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进太平洋水域的葡萄牙人迫不及待地完成他们梦寐以求的两个目标：第一个是找到香料群岛，从源头上垄断香料贸易；第二个就是要同马可·波罗描绘的富庶的中国开展贸易。1512年，葡萄牙人完成了对香料群岛的发现。随后，他们的船队陆续穿越中国的南海，抵达中华帝国的大门外。

一、新老帝国的碰撞

在葡萄牙攻占马六甲这一年，是明正德六年，统治着中华帝国的是明代最荒唐、怪诞的皇帝武宗朱厚照。这位十足的纨绔子弟2岁成为皇太子，15岁就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群逢迎拍马的阉宦弄臣。在他当政的正德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太监弄权最严重的时代。以刘瑾为代表的“八虎”成为这位少年皇帝的左膀右臂，搅得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乌烟瘴气。幸好，朱家王朝的老祖宗朱元璋早就料到自己的这些不肖子孙会挥霍自己的老本，特意留下了一股稳定的势力——文官集团，勉强托住了帝国的屋梁。正德六年，当葡萄牙人剑指太平洋，攻占中国南部的战略门户马六甲的时候，皇帝朱厚照的荒诞人生正渐入**。

这一年，明帝国境内不大太平。新年伊始，四川仁寿农民方四与任胡子等人在四川、贵州一带率众起义，闹得天翻地覆，明政府疲于应付。不久，江西瑞州的山民罗光权、陈福一等啸聚山林，发动起义，过年也没吃上饱饭的老百姓抄起榔头纷纷响应。起义者一举攻陷瑞州城（今江西高安），在城里补过了一个有白面馒头的新年。还是江西，赣州大帽山的山大王何积钦也率众起义，据险自守，不时攻城略地。在明政府调兵围剿的关口上，四川松潘绰岭寺僧众也凑了回热闹，他们纷纷脱掉袈裟，把周边挨饿的农民聚在一起，发动了起义。次月，山西人李华等率众起义，与同时起义的刘六、刘七起义军相呼应，杀富济贫。九月，广东一支起义军响应全国大起义，由广入赣，攻破多个府县。一时间，明帝国到处星火，似有燎原之势。帝国的中心北京也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发生了地震，屋倒房塌，死伤极多。

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远东地区以中国为核心的古老宗藩体系，挑战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宗主地位。事实上，作为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王国，马六甲也向中国明政府求援，由于路途遥远，当使者来到中国时，马六甲已经被攻占。明政府收到求援也并未派兵为其复国。根据《明史·满剌加传》记载，嘉靖元年，明政府发布一条毫无意义的敕令：“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满剌加）故土。”马六甲落入葡萄牙手中后，中国南方的海上门户洞开，失去了屏障。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直接碰撞滥觞于此。

葡萄牙人最早到达中国约在1513年，一个叫佐治·阿瓦勒斯（Jorge·álvares）的商人在马六甲找到一艘中国帆船和几名向导。他穿越中国南海到达广东，在一处海滩上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窝棚。这个窝棚可以说是葡萄牙人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据点。此后，前往中国东南沿海和日本进行贸易的葡萄牙商船都可在此落脚。据传，阿瓦勒斯还在窝棚旁边竖立了一根石柱，这是葡萄牙早期探险中为了宣示占领发现地的做法，后来，这位“窝棚主”不幸被明代中国东南沿海猖獗的海盗杀死。

葡萄牙与中国正式的交往始于正德十一年（1516）。葡萄牙驻马六甲总督佐治·德·阿尔布克尔克（Jorge de Alboquergue）派裴来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来中国做先期考察。次年，又派托马斯·皮列士（Thomas Pirez）和安特拉德（Fernao Peres de Andrade）率舰队闯到广州城下。葡萄牙舰队在从里斯本至马六甲的半个地球的海域里所向披靡，气焰冲天。托马斯·皮列士在其《东方志》中发表了其首次见到中国人的看法。他狂妄地说：“他们（中国人）是软弱的民族，没有什么了不起”，“印度政府[10]用10艘攻占马六甲的船，能够沿海岸攻占全中国”。他还对中国人使用筷子感到很惊奇，他说：“他们用两根棍子吃饭，左手把陶瓷碗放近嘴边，用两根棍子吸进去。”这位粗浅的葡萄牙使者还有了一点对中国极其奇怪的看法，他说：“中国国王不是由儿子和侄子继承王位，而是由全国会议选举产生。”[11]总之，初来乍到的葡萄牙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还停留在道听途说、极其可笑的地步。

葡萄牙舰队开进珠江口，一路耀武扬威。《明武宗实录》记载，沿途“铳炮之声，震动城廓”[12]。在皮列士买通广东镇守太监前往北京晋见皇帝后，另一批葡萄牙人由乔治·阿尔瓦雷斯（George Alvares）率领来到珠江口，他们比皮列士和安特拉德更为蛮横。根据《广州府志》记载，葡萄牙人强占了广东东莞的屯门岛，“所到之处，硝磺刃铁，子女玉帛，公然搬运，沿海乡村，被其杀掠，莫敢谁何”。《明史·佛郎机传》也记载了葡萄牙人“掠买良民，筑室立寨”的恶行。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明朝与东南海外诸国的关系是一种宗藩朝贡体系。明廷在广州设有市舶司，管理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诸国进贡与互市，实行“贡有定期，防有常制”的对外政策。来华贸易的外国船只需携带明政府发给的“勘合”，每三年进关进行一次贸易，明政府抽取20%的关税。[13]葡萄牙人的到来对这种传统的国际政治和贸易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战。

1521年，即正德十六年，明武宗暴亡，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他在临死前对于明朝的对外关系留下遗命：“进贡夷人，俱给赏，令还国。”武宗无嗣，他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朱厚熜即皇帝位，是为明世宗（1521—1566年在位），年号嘉靖。这位少年天子也是15岁即位，但他即位后大整朝纲，诛佞臣，除弊政，清明一时。正在嘉靖即位之初，又一支葡萄牙船队来到广东沿海要求与中国贸易，气焰比较嚣张。礼部和兵部奏称：葡萄牙人假借通使，实则是贩货通市，并且强占广东外海岛屿，图谋不轨。嘉靖帝下令囚禁此前来华的葡萄牙使臣皮列士，并发兵驱逐在广东骄纵的葡萄牙舰队。

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受命指挥中国水师驱逐广东屯门岛上的葡萄牙人。葡萄牙首领阿尔瓦雷斯率领舰船7艘盘踞于此，并在屯门岛上修筑了工事，竖立了纪念柱，表示对此地的占领。汪鋐率领水师进攻葡萄牙大船，但是葡萄牙人火炮齐发，明军损失严重，第一次进攻失败。汪鋐随后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在船上装满膏油草料，用火攻船扑向葡萄牙人的大船。葡萄牙人躲闪不及，数艘船只着火，船员跳海逃命。汪鋐还派遣一支潜水部队，将火攻中幸免的葡萄牙大船从底部凿穿。待葡萄牙人慌乱之时，汪鋐亲率4000余名兵士登上敌船与葡萄牙人对战。最终，葡萄牙人败退，趁天黑驾驶剩余的3艘船退出屯门岛海域，逃回了马六甲。屯门海战是中葡之间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爆发的首次战争，以中国人的胜利而告终。

次年八月，另一位葡萄牙使臣阿方索（Martim Affonso de Mello Coutinho）率领300余人分乘5艘军舰抵达广东。他来的目的是与中国谈判，并奉命在中国沿海建立据点。然而，此时防守广东的明军已经得令，凡见到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只一律击毁。葡萄牙舰队航行至新会西草湾时与前来阻击的明军水师相遇，爆发了著名的西草湾之战。葡萄牙舰队面对汹涌的明朝军队，很快败下阵来。史料记载，明军“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获其二舟”。明军将领还缴获葡军火炮，“官军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这些火炮后来被明军用于西北战场。另有数十名被明军俘虏的葡萄牙官兵被枭首示众。

经过屯门和西草湾两次交锋，葡萄牙人见识到了这个东方的大帝国与他们在非洲、印度和东南亚的对手都不同。论当时的国力，明帝国几乎可以与整个欧洲抗衡，仅在这个帝国边陲的广东省就驻有多达13万军队，比整个葡萄牙全国的军队还要多。明帝国全部军队的数量在120万左右，超过了葡萄牙全国人口的总和。[14]两次交战使葡萄牙人认识到了依照传统的扩张政策对付中国是行不通的。

与此同时，明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葡萄牙人虽然不足以对明帝国构成威胁，但是他们庞大的舰船和先进的装备显示的力量还是不容小觑。此外，东南沿海海盗和倭寇也愈益猖獗。这些都促使明廷的海外政策更趋于保守。此后，对于一些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商船，明政府也盲目驱逐。这种排外的态度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使有利可图的对外贸易几近中断，两广地区“番舶不至，公私皆窘”；另一方面促使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更加严重。

无法在中国建立商业据点的葡萄牙人加入了中国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的行列。嘉靖十九年（1540）前后，葡萄牙人与倭寇及中国海盗李光头、许栋等人勾结，在宁波的双屿建立据点，时常骚扰沿海的中国商人和百姓。嘉靖二十七年（1548），副都御史朱纨调遣都指挥卢镗、副使魏一恭等率兵进攻双屿，终于将他们一网打尽，烧毁营房，杀死俘虏了一大部分葡萄牙人。部分逃脱的葡萄牙人又转移到福建泉州的浯屿（今金门），联合海盗为祸漳、泉一带。嘉靖二十八年，朱纨和福建巡海道副使柯乔合力进攻浯屿，并在走马溪一带截住葡萄牙船队，予以重创，海盗头目李光头等96人被打死。由于葡萄牙人的为非作歹，明廷严令中国沿海居民不得与葡萄牙人贸易，禁止向他们提供给养。

在中国建立殖民据点的失败及在走私贸易中受到的打击使葡萄牙人彻底认清了明帝国的实力，为了继续开展对华贸易，他们彻底转变了态度。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给远东的葡萄牙人下达了新的对华指令，即“努力寻求和平与友好”。

二、澳门：出租的祖产

嘉靖三十二年，即1553年，一位葡萄牙的商人头目莱奥内尔·索萨（Leonel de Sousa）以谦恭的态度寻求与中国的贸易。经过友好的谈判，广东海道副使汪柏代表明政府同意了葡萄牙人的贸易请求。葡萄牙人还谎称商船遇到风暴，要借澳门曝晒货物，为了得到明政府同意，他们向汪柏行贿，获得准允上岸定居。

明朝政府对葡萄牙人态度的转变，一方面是由于葡萄牙的卑谦态度迎合了明朝统治者虚妄自大的心理[15]，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明朝面对的内外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1550年，北方蒙古铁骑突破长城，一路烧杀抢掠，发生了著名的“庚戌之变”。1553年，蒙古军队再次南下侵犯。与此同时，南方江浙、广东一带倭寇和海盗极其猖獗。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人以友好的态度开展对华关系对于明朝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正如学者费成康所说：“在北起长城南至广东烽火遍地、危机四伏的险境中，有一股敌对势力主动愿意和解，广东官府直至明政府自然是极为欢迎的。”[16]而且，对外贸易的扩展还能带来一定的税收，对于财政吃紧的明廷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葡萄牙人还曾协助明政府抓捕海盗、镇压兵变。福建同安人林希元在《与翁见愚别驾书》中记载：“林剪（海盗）横行海上，官府不能治，彼则为我除之，二十年海盗，一日而尽，据此则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我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也。”此事应发生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前后，中葡联合剿灭了浙江双屿附近的海盗。嘉靖四十三年（1564），粤东柘林兵变，广州被围，总兵俞大猷曾派人联系澳门的葡萄牙人夹击叛军，“功成重赏其夷目”。万历年间，两广总督刘尧诲还曾联合居澳门的葡萄牙人夹击海盗林道乾，“赏赐银牌，花彩缎如礼，与我师并击”[17]。

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后，使之成为远东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和据点。《明史·佛郎机传》说：“自（朱）纨死，海禁复弛，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而其市香山澳、壕镜者，至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然，将吏不肖者反视为外府矣。”万历年间，明朝政府派官吏管理澳门，每年向葡萄牙人征收地租税金。在清朝末叶以前，葡萄牙人与中国政府基本维持了和平友好的关系，从主权上说，虽然他们定居澳门，但从未享有主权，其与中国政府是一种租赁关系。

澳门位居古代西太平洋海上贸易网的中心位置，在葡萄牙人的经营下，日渐成为远东贸易航路的中心。澳门至日本长崎、澳门至马尼拉、澳门至香料群岛的航线成为葡萄牙海上商业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由于紧贴远东地区最大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中国，从澳门出发的商船装载最多的还是中国商品。澳门—马六甲—果阿—里斯本航线成为葡萄牙的经济命脉，这条航路全长19000多千米，几乎绕地球半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