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政局变动的过程中，清末新政始终是韩国报刊关注的重要对象。《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有大量的相关报道，并时常发表颇有针对性的“论说”文字。韩国报刊究竟如何看待清末新政？通过分析《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的相关“论说”文字，可以有如下四方面的认识。

一是对清政府政治腐败的批判，指出不改革将不可救药。清廷在庚子事变中逃亡西安后，迫于内忧外患的压力，发布了新政的上谕，各省督抚纷纷上奏各种改革之策。对此，《皇城新闻》不以为然，批评各督抚“何其见事之晚也”。有谓：“清室之萎靡不振，盖亦久矣。内乱蝟集，外患鸷张，尤为岌岌于十年之间者，即天下之所共知也。为其臣者，苟有一分犬马之诚，悲愤慷慨，唏嘘叹息，何以则图存国家？何以则拯济生灵？议出此案，固在十年之前。”这期间，各省督抚“希觊荣宠，窥伺权势，自图肥己，与同狗彘，忘弃邦国，与同秦越”。即使光绪皇帝发动戊戌变法，他们也是无动于衷，“或阿附助虐，或袖手旁观，遂至洪流稽天，大火燎原，宗社之危亡，人民之酷烈，一陷于四千年无前之祸坑”。这些“误君亡国之臣”现在纷陈改革之策，希望在局势和平之后实行，并不是有悔改之心，实际上这不过是他们企图与顽固派划清界限以私谋自救之计而已。“以今观之，平和回复未可期必于何时；虽至平和回复之日，毕竟倨傲之心复萌，懈怠之习复作，岂可卧薪尝胆、忘餐废寝汲汲为国家计也？此辈之心，明若观火者存焉。处罚元凶，诛戮禁锢，几回相续，渠亦胆寒肝冷，魂不附体，所以出于弭患求生之穷计也。”[58]地方督抚如此，清廷又如何呢？清廷在危难之际逃至西安，偏处一隅，朝廷上下仍不思振作，而是文恬武嬉，一派歌舞升平景象。“西太后好观剧，公宴日开。皇太子游**无度，耽观剧场，放僻私游，住宿娼家。各官醵金会宴，广招梨园，大张演戏，殆无虚日。士商尚风，宴饮日张，一次酒席，银至三四十两。上自宫廷，下至市井，优嬉逸乐之像，流连荒亡之态，不见如睹。大抵清国之宗社倾覆，城阙沦陷，生灵屠戮，祸出谁手，罔非西宫之酿成厉梯也。现今万里蒙尘，十分危惧，宿过未忏，旧恶未悛，幸其矢丸未及之暇，犹有姑息昵乐之念，此何忍斯？然西后不过一寡妇，溥雋不过一纨绔，各官不过是逐逐蝇狗之一辈，士商不过是无学问无爱国心之一流，此辈亦何足深诛也。如鹿传霖、荣禄、王文韶等皆元老大臣，当此危亡匪朝伊夕之日，虽如越俘尝胆，楚囚对泣，犹不知置身何地。未闻进一谏以止宴嬉，未闻决一策以靖危乱。派分党列，互相排挤，不顾国难，各图私计，纷纭争哄，坐失时局。大事一去，是谁之责？宴饮游嬉，处堂之燕雀也；分派争哄，相持之蚌鹬也。火势一及，舆堂俱然，已无暇论；渔叟一至，坐收其功，理所难免。全清一局，将何以援之？”[59]《大韩每日申报》分析，清朝国权萎弱与社会紊乱的原因，主要是官吏的贪风。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总督卖将官，总兵之职需银两千两至万两，尉官之职需不下一二千两；总兵、尉官便干没粮饷和吃空额以中饱私囊，作为补偿。布政使卖文官，知县之职需银数千两，亦靠搜刮重敛作为补偿。总督、巡抚与布政使之职需银数万两，而其所卖管下文武官吏可得数十万两。都察御史拟参劾某大官，其暗中花费数万两打点便可无事。至于诉讼案件，大者数千两，小者数百两。“清人俚谚曰：衙门虽开，理直而无钱勿入。”贪风盛行，全国人心思乱。“此风不革，其国其民虽不欲灭绝，其可得乎？”[60]尽管如此，清廷毕竟已经开始实施新政，幡然变革虽晚，然或有可图。“若使清廷见机运斡在于戊戌政变之日，则拳匪之祸，联合之烈，偿金之毒，播越之苦，不但不止于此极，励图六七年之间，未知踵后于列强。今乃经营于覆辙之后，反未知十年之间而能回复其渐尽之元气，此岂非为清国执政者失策乎？虽然，覆辙之余，不能有后车之戒而长往不返，必至亡灭乃已。何幸维新之议遽出于此头，使全清一局得此苞桑之系也！”[61]清朝虽然错失了戊戌变法的大好时机，但在遭受庚子事变重创之后实行新政，尚不失亡羊补牢之意。

二是对清末新政整体意义的颂扬，肯定其对中国前途乃至东亚大局的贡献。清廷颁布新政上谕后，《皇城新闻》最早的评论文字认为：清朝在危难之际穷极思变，或可从噩梦中唤醒，以图转危为安。“故极则必变之理，在乎今日维新之举。则是举也，定是唤醒恶梦，固非呓语也审矣。余于团匪倡乱之初，尝论全清之变局，以今日危亡之端，即他日兴存之机云者，致以此也。大凡有国者，处安危存亡之局，善其措置而安而存，否则而危而亡。无爽毫发，不待唇舌而可下。况乎清国之人心不至瓦解，清国之时势不至土崩，则豫机奋图，光兴国谟，岂不易于反手于今日之清国哉？”[62]随后，评论又称赞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改革意见为进步主义，将一扫清廷内部的顽固守旧风气；而且清廷所派谢罪使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那桐赴日本，也将顺便调查东西洋文明国之文物制度。“回銮北京以后，将行一大革新。”[63]对于清朝新政后的一些新变化尤其是预备立宪，《大韩每日申报》给予了热情的赞扬，有谓：“改革乎，改革乎，清国政府今日实施改革乎？实可欢迎与祝贺。彼虚骄自大之清人今日唤醒宿梦、脱却旧习乎？因循偷惰之清人今日思想进步、志气鼓励，腐败无能之清人今日精神刷新、事业进取。世界最古之支那国将呈现出新面目，东洋最大之爱新觉罗氏政府将发布新制度。”[64]清末新政进展虽缓，但亦有种种进步之表现。“就其政治而言，则宪法实施之预备与国会开设之催期是也；就其教育而言，则全国各处学校稍稍设立，海外留学生达数万名；就其军备而言，新式操演陆军四十万，计划新设海军部并完设舰队；以及为增进实业，向东西各国派遣工业学生；为使自国人之手制造新式武器，而增设机器局等事是也。”[65]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对于清末新政之前途，《皇城新闻》提出了四种忧虑和两种希望。其忧虑是：第一，清朝政界新旧两派复杂，万一守旧派急骤势力反对维新，新旧两派竞争激烈，可能发生奇变；第二，满汉两族关系紧张，汉族对满族久抱不平积怨，如因此国家非常事变，而起满汉冲突，将酿成大局危机；第三，革命党与哥老会乘机扰乱滋事；第四，其他列强乘此危乱出面干涉。其希望是：第一，现在醇亲王居摄政之位，其人格温良，曾游览泰西各国，了解欧洲文明，主张开明，有识见，近几年来于守旧与开明两派之间无所偏依，如今仍以审机观变之手段，实行维新政治，可以维持大势；第二，宪政预备之大政由光绪皇帝诏敕颁行，摄政王企图维新文明乃遵行先帝之遗旨。“皇天眷顾我东洋，使支那大局不陷四种忧虑，而得达二种希望。”[66]其对清末新政期望甚高，并对摄政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皇城新闻》认为：“清国自摄政王代理以来，诸般政治渐臻改良。”其引用美国某博士的话说：“中国执政柄者无有再胜于摄政王者，且近十年中国一切变法之良结果必多出王之手，故摄政王造就中国之幸福良为不浅。”[67]清末新政不仅关系中国前途，而且关系东亚大局。“就中与东洋之安危和黄种之存灭有关系者为支那，盖支那拥有三万里版图、四亿万民族，成立一大帝国。若支那富强发达，足有能力抵敌欧美诸国，东洋大势巩固而有幸福。若支那一向腐败不振，至被欧美人瓜分之境遇，我东洋诸国均受其败乃必至之势”，因而对清末新政充满着希望与信心。“清国自道咸以来，政治腐败，国力堕落，被海外诸国之**，至于光绪朝而极矣。最近摄政王当国以来，上下人心有发愤自强之态度，预备宪政，奖励教育与实业，复兴海军，改革陆军，实行满洲之移民垦地，及国会速开运动，诸般事业，稍稍振兴。彼欧美诸国对清国不加强压，欲得欢心，外交程度亦实有进步之美观。孟子曰：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盖大国之进步比小国有迅速之效果，乃势之固然。即今时代虽大国之势五年间不能满足发达程度，近则十年，远则二十年，其兴也勃焉。今支那之势其进步继续，宜其不出此限。”[68]当然，这种信心是对清末新政改革方向与前途的期待，但对腐败的清政府能否承担这个改革的领导重任则尚存疑问（详见下文）。

三是对清末新政具体改革的分析与评论，多有赞扬之意。宪政是韩国报刊关注的重点。在清廷颁布预备立宪上谕之后没几天，《皇城新闻》发表评论认为：清朝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期间，外则饱受列强侵略，内则各派势力政争不已，政治腐败，国是日蹙，如今终于开始宪政改革，或现一线曙光。“今就其诏谕之思想与官制之改革观之，虽其九仞之一篑与掘井之汲泉，未知当在于何时，抑亦万里之远，发轫之初也。由此而织成锦绣之宪章，照耀于全地球上，固未可知；由此而巩固爱新氏之宗国，杜绝外族之侵侮，固未可知；由此而永保东洋之和平，造得黄种之幸福，固未可知。不然而徒侈一时之外观，贻了他人之耻笑，亦未可知。此在任命诸氏满腔之热达于极度与否，实非吾辈之容易论断者也。虽然，现今支那亦可谓乱极思治、苦尽得甘之时。”[69]预备立宪以改官制为先，但丙午官制改革随即受挫，“改革派失败，守旧派胜利，可谓龙头蛇尾之改革”。[70]不过，清朝既已走上立宪道路，其前景可观。“此全部方策实行，依例将要几年光阴，然今其皇帝与首领元老于此问题进路，以此形态观之，美哉清国后运！”[71]《皇城新闻》甚至把清朝看作当时世界上新出现的立宪国家的代表。光绪皇帝去世后，据说清朝王公大臣向摄政王建议要给他铸立铜像，以纪念其开创立宪之首功。该报颇有感慨，有谓：“光绪皇帝御极三十八年之间，凡几遭国家之非常奇变矣！……乃及摄政王朝，克遵先帝之遗意，立宪预备着着进行，天下颙望日新。今亲王大臣等以纪念其立宪首创功德之意，奏议建立铜像于殿上，然则光绪皇帝创立立宪之功德，贻支那四亿万人民之无量福祉也。”[72]显然，其对宪政的期望甚高。其他如经济改革方面，该报从清朝绣品出口认识到振兴实业的重要性，有云：“目今当产业竞争之时代，何种营业发前未发有进步能力者，便得生存之幸福；若因陋袭故，不图进步者，便不免败灭之惨祸。”[73]军事改革方面，该报认为清朝通过编练新军，将成为“一大武略国”。清朝地广人众，财源丰富，将练成三十六镇陆军及更多后备部队。在普遍聘请日本人教练下，必将成就一强大陆军，尤其是其军官训练有素，将更加引人注目。“武官大加教练，特别谨慎，且其品级及顺序整列，无限优美。清国一次觉梦，欲担待所当职务，其十分完全。惹起世人之惊骇，今既多著其机矣。”[74]文化教育改革方面，清末新政中建立了学校教育体制，派遣出洋留学生，并改革科举八股选材之道，讲求西学新知。《皇城新闻》认为：“今此学程一款，实其更张之第一大关键也。”“盖支那之不振，厥由于教育之不明与选举之不公，人才杳然，无以振作治道之衰替。今既迅先着手于此二事，岂非清国维新之基兆乎？”[75]在论及出洋留学之效时，《皇城新闻》也以清朝为例，有谓：“支那自屡经变乱以来，渐知新学之有益，连遣游学生于日本及欧美诸国，奖励成就之效。”[76]据《北京报》载，清政府颁布义务教育实施新令：男女七岁以上入普通小学校受学，有违反此令者，处罚其父兄。《皇城新闻》大加赞赏：“新令颁布，旭日升空，春雷振蛰，东风解冻，三万里江山宿氛冥雾快霁，文明光线普照一大机会也。……今日义务教育行将实施，其文明富强之发展指日可期，则岂不为之祝贺万万哉！”[77]对于清朝用简字学堂推广普及教育，该报亦有赞叹：“支那处东洋之中心点，乃文明教化最先发达之地。至于近世，文明程度居最迟缓，至国家权利坠落，国民中读书识字者止少数之缘故。所以，近日设立简字学堂，艰深难解字须删除，编写简易文字教科书，普通国民无不受学，无不读报。此方法实行，为教育普及必要之方针。”[78]关于社会生活领域的改革，如禁烟问题，《大韩每日申报》认为：“彼庞然巨国致此萎靡不振，未尝非鸦片之为因。今日至稍稍自觉，禁止鸦片之诏谕如雨下至民间，戒绝鸦片之丸药广告在报纸上如雪飞。将来清国之存亡，以此吸鸦片者之加减与否可卜也。”[79]又如，在剪发问题上，贝勒载涛出洋考察各国军事，深受海外新空气刺激，有奏请颁布断发令之举。《皇城新闻》发表评论文字认为：头发问题对维新事业而言不过形式，“人之思想与形式互为表里，形式一新，则思想一新。今企图维新事业，不得不从形式上着手”。该文还以历史的眼光，对清末新政做了鸟瞰式的评论：“大抵支那为东洋世界最古文明国和最大帝国，其疆土焉跨有三万里，其民众焉具有四亿万，其势力发展可占宇内之霸权。但其泥古不变，政治腐败，结果东败西丧，列强之压迫日加，国威之堕落日甚，瓜分豆剖之势十分危凛。幸其折肱而知医，尚属未晚。年来发愤自强之思想，革旧图新之事业，次第励行：第一，宪法预备实施，建筑上下一体之基础；其次，为输入海外文化，留学派遣增加，学校设立扩张；是图阴雨之绸缪，专力陆海军备；促短宪法实施之期限，拟议国会速开等事，着着进行，稍有耸动世界之耳目。”[80]该文认为中国本可雄踞世界，不幸清朝因腐败而堕落，又渐起改革，方略有起色。

四是对清末新政结局与清王朝覆灭的检讨。韩国报刊对于中国的衰败，确实颇有哀惋之意，而清政府政治腐败的现实也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其对于清末新政之心态不免有矛盾之处：期待与忧虑共存，希望与失望并生。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确曾给中国政治改革带来一线生机。《大韩每日申报》认为：“其实际之状态如何勿问，其内容之真假如何勿论，但其外面之发露如是，已可称文明前途之初启轫也。”至于中国宪政之原动力何在，该报并不认为现存之清政府能承担这个领导责任。“试思其原动力之所在何处？观宫廷，西太后之垂帘如故；观政府，满汉之党派如故；观大臣，袁世凯、张之洞不敢望曾国藩之一指趾；观封疆大吏，端方、鹿传霖不能肖李鸿章之一毛发。康有为、梁启超尚且有亡命海外之踪迹，以笔舌坐捣无情岁月而已。异哉，此维新风潮何自而发生耶？虎狼之暴可驯，厉妇之性难变。此风潮之发生曰由西太后，吾不信也。凡夫之顽可开，声闻人之心脑难穿。此风潮之发生曰由袁世凯、张之洞，吾不信也。然则此风潮之发生原因果然何在？曰：壮哉，志士之血！伟哉，英雄之泪！维血与泪可为购入如荼如锦之文明之价金。”这里居然把希望寄托在革命者的身上，其中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就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是由革命不断促动的。“今兹清国讲究文明发轫之立宪预备，几年来革命党、暴动党中此去彼来，此死彼进，乃由许多志士英雄之血痕泪点购得。吾于是乎拜志士之血，舞英雄之泪。”中国要建立真正的宪政国家必须通过革命，“况清国今且发轫之初，不可不多多产出血泪种子，支那乾坤一大洗涤，然后成立东亚大陆一等文明国”[81]。诚然，革命固然可以完全改变中国的面貌，但那已经不是清王朝的天下了。清政府仍在搞预备立宪，并于1911年5月设立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责任内阁。其时，大韩帝国已被日本吞并。业已站在日本立场上发言的《每日申报》评论清朝新内阁，虽然认为其是清朝宪政之准备，为可庆贺之事，但实际上多有批评。尽管新内阁仿照日本的制度，但其总理大臣之下又设置两位协理大臣，为“列国之立宪内阁制中其例所无”，尤其是其“阁臣之配置不得其宜，即朝廷之威信置重，满汉钳制之遗策尚存，使人一见即知为皇族政治不容置疑之事，此即宪政政治之禁物”。新内阁之组织“不过旧军机处之变形”。[82]“皇族内阁”的出台，使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诚意受到普遍的怀疑，一时舆论哗然，宪政陷入绝境。武昌起义爆发，使清王朝迅速走向覆亡之路。《每日申报》认为：“现今满朝之败，为革命军所败，亦即满朝之自败。”[83]其进而认为，清朝之败正是败在立宪问题上，其实是对日本之所以强盛的误解，其败亡不过自招而已。“清国政府之误解以为，日本帝国采用立宪政体所以致如斯富强，实即致富强故采用立宪政体。可怜清朝政府不解此政治学上之通则，徒然对日清、日露之两战役为日本之赫赫战胜所眩惑，依赖立宪政体筑造国家之基础。……故新政体准备之继续不废，派遣考察宪政大臣赴日本及欧美即是已。当时吾人评曰：此考察宪政大臣，即亡清准备大臣。支那帝国将来陷入大混乱者，即在此立宪政体。今果然不外吾人之观察，故清朝其灭亡乃自招。当革命党灭此之际，我借其国古来之格言下一断案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即此清国之谓也。”[84]当然，说清朝败于立宪，并不是说立宪制度本身有问题，而应该是清朝预备立宪实际运作不当的结果所致。

通观《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对清末新政的认识与评论，可见韩国报刊既有对清朝政治腐败的批判，更有对清朝命运与前途的同情与期望。其批判，固不乏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之意；其同情与期望，则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其与韩国自身密切相关。《大韩每日申报》曰：“吾侪对彼清廷之改新窃有所感：在东方四千年历史中，支那与韩国恒常安危休戚与治乱盛衰有互相关系。以其风气与性质相适，俗尚与文字不远，大抵支那之文明发达之日，即是韩国之文明发达之期。大韩人士勉之。”[85]另一方面，因其与东亚大局密切相关。《皇城新闻》谓：“夫在我东洋文明之大发展与和平之大幸福基础者为支那版图，为我黄种之前途，不得不注目支那政界之如何，亦不得不企祝其政治渐臻佳良。”[86]这方面其实归根结底也是与韩国自身安危有紧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