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的衰落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无疑从根本上改变了15世纪东方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再度南侵，使这个东方的古老帝国不仅在版图上，而且在民族心理上走向保守。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则标志着伊斯兰扩张的又一波**，决定性地改变了西亚、北非乃至东欧的历史发展道路。

一、中华舰队的“归隐”

1433年（明宣德八年），62岁的郑和率领他的庞大船队来到了印度的卡利卡特（Calicut，中国古籍称“古里”）。此时的他由于长年的海上奔走积劳成疾，印度洋的潮湿海风加重了他的病情。他最终没能回到祖国，病死在这座达·伽马到达东方最先踏足的印度城市。巧合的是，在遥远的伊比利亚半岛上，传奇的葡萄牙国王若奥一世（Jo?o I，1385—1433年在位）亦于同年病逝。两人的去世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郑和的死标志着纵横大洋的中华舰队开始退出海洋舞台，而葡萄牙国王若奥一世死后却给葡萄牙留下一个稳定的国家，一个蓄势待发向外扩张的民族。次年，葡萄牙人吉尔·艾阿尼斯（Gil Eanes）穿过了曾被认为不可穿越的西非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附近海域，使葡萄牙人的航海事业向前迈出一大步。

明朝船队的七次远航，在世界航海史上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中国数千年航海事业成就的一次巡展，也是在海洋舞台上最后一次精彩的亮相。几百年后，当我们开始回顾这段光辉历史的时候，难以抑制地扼腕叹息。这种荣光，突如其来却又转瞬即逝，以至于我们还没来得及感受这份荣耀，它就已经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只剩案牍上几片泛黄的纸页。

无论如何，我们仍有必要细细地品读这段短暂的辉煌。时光追溯到1371年，即明太祖洪武四年，远在西南方的云南昆阳还游离于明帝国的版图之外，一个普通的回族家庭在这一年产下一名男婴。这名男婴姓马，小字三保。小男孩11岁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的军队进占云南。小男孩被明军抓走，带到了都城南京。他被迫进宫做了太监，后来又进入燕王府，跟随太祖皇帝26个儿子中的老四朱棣做了家奴。谁也不会想到，他将引领明帝国完成一件前无古人的航海壮举，抒写下中华文明史精彩的一页。

1398年，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即位。第二年，他的叔叔燕王朱棣就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这即是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马三保因谋略过人、有胆有识而得到朱棣信任，并随军出征。随后，他在今郑州一带为朱棣立下战功。从太监堆里脱颖而出的马三保从此步上历史舞台。永乐二年（1404）做了皇帝的朱棣亲赐他姓“郑”，任内官监太监，成为众多太监中仅次于司礼监太监的宫内显职。

在初步巩固统治后，根据《天妃灵应之记》碑文载，永乐三年（1405），朱棣交给郑和一项重大任务，即由他“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奉使出洋”，以“宣德化而柔远人”。六月，郑和船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船队共计62艘，载员27000多人。船队首先到达位于今越南南部的占城，又先后到达爪哇、暹罗（今泰国）、满剌加（马六甲）、苏门答剌及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岛等地。永乐五年（1407）九月返回南京。次年（1408），郑和再次率船队远航，到达了印度次大陆西部海岸的古里（卡利卡特）、柯枝（柯钦）、锡兰（斯里兰卡）等地。[1]

复原的郑和宝船

至宣德五年（1430），郑和共计七次远航，所到之处遍布东南亚和印度洋海岸各处，最远处包括红海海滨的亚丁、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以及非洲东海岸的卜剌哇（今索马里的布腊瓦）、竹步（位于赤道以南的索马里朱巴河口一带）、麻林（肯尼亚的马林迪）等地。明代中国这种持续多次的大规模远洋航海在世界历史上实属首次。

对于郑和七下西洋的原因及意义，历来为学界争论的焦点。就当时的影响来看，这次有组织、大规模的政府行动确实宣扬了明帝国的国威，实现了明成祖想要实现的“万国来朝”的目标。根据《明史·古里传》记载，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后，“诸番使臣充斥于庭”。仅永乐二十一年，各国来中国使臣就达1200人。

郑和的远航还促进了东南亚和印度洋诸国与中国的贸易与文化交流。郑和船队载着瓷器、丝绸、麝香、铁器和金属货币等，用以同诸国贸易。满剌加（马六甲）是郑和远航的中间站，船队在此补给休整，这里还设立了明政府的“官厂”。郑和的一位部下巩珍在其所著《西洋番国志》中记载：“中国下西洋舡以此为外府，立摆栅墙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城，盖造仓库完备。”中国人在马六甲建立据点，比葡萄牙人早了一个世纪。这也是中国政府在海外建立据点的一次特例。

为什么明帝国的这支庞大船队没有对所到之处进行殖民和征服呢？或许我们能从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训诫中看出究竟。在《皇明祖训·箴戒篇》中，他告诫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他还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剌、爪哇等国列为不征国。

明成祖朱棣

郑和下西洋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庞大的中华舰队就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上消失了。史家黄仁宇认为其原因在于：明成祖时期对外扩张的作为“已超过他可以支付的能力，他的帝国接受了极度的负担，已近乎破裂点，他的继承人必须全面地紧缩，才能避免朝代之沦亡”。[2]此后的明王朝在海洋方面开始转向保守，一直到19世纪的数百年间，中国几无海军可言，更遑论远航异域了。中华舰队的归隐宣告一个属于东方的海洋时代结束了，历史的交接棒转交给了蓄势待发的欧洲人。

二、大明帝国的危机

景泰四年（1453年）十月，瓦剌太师也先杀死傀儡大汗脱脱不花[3]，自立为可汗，并遣使致书明廷，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国书称：“往者元朝受天命成为夷夏之主，今我已得其位，拥有国土和人民，并得传国玉玺，敬请遣使修好。”迫于蒙古部再度崛起后的锐利兵锋，明景帝诏命廷臣商议后宣布承认也先为“瓦剌可汗”。

此前4年（明正统十四年七月），已经统一蒙古诸部的瓦剌军队在也先的率领下分四路大举进攻明帝国。明英宗朱祁镇受太监王振蛊惑，以天子之躯亲临战场，实际指挥权操控于王振之手。这位教书匠出身、挥刀自宫的王公公只会玩宫廷里的钩心斗角，而对领兵打仗一无所知，从而导致这次战争的失败。

明军共计20余万，号称50万，文武百官随驾出行，浩浩****出居庸关，一时间，也可谓气势恢宏，大有破竹之势。明军行至大同，王振听说前方战败，惊惶失措，下令大军撤退。大军回还途中，这位王公公竟然临时改变行军路线，企图让明英宗驾幸其家乡蔚州，以显示威风。英宗从其言。但是，大军甫一转行，王公公又突然转念，害怕军队所过之处，毁损他的田园庄稼，遂又号令全军再度变更行军路线。这一翻折腾，大大拖延了明军的撤军速度。蒙古军队一路追击过来，与断后的数万明军骑兵在宣府遭遇。数万明朝骑兵不多时即被屠戮殆尽。明军主力退到土木堡，被随后赶来的蒙古军队包围。由于明军人数众多，蒙古军队一时无法突破。2日后，蒙古军队诈和退围，佯装离去。王振不明就里，立即下令移营就水。人渴马饥的明军一哄奔向河边，一片混乱。蒙古军队趁机再度聚围。根据参与此战的李贤在《顺天日录》中的记载，阵脚大乱的明军“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英宗盘腿而坐于阵中，没有割发断袍逃跑，还算表现出一些帝王气概。罪魁祸首的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锤杀，樊忠最终也战死沙场。此役，20余万明帝国的精锐之师死伤过半，而根据刘定之《否泰录》记载，此役包围明军的蒙古军队“众仅二万”。这番战绩，不禁令人唏嘘。

土木之变使明朝面临开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皇帝被俘、大军战败、军心丧失，这与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耻”[4]极为相似，仿佛历史重演。土木之变后，因为明军精锐尽失，北京城防守空虚，瓦剌军队准备继续南侵，进攻北京城。在此帝国存亡之际，幸得出了一位力挽狂澜的人物——于谦。他力主死守北京，与廷臣联合奏请皇太后立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是为景帝。

同年十月一日，瓦剌军以送英宗（时已为太上皇）还朝为名，攻陷白羊口、居庸关等重镇，进围北京城。在一片南迁之声中，于谦力排众议，坚持固守京师，得到景帝信任。于谦调兵遣将，加强城防，又亲率大军22万列于九门之外。瓦剌军队杀到后，于谦先使骑兵诱敌深入，然后尽出伏兵，最终成功地将也先兵马击溃，解除了帝国的危机，这就是著名的北京保卫战。也先被击败后，遣使与明朝议和，送还英宗归朝。[5]

蒙古人的再度南下使明朝在经济和军事上都遭到了空前的打击，在政治上也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它标志着明朝从开放自信到保守自矜的转折。自此以后，明帝国开始重复历代中原王朝的循环老路，就像到了更年期的人一样，这个曾经生气勃勃的王朝开始变得死气沉沉，失去了进取之心，烜赫一时的中华舰队渐渐在江风海水中腐朽。

三、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于奥斯曼帝国之手。它的陷落对世界历史产生的影响是革命性的，昔日傲然屹立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就此烟消云散。[6]拜占庭帝国是基督教世界的东部屏障，千百年来一直为欧洲充当着穆斯林扩张大潮中的盾牌。它的覆灭使欧洲人直接面对来自穆斯林的威胁。

在5—11世纪之间，拜占庭帝国创造了空前的辉煌，与之相比，欧洲显得原始落后，在国际舞台上也无足轻重。但是，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拜占庭帝国却一直未能突破光辉历史对它的束缚，开始变得陈腐守旧，跟不上时代。[7] 13世纪初，罗马教皇发动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又给这个帝国带来致命一击。同是“上帝子民”的西欧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洗劫了这座千年帝都。这次入侵及此后建立的拉丁帝国“彻底摧毁了拜占庭统一帝国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8]。

13世纪中后叶，拜占庭虽然完成了复国运动，收复了君士坦丁堡，但是过了“更年期”的帝国并没有完成自身的蜕变。相反，贵族弄权、王族内讧、将领篡权、下层起义，一场接一场的宫廷阴谋、血腥政变与残酷内战彻底把这个大帝国拖垮了。最终，逐渐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成为这个衰朽帝国的掘墓人。

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444—1446年、1451—1481年在位）

奥斯曼土耳其人原居于中亚阿姆河流域，13世纪蒙古人西侵，奥斯曼土耳其人被迫西迁，依附于塞尔柱突厥人建立的罗姆苏丹国。13世纪末14世纪初，杰出的首领奥斯曼宣布独立，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国家。此后，奥斯曼土耳其人不断扩张，不仅吞并了罗姆苏丹国，而且不断蚕食拜占庭帝国的土地。至1453年以前，小亚细亚及包括希腊在内的巴尔干半岛或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直接统治，或向苏丹称臣纳贡，此时的拜占庭帝国也已向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称臣。可以说，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完成了灭亡拜占庭帝国的一切准备。

但是，拜占庭帝国依靠君士坦丁堡顽强屹立。这座千年帝都是君士坦丁大帝选址督建的，它北临金角湾，并以铁索封锁，南靠马尔马拉海，东面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与小亚细亚半岛相隔，西南与陆地相连，这里筑有两道坚固的城墙。可以说，这座城池地势极为险要，易守难攻。

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进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一方面，他们聘请匈牙利人乌尔班铸造了威力巨大的乌尔班巨炮，这种大炮可以将1200磅[9]的石弹射出，对城墙的破坏力极大。另一方面，土耳其人以保障热那亚商业特权为条件，使土耳其军队得以借道热那亚人控制的加拉塔据点，从陆上潜入防守薄弱的金角湾。他们用坚厚的木板铺设道路，在木板上涂抹润滑的油脂，然后用牛将舰船从陆上拖到金角湾。这样，君士坦丁堡腹背受敌，最终被土耳其人攻陷。1457年，穆罕默德二世将帝国首都迁往君士坦丁堡，这座古老的基督教城市成了伊斯兰世界的又一中心，并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伊斯坦布尔。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彻底灭亡，同时也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的正式崛起。此后，奥斯曼帝国继续扩张，至15世纪末叶，帝国在北方已经推进到贝尔格莱德，南部已经将整个小亚细亚半岛和希腊地区纳入版图。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对欧洲政治格局的影响是“空前的”。[10]一方面是基督教世界的势力范围大大收缩，西欧各国不得不直接与穆斯林军事帝国正面对抗；另一方面，传统上以意大利诸城市共和国为纽带的东西方商业和文化交流彻底中断了。总之，西欧不得不面临空前的孤立与危机。当然，也正是这种孤立与危机，激发了西欧人奋发图强，向海外扩张的斗志，从这点来说，近东地区的大变局所带来的危机对于西欧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