尤,则大局不堪设想矣。然则此一草约也,谓为进逼满洲过渡之桥梁也可,即谓为瓜分中国开场之楔子也亦无不可。”[27]《桂林南报》也以日本外务省发表合并朝鲜事为“扰乱东洋之爆弹”与“经营中国之先锋”。[28]其实,在日韩合并的同时,日本还与俄国签订协约,已把侵略触角进一步伸向中国东北地区。《申报》译载《字林西报》关于俄日协约的评论,以日本曾经担保韩国独立而转瞬之间就吞并韩国为例,认为俄日协约及相关条约“所谓维持及尊重满洲之现局者,亦必有转变之一日”[29]。其又转载《纽约日报》评论韩国近来之变局称:“俄日协约,实为分割及并合满洲之入手办法。”[30]可见,日本并韩之后的侵华阴谋有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中国前途命运及其出路的思考与探究。
一般民间舆论关注日韩合并,无论是探究韩国灭亡的原因,还是揭露日本殖民侵略的阴谋,归根结底,均着眼于中国自身前途与命运的忧思。至于如何解决中国的民族危机与出路问题,报刊媒体所反映的民间舆论大致提供了两方面的思考。
一方面,是以韩为鉴。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与韩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韩国却迅速走向覆亡。这对中国人的刺激是刻骨铭心的。日俄战争后,韩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中国留日学生潘子寅归国途经朝鲜海域,闻讯愤极,蹈海而死。《大公报》将潘君与反对日本取缔规则的革命烈士陈天华相提并论,认为:“潘君之死为痛韩之将亡而死也,为痛韩之将亡,恐世界上有为亡韩之续者而死也。”面对举国麻木不仁的现象,潘君之死,意在警醒国人。“潘君之思想,犹冀官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故不惜以一人之身,而激发全国之瞶瞶焉。”[31]其实,报刊媒体对于“亡国”之说还是非常敏感的。据说日本以驻朝公使林权助改任驻华公使,“中国舆论谓朝鲜乃已亡之国,今由朝鲜调任中国,是朝鲜我也,故对于林公使之来华大有不满之意”[32]。在一般舆论看来,韩国的命运就是中国的缩影。例如,《香港华字日报》曾云:“此有强权无公理之世界中,国不兴则亡,断无中立之理。亡韩之现象即亡中之小影,彼日使林董氏尝以此意警告中国人矣。于此而不引以为鉴,夫岂尚有心肝者哉?”[33]又如,《大公报》曾谓:“吾之所哀者,哀夫一韩亡,而凡类于韩者,势愈危,景愈迫,处将亡之境,有可亡之机,而犹不知速定救亡之策。此所以接东京之来电,而不禁肉为之颤,魂为之飞也。……夫韩国乃中国之竿影也。”[34]在此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如果不能以韩为鉴,就可能重蹈韩亡之覆辙。
另一方面,是立宪自强。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救亡图存始终是仁人志士最迫切的课题。如何救亡图存,则不同的政治势力有不同的政治主张。除了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革命派报刊以外,就其他报刊媒体所反映的一般民间舆论来看,大多主张温和的改良,基本上同当时的新政与立宪的潮流相一致。日俄战争刚起,《大公报》预测战后东亚局势,认为无论孰胜孰败,东亚形势将大变,而受害最大的将是中国。“俄之胜也,中、日、韩三国必皆不能自立,无复可以壮东亚之声名。”“日之胜也,日本必为东亚之主人翁,堂堂我中国必降而为三等国矣。”无论如何,中国要想挽救危亡,“惟有急起直追,力行改革之一途。倘或不然,则不堪设想矣”[35]。至于如何改革,日俄战争的结局——立宪战胜专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立宪的正面标本。相反,韩国的灭亡,却是一个反面的例证。《香港华字日报》认为:朝鲜、安南为中国同洲、同种、同文之国,两国一时皆亡,正因不立宪之故。“天下无立宪可亡之国,以国能立宪则君民共主,其君可囚而其民不能尽囚也,其君可废其民不能尽废也。若专制君主,则以其国为一人之私物,但取其君而亡之则国亦与之俱亡矣。如安南,如朝鲜,非近日亚洲亡国之绝好榜样乎?”[36]然而,当时中国不正在大搞新政、立宪吗?对于清政府的新政,报刊舆论啧有微言。《大公报》以韩亡为鉴,认为韩皇也曾召见群臣,谕以变法维新,但宣誓之后,仍是因循如故,而并不励精图治,不过自欺欺人而已。所以,“伪新政”不能救亡。[37]对于某些改革志士的作为,报刊舆论亦颇有非议。《香港华字日报》举伊藤被刺事件为例,以韩国志士善打枪,讥讽中国志士善打电。“中国之所谓志士者,则专以善于打电见称于世。凡争矿争路,一切种种关于地方政治之事,皆电报纷驰,或电外部,或电邮、学、商等部,或电军机,或电各省督抚,或电各省绅商,或电各省谘议局,或电各报馆。其电文则曰愿以死拒,曰誓死不承认,曰国民必为政府之后盾,曰始终坚持,凡一切爱国、保种、保利权、公益、合群等等极美之名词,皆为电报文字所用尽。我国今日之所谓志士者,真可称打电之能手矣!”此等志士,无非沽名钓誉之徒,均于实事无补,根本不可能使中国自强。[38]中国不新政不行,假新政也不行;不立宪不行,假立宪更不行。《香港华字日报》认为,处于20世纪之专制君主必须变政,“丁此民权发达时代,天下虽有极专制之君主,不为国计,亦当自为位计,而竞思以‘变政’二字,为对付亡国之败阵铳矣。然不变固亡国,不善变亦亡位”。当时列强帝国之所以强大,“惟先立宪之故”。列国皇位之所以稳固,“惟真立宪之故”。故变政即立宪,善变政即真立宪。至于“不变”与“不善变”的结局,则可以东亚之韩国与西欧之葡萄牙两国为鉴。“不鉴韩皇,不知亡国之惨祸;不鉴葡王,不知失位之痛心。然鉴韩皇而不知自鉴,行将作韩皇之再续;鉴葡王而不知自鉴,必将步葡王之后尘。”因韩皇不知变政,韩国被日本吞并;因葡王变政不善,葡萄牙发生民主革命,葡王失去君位。韩、葡两国,“询现世君主之宝鉴也”[39]。在清政府推行预备立宪的形势下,一般民间舆论多希望其实行真正的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