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和东南亚纳入了葡萄牙海上商业帝国的链条后，在远东地区的最东方，还有一个文明国家——日本置于葡萄牙人的视线之外。由于中华文明兴盛较早，又处于丝绸之路的起点上，因而，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较多，对于日本，他们仅仅从马可·波罗等人的描绘中略知一二。在与中国人和中国东南沿海的日本海盗的接触中，葡萄牙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了解这个古老的国度。

一、战国时代的日本

15—16世纪的日本处于室町幕府末期的战国混乱时代。1467年，日本发生“应仁之乱”，成为日本历史的重要拐点，开启了日本的战国时代。这一事件缘于幕府将军的嗣位问题。

1464年，幕府将军足利义政无嗣，让其弟、僧人足利义寻还俗，改名为足利义视，以待日后继位。足利义视由幕府重臣细川胜元作为保护人。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年，足利义政的妻子日野富子怀孕，生下了足利义尚。这一突发事件埋下了重大的隐患。足利义政想要反悔，立自己的儿子足利义尚为继承人，并将他托付给另一重臣山名持丰。细川胜元和山名持丰都是实力雄厚的守护大名，两大集团在应仁元年因嗣位问题爆发激战。日本政治中心京都在战火中化为焦土。此后，幕府形成了东西对峙局面，直到1477年，才结束争斗。“应仁之乱”结束后，室町幕府的统一已经名存实亡。守护大名各自为政，互相争伐，不服幕府召令。1493年又发生了“明应之变”，将军足利义材被细川氏联合京都势力罢免，幕府威信丧失殆尽。

室町幕府的衰落一方面促使了各地守护大名的纷争与战乱，另一方面也大大冲击了传统的日本封建社会结构。日本各地兴起了许多工商业城镇，同时，作为封建体系末端的武士阶层也开始瓦解，特别是在西南沿海地带形成了一股极强的“无序力量”[18]。其中一些人从事有利可图的海外贸易，与东南亚、中国进行商业交往；另一些人则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从事劫掠活动，形成明代最头疼的“倭患”。

日本战国时代一直延续到1603年[19]，德川幕府建立才算正式结束。值得一提的是，江户幕府的创建者、日后将统一日本的德川家康就是在葡萄牙人第一次意外闯入日本的这一年（1543）出世的。

德川幕府的创建者德川家康（1543—1616）

二、东西航路全线贯通

葡萄牙人对日本的了解主要是从中国人的口中得知的。根据多默·皮列士的记载：“据中国人说，日本岛比琉球岛更大，其国王更有权势和强大，并且不喜欢做生意，他的子民也不喜欢。他是一位异教国王，中国国王的藩属。他们不常去中国做生意，因为距离远，他们又没有船只，也不是航海的人。”[20]这便是葡萄牙人在到达日本之前的印象。

与大航海时代许多重大的地理发现一样，风暴虽然有时制造灾难，夺人性命，却也会在适当时机，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1543年，一艘从暹罗（今泰国）出发到中国浙江的葡萄牙船只遇上了台风，被吹离了航线。这艘船在海上漂流，一直漂到日本鹿儿岛县南边的种子岛。这艘船上的葡萄牙人因此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批到达日本的葡萄牙人，向西方揭开了这个东方民族的神秘面纱。

关于葡萄牙人首次到达日本的情况，南浦文之《铁炮记》记载：“船客百余人，其貌无类，语言不通，见进皆怪之。”[21]船上还载有一名被称为“儒生”的中国人，其名为“五峰”。根据史料显示，这位所谓的中国“儒生”很可能就是明代最著名的海盗头目王直[22]。那么这艘葡萄牙船很可能是与中国海盗勾结从事走私贸易的商船。种子岛当地的村主织部丞闻讯后赶到海边，与“五峰”进行了交流。虽然两国语言也不相通，但当时的日本人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熟悉中国文字。两人在沙滩上用木杖进行笔谈。日本人了解情况后，通知了种子岛的领主时尧。时尧派数十条小船将葡萄牙大船拖到赤尾木港进行休整。“五峰”代表葡萄牙人与当地一位精通汉语的僧侣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交谈，日本人了解到他们是来自西南的“蛮种”。

日本人长期仰中华文明鼻息，虽然在文明的征程中步履维艰，但却是个实实在在的爱好学习的民族。岛民对葡萄牙人的鸟铳非常感兴趣，“内有两人手执‘铁炮’，试之，果然异于凡响”。领主时尧花费重金“求为家珍”。日本人还学会了鸟铳使用之法，成为日本人虚心学习西方文化之肇始。葡萄牙人离开后，时尧命令工匠八板金兵卫仿制，但是未能成功。次年，又一支葡萄牙人被台风吹到种子岛附近，时尧的工匠八板金兵卫立即登船求教。为了讨好葡萄牙工匠，他还答应将女儿许配于葡萄牙人，最终学会了制铳技术。此后，这一技术迅速在日本全国传播，成为战国时代日本大名相互争伐的利器。在今天种子岛最南端的门仓崎还立有一块“步枪传来记功碑”。

此后，葡萄牙人时常航行至日本，成为西部大名们重要的贸易伙伴。长崎港日渐成为日本对葡萄牙贸易的中心。葡日贸易的航路，主要是经由福建的漳州和浙江的宁波至长崎。葡萄牙人往来于澳门和长崎之间，用中国的生丝与纺织品换取日本的金银，获利颇丰，成为葡萄牙海上商业航路中的重要支线。根据史料，在17世纪初，葡萄牙商船每年从日本输出白银超过100万金币，而每年输出的黄金也至少在60吨以上。[23]当然，日本西南诸大名也从葡日贸易中获得了很大利益。他们一方面购进葡萄牙人的火器，并借葡萄牙人从中国、印度等地进口大量货品；另一方面也出口本国的产品，如漆制品、和服、刀矛等，获利也相当可观。

日本被纳入葡萄牙海上贸易网后，葡萄牙人的太平洋贸易网形成了。这个网络中有一条主航路，即马六甲—澳门—长崎航路。这三个港口又同时向周边辐射，形成贸易网。其中，马六甲是东南亚的商业中心，澳门则是中国商品的集散地，长崎则是日本的对外贸易中心。这样，从葡萄牙本土到日本，一条沟通亚欧大陆最西端和最东端的贸易航线全面贯通。

从西欧跨越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至远东的这条航路的主角是葡萄牙大商帆。这种大商帆可载重600吨以上，它们从葡萄牙港口出发，装载着毛织品、水晶、玻璃制品、钟表、葡萄酒、红布等，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好望角前往印度的果阿、柯钦等地。在印度期间，他们进行贸易，用船上的部分商品换取印度的棉布等，然后在每年四、五月间起航前往马六甲港。在马六甲，他们再次进行贸易，装载上来自东南亚各地的香料、鹿皮、檀木等，然后驶往澳门。在澳门，葡萄牙人会停留1年左右，用于同中国进行贸易，装载上丝绸、瓷器等商品。次年6月至8月，他们乘上西南季风，前往日本九州。在日本九州的长崎等地装载大量金银、漆器等，再于10月底左右乘东北季风返航。然后，葡萄牙商船再进行一次路线基本相同的返程贸易：将从日本带来的货物和部分金银换取中国的丝货、瓷器等，再经马六甲，装载大量香料后前往印度，在印度装满商品后返回葡萄牙。这样的贸易往返一次约需3年时间，获利极丰，一次可达15万～20万杜卡特金币[24]。

[1] 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2] 载《卢济塔尼亚之歌》第2章第54节，引自[葡]路易斯·德·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张维民译。

[3] 王加丰：《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4] Frederick A.Ober，Ferdinand Magellan，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Brothers Publishers，1907，p.48.

[5] 1641年，马六甲在被葡萄牙统治130年后被荷兰人占领，而荷兰人战胜葡萄牙人采取的也是分化瓦解的手段。

[6] 相关数据参考[澳]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2卷，吴小安等译，第15页。

[7] 王加丰：《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第57页。

[8] 值得一提的是，特尔纳特人在1575年终于赶走了葡萄牙人。

[9] [英]D.G.E.霍尔：《东南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05页。

[10] 指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政府。

[11] [葡]多默·皮列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何高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6～99页。

[12] 《明武宗实录》卷194。

[13] 费成康：《澳门：葡萄牙人逐步占领的历史回顾》，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14] 转引自费成康：《澳门：葡萄牙人逐步占领的历史回顾》，第8页。

[15] 颜广文：《再论明政府允许葡人租借澳门的原因》，《中国边疆史研究》1999年第2期澳门专号。

[16] 费成康：《澳门：葡萄牙人逐步占领的历史回顾》，第8页。

[17] 转引自颜广文：《再论明政府允许葡人租借澳门的原因》，《中国边疆史研究》1999年第2期澳门专号。

[18] 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第47页。

[19] 关于日本战国时代结束的时间问题，学者们还提出了其他多种不同意见。

[20] [葡]多默·皮列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何高济译，第96～99页。

[21] 转引自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22] 王直与倭寇勾结，后来成为倭寇首领。1559年，被明朝将领胡宗宪设计诱杀。

[23] 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第55页。

[24] 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