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航路的开辟给人类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也使人们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有了全面的认识。在此之前，海洋在人类文明史中只居于很小的一个部分，更确切地说，它只是陆地文明的延伸。然而，新航路开辟之后，这一境况有了根本性转变，人们开始意识到：争夺海洋已经成为大国崛起的必然选择。当然，在这个舞台上，兴衰更替是不变的自然规律，任何民族或国家都不可能永远高居于海上霸主的宝座。未来世界，海洋必然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共同财富，合作开发、利益共享，让海洋造福全人类。唯其如此，人类才能拥有一个和平美好的未来。

一、海洋与海上霸权

1500年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新航路的成功开辟开启了全球化，也将世界引入全新的海洋时代。从此，在西方主导的大国争霸舞台上地区性的陆地争霸被全球性的海洋争霸所取代。及至20世纪末的五百年的时间里，海洋争霸的舞台上先后上演了五个阶段的剧幕。

第一个阶段当然是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主导的伊比利亚时代。几乎在整个16世纪，伊比利亚人由于开辟新航路占得先机，共同垄断并分享着世界海洋的霸权。它们的商船队在从大西洋、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广阔水域里自由驰骋，源源不断的财富从美洲和东方流入伊比利亚半岛。同时，西葡舰队在全球各主要航线上巡弋，黑洞洞的炮口随时准备让他国船只葬身海底。不过，伊比利亚海上霸权自1588年英西大海战开始遭到了新兴国家的有力挑战，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拉开帷幕，伊比利亚人步下神坛。

第二个阶段从16世纪末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叶，以英西海战为开端，以七年战争的结束为终点。这是一个欧洲新兴民族国家群雄并起的争霸时代，主角是英、法、荷三个国家。在17世纪的中前叶，荷兰最先在争霸中取得优势，但很快遭到了英国的挑战。通过三次英荷战争，英国将荷兰这位“海上马车夫”赶下了马背。不过，英国并非从此高枕无忧，法国仍是强大的海上对手。法国这个六边形的国家，有三个边紧临大海，其领土和国力都要远胜于英国。虽然历代法国君王都把主要的汗水和精力挥洒在欧洲大陆的战场上，但其遍布全球的海上力量仍令英国人如芒在背。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终于在全球范围内击败了法国的海上力量，一举奠定了海上霸主的地位。海洋时代从此进入英国一家独大的新阶段。

第三个阶段从18世纪中叶持续至19世纪末。在这一时期，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纵横几大洋，控制着全球各主要的海上航路，其海外殖民地遍布几大洲，一度占全球陆地面积（不计南极洲）的1/4，统治的人口也达到世界人口的1/4，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被冠以“日不落”帝国的称号。自19世纪末起，新兴的海上强国不断崛起，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开始遭到挑战。

第四个阶段自19世纪末持续至20世纪中叶，这是一个新的群雄争霸海洋的时代。这场新的争霸战的主角，除了不愿让出霸主之位的英国外，日、美、德等新兴海上强国是主要的“问鼎者”。1890年，美国军事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他认为：“从广义上说，海权涉及了促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崛起的所有方面”[29]，强调制海权对于大国崛起和维持霸权的重要性。马汉的理论被欧洲各国奉为圭臬，一场新的争夺海洋的狂潮拉开帷幕。

在马汉“海权论”的指导下，美国自19世纪末开始着力于强化海上力量，由于有庞大的工业基础和雄厚的经济作为后盾，美国很快就进入了海上强国俱乐部。远东的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开始加快发展现代海军，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日本海军一举击败大清帝国的北洋舰队，震惊世界，日本也从此迈上了海上强国之路。德国完成统一后，在注重陆上扩张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海洋。作为后来者，德国意图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20世纪初年，英德展开了造舰竞赛，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已经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海军强国。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各国疯狂的军备竞赛和利益冲突中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大战过后，各大强国重新洗牌。战败的德国被压榨一空，英国在两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宣称放弃海洋霸权，满足于追求海上平等地位。[30]然而，列强之间的海上霸权战并未休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涉及范围更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新一轮的争霸中爆发，大战过后，英、法、德、日等昔日的海上强国全部躺倒在战争的废墟之上痛苦呻吟，只有远离战场的美国一枝独秀，成为无可争议的海上新霸主，至此，海洋时代的新秩序得以重建。

第五个阶段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称霸海洋的时代。苏联在战争中崛起，成为唯一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但就海洋的争夺来说，美国始终拥有绝对的优势，保持着海上的霸权。苏联解体后，美国的海上霸权得到进一步巩固。但是，站在剧烈变革中的21世纪的舞台上，对海洋时代下一阶段的预测是可行且必要的。

通过考察世界海洋争霸的历史，我们似乎不难得出结论：兴衰更替乃是历史的必然。正像英、法、荷挑战伊比利亚霸权和美、日、德挑战大英帝国的霸权一样，美国霸权也正遭到新兴海上强国的挑战，历史的车轮已经停驻在这场新轮回的起点上。但是，我们必须警惕的是，无论是伊比利亚还是英国的霸权主义，都是通过战争手段掌控海权的。正如马汉所强调的：“海权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军事史。”[31]战争是数百年来海洋霸权兴衰未曾避免的推动器。对于在现代文明哺育下充满智慧的人们，能否找到一条更为明智的道路避免战争，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问题。在此，我们必须做出这样的假定：战争的确是新旧时代交替的手段之一，但绝非唯一选择。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amuel Nye）提出的“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或许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他认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以非强制的方式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能力。[32] 尽管约瑟夫·奈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是为了驳斥“美国衰落论”，但他也同时为我们提出了一种使用非武力力量重塑未来世界的理论。那么，能否构筑一个“软实力”支配下的海洋时代呢？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实现这一理想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其一，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必须能够发挥它们对国际规则的执行力，特别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的约束力。其二，老的海洋霸主美国的决策者必须要顺应时代的潮流，摒弃传统的霸权观念，主动与新兴的海上强国分享海洋及其资源。从目前来说，上述两个条件都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因而，对于人类来说，迎来一个全世界和谐共荣的海洋时代还任重道远。

二、海洋与未来世界

中国的崛起是20世纪末以来世界大变革中最令人瞩目的事件。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估计，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虽然中国表示“高帽戴不起”，但经济的崛起确实带动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攀升。所有人都意识到拿破仑关于惊醒后的中国将是“一头雄狮”的预言成真了。

在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的局面下，美国学者们以其敏感的嗅觉率先为自己的国家提出了应对之策。他们的立意是新颖的，出发点也是诚恳的，他们与我们一样相信：21世纪的今天已经不同于100多年前美国崛起的时代，庞大的舰队能够解决地区冲突、控制航路和海权，但绝不能阻止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大国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提出了著名的“G2”概念，他认为应由中、美两国组成一个两国集团（Group of Two）携手解决世界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33]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积极倡导伯格斯滕的理论，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所谓“中美国”[34]（Chimerica）的新概念。当然，中国无意挑战霸权，也无意领导世界。但无论是“G2”，还是“中美国”，都反映了一些有识之士的确开始正视新兴国家的崛起。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许多美国学者能够意识到美国必须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分享世界，但在短期内，美国不会甘愿自动放弃海上霸权。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把“中国龙”封锁在东亚的牢笼里仍是当务之急。这一点，中国人自己的感觉最为明显，在迈向海洋的道路上，中国的每一步都遇到了重重阻碍。从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到中日钓鱼岛争端和南海问题，所有与中国海上权益有关的核心问题都有美国人台前幕后的身影。

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在1951年提出了著名的“岛链”（Island Chain）战略，即利用亚洲大陆周边的岛屿链封锁亚洲，对亚洲大陆上的各国，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形成威慑。第一岛链以台湾岛为核心，包括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南至大巽他群岛；第二岛链以关岛为核心，北起日本列岛，包括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马里亚纳群岛等。苏联解体后，岛链战略成为美国封锁中国走向海洋的关键一环。

在美国海洋霸权主义依然故我的情况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该如何在走向海洋的道路上抉择与应对？走历史的老路，争夺霸权当然从来不是内敛的中华民族考虑的选择，但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仍然需要在必要的时候果断“亮剑”。一方面，中国要制定自己的海洋发展战略，敢于冲破霸权国家设置的重重枷锁，同时，中华民族要树立自己的海权意识，并建立一支足以维护自身海上权益的强大海军。另一方面，在实现海上强国之梦的道路上，中国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警惕任何冒进与危险的挑衅，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唯其如此，中国才能成为未来海洋时代的参与者和塑造者之一。

[1] [葡]J.H.萨拉依瓦：《葡萄牙简史》，李均报、王全礼译，第148页。

[2] [葡]J.H.萨拉依瓦：《葡萄牙简史》，李均报、王全礼译，第149页。

[3] 载《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第2章第50节，引自[葡]路易斯·德·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张维民译。

[4] 胡子在当时被葡萄牙人视作男人尊严与荣誉的标志。

[5] 载《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第1章第8节，引自[葡]路易斯·德·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张维民译。

[6] 又被译为《葡国魂》，卢济塔尼亚人即葡萄牙人。

[7] 陈家瑛、张维群：《葡萄牙》，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8] 转引自[葡]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何吉贤译，澳门：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7年版，第163页。

[9] [澳]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2卷，吴小安等译，第22页。

[10] [葡]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何吉贤译，第83页。

[11] 载《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第1章第7节，引自[葡]路易斯·德·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张维民译。

[12] 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在1580年继承葡萄牙王位后宣称：他从摩尔人那里赎回了塞巴斯提安国王的尸体，葬在里斯本热罗尼姆大教堂，但残破的尸体已无法辨认真假，许多葡萄牙人相信塞巴斯提安并没有死。

[13] 1640年，当西班牙帝国也衰落下去，葡萄牙人才利用西班牙的不安定局势起义成功。布拉干萨公爵若奥成为葡萄牙国王，称若奥四世（Jo?o Ⅳ，1640—1656年在位）。

[14] [西班牙]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上），江禾、林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42页。

[15] 阿兹特克帝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崇拜一种长有羽毛的蛇神，据说也是来自东方的海上，也是白皮肤，大胡子。

[16] 根据参与此战的贝尔纳尔·迪亚斯的说法，蒙特祖玛定计要在乔鲁拉将西班牙人全部杀死，不过这种说法可能是西班牙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揣测。参见[西班牙]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上），江禾、林光译，第172页。

[17] D.B.Quinn & A.N.Ryan，England’s Sea Empire 1550—1642，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3，p.20.

[18] 陈晓律等：《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历程》，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19] 姜守明：《从民族国家走向帝国之路：近代早期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20] A.L.Rowse，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London：Macmillan and Co.，1955，p.214.

[21] Frederick A.Ober，Sir Walter Raleigh，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06，p.84.

[22] 传说中位于南美洲的黄金国，最早是由殖民美洲的西班牙人流传开的，此后许多欧洲国家的探险者在南美大陆上寻找，但都无果而终。

[23] 邵政达、姜守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北美殖民失败之探因》，《学海》2011年第1期。

[24] W.D.Hussey，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p.17.

[25] D.B.Quinn & A.N.Ryan，England’s Sea Empire 1550-1642，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3，p.173.

[26] 为感激查理一世的恩赐，巴尔的摩男爵以国王的爱妻亨里塔·马丽亚（Henrietta Maria，1609—1699）的姓氏为封地命名，意为“王后马丽亚之地”（The Queen State）。

[27] D.B.Quinn & A.N.Ryan，England’s Sea Empire 1550-1642，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3，pp.198-199.

[28] R.C.Simmons，The American Colonies：From Settlement to Independence，London：Longman，1976，pp.17-21.

[29] A.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Dodo Press，2009，p.23.

[30] P.M.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London：Macmillan，1983，p.325.

[31] A.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Dodo Press，2009，p.23.

[32] Joseph.S.Nye，The Power We must not Squander，New York Times，2000-01-03.

[33] C.F.Bergsten，Two’s Company，Foreign Affairs，2009-09-01.

[34] 或译“中美共同体”、“中美联合体”，即把China（中国）与America（美国）合成一个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