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东方世界经历着巨大变革的时候，自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后已经安逸千年之久的欧洲也开始冲破中世纪的夜幕，迎来了近代世界的曙光。在基督教大世界里，欧洲人开始萌动起来：持续不断的封建战争渐渐平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之风越过阿尔卑斯山脊吹向了欧洲内陆和英国；古典时代的天文、地理、艺术、哲学等各方面的文化成就重新为欧洲人发现和认识；最重要的一点是，欧洲人的欲望冲出宗教的牢笼，重新被解放出来，开眼看世界的欧洲人被隐藏在宗教“铁幕”背后的神秘东方吸引了目光。

一、百年战争的结束

1453年，法国军队包围波尔多，驻守的英国军队出城投降，法国人收复了除加莱以外所有的领土。至此，改变英法两国历史进程的百年战争正式结束。一百多年的战争埋葬了英法两国大部分的封建贵族，在战争中萌发的民族意识也不断滋长，最终推动两个封建王国开启了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光辉历程，进而拉开了近代西欧的序幕。

百年战争起因于法国卡佩王朝（Capetian Dynasty，987—1328）的绝嗣。1328年，卡佩王朝末代国王查理四世（Charles Ⅳ，1322—1328年在位）去世无子。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1327—1377年在位）以外甥身份要求继承法国王位。法国三级会议以古老的《撒利克法典》（Lex Salica ）中的条文引申出一条后来决定法国王位继承规则的规定，即“女性及母系后裔无权继承王位”[11]。这样，查理四世的堂兄弟、瓦洛瓦伯爵之子腓力得以继承王位，称腓力六世（Philippe Ⅵ，1328—1350年在位）。

腓力继承法国王位后，英王爱德华三世面临尴尬的处境。他在法国拥有多处领地，包括吉耶讷（Guyenne）、加斯科尼（Gascony）和蓬蒂约（Ponthieu）等。虽然作为国王他与法王是地位平等的，但作为法国领地的领主，他同时又是法王的封臣。因而，他不得不穿上骑士的铠甲前往亚眠大教堂，跪在法王面前向新任法王宣誓效忠。当时的效忠臣服礼是这样的：两个人对面而立，作为封臣的一方跪下，合起手掌置于封君敞开的双手之中，表示服从。然后，封臣向封君做出简短的承诺，表示他是封君的仆人。然后主仆双方以唇相吻，表示双方的关系建立。正是这种臣服礼使附庸关系中的依附和保护的双重关系建立起来。[12]这种关系构成了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结构的核心。

然而，在14世纪的欧洲，这种效忠臣服已经开始丧失实质意义。对于英法两国来说，法王希望把英国人彻底赶出法国，而英王仍然觊觎法国王位。两位国王矛盾的背后是正在萌发中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1337年，腓力六世借口英王不履行封臣义务下令收回加斯科尼领地，爱德华三世则以进攻佛兰德作为回应，由此，一场持续一百多年的战争拉开帷幕。

英法之间的争斗由来已久。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率军渡过英吉利海峡，击败英王哈罗德，开启了英格兰的“诺曼王朝”，加冕为“威廉一世”。此后英王便身兼英格兰君主与法王封臣双重角色。金雀花王朝的开创者亨利二世于1154年继承英格兰王位，此外，他从其母亲玛蒂尔达那里继承了诺曼底公国，从其父亲那里继承了法国的安茹、曼恩、布列塔尼等领地，又从其妻子那里得到了阿奎丹、波瓦图和加斯科尼等领地。他在法国的领地占据了法国的半壁江山，成为法国最强大的领主，比法王本人的领地还大五倍。历任法王无不把英国作为重要对手，将统一法国作为主要事业。

百年战争爆发初期，英王凭借英格兰这一稳固的大后方和庞大的法国领地做基础，取得了重大优势。1340年，在英军击败法国海军后，骄傲的英王开始自称为“英格兰和法兰西国王”，并将法国王室的徽章百合花添加进英国王室的徽章，以表示英王对英法两国的统治。[13]此后战争经历几次大的转折，但直至15世纪20年代，英国仍然据有绝对优势，而法国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北方是由英国控制的“巴黎法国”，而代表着法兰西民族的是退守南方的“布尔日法国”。1428年，英国军队南下围攻南方法国的屏障奥尔良城。就在法兰西民族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一位传奇的农家少女贞德（Jeannela Pucelle，1412—1431）出现了。贞德自称受上帝之命来拯救法兰西，已经无计可施的王太子查理命她率军驰援奥尔良。贞德率领法军一举击退了英军的包围，扭转了百年战争的战局。在以贞德为代表的法兰西民族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法国光复的进程加快。至1453年，法军收复了除加莱以外所有的英军占领区，迫使英国退回到不列颠。

百年战争对英、法两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英国在战后退守不列颠，基本放弃了对欧洲大陆领土的野心，这样，疆域的稳定，特别是不列颠独立于欧洲大陆的特征更强化了英格兰人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英吉利海峡成为天然的民族与国家的分界线，狭小的生存环境，促使英国人形成休戚与共的民族凝聚力。人们意识到海峡对岸的人与自己生活的岛上的人存在着诸多不同。对于法国，他们在战争中萌发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发酵，推动了法兰西民族的形成。其次，战争摧毁了阻碍英、法两国民族融合的分裂势力——封建贵族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制度，推动了以王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化。长期的战争使两国大量封建贵族死在战场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两国封建关系及其封建土地制度。与此同时，在战争中进一步壮大的王权填补了因封建贵族减少而留下的权力空间。这样，以王权为核心，英吉利和法兰西两大民族的统合加快。此外，英法之间的战争与对立推动了“国家”观念的发展。正如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8）上，英国代表所宣称的那样：“无论是以血缘、传统习惯还是语言来区别国家，还是以其他的任何标准来衡量……英国都是一个真正的国家。”[14]总之，英吉利与法兰西两大民族诞生在战争和封建制度垮塌的废墟之上，拉开了西欧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近代化历程。

二、西方人的“东方梦”

“三G说”，即“上帝（God）、黄金（Gold）与荣誉（Glory）”是对开辟新航路动因最为传统的说法，虽然不尽完全，但也不无道理。15世纪的欧洲正处于伟大变革的边缘，东方的大变局深刻影响了欧洲人在政治、军事、思想和宗教观念上的转变。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与穆斯林在近东地区的崛起使基督徒们感受到了空前的危机。从东欧、地中海到伊比利亚半岛，打着宗教旗号的“圣战”始终不断，打击穆斯林、向东方进军成为欧洲人最迫切的目标。同时，文艺复兴、城市兴起以及工商业的发展给整个欧洲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人们的欲望被人文主义思潮解放出来，对财富的追求再次点燃了“不老的东方梦”。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旅行家、传奇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对新航路开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西欧人不仅从他的游记中看到了“黄金”，也领略到了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广阔天地，特别是他对中国的描述，使欧洲人大开眼界。许多学者对马可·波罗那本游记大加挞伐，把这个穿梭于东西方的“背包客”当作一个说谎的骗子。但是，这个“骗子”在讲了许多大话的同时，确实记载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地理、历史知识，对于把欧洲人从狭小的基督教世界观拯救出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克洛·波罗（Niccolo Polo）与他的叔叔马弗奥（Maffeo）都是威尼斯商人，他们在中亚的布哈拉（Bukhara）滞留期间遇到一位蒙古使节，在这位使节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中国。约1266年，他们到达北京（汗八里）。壮丽的北京城，让他们非常震惊，这是他们在欧洲无法见到的宏大又富庶的城市。元世祖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请他们呈递一封给罗马教皇的信，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忽必烈还赐予他们一面金牌。

1271年，两兄弟带着马可·波罗和教皇的回信进行第二次东方之旅，历时数年再次来到中国。年轻的马可·波罗因为通晓多种语言而得到忽必烈的特殊赏识，甚至提升他做了元朝的官员。他在中国停留了17年之久。他曾奉皇帝之命巡视各地，因而得以游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曾奉命出使过越南、缅甸和苏门答腊等地。1292年，他受忽必烈委派，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去波斯成婚才离开中国。他们乘船经过爪哇和马来亚等地，又穿过印度洋，到达波斯，完成任务后，他们在1295年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威尼斯。

1298年，马可·波罗作为一艘军舰的指挥官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不幸被俘，之后被囚禁在热那亚的监狱中。他的经历通过口述的形式由一位狱友记录下来，得以传世。这位名为鲁斯蒂凯洛的比萨人（Rustichello of Pisa）对马可·波罗的旅行进行了一些润色，使之更具吸引力。

《马可·波罗游记》详尽地描绘了13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概况，盛赞了元代初期中国工商业、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伟大成就，尽管有许多夸张与不实之处，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仍是有据可循的。《游记》中用极其生动的笔法描述了马可·波罗所见到的各个城市。例如，当时的北京城，“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对于南宋故都杭州城（临安）的宫城的描绘更引人注目：“蛮子国王之宫殿，是为世界最大之宫，周围广有十哩……此宫有房室千所，皆甚壮丽，皆饰以金及种种颜色。此城有大街一百六十条，每街有房屋一万，计共有房屋一百六十万所，壮丽宫室夹杂其中。”[15]

马可·波罗对东方的描绘为欧洲人构建了一个立体的“东方梦”。“热情的大汗”、“遍地的黄金”、“数百座城市”、“豪华的宫殿”这些字眼勾画出梦境的轮廓，当欧洲人抚摸着阿拉伯人从中国贩运的柔滑细腻的丝绸与精美绝伦的陶瓷时，这个梦又变得真实。一代又一代的欧洲人传颂、分享着“东方梦”，然而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近东的崛起，这个梦被活生生地打断了，被阻塞在欧亚大陆最西端的欧洲人开始了由集体性的渴望转变为集体性的焦灼，最终推动他们用行动去追寻“东方梦”。

三、“诱人”的胡椒粒

香料无疑是推动欧洲人开辟新航路的直接诱因之一。现代世界的人们很难理解的是：香料这种看似平常普通的调味品为什么会如此令欧洲人着迷。其实，香料虽然在现代社会里司空见惯，但在新航路开辟前的欧洲，却具有非凡的意义。

香料最大的用途当然是用来调味。食用香料包括姜、胡椒、辣椒、桂皮、豆蔻等。但是，这些植物果实对于气候有着较高的要求，一般只能在湿润的热带种植，其主要产地是印度和东南亚的香料群岛。早在古罗马时代，王公贵族的餐桌上就有了香料的存在，但由于距离香料产地如此遥远，商人运回的货物量极少。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后，传统的东西方商路因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而受到威胁，欧洲人尝到香料味道的机会更少了，即使是国王和显贵餐桌上的食物也是淡而无味。他们虽然口袋里装满金子，却不如生活在东方的普通老百姓那样，拥有品尝酸甜苦辣的味觉享受。

香料的用途当然不只是用来调味，它还有更广泛的其他用途。其一，香料可以用来储存食物，如肉类经过香料的调制后可以放置更久。这对于古代世界人们度过漫长的非收获期和天灾之年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二，香料还是爱美的欧洲贵族妇女竞相追逐的化妆品原料。刺激感官的麝香、芬芳馥郁的龙涎香和玫瑰油是她们彰显自身吸引力必不可少的东西。此外，教会牧师和药剂师也是香料的重要顾客。正如作家茨威格所说：“在欧洲成千上万个教堂里，下级教士徐徐摇晃着的香炉里，终日烟雾缭绕，而制造神香的数以十亿计的微粒中，没有一颗产自欧洲本土，每一粒都得通过无比漫长的海路和陆路从阿拉伯运来。”[16]鸦片、樟脑、树胶等都是重要药材，为了吸引顾客，药剂师们往往在盛放药物的小瓷瓶上标注有“阿拉伯”或“印度”等代表东方的字样，而病人就会主观上觉得它药效更好。

欧洲人对香料的渴求推动了意大利城邦贸易的兴起。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市共和国抓住商机，充当阿拉伯人与欧洲人的中间商。他们从地中海的东部海岸和埃及亚历山大港等地收购阿拉伯人从印度、东南亚转运来的香料，再将他们贩卖到地中海北岸各欧洲港口或翻越阿尔卑斯山运往欧洲内陆，从而成为传统东西方贸易的关键一环。

虽然阿拉伯和意大利的商人不知疲倦地从事着香料转运贸易，但香料在欧洲市场上的价格之高普通人是不敢奢求的。当时，胡椒是按颗粒计算的，有一些欧洲城市和国家把它当贵金属一样作为支付手段。当时，要形容一个人富有的话，人们可以谑称他为“胡椒袋”，就像中国的“张百万”、“王百万”一样。然而在同一时代，从马来群岛购买一麻袋香料的价格比在欧洲买上几粒还要便宜。要理解这一价格差，我们只需了解来自东方的胡椒粒要经过怎样的旅程来到欧洲消费者的手里。

马来亚的奴隶是这些胡椒粒经历的第一双人类的手，他们将漫山遍野的成熟果实摘下来，送到背上的柳条筐里，在奴隶主的监督下一筐一筐地驮到市场上。他们的汗水只能换来一顿仅够半饱的食物，尽管有时他们自己能吃上半个地球外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受的佐料，但这并不能缓解他们的辘辘饥肠。在当地的市场上，阿拉伯商人正焦急地等待着收购，他们把钱付给奴隶主，然后从奴隶黝黑的脊背上卸下商品。这些精打细算的商人将要冒着热带难耐的高温用独木小舟经过十几天的时间运往远东最重要的中转港口——马六甲。马六甲苏丹的舰队在海峡上不断巡弋，所有过往的商人都要交纳转运税。在这里，阿拉伯商人们把独木舟上的商品转移到较大的帆船上，交纳税金后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

在无垠的印度洋面上，这些阿拉伯商人将要航行数月才能到达下一个港口。期间，他们必须忍耐酷热和无止境的孤独，平静的海面日复一日地看不到尽头。当然，这样的旅程已经是他们最为期待的了，因为最不幸的是遭遇印度洋可怕的风暴或者突然出现在海上的凶恶海盗。据称，当时平均每5艘商船中就有一艘遭遇这种不幸。幸运躲过这一劫的商人在印度西北部的坎贝（Cambay）等港口登陆。在这里，他们稍作休息，又要开启下一段艰辛危险的旅程。他们中的一路人前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港口；另一路人直航到亚丁湾的亚丁（Aden）。然后，他们登上陆地，暂时告别漫长孤寂的海洋旅途，把船上的货物装进骆驼背上的货包，开始沙漠之海的行程。这段行程也要经历数月之久。从霍尔木兹出发的一路人要经过巴格达、大马士革前往地中海东部的贝鲁特或黑海南岸的特拉布松；从亚丁出发的另一路人则要经过红海海滨的吉达，越过西奈半岛前往埃及。每经过一个地区都要缴纳苛刻的税金，而且这些古老的沙漠商路是沙暴的领地和强盗的生财之所，任何一次袭击都会使他们血本无归，甚至搭上身家性命。那些最终成功到达埃及和叙利亚港口的阿拉伯商人终于可以把一粒粒胡椒倾泻到意大利商人的精致货袋中，然后拿回他们一路上的全部成本，并得到极为可观的利润。意大利商人在付出高昂的价钱后，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珍贵的货物运回到意大利。在那里，来自德国、英国等地的商人接过货包，装载到大轮子货车上，沿着阿尔卑斯山脉崎岖的山路，把商品运到欧洲各地的散商手中，然后由这些商人盘剥最后一层利润卖给消费者。而此时，这些两年前由马来亚奴隶摘下的果实，已经穿越了半个地球。

在这漫长的香料商路中，阿位伯人控制了大部分路程，他们从欧洲人手中赚取了大量的金银，而贫穷的欧洲人更加贫穷。打破阿拉伯人的垄断，寻找一条直通东方的香料贸易路线成为欧洲人普遍的想法。

四、技术的“跃进”

技术上的进步是砸破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和天主教思想桎梏的斧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传入和造船技术的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文明发展的走向，使其以新兴的民族国家为载体，迈向了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

火药无疑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发明，它源于古代中国的炼丹术，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些中国最早的“化学家”原本是要为帝王炼制“长生不老”之药，各种药品混杂后发生了化学反应，引发了爆炸，从而意外发明了火药。不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火药的主要用武之地并非是战场，但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尝试在战争中使用火药。唐代后期的史书中已经有了关于火药箭的记载。宋代，由于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间战争频仍，武器的研制进入一次**。除了冷兵器的进步，关于火器使用的记载也有很多，如飞火枪、突火枪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的火药武器威力非常有限，无法取代冷兵器在战场上的作用。

火药传入欧洲源自于13世纪蒙古的西征。蒙古人在南下侵略中原王朝的过程中，从汉人那里习得火器之法。在阿拉伯人、蒙古人与欧洲的直接战争中，欧洲人也学会了使用火药。火药在传入阿拉伯和欧洲后，更多地应用于战争当中。欧洲人对火器的改进和应用颠覆了传统的战争方式，“导致了封建制度的毁灭，因为封建城堡不能抵御炮弹；封建骑士虽然穿着光亮的盔甲，横着长矛，却不是步行的带滑膛枪的普通人的对手”[17]。

印刷术的发明则使欧洲文明发展的进程大大加快。中国宋代的毕昇最早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与火药一样，同是在13世纪蒙古西征时传入欧洲。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对活字材料、油墨及印刷机的制造等方面做了开创性地改进，奠定了现代印刷术的基础。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带来了空前的影响，书籍供应大量增加。在活字印刷术流行以前，一个熟练而勤劳的抄写者一年内至多完成两本大型的书，而在16世纪，一个印刷所一年可以印出两万多本著作。书籍的大大增加，客观上使书籍的价格降低到普通人也可以接受的程度，书籍消费者群体大大扩展，甚至是粗识文字的农夫也愿意在农闲时翻一翻人文主义学者们精彩的著作。这样一来，知识和教育也拥有了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从而大大加快了欧洲人整体素质的提高与文明进程。此外，当书籍是手抄的时候，任何一部书的两个抄本几乎不可能完全一样，而印刷术的使用使书籍内容的准确性有了保障。总之，“印刷术的影响如此深远，甚至可以说，它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大地决定了现代文明的特性与质量”[18]。

指南针的发明是中国人的又一大贡献，用指南针原理制作的罗盘是古代风水师的主要衣钵。随着中国东南沿海海外贸易的发展，罗盘也被应用于航海。阿拉伯人最早从中国航海家那里学习到这种技术。约在12世纪，这一发明从海路经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意大利人是最早使用罗盘的欧洲人，他们对罗盘进行了关键性的改造，使船舶转向时不必再借助手的转动。到15世纪中叶，航海罗盘已经是欧洲人航海必备的工具。

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的传入，对欧洲文明发展进程的影响是革命性的。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说：“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再次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名人，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发展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19]

造船技术的改进对于新航路的开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造船技术不像上述三种发明一样易于传播，虽然中国人在很早之前就可以率领庞大的队伍乘船进行远洋航行，但是对于15世纪初的欧洲来说，他们仍然局限于近海巡游。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当人们研究早期的航行路线或航海图时，首先想到的总是近海航行这个简单平淡的词。”[20]

欧洲造船技术的进步更多的是源于欧洲人自己的劳动创造。在15世纪以前的欧洲航海中，有三种最常见的船。一种是宽阔的大三角帆船，这种船速度缓慢，但运载量较大，作为大宗货物的载具，在平静的地中海沿岸各个港口间往返运输。还有一种桨帆船，船体光滑狭长，以成列划桨为动力，能在瞬间达到相当快的船速。这种船不适合运输大宗货物，只能运载一些轻型货物或用于海战或劫掠，维京人使用的就是这种船。无论是大三角帆船还是桨帆船都无法适应于远洋航行。此外，北欧人还发明了一种适合海上运输货物的“柯克船”（Cog）。与那种挂三角帆、船体平整接合的地中海船不同，这种船配备一幅四角风帆，其船壳用铁钉将交叠的厚板搭接起来，呈瓦叠状。“柯克船”不仅造价低，而且载货量大，适合北欧人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21]

15世纪后，伊比利亚人在融合欧洲南北造船技术方面拔得头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舶设计师们将横帆帆船的前桅和三角帆船的主桅及后桅相结合，制造出了三桅快帆船（caravel），从而使水手们可以在任何天气里航行，这一发明也使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22]这种船有一条笔直的龙骨和一座安置在船尾上的舵，配备两幅或三幅大三角，一般重70吨左右，长60～70英尺[23]。葡萄牙的水手们正是乘坐这种船完成在非洲西海岸的探险任务的。哥伦布首次航行使用的“平塔号”（Pinta）和“尼娜号”（Nina）也是这种船，遗憾的是，他的旗舰圣玛丽亚号（Santa Maria）是挂横帆的大船，这艘船在探险中拖了后腿。后来圣玛丽亚号在海地岛搁浅，哥伦布抱怨说：“搁浅船很重，不适于从事发现工作；而之所以使用如此笨重的船只，全在于帕洛斯港（Palos）的人违背国王与王后原先之允诺，没建造适于发现事业的帆船。”[24]根据大航海时代欧洲水手的亲身经验，在顺风时乘坐这种船只需三周就可以从旧世界的佛得角群岛抵达新世界的安的列斯群岛，在蒸汽船的时代到来之前，这一纪录从未被打破。便捷可靠的三桅帆船为新航路的开辟立下了汗马功劳。[25]

大航海时代的三桅帆船

除了造船技术和航海罗盘，欧洲水手们在长期的航海中还取得了许多其他的成就。1456年，葡萄牙人就使用四分仪（quadrant）测量星星高度以推断航船所处的纬度。[26]他们还把舵装置在艉柱上，这一改进使大船的舵掌变得安稳可靠，尤其是遇到北方沿海一带强劲潮流时更是如此。此外，各种航海指南为海上的安全航行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航海指南所记载的是几代航海人根据自己对风向、潮汛、浅滩和沿海等地理特征的观察所积累下来的知识。[27]

15世纪中叶完成的技术大跃进为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火药武器、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使人们空前自信起来。同时，文艺复兴的潮流也开始席卷欧洲，来自古希腊罗马及阿拉伯世界的书籍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知识，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冲破了天主教狭小的世界观，而萌生的人文主义又与骑士的冒险精神相结合，激发了人们海外扩张的强烈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