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哲伦也许是所有航海家中最受争议的人物了,他被冠以“环球第一人”的称号,可事实上,他并没有完成环球航行,尽管我们不怀疑他如果不是死的如此草率的话,肯定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真的给他戴上这顶“帽子”,似乎又是言过其实。至少我们不能说这次可以与阿波罗登月相媲美的传奇航行是麦哲伦一个人的功绩,正像我们不能说阿波罗计划的成功源于阿姆斯特朗的个人奋斗一样。另外一点不得不提的是,在16世纪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民族性虽然已经突显,但并非拴住个人命运的锁链。这次在西班牙旗帜下进行历史性航行的主角——麦哲伦并非西班牙人,而是来自竞争对手葡萄牙。
一、早年人生
1480年春季的一天,麦哲伦降生在葡萄牙北部的萨布罗萨(Sabrosa)的一个山村。他的家庭并非平民,但也不是大富大贵之家。麦哲伦的父亲路易·德·麦哲伦(Rui de Magalh?es)是一名没落的葡萄牙骑士。在大航海时代即将来临的15世纪末,船只取代马匹,火枪取代长剑,最有前途的职业是海员,而骑士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老麦哲伦整日在酒乡里寻找骑士梦,没能给他的儿子们带来富足的成长环境,事实上,除了债务和一个虚妄的“骑士”称号,他什么也没有留下。不过,这一虚妄的“骑士”称号虽然不能当饭吃,却能成为谋得一份差事的敲门砖。麦哲伦在12岁时进入葡萄牙王宫中当了一名侍童,这一年邻国西班牙发生了改变历史的两大事件:一是伊莎贝拉女王夫妇完成了西班牙的统一,将摩尔人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二是哥伦布率领一支探险船队到达了美洲大陆。
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宫廷和贵族之家是培养少年的理想学校。少年们既要在这里学习艺术,又要培养自己的武功和马术等。葡萄牙宫廷与其他欧洲宫廷略有不同,寄居在这里的贵族少年还要学习航海、天文和制图学。麦哲伦正是在这一时期最早接触了航海知识,为他日后的东方冒险和环球航行打下了基础。17岁这年,曼努埃尔国王派达·伽马率领船队向印度洋进发,两年后,达·伽马满载香料从印度返回,成功开辟印度新航路。这一成功大大鼓舞了少年麦哲伦的航海热情。
离开宫廷后,麦哲伦被分配到葡萄牙航海事务局,成为一名管理航海事业部门的公务员。由此,他得以经常与航海家和水手们打交道,对航海和东方有了更深的了解。1505年,麦哲伦终于找到前往东方的机会。曼努埃尔国王派弗朗西斯·德·阿尔梅达率领舰队远征印度。25岁的麦哲伦成为1500名水手中的一名,开启了他在东方的殖民者生涯。他参与了袭击非洲东海岸的战役,也曾参与葡萄牙人与马六甲人的冲突。
1509年9月11日,麦哲伦跟随塞克伊拉率领的葡萄牙舰队来到马六甲,站在船舷上的麦哲伦第一次看到了太平洋水域。马六甲人并不欢迎远道而来的葡萄牙人,向他们发动了偷袭。在同马六甲人厮杀的人群中,有一位葡萄牙水手被团团围住,虽然他武艺了得,但是双拳难敌众手,很快负伤倒下。危急时刻,麦哲伦及时赶到。他手握长剑,步步为营,杀出了一条血路,终于靠近了这名水手。两人背靠背与四面八方赶来的敌人周旋,不时有人倒在他们的剑下。最终,两人竟奇迹般地杀出重围,登上了岸边接应的小船,成功脱险。麦哲伦救出的这名水手名为弗朗西斯科·谢兰,正是后来第一个抵达香料群岛的葡萄牙船长,他也是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的传奇探险家。两人成为一生的挚友,在麦哲伦一生中最失意的日子里,正是这位挚友一封封温暖的信鼓舞了他。1511年,麦哲伦又参加了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城的战役。关于麦哲伦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没有留下可靠的资料。一次又一次战火的洗礼磨炼了麦哲伦,使他变得异常坚毅和勇敢。
1513年,麦哲伦回到葡萄牙,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在东方发财致富,他唯一带回来的是一名马来亚人奴隶。他为其取名“亨利”,用以纪念葡萄牙航海事业的奠基人亨利王子。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马来亚人亨利追随麦哲伦,成为首位完成环球航行的亚洲人,单就这一点来说,他的成就甚至可以说已经超越了亨利王子。
不善言辞的麦哲伦在葡萄牙没有谋得一官半职。茨威格在《麦哲伦传记》中这样描述麦哲伦:“他是那种终生默默无闻的人。他不善于引人注目,也不善于引起别人的同情。只有当他肩负重任,特别是当他自愿挑起重担时,这个克己和内向的人才会表现出惊人的胆识”,他还是一个善于等待的人,“他似乎感到,命运在让他建立未来的功勋之前,还要长久地教导和考验他”[1]。失意的麦哲伦再度投身军旅,成为葡萄牙在北非军事扩张最前线的一员。他是天生的军人,在战场上总是冲在最前头,毫不顾及个人安危。在围攻摩洛哥阿扎摩尔(Azemmour)的战役中,他被敌人的箭矢射中左腿,膝盖从此无法弯曲,成为跛脚。从前线退下来,他被安排成为一名军需官。对于麦哲伦来说,最能发挥才能的地方是战场,和平的环境对他而言是一种折磨,他总是沉默寡言,表情僵硬,远离人群。这种冷漠的态度使周围所有人一致地将这个冷峻、瘸腿、执拗的老兵视为异类。
很快,麦哲伦就遇到了新的麻烦。在一次押运行动中,有几十只作为战利品的羊丢失了,所有人都一口咬定是麦哲伦将它们偷偷卖给了摩尔人。他有没有变卖这些羊不得而知,不过,从他一生的光明磊落来看,他绝非爱贪小钱的营苟之辈。面对卑鄙的指控,麦哲伦没有向身边的人多费口舌,离开了军营。回到国内,他再次面见国王,他没有提及军营的事,因为他根本不想为了一个莫须有的指控多作解释,相反,他认为自己对王国的贡献应该得到补偿。他直白地向国王提出加薪的要求,他的要求并不高,仅仅每个月半个“克鲁萨多”(cruzado),这是一笔极小的钱。曼努埃尔国王看着眼前这位瘸腿老兵闪烁着执拗冷傲的眼睛,没有透露出半点他惯常看到的卑躬、恳求的神情,因而他简单粗暴地命令麦哲伦离开他的王宫。曼努埃尔国王的傲慢与偏见将给他的对手西班牙送去一份绝世大礼。[2]
被赶出宫廷的麦哲伦进入他人生最为失意的阶段,孑然一身的他已经35岁,无妻无子,有的只是残疾的左腿和满身的伤疤。幸好,他的挚友谢兰寄来了一封封夹带着东方气息的信件,给他送来了光明和温暖,也送来了希望。循着这片光明和希望,他将终究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负累一个妥善的交代。
此时的谢兰在东方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娶了妻,生了子,备受当地人尊崇。东方的尽头,那片自由淳朴的土地散发着天堂般的**。十年来的东方见闻在麦哲伦的头脑中不断闪过,他最终发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所在。他曾四次绕过好望角,熟悉非洲海岸的每一个岬角;他会划桨、掌舵、张帆,能够熟练地使用罗盘和一切航海设备;他还经历了数十次战火的洗礼,对火枪和大炮的使用了如指掌;他的足迹遍及东方,对印度人、阿拉伯人、马来亚人的地理和风俗十分了解。所有的这一切都印刻在他沧桑的面颊和全身的伤疤之上,成为他人生不可磨灭的财富。他在黑夜中透过窗子看到了夜空中的星光,终于悟到了自己命运的归属:前往未知的海洋。
当然,麦哲伦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他的沉默尽管使他在人生的道路中屡屡受困,但这沉默却也能成为一项艺术、一项人生的技艺。他没有立即打点行囊向东方进发,而是一头钻进了葡萄牙航海事务局国家档案库的幽暗密室里。那里存放着自亨利王子以来近一个世纪的航海发现纪录。[3]在那些卷宗中隐藏着许多尚未揭开的秘密。
在麦哲伦如饥似渴的阅读这些航海记录的这段时间里,路易·法利罗(Ruy Faleiro),一位在性格上与他分属两个极端,却有着同样坎坷命运的人物走进了他的人生。法利罗说话口无遮拦、脾气暴躁、恃才自负,但他也是当时葡萄牙最博学的航海理论家。虽然从未出海远行,但他制作的海图、罗盘图和星盘等航海设备在欧洲无人能及;他还发明了独特的经度计算法,拥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地理概念体系。尽管由于他张狂自负、略带神经质的性格使他和麦哲伦同样不受周围人群欢迎,但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天文学和地理学上的权威身份。但是,人际纠纷是古今中外许多大才大贤一生抑郁的主要缘由。法利罗这位“大才”因为一张爱抱怨、直率无遮的大嘴巴得罪了不少宫廷中的权贵。法利罗游走在宫廷之外,希望能够得到皇家天文学家的职位,但他始终没有被接纳,而且,他在学术界的敌人还喜欢在国王身边吹一些恶毒的风,他们散布谣言说,法利罗的科学成果借助了魔鬼的力量,应将他送到宗教裁判所进行拷问。
由于两人在性格上的明显互补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很快成为“最佳搭档”。在命运的齿轮上,两个人碾合在一起,一个理论家,一个实践家,仿佛天作之合。他们经常坐在一起阅读、讨论,一起寻访从巴西和东方归来的水手。没有人知道他们具体在讨论什么,许多葡萄牙权贵甚至向这两位人生的失意者投去鄙夷的目光。在两人日复一日的努力下,一项伟大的计划渐渐成形。
这个航海计划的基本思路并不复杂,即向西航行穿越新大陆的海峡,越过巴尔博亚(Vasco Nunez de Balboa,1474—1519)发现的“大南海”,直航东方。不过,这个计划中有一个最关键的环节——新大陆的海峡。麦哲伦后来反复并坚定地宣称:只有他知道那条海峡的秘密。关于麦哲伦如何得到这个秘密,我们无从知晓,因为他并没有到过美洲,而留下来的资料也没有证据表明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前有人找到过穿越美洲的海峡。通过麦哲伦后来的行动,我们推断:麦哲伦一定看到了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1459—1507)绘制的世界地图,在这张地图上,贝海姆在南纬40度附近标示了一条通向东方的海峡;麦哲伦从葡萄牙水手的口述资料中肯定了这张地图的正确性;他的搭档法利罗通过计算又为麦哲伦提供了论证。总之,当麦哲伦与法利罗携手走出葡萄牙航海档案馆的幽暗密室时,他已经可以向任何可能赞助他的人,用钢铁般的声音宣布:只要为他装备一支船队,他就可以带来一个新的帝国。
出于一名葡萄牙人的臣民义务,他首先把这个计划呈交给了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然而,这位国王坐在曾把哥伦布赶出宫廷的若奥二世当年坐的那把宝座上,没等麦哲伦陈述他的计划,就冰冷地拒绝了他。他不相信眼前这个曾为了半个克鲁萨多而纠缠不休的瘸腿老兵真能提出什么有价值的计划。这一次,麦哲伦没有感到羞辱,因为他相信自己手上的计划将给任何重用他的人带来不尽的财富与荣耀,而国王的拒绝只能增加将来的悔恨。他在被卫兵拉出宫门之前,向高高在上的国王发问:“尊敬的陛下,如果我转去为别人效劳,您是否同意?”曼努埃尔国王用轻蔑的、带着侮辱性的口吻回答道:“你可以去任何愿意接纳你的地方。”他给了自己的祖国一次机会,现在,他可以一身轻松地离开脚下这片曾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土地,踏上自己把握命运的征程。
二、挂起将帆
1517年秋天,麦哲伦带着自己的仆人马来亚人亨利来到西班牙最著名的航海之城塞维利亚,准备向西班牙国王呈递自己的发现计划。当时,寻求西班牙支持的各种探险计划数不胜数,每个想要在海洋上建功立业的人都想像哥伦布那样取得辉煌的成就,其中也不乏一些投机之徒。在塞维利亚掌管西班牙航海事务的机构是政府监督下的印度公司。当然,这里并非是任何人都可以踏进门槛的地方,想要把自己的计划放到办公桌上必须要有中间人的推荐,这对于沉默寡言、不善交际的麦哲伦来说,谈何容易。况且,在西班牙人眼中,他还是一名背弃祖国的“叛逃者”。
麦哲伦在塞维利亚四处游历,寻找机会。在这里,麦哲伦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贵人”——塞维利亚的要塞司令迪奥古·巴尔波查(Diogo Barbosa)。巴尔波查原是葡萄牙人,也曾远航到过东方,他从麦哲伦饱经风霜的脸颊和坚毅的眼神里看到了某种他非常欣赏的东西,那是一种只有经历过巨大的人生风浪后才能显现的东西。两人一见如故。巴尔波查的儿子杜阿尔特(Duarte Barbosa)也很欣赏他。麦哲伦述说他在东方的见闻,勾起了老巴尔波查对年轻时在东方航行的回忆,也激起了杜阿尔特对东方的无限向往。自此,麦哲伦成为巴尔波查家的常客,最后,经不住热情的邀请,麦哲伦住到了他们家。看惯了冷眼的麦哲伦十几年来第一次感到一种温暖,那是一种家一般的温暖。在他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这份温暖的情谊之时,他又迎来了爱情。巴尔波查的女儿比亚特里兹(Beatriz Barbosa)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当然,这也离不开她的父亲兄弟的极力撮合。两人很快喜结连理。在巴尔波查家生活的这段时间,尽管非常短暂,却是麦哲伦寂寞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有了巴尔波查的引荐,印度公司的大门向麦哲伦敞开了。但是,印度公司的审议员们认为麦哲伦的计划不值得投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认为麦哲伦不过是位外国人,而且来自西班牙最强劲的对手葡萄牙,对他的支持可能给西班牙带来不利。麦哲伦带着失望离开了印度公司,正当他对前途感到迷茫之时,印度公司的经理胡安·德·阿朗达向他发来了私人邀请。阿朗达在公开场合拒绝了麦哲伦,却在私下里向麦哲伦表示:他非常欣赏这一计划。这位精明的生意人当然并非出于好心和投机,他看准了这项计划背后可能的利润与收益。他还秘密派人对麦哲伦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尤其对他在葡萄牙航海事务局档案室的那段经历颇为重视。慧眼识英才的阿朗达成为了麦哲伦的支持者,并充当他的代言者和经纪人。他运用私人关系进行了有效的运作,为麦哲伦的计划争取到了一个由国王任命的委员会进行审核的机会。
在王室委员会的审议中,麦哲伦并没有滔滔不绝地阐述他的计划,他总是沉默的,这使他看上去与那些幻想家有着极大的不同。他的拍档法利罗携带着一个自己制作的地球仪与麦哲伦站在一起,作为一个知名的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的到来大大增加了计划的可信性。法利罗在王室审议员面前,用精密的计算对该计划进行了理论性的论证。最能引起西班牙人兴趣的是,他认为香料群岛位于教皇划定的西葡分界线的西班牙一侧,因而西班牙人有权前往那里,而不是坐等葡萄牙人去收获果实。这个结论虽然后来被证实是个错误,但在当时对西班牙王室的**是无法抵挡的。阿朗达郑重地向审议员介绍了麦哲伦,特别强调了只有他知道一条穿越美洲的秘密海峡。当众人把目光投向这位寡言的人,并询问他的想法时,他的回答简洁明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不容置疑。同时,他坚毅的眼神与那明显是海风吹皱的脸颊也增强了审议员对他的信心。在这次审议中,最重要的成员是当年百般阻挠哥伦布西航的胡安·罗德里格斯·德·丰塞卡(Juan Rodriguez de Fonseca,1451—1524)主教,但是,这次他破天荒地支持了麦哲伦的计划。作为御前大臣,丰塞卡主教是国王最为信任的人之一,他的支持起着决定性作用。麦哲伦的计划获得通过。
就这样,麦哲伦找到了一位强大支持者,新大陆的主人、神圣罗马帝国未来的皇帝、西班牙、那不勒斯、西西里和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国王查理。国王赐封麦哲伦为海军上将,对他提出的所有条件都予以满足。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还规定:麦哲伦与法利罗将被赋予在未经考察过的海洋里发现陆地的特别优先权;麦哲伦和法利罗将获得新发现土地上全部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如果他们发现6个以上的小岛,还将获得其中的两个。如果麦哲伦幸运地完成了计划,他将成为所有发现地的总督、若干岛屿的所有者,享有无限的荣光。至此,他完成了个人命运的重大转折。
意大利画家提香(TizianoVecellio,1489或1490—1576)所绘的查理五世
当麦哲伦取得西班牙的支持,开始着手准备西航的船只、装备和人员的时候,葡萄牙的宫廷里炸开了锅。曼努埃尔国王的朝臣们一边咒骂麦哲伦对祖国的背叛,一边暗自揣摩着如何破坏他的计划。很快,葡萄牙驻西班牙大使阿尔瓦罗·德·科斯塔接到国王的密函,要求他把麦哲伦的探险计划扼杀在摇篮里。
科斯塔立即行动起来,他一面派人与麦哲伦见面,威逼利诱,企图让麦哲伦放弃为西班牙效劳,回到自己的祖国;一面向西班牙国王提出抗议,请求年轻的国王把葡萄牙臣民麦哲伦等人遣返,或至少推迟一年执行计划。然而,这两种策略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效。麦哲伦是那种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一往无前的人,他不可能使自己费尽心力争取到的东西,仅仅因为曾抛弃他的国王洒下的一点阳光就放弃。对于查理,虽然他年纪轻轻,又以优柔寡断著称,但这一次,他根本没有理会葡萄牙的抗议。
葡萄牙人的破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驻塞维利亚的葡萄牙领事塞巴斯蒂安·阿尔瓦列什挑起了一场阴谋冲突。他来到船队中的西班牙水手中间煽风点火,说他们不过是为两个背叛祖国、以欺骗手段获取国王信任的葡萄牙人卖命。在他不间断制造的危险舆论中,西班牙船长和水手们开始议论纷纷,民族主义情绪成为葡萄牙人破坏麦哲伦计划的有力工具。在这种情绪高涨后,阿尔瓦列什又放了一把火。一天,麦哲伦的旗舰“特立尼达号”上的西班牙旗帜被降下来清洗,主桅上飘扬着麦哲伦“海军上将”的旗帜。阿尔瓦列什秘密派人在人群中造谣说,麦哲伦在西班牙船上升起了葡萄牙旗。一时之间,不明就里的人们被民族主义情绪点燃,他们在阿尔瓦列什收买的地痞无赖的带领下纷纷向港口聚拢,高呼要“让葡萄牙人尝尝西班牙拳头的厉害”。在一片混乱之中,塞维利亚的市长和港口警卫司令也被煽动起来,要去逮捕麦哲伦。一场阿尔瓦列什策划的流血冲突似乎就要实现。然而,麦哲伦再次展现出他的隐忍艺术。他冷静地命令忠于他的船员们收回出鞘的刀剑,并郑重地告诫港口官员和警察:他是授命于国王的,他可以降下旗帜,离开船只跟警察走,并把船和船上的一切交出来,任凭处置,但是,所有这一切可能带来的损失和责任都将由港口官员们承担。在他说完这些后,西班牙警察和官员害怕了,他们谁也承担不起侵犯国王利益的罪责。人群被驱散,港口再次恢复平静。[4]麦哲伦挫败了这次可怕的阴谋,船队终于顺利装备起来。
然而,另一个麻烦似乎更为棘手。也许麦哲伦不得不感叹,他的成功与失败更多的不是决定于未知的海洋,而是隐藏在船队中的阴谋。国王授命他来招募水手,但是,这并非易事。船队将要前往未知的海域,但凡有其他出路的水手都是不愿冒险的。麦哲伦费尽千辛万苦终于从欧洲各地凑足了250名船员,包括西班牙人、英国人、意大利人、塞浦路斯人以及数十名葡萄牙人。查理国王听信谗言,要求麦哲伦只能保留5名葡萄牙人,同时,派来一些对航海毫无用处的西班牙人加入船队。这些人被冠以司库、督察官、会计等头衔,享有很大的权力。其中,督察官可以对船上所有人执行监察权,包括麦哲伦本人,从这点来说,其地位与麦哲伦是平等的。毋庸置疑,他们是被派来监视麦哲伦的。无须阿尔瓦列什吹风,麦哲伦就看出了端倪,不过这位坚忍不拔的人还是遵旨接纳了这些人。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麦哲伦终于把水手、5艘船只和物资都准备妥当。麦哲伦选择载重110吨的“特立尼达号”(Trinidad)为旗舰;最大的“圣安东尼奥号”(San Antonio)(载重120吨)由胡安·德·卡尔塔海纳(Juan de Cartagena)任船长,他是查理派来的船队督察官、西班牙人的首领。载重为85吨和90吨的“维多利亚号”(Victoria)和“康塞普逊号”(Concepcion)分别由西班牙人路易斯·德·门多萨(Luis de Mendoza)和贾斯帕·凯塞达(Gaspar Quesada)指挥。载重75吨的“圣迪亚戈号”(Santiago)由谢兰的兄弟若奥·谢兰(Jo?o Serr?o)任船长。
船员共计265人,尽管来自许多国家,但西班牙人占绝对多数。为了防患于未然,麦哲伦带上了几名亲信,其中有他的小舅子杜阿尔特·巴尔波查、表弟阿里瓦洛·麦斯基塔(Alvaro de Mesquita)、葡萄牙舵手制图学家埃斯特万·戈姆斯(Esteban G?mez)以及他最忠心的仆人马来亚人亨利。此行还有一位志愿者,即梦想环游世界的安东尼奥·比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他的日记是这次历史性的航行保留下来的最真实的记录。在出发之前,法利罗给自己算了一卦,他预言自己将无法从航行中安全返回,于是退出了航行。尽管他没有使自己的姓名载入“发现者”的光荣之列,却可能真的捡了一条命。
船队载有足够2年食用的面包,以及大量的腌肉、沙丁鱼作为主食,还包括蜂蜜、葡萄干、食糖、大葱、蒜等副食。让水手们欣喜的是,麦哲伦还在船上装载了足够每个水手每天喝上一杯的酒。为了能得到新鲜的饮料和食物,在临行前,麦哲伦又吩咐船员把七头“可怜又幸运”的大奶牛赶上船。他们还带上了用于贸易的货物,其中最主要的是小镜子、铃铛、小刀子、头巾、帽子等便携的商品。船上还少不了先进的大炮、枪支和刀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