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日薄西山的清王朝面临灭顶之灾，却是蛰伏多时的袁世凯重新出山的天赐良机。袁世凯自被开缺回籍后，表面上似欲息影林泉，实则暗藏心机，韬光养晦，随时伺机东山再起。其时，袁世凯虽然下野，但仍然与各种政治势力保持密切的联系，并时刻关注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他既可以依靠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徐世昌等同党探悉朝廷动向，利用亲信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段芝贵、曹锟、姜桂题等人控制北洋新军，又与各国驻华使馆联系密切，取得列强的信任与支持，还与张謇等立宪派人士暗通款曲，相互达成默契。武昌事起，国内外多种政治势力都期待着袁世凯重新出山。英国《大陆报》特派员认为：“其时只有一个人可以应付时局，只有一个人能在与南方军对垒时可以使北方军队服从，这个人就是被贬的袁世凯。”[326]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转述日本武官青木宣纯的话说：“袁世凯的权力时时刻刻在增长。他会拥有独裁权力。他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条件。他是皇室的唯一希望，他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327]袁世凯就是在如此“非袁不可”的氛围中成了清政府的救命稻草。
事实上，袁世凯蛰居彰德养疴期间，正值清政府内外交困之时，监国摄政王载沣懦弱无能，庆亲王奕劻老朽昏庸，均不能有效控制政局。因此，朝野上下时有吁请袁世凯出山的呼声。据近人研究，仅对《袁世凯未刊书信稿》的不完全统计，吁请袁复出者，就有近40人次；又据天津《大公报》与奉天《盛京时报》统计，这期间关于袁世凯活动的报道有106条，其中涉及出山问题的有64条，保荐、敦劝袁出山者有载涛、载洵、奕劻、鹿传霖、那桐、陆润庠、徐世昌、端方、赵尔巽、锡良、李经羲、邹嘉来、梁敦彦，等等。[328]其实，上海的《申报》等新闻媒体也有不少类似报道。例如，《申报》有云，“自涛贝勒回国，即向监国前力请起用项城。朗军机、锡制军继之，均极力保荐。此次廕尚书自德归来，于引见时即首请起用项城”，甚至说袁世凯已秘密进京，奕劻、徐世昌商议力保袁世凯，军机王大臣例行召见时也面奏起用袁世凯，监国摄政王载沣更是等待着袁世凯来补鹿传霖所遗军机之缺：“鹿相故后……惟大军机一缺，迄未补人，枢府所举之陈夔龙、张人骏、盛宣怀、沈云沛、邹嘉来、唐景崇、陆润庠、李殿林等，监国均未加可否，盖将虚席以待袁项城也。闻监国日前面奏皇太后，谓时局愈艰，迭据枢臣力保袁某才尚可用，废弃似觉可惜，吁请量材起用。太后默然，未置可否。监国拟得间再向慈宫奏恳，故此事一时尚难发表。”[329]《申报》报道又云：“年来内忧外患，风云日紧，而政界之稍具才望堪支危局者，实属寥寥。近时舆论颇属意于罢职闲居之袁世凯，即当国者亦有弃嫌召用之意，无如阻力迭生，终成虚话。此次端方起用后，阁部及亲贵大臣乘机保袁者，不下六七人，如庆、那、朗、泽、廕、涛、洵等，均曾在监国前面奏，而锡、李两督尤表同情，机缘几将成熟。”[330]《民立报》也有报道：“某枢臣”力保袁世凯出任东三省总督，“摄政王意似肯可”。外务部尚书邹嘉来因病不堪重任，“某方面之有力者力主张强制要求袁项城出山以代之”。[331]《民立报》又有文章说：“政府现正在与袁世凯协商复职，袁要求将太后一切反对之举消除，惟太后目下仍反对起用袁，政府探询袁意，拟以内阁副总理位置，以制盛宣怀，因见盛之势力日涨。”[332]“近日人民多数属意项城，项城亦不欲郁郁久居。现闻太后怒亦稍解，监国见阁臣举事愤愤不及前人，思得如项城者而任用之，以救危局。故项城之复用，可操左券。监国曾商之庆邸，颇示赞成，惟不欲遽引入阁，有七月间先授资政院长之说。”[333]这些新闻报道虽多系传闻，且真假莫辨，但亦从不同侧面提示如下几点值得注意：其一，袁世凯仍然有足够的政治能量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视；其二，迫于形势的压力，无论是奕劻派还是载沣派，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主张重新起用袁世凯；其三，相对于奕劻而言，载沣显然有点勉强甚至无奈，隆裕太后则是比较坚定的反对者，她的态度的最后转变颇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考虑到戊戌政变中光绪皇帝与袁世凯的宿怨，以及载沣摄政伊始即将袁世凯开缺回籍的过节，载沣与隆裕太后的尴尬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袁世凯出山，既是当时各种主客观因素的机缘际会，也是多种政治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政治势力包括清廷内部的奕劻派、地方督抚、北洋新军、立宪派，以及外国在华势力，甚至革命党人。但是，从清廷决策层的派系关系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袁世凯能够复出的关键因素，还是奕劻等人的暗中力挺与明里支持。奕劻贪婪成性，袁世凯夤缘以进，双方狼狈为奸，结成政治同盟。光绪末年，“庆邸当国，项城遥执朝权，与政府沆瀣一气”[334]。宣统初期，袁世凯虽被开缺回籍，但仍能通过奕劻操纵政柄。“世凯虽家居，而奕劻在政府，政无大小，毕报北洋，宾吏布满京外，惟世凯意旨是瞻。”[335]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奕劻只不过是袁世凯的政治代言人而已。那桐、徐世昌也是著名的袁派人物。载沣摄政期间，奕、那、徐实际上控制朝政。一有时机，他们便不遗余力地推荐袁世凯。新内阁成立时，那桐在辞职折中就公然奏请起用袁世凯、端方，认为袁世凯“智勇深沉，谋猷闳远”，端方“才略优长，器识开敏”，“此两臣者，皆尝为国宣力，著有劳绩，其才具固胜臣十倍，其誉望亦众**推”。徐世昌的辞职折也奏请“破除常格，擢用扶危济变之才，以收转弱为强之效”[336]。虽未明言，但明眼人不难看出所指。那、徐奏折均在《政治官报》刊载，这等于是向社会公开宣示。对此，载涛日后回忆认为，那桐、徐世昌的说法非常不可理解。“徐世昌本是袁一手提拔的私党，不足深论；那桐是一个著名圆滑的官僚，何以亦有这样说词？况且其时各省并无特别事故，必须袁出来收拾。他们两人既敢如此说，监国亦居然未加斥责，凡看到官报的人无不诧异。”[337]其实，这正是那桐、徐世昌密谋之后而有意为之。“辛亥四月，遂授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世昌告桐曰：此席予居不称，唯慰庭才足胜任，而以朋党嫌疑，不便论列，奈何？桐曰：是何难，我言之可耳。乃具疏以疏庸辞职，荐世凯、端方自代。”[338]因“皇族内阁”屡受攻击，奕劻也有荐袁自代之意。据《申报》披露：“庆王近致电袁世凯，谓曾奏保其接充内阁总理大臣，其材能资格最为相当，且可免皇族内阁之舆论攻击。”[339]后来，奕劻迫于内外压力再次奏请辞职时，舆论有云：“或谓折中‘威望素著，才优力强’数语，并含有保荐袁项城自代之意。”[340]在“皇族内阁”中，奕劻的权力经常受到载泽等少壮亲贵的掣肘，使其非常恼怒。“庆亲王尝怫然曰：‘必不得已，甘让权利于私友，决不任孺子得志也。’故庆于袁之再出也，颇致其力。”[341]武昌起义后，奕劻正式向载沣提议起用袁世凯，得到那桐、徐世昌的附和。奕劻认为：“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且东交民巷（各国驻华使馆——引者注）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342]当天，清廷谕令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这是袁世凯复出的起点。清廷虽然开始起用袁世凯，但仅用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湖广总督头衔，根本无法打动权势欲望正在急剧膨胀的袁世凯。于是，他声称“足疾”未愈，施展拖延战术，朝廷无可奈何。清政府不能满足袁世凯的要求，袁世凯也就继续按兵不动，待价而沽。经过一段时间的讨价还价，清廷不得不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予以指挥清军的全权，随后又用袁世凯取代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并命其进京组织完全内阁。
11月3日，资政院上奏《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清廷谕令颁布，其中第八条明确规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第十九条又规定：“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343]这个宪法信条既将皇族亲贵排除在责任内阁之外，又规定了总理大臣必须“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的法律程序。因此，尽管清廷已谕令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一再催促其迅速进京，但他并不着急。袁世凯一面奏请辞谢，以示谦让，一面还要求通过资政院公开选举，以获得名义上的合法资格。“袁世凯打电报说要等到资政院给他任命后才来北京。许多资政院成员打电报请袁进京，但袁说，他希望在他来京前资政院能通过一个任命他的正式的决议。昨天有消息说，一个这样的决议已在秘密会议上通过。”[344]8日，资政院以无记名投票形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在19日上奏，即得清廷正式任命。[345]当天，袁世凯电奏“一二日立即启程”，清廷电谕“著即兼程北上”。[346]据《那桐日记》记载，袁世凯同时还与那桐联系，电告“一二日来京”。13日，“袁总理今日酉刻到京，寓锡拉胡同，戌刻往拜，稍谈即归”。14日，“袁宫保到京请安，酉刻到锡拉胡同晚饭，亥初归”。15日，“袁总理今日谢恩入阁办事，桐于本日交卸协理大臣”。[347]可见其时那桐与袁世凯过从甚密。与此同时，“资政院代表汪荣宝、邵羲、陈树楷、陈楙鼎四员，往谒项城，解释宪法信条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之无障碍，并请其就职”[348]。16日，袁世凯推举各部国务大臣：外务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副大臣乌海珍，度支大臣严修、副大臣陈锦涛，学务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杨度，陆军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海军大臣萨镇冰、副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启超，农工商大臣张謇、副大臣熙彦，邮传大臣杨士琦、副大臣梁如浩，理藩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经清廷任命，正式组织责任内阁。[349]这就是袁世凯内阁。
袁世凯内阁成员大致由三部分人组成：其一，主要是袁氏心腹及袁派人物，如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严修、陆军大臣王士珍、邮传大臣杨士琦，以及署理外务副大臣曹汝霖、署理邮传副大臣梁士诒等；其二，是原奕劻内阁成员及旧官僚，如外务大臣梁敦彦、学务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理藩大臣达寿等；其三，是著名立宪派人士，如农工商大臣张謇、司法副大臣梁启超、学务副大臣杨度等。其实，后两种人不过点缀而已。“所推国务大臣，凡有声望者，皆不应召。”[350]英国公使朱尔典向其外交部报告称：“张謇之授农工商大臣，颇有趣味。……其任斯职，当为各省所乐闻。然允受职与否，尚难预料。”“其最可惊讶者，则授梁启超为司法部副大臣之事。”[351]事实上，不但张謇、梁启超借故坚辞，梁敦彦、陈锦涛、严修、杨度等人亦均未到任。时论有谓：“清内阁成立，所举之人，除与段芝贵相类者外，非原有老朽，即决不肯到任之人。”[352]此所谓“与段芝贵相类者”，即指袁氏私党而言。袁世凯内阁实际上由袁氏心腹赵秉钧、梁士诒等少数人操纵。
袁世凯内阁取代奕劻内阁，既有“非袁不可”的社会氛围，是各种政治势力促成的结果，又有《宪法重大信条》的法理基础，并符合由代行国会职能的资政院公举的法制原则，可谓名正言顺。既如此，为什么袁世凯内阁不能顺利引导清政府走向宪政道路而拯救清王朝呢？这除了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客观局面难以逆转之外，袁世凯个人借责任内阁以揽权自重的政治野心是关键因素。的确，时人曾经对袁世凯出山抱有很大的希望，但很快便醒悟过来，看清了袁世凯揽权与专制的本质。据恽毓鼎日记，他在清廷谕令袁世凯取代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当天认为：“朝局大变，果能举从前老朽庸劣腐败之人物习气，一扫而空之，上下一心，力图整顿，巩皇基而安区寓，大有可望矣。”[353]时论亦云：“闻袁世凯拟即回京，外间皆信其能安定大局。”[354]但是，袁世凯内阁正式成立后，便立刻露出了真面目。恽毓鼎评论说：“谕旨定内阁制度，国务大臣不值日，不召见，政事皆归阁臣议决。阁臣不每日入对，有事则特召或请对。言事者亦送阁。阁臣权重，于斯为极（前明首辅，权极重，然尚轻于此）！中国官僚政治之局，至此大变。”[355]《申报》进而揭露说：“袁世凯之心，非特以为共和民主，今日之中国断无此事；即君主立宪云云，亦不过因现在时势所趋，用此粉饰以瞒一时之人心耳。其实如彼之意，以为非实行专制万不可也。……故‘专制’二字，实与‘袁世凯’三字相连。袁世凯不死，则中国之专制总无或已之时。呜呼！清廷之立宪，伪立宪也，然而亦伪专制，故破灭之也尚易。若袁世凯得志，则伪立宪而真专制矣。”[356]事实上，袁世凯内阁不但没有挽救清王朝，反而以牺牲清王朝的方式成就了袁世凯。袁世凯内阁在形式上似乎比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更符合宪政精神，但实质上也只不过是袁世凯借以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而已。
袁世凯内阁成立后，表面上看来，清廷正在加速朝着预备立宪的目标迈进，但为时已晚，客观形势今非昔比，在各省纷纷独立的全国革命大风潮中，立宪已经无法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不但立宪派逐渐转入革命的洪流之中，业已攫取军政大权的袁世凯也在肆无忌惮地借革命之势而弃清廷以自重。当北洋军攻下汉阳而与革命军隔江对峙时，袁世凯便准备与南方革命政府进行和谈。关于南北议和，南方旨在清帝退位，试图以和平的手段达到革命的目的；袁世凯则是借机取得政权。为此，他不惜玩弄两面手法，“一方挟满族以难民党，一方则张民党以迫清廷，时人谓之新式曹操”[357]。所谓民党、清廷、袁世凯三方的关系颇为微妙，民党与清廷势不两立，袁世凯恰好操纵其间。因此，南北议和其实只不过是民党与袁世凯之间如何处置清廷的一桩政治交易罢了，其关键有两个互为前提的条件：一是南方革命政府许诺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二是袁世凯答应迫使清帝退位。南北议和曾经因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而一度出现波折，但南北双方事实上始终没有真正放弃议和，交易仍在秘密进行。这个时期，双方交涉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的交换条件上，即孙中山在清帝退位后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对此，南方各派政治势力基本上是赞同的，孙中山也并不反对。他曾通过伍廷芳向袁世凯明确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358]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这个保证后，便开始加紧进行“逼宫”，迫使清帝退位。
对付清廷，袁世凯还是施展其惯用的威逼利诱的手段。奕劻、那桐等人不仅极力鼓动袁世凯出山，而且还是袁世凯“逼宫”的帮凶。袁世凯用重金贿赂贪婪的奕劻、那桐和隆裕太后宠信的太监张兰德，“一方面利用张兰德哄骗隆裕；另一方面又利用奕、那，挟制载沣”。正如载涛日后回忆所说：“奕劻、那桐本来只认得钱，至于清廷封建统治的垮台，并不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二人与张兰德里应外合，不由得隆裕不入他们的圈套。”所谓宣统退位“这种‘禅让’之局得以成功，可以说是全由奕、那、张三人之手”。[359]载沣虽然并不赞成清帝退位，但他无力应对时局，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12月6日，在袁世凯等人的压力之下，载沣不得不自请辞职，隆裕太后发布懿旨，命其退归藩邸，不再预政，有称：“监国摄政王性情宽厚，谨慎小心，虽求治綦殷，而济变乏术，以至受人蒙蔽，贻害群生。自应俯如所请，准退监国摄政王之位。所钤监国摄政王章，著即缴销。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不再预政。……嗣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担负责任。”同时，懿旨虽然规定“所有颁布诏旨，应请盖用御宝，并觐见典礼，予率同皇帝将事”，但又特授袁世凯私党世续、徐世昌为太保，命其“尽心卫护”年幼的皇帝。[360]袁世凯完全攫取了清廷行政大权，并实际控制了隆裕太后与宣统皇帝。载沣退归藩邸后，袁世凯对付孤儿寡母更不在话下。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以内阁总理的身份，率全体国务大臣联衔上奏清廷，宣称清廷大局岌岌可危，“战地范围，过为广阔，几于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常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倘大局至此，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南方民军“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各国列强因此次战祸而贸易损失不小，“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不无干涉”，希望清廷“俯鉴大势，以顺民心”，否则将出现法国革命那样不堪设想的后果，“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361]，显然意在要挟。当天，袁世凯在退朝回家途中遭到革命党人的伏击，虚惊一场，便借故请假不再入朝，而仍在幕后操纵“逼宫”活动。第二天，清廷召开内阁会议。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恭亲王溥伟诸王及蒙古王公均与会，袁世凯称病未到，派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为代表。会上，赵秉钧传达了袁世凯的意旨，他说：“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此言一出，当即遭到溥伟的强烈反对，双方唇枪舌剑，争执不下。最后，奕劻打圆场，认为“事体重大，我辈亦不敢决，应请旨办理”。众人随声附和，会议不欢而散。1月19日，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召集满蒙王公亲贵载沣、溥伟、善耆、毓朗、载泽、那彦图等十余人举行御前会议，讨论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问题。当太后提出“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的问题时，众人均“力主君主”，认为“无主张共和之理”。溥伟等人一面攻击“奕劻欺罔”，认为“嗣后不要再信他言”，一面坚决主战，甚至要求太后拿出宫中金银器皿，暂充战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但隆裕太后已有无力回天之感，她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会议无结果而散。[362]同一天，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联衔奏称：“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363]这显然是袁世凯意旨的进一步公开表露。
袁世凯在“逼宫”的过程中，曾经一度遭到部分清室王公亲贵的激烈反对，并以这些清室王公亲贵为中心而迅速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清帝退位的政治势力，即宗社党。宗社党“乃清帝退位以前，以清朝之皇族宗室及旗人为其核心，以及食清朝之禄之义士为挽救宗社而组织之政治团体”[364]。其主要成员有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贝勒载洵、镇国公载泽、军谘使良弼、原陆军部尚书铁良等少数清室王公亲贵，另有蒙古王公那彦图和陕甘总督长庚、署陕西巡抚升允等蒙古重臣。他们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激烈的宣言，极力攻击袁世凯。对于袁世凯借停战议和以“逼宫”的行径，载泽奏劾其故意拖延，居心叵测，有云：“前借口军饷不足，不能开战；后颁内国短期公债，勒捐亲贵大臣，合内帑黄金八万两，款近千万，仍不开战，是何居心。”[365]宗社党人还以“直豫鲁晋奉吉黑七省文武官员绅商兵民”的名义上书袁世凯，指责其“甘心为曹莽之后裔，作外人之奴隶……始终欺负孤寡，卖国求荣”，并散发《北京旗汉军民函》，揭露袁世凯“巧取上旨，与为议和，待以敌国之礼，蔑视纲常，损辱国体，于斯为甚。况在汉阳克复以后，席全胜之威，忽倡和议，其居心更不可问。……观望弥月，坐耗饷糈，必使国事不可收拾而后已，必使我北省军民同遭涂炭而后已。嗟我同人，束手待毙，亦复何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366]当袁世凯加紧进行“逼宫”活动而势必将清廷逼上绝路的时候，宗社党也企图铤而走险，准备用激烈的手段对付袁世凯。据时人记载：“宗社党上书袁内阁，其词旨极为严厉，略谓欲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澌灭。袁内阁览之，恍若芒刺在背，意不自安。”[367]袁世凯与宗社党已势同水火，必欲去之而后快。其时，袁氏党羽在北京街市散布说帖，“有‘先刺良弼，后炸铁良，二良不死，满虏不亡’及‘肃王好，肃王引贼反清了。载泽好，载泽家里堆元宝’等不伦不类之语”[368]，同时在暗中伺机对付宗社党。与此同时，革命党人也想除掉极端反对共和政体的宗社党。1912年1月26日，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良弼，彭当场牺牲，良弼也在两天后不治身亡。[369]良弼死后，宗社党闻风丧胆，纷纷逃离北京，潜往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租界。隆裕太后闻讯后颇感绝望，禁不住当朝掩面而泣曰：“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370]宗社党并没有阻挡清帝退位的步伐。虽然善耆、升允等人此后仍以宗社党的名义聚集前清遗老遗少，托庇于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租界，甚至勾结日本等列强，不断地从事拥清复辟活动，但终究不能挽救清室宗社覆亡的命运。
就在彭家珍炸伤良弼的同一天，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联合北洋将领姜桂题、何宗莲、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锟、李纯、潘矩楹等50人，致电内阁，请代奏清廷，建议清廷接受优待条件，赞同共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虽祺瑞等公贞自励，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他们强烈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371]。其咄咄逼人之势，令清廷无处藏身，清帝退位已经毫无回旋余地。时人评论说，彭家珍之弹与段祺瑞之电，“足以夺禁卫军之魄，而褫宗社党之魂，实乃祛除共和障害之二大利器也”[372]。1月30日，清廷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各亲贵王公对于共和，均不反对”[373]。2月3日，清廷发布上谕：“著授袁世凯以全权，研究一切办法，先行迅速与民军商酌条件，奏明请旨。”[374]一纸上谕，终于使清廷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了袁世凯。2月12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
历史在此开起了玩笑。袁世凯本是清政府在危难之际搬出来的“救世主”，然而，这个“救世主”不但没有尽力拯救清王朝，而且还在关键时候擅用清王朝为筹码做了一大笔政治交易，为自己换取了民国大总统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