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均开设“外报”与“论说”栏目。这些栏目中有大量关于清末新政的报道和评论，具体涉及清末新政不断展开的各个方面及其整个过程。虽然国际形势变化多端，《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的新闻关注点时有转移，再加上清末新政也是在不断地调整政策的过程中进行，使《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的相关报道不免显得凌乱斑驳甚至舛误杂出，但综而观之，尚不难看出清末新政的整体概貌。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余年里所进行改革的总称，具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领域等多方面的变革。对于这些变革，《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的报道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1.关于政治方面的改革
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显著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变革指向制度层面，尤其是政治体制的变革。新政开始不久，清廷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总机关。《皇城新闻》首先做了简要的报道：“清国于去月廿一日发表组织督办政务处之上谕，以庆亲王、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鹿传霖为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在其任地兼摄，还行北京后举行政务改革。”[5]随后，该报又全文译载了这道上谕。[6]日俄战争后，立宪思潮涌动，促使清廷进行预备立宪。对于清廷宪政改革的各个关键环节，《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都多有关注。例如，关于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上谕的报道载：“各国富强之基础在于宪法，政务采诸公论，决于庶民。为济今日时艰，宣布立宪政治，大权统于朝廷，万机决于公论。然而民智未开，准备未齐，先以官制改革为始，然后改革法律、教育、财政，振兴武备，斟酌各国政法，制定宪法。”[7]再如，关于丙午官制改革的报道载：“清国颁布官制改革上谕，内阁、军机处之一切规定依旧，外务部、吏部依旧，巡警部改称民政部，户部改称度支部，合并财政处，礼部合并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学部依旧，兵部改称陆军部，合并练兵处与太仆寺，海军部及军谘府未设前，暂时归陆军部，刑部改称法部，大理寺改称大理院，工部与商部合并，改称农商工部，邮传部新设，理藩院改称理审院（即理藩部——引者注），资政院新设，审计院新设。”同时，报道中还列举了军机大臣及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名单。[8]随后，报道还将新旧官制及各衙门新旧职官详细列表对照[9]，其变与不变之处一目了然。又如，关于九年预备立宪上谕的报道载：“清帝颁下上谕，从本年起九年间，国会开设诸般准备完毕，同时颁布钦定宪法，施行各种规定，宪法、议院法、选举法、逐年准备条项在官报颁布。”[10]还有，关于奕劻内阁设立的报道载：“庆亲王被命总理大臣，以下各大臣亦有任命。”[11]稍后，还就清朝新设内阁发表了评论文章。[12]其他如五大臣出洋，第二次考察宪政大臣的派遣，谘议局与资政院的创办，国会请愿运动等，均有相关报道，不再一一列举。
2.关于经济方面的改革
《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对于商部的设立与银行货币、财政税收等制度改革多有关注。例如，报道设立商部的文章载：“为振兴商工业，下达新设商务部之上谕，命载振贝子、袁世凯、伍廷芳等办成律令章程。”[13]又如，报道新货币制度的文章载：“清国从来货币制度在区域上多有不同，经济上颇不便利。清国官宪为此作统一之改良，数年前计划以来，意见不一，主张各异，今尚确决。今番度支部新制货币制度内容：以银为本位，单位一元，其重量七钱二分（银九分铜一分），其辅助货币为五角、三角、五钱（共银八铜二）及一钱，加以五角铜制、五元铜货，与小银货交换。”[14]还有对清朝财政状况与清理财政的报道载：“清国财政极度紊乱，殆至不能收拾之情状。”据统计，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岁入银8820万两，岁出银10112万两，岁入不足银1292万两，度支部之填充策乃命各省增纳银1870万两。各省岁入银207572552两，岁出银224556516两，岁入不足银16983504两。各省中仅奉天、江北、河南、四川四省岁入超过岁出，其余皆呈入不支出之穷况。清末新政中有一项重要举措是清理财政，但并不成功。“泽公任度支部尚书，整理全国财政。设全国清理局，中央泽公亲裁，地方各巡抚处理。各派督监官，调查真相。世事中如意者不过十二，况乎清国财政朽废已久。清理官一到，急调账簿一览，急制暂时瞒过，其实际情状如前，旧态难祛。泽公之中央集权主义毕竟失败，至有其辞职说传播。”[15]
3.关于军事方面的改革
早在洋务运动后期已经开始用西法编练新军，但军事制度改革还是始于清末新政，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近代常备军制。据《皇城新闻》报道：“直隶总督袁世凯与督办政务处大臣王文韶，相谋上奏各省常备军编制意见。”[16]后来，陆军部拟订了一个全国编练陆军三十六镇的计划。“陆军部尚书铁良以强国之基础在陆军，全国编制三十六个镇（师团）：近畿四镇以外，直隶、湖北、甘肃、广东、云南、江苏各置二镇，四川兼辖西藏特置三镇，热河、山东、山西、河南、湖南、江西、江北、陕西、安徽、浙江、福建、广西、贵州、东三省、新疆各置一镇，由各总督巡抚五年内完成。万若期限前编成有褒奖，期限后完成则惩戒。”[17]实际上，因各省财政困难，新军编练进展缓慢。三年后，“目下完成者，袁世凯建设四个师团，端方、张之洞二个师团，合其他不过八个师团。各省艰辛，不过组成一旅团，且其中皆无附设骑兵、炮兵、工兵等特科队，仅为单纯之步兵，故全体统算不过建设七八个师团”[18]。直到清朝灭亡，编练陆军三十六镇的计划并未完成。清朝在改良陆军的同时，也试图振兴海军（详见下文）。
4.关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新式学堂教育体制，以及奖励海外留学生，培养新式人才。《皇城新闻》报道：“教育制度改革与文官新登用法相持并行。清帝先废曩日科举八股文，别设经济特科之新登用法；其次奖励聪俊子弟海外游学，开启破格登用修了外国专门学科者之门径。各省州县设立大中小学堂，讲修文明学术，其实施方法仿照袁世凯在山东施行之例。本月五日又下上谕，对此等新设学堂出身者开启特别仕用之道。小学堂课程为备斋，中学堂课程为正斋，大学堂课程为专斋。小学堂毕业生考取合格者入中学堂，其毕业更待考取合格者再入其省之大学堂，其毕业合格者经总督巡抚考校选拔咨送京师大学堂，再行试验待旨钦定任举人贡生。其有望考取举人贡生者再次经大学堂严密试验咨送礼部，经选派大臣再试立待旨钦定任进士，允为从来出身者之同样擢用。近来清国之学风一变，少年子弟有竞劝讲究新学术之状。今又奖励创设新学堂，定特别登用之法，足见上下人心之趋向与大势之变动。”[19]由于到日本留学者较多，清政府还鼓励到西洋留学。“清帝下上谕，日本留学者不少，泰西各国道远费多，资送每少。为开发风气，养成人才，各省督抚选择明通端正学生，借给经费，派往西洋诸国。”[20]留学生回国通过考试后可获得进士、举人功名，在政府机关分别叙用。“今番试验合格日美两国留学毕业生，最优等生为进士，优等生及中等生为乡[举]人。法政科进士美国留学生三名、日本留学生一名，文科进士美国留学生二名，商科进士日本留学生一名，其他为法政科、农科、医科、工科、格致科五科。”[21]清政府还改革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设立学部，统筹全国教育。“清国仿照日本制度，创设学部。”[22]“清国学部在科举废止后以普及新教育与完成设备为急务，命各省调查各学务经费预算，由学部统一全国学务。又于今进士馆教习任用外国留学毕业生，特别优待，以培养俊才。”[23]另外，清政府还裁撤学政，在各省改设提学使司，“清国去月二十五日上谕曰：旧来各省学政裁撤，创设提学使司，属督抚节制，统辖各省学务”[24]。
5.关于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
打破旧的社会生活秩序，建立近代社会生活新秩序，也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一方面，革除一般社会生活陋习。例如，为禁止鸦片烟，清廷多次下达禁烟上谕。“清帝本月七日上谕曰：屡次敕令禁鸦片烟，至今吸烟者尚多。今番庆亲王、鹿传霖、影[景]星、丁振铎任禁烟大臣，选择内外良医，以三个月为限，设立戒烟所，其创设费三万两，经常费每年支出六百万两，收容中央大小官吏至今不能禁烟者。地方官亦当讲究适当之法，实行禁烟。”[25]又如，禁止缠足，“清国政府就妇女缠足之事，业已饬令各省革除弊风，剀切劝谕。官吏视为具文，愚民狃于积习，改革不为不难。今法部就缠足订定专律，颁布各省，一律遵行”[26]。再如，禁止早婚，“考政大臣伏奏清廷之结果，近日颁布早婚禁止令。原来清国人男子十四五岁、女子十三四岁结婚者多，今番男女不达二十岁以上不许结婚，万若犯科者，对其父兄处罚。制定法律目下正协议中，此考政大臣之议。政治馆提调亦上奏，故不日间将颁布法律”[27]。另一方面，改变旗人生活习性与特权。例如，关于剪发易服，“泽公及端方谒见清帝及西太后，上奏改正服制、励行断发之必要。西太后训谕：此等事官制改革后再商议”[28]。随后又有报道：“清国会议政务处王大臣等会议服制改正问题后，决定明春先为军人、警官、教育官中各三品以上者改正服制，此亦为继行断发之阶梯。”[29]又如，废除八旗俸禄，“八旗驻屯兵改定屯田制，北京八旗兵第一师团右卫护军巡捕居多，故军机大臣张之洞主张废止该八旗兵之俸禄，使其各谋自力生活”[30]。驻防八旗亦被裁撤归农，“政务处议决驻防八旗裁撤归农方法如左：（一）身体强壮者编入京畿陛军（近卫兵）之事；（二）其余移民开垦事；（三）幼年子弟入学学校事；（四）为妇女设立各处职业学校学习实业事”[31]。
当然，《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关于上述清末新政各方面的报道并不是平分秋色，而是有所侧重。实际上，其关注的重点是政治与军事方面，这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及韩国自身的艰难处境相关。
清朝的政治改革，立宪自然是重点。日俄战争后，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树立了东亚国家振兴的榜样。清朝开始预备立宪，韩国也是感同身受，固然多有关注。以上所述较多，下面着重探讨另一个重点，即清朝政治改革过程中各种势力派系的权力斗争问题。这种派系矛盾错综复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清廷内部革新派与保守派的矛盾。“清国保守派领袖军机大臣荣禄恃西太后之宠信，有虞于自己不利，抑制革新派有力者之权限。两三年以来，从各方面策划恢复自派失坠之势力。当时革新之气运频频勃兴，西太后固有威力阻止，然万若阻止，荣禄深虑政治上保守派地位反被大打击，遂嗾使御史黄祖承等弹劾革新派之领袖袁世凯或瞿鸿禨等，至再至三。”[32]二是中央与地方督抚的矛盾。“为商议对袁世凯总督之改革意见书，王大臣等开内阁大会议，学部尚书荣庆、军机大臣世续两氏提议中央集权之说。湖广总督主张依然维持督抚之权限，对此辩驳曰：首都在地方辽远，督抚之权限减削，地方施政上时时待中央政府之训令，有缓慢掣肘之虑。陕甘总督升允亦同意。”[33]三是满汉之间的矛盾。“清国袁世凯受满洲大臣之反对，醇亲王、肃亲王、世续、铁良、庆亲王诸人互相结合对付袁氏。袁氏在中央无有力之党援，其党与为徐世昌、杨士骧、段祺瑞、赵秉钓[钧]、严修等诸人，因严查革命党得西太后之信任。则今袁氏之失败，可预度将来两党之大决战。”[34]正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影响了清朝新政的进程，因而也是韩国报刊关注的一个焦点，并不足怪。
至于军事改革，当然陆军军制建设是一个重点，已如上述；《皇城新闻》等韩国报刊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清朝海军复兴问题，这方面有大量报道。清朝洋务运动时期建立的北洋海军于甲午战争中全军覆灭，从此海军一蹶不振。清末新政时期，海军复兴再次成为重要议题。尤其是在第二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上，中国因为没有海军而被列为三等国，振兴海军更是刻不容缓。《皇城新闻》报道：“清国海军自日清战争以后，舰队并未复旧。昨年海牙万国平和会议，清国无海军，故被贬下三等国，此无非加深国家之耻辱。迩来清国官民间有海军复旧之议，近者毕竟为海军复旧之决定，先支出二千万两，设置南洋、北洋及越[粤]洋三洋之海军根据地。”[35]后来，清朝设立筹办海军处，以贝勒载洵与水师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载、萨两大臣出洋考察欧美与日本海军，加紧进行清朝海军建设。1910年，清朝建立两支海军舰队：第一巡洋舰队，有巡洋舰4只，练习舰、水雷炮舰、哥尔贝德型船各1只，另有水雷艇8只，其附属陆上官衙学校兵营有巡洋舰队司令部、芝罘水师学堂、芝罘海军水师营舍；第二长江舰队，有炮船13只，哥尔贝德型船2只，运送船1只，其附属陆上官衙学校兵营有长江舰队司令部、南京水师学堂、南京鱼雷学校。[36]其实，这与甲午战争以前清朝之北洋、南洋、闽洋（福建）、粤洋（广东）四洋海军相比，还差得很远。载洵、萨镇冰等还在谋划改筹办海军处为海军部，并进一步提出海军发展草案，包括海军军港建筑、舰队组织、教育振兴、工厂建设等重要问题，甚至希望借外债办海军。[37]然而，终清之世，其海军并未振兴。
由于清末新政并非一场有严密计划、按步骤推行的改革，实际上是在不断摸索与调整的过程中逐步展开的，而《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又毕竟是外国媒体，故其对清末新政的观察与报道确实难免有偏差失误之处，主要表现有三。其一，有些信息反应滞后，并有重大遗漏。清廷颁布新政上谕是在1901年1月29日[44]，其时正值庚子事变期间，国际形势异常复杂。《皇城新闻》当时有关中国的报道也主要是关注庚子事变，直到将近两个月之后的3月22日才发表一篇论说《清国有革新之善策》。清廷那个新政上谕一直未见报道。在清末新政启动阶段，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合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酝酿多时，正式上奏于1901年7月12日、19日、20日。[45]慈禧太后于10月2日发布懿旨[46]，予以批准实行。《皇城新闻》并没有报道江楚会奏前两折，而直到慈禧太后懿旨发布两个月之后的12月3日，才简要地报道了第三折的内容。[47]载泽、戴鸿慈、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每考察一国，都会向清廷上奏考察报告。1906年2月13日，载泽一行上奏考察日本大概情形报告；3月12日，清廷朱批：知道了。[48]《皇城新闻》也是在两个多月后的5月18日，才做了简要报道[49]，其他大量相关考察报告并不见报道；《大韩每日申报》也是如此。另外，还有一些重要遗漏，如学制改革中的“癸卯学制”“壬寅学制”的制定与科举制度的废除，甚至《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都未见有关报道。
其二，也有混乱不清甚至前后矛盾之处。关于清廷内部的政治派系，《皇城新闻》有报道：“目下西安朝廷分三党派：鹿传霖一派，专唱排外主义，与外兵决战；荣禄一派，尚持久驻西安之说，取糊涂态度；王文韶一派，主张速回銮北京，稍倾改革主义。此三党互相排挤，竞争势力，然此际无一人奏请皇帝亲政。”[50]另一报道载：“清国今后北京政局如何？欲解此疑问者，先不可不知清国大官之系统，与此系统对外国关系好恶情感之缘故。日英派为庆亲王、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及其他南清国督抚；俄国派有荣禄、鹿传霖及其党与，在宫中有一定势力；中立派是袁世凯（颇近日英派）。李鸿章身故以后，清国失去有力而聪明之俄党首领，荣禄亦没有昔日之势力，故现今情态是日英派得意，又有袁在后暗援，可知北京今后政局。”[51]其中两个关键人物荣禄与鹿传霖原来说分属两派，后来又说是一派，读者如何分辨？清朝筹议立宪之初，有关上、下议院的组织，有报道称：“清廷参考立宪制度，曩有设置众议院效仿下议院，政务处效仿上议院。政务处改称议政处，决定由各部大臣侍郎以上之高等官组织。不日间将颁布施行。”[52]又有报道载：“支那政府曩日准备颁布立宪制度，有设立议会之议，计划下议院由现在政务处改定，上议院由各部侍郎以上之高等官组织。”[53]其间政务处的角色，原来说是上议院，后来又说是下议院，亦使人莫名究竟。
其三，还有错误报道，不知所据。《皇城新闻》报道伊犁地区军制改革，有云：“清廷改革伊犁方面之军制，以兵部尚书长庚任伊犁将军，伊犁将军马亮任乌里雅苏台将军。”[54]其实，长庚只是兵部尚书衔，而伊犁将军与乌里雅苏台将军只是清代八旗驻防地的最高行政长官，长庚与马亮的调任，只是地方官调动，并不是军制改革。《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还先后报道同一消息：“清国出洋大臣归京后，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等各总督一齐上京，开御前会议制定立宪政体事。”[55]事实上，五大臣考察回国后，只有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就近进京参与了预备立宪决策的廷臣会议及其后的官制改革，不但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广总督岑春煊没有参与有关立宪决策的御前会议，官制改革也只能选派司道大员进京随同参议。[56]显然，《皇城新闻》等报道的是一条假消息。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没几天，官制改革刚刚着手，《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就同时披露一份清朝新内阁名单：“清国官制改革采用日本制度，各大臣任命如左：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参谋总长袁世凯，外务大臣唐绍仪，内务大臣泽公，司法大臣徐世昌，农商务大臣振贝子。端方、张之洞、瞿鸿禨三氏入枢密院。”[57]这同样是一条假消息。
尽管如此，但这些并不妨碍时人与后人通过《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等韩国报刊对清末新政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媒体报道的及时性、客观性、真实性固然重要，但其主观认识与反应更值得探讨，这便是以下需要论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