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为例

清末新政是清王朝自我救赎的最后努力。时人预言：“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1]不幸的是，清王朝最终被革命推翻。大韩帝国与清王朝的命运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当清王朝以行新政而亟图自救的时候，大韩帝国也以“独立自主”的名义而在日本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苦苦挣扎，但终究逃不脱被吞并的劫难。当然，这些都是今人的后见之明。至于在当时，清王朝与大韩帝国各自沿着几乎平行的轨道走向深渊之际，这对难兄难弟曾经是否及究竟如何互相观照，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关于日韩合并在华反响的问题，笔者拟另撰文讨论，这里先就韩国对清末新政的观察与反应略做探讨。学界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多。最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学者白永瑞先生关于大韩帝国时期韩国舆论对中国的认识的研究论文，揭示了韩国舆论视野中清王朝的三个面相：一是作为韩国蔑视对象的中国，二是作为东亚和平一员的中国，三是作为改革模型的中国。[2]另外，中国学者王元周先生在探讨韩国人对中国的否定认识的历史根源时，认为近代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韩国的启蒙思想家为树立民族主义，往往把中国作为大韩民族的对立面，这便使韩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建立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否定认识的基础之上。韩国学者朴敬石先生在评论该文时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管哪个时代，对对方的否定认识和肯定认识都会共存”，“应考虑到韩国人对中国认识的整体侧面”。[3]实际上，究竟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如何，当然需要整体上的观照，但每一项具体的研究都可能提供一些具体的侧面，也是无可厚非的。本文拟以大韩帝国时期的重要报刊《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4]的报道和评论为基本材料，探讨韩国报刊对清末新政的观察与反应，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其中国认识问题，而且还有其自身反省问题，其实这个认识过程是双向互动的过程，这无疑为近代中韩两国之间的相互认识提供了又一个新的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