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被亚、欧、非三大洲环抱，在人类文明的五大发源地之中，古埃及文明、西亚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皆孕育于这片水土之上。当人类文明的曙光初现于西亚、北非之时，富有冒险精神的古代先民就已泛舟地中海之上。在地中海世界的诸多伟大民族中，涌现出了许多航海事业的佼佼者，他们冲出地中海平静的波涛，用木制的龙骨划破大洋的水面，在未知的海域探索航路。

一、扬帆地中海的腓尼基人

无论是灿烂的埃及文明，还是辉煌的巴比伦文明，都属于“大河文明”。然而，公元前3000年末，在今天黎巴嫩和叙利亚一带的地中海东岸崛起了一个由许多城邦组成的“航海民族”——腓尼基。

“腓尼基”，在古希腊语中意为“绛紫色的国度”，这缘于腓尼基出产的独具特色的商品——紫红色布匹。腓尼基诸城邦背靠黎巴嫩山，面朝地中海，没有大河滋养的肥沃土地用来发展农耕。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最大的工作是商业和殖民”[1]。

商业是腓尼基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他们驾驶着狭长的木船穿梭于地中海沿岸的各个港口之间，既贩卖自己出产的纺织品和手工艺品，也充当中间商。他们的商品供应商和客户不仅来自地中海各地，还延伸到了地中海以外地区，如他们惯常的贸易是把来自印度的谷物、酒类和纺织品，黑海沿岸的黄金和铁，塞浦路斯的玉米以及希腊的工艺制品贩卖到地中海各个港口。此外，他们还从非洲内地运回象牙和奴隶在地中海市场上转卖。为了方便商业活动，他们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许多商业据点和殖民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法国的马赛和北非的迦太基。除了活跃于地中海和黑海海域，腓尼基人还穿过了曾被认为是世界尽头的直布罗陀海峡，泛舟大西洋。他们向北到达不列颠群岛从事锡矿贸易，向南活跃于西非海岸，同黑人交易。海上的商业活动使航海成为腓尼基人的“拿手活儿”，也催生了大批优秀的水手。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os，约前484—约前425）记载了一件惊人的事情：腓尼基人早在公元前600年就已经成功环航非洲。这一伟大成就的支持者是埃及法老尼科二世（Necho Ⅱ，约前609—前593年在位）。尼科继承了其先辈发展海外贸易的传统，最早提出了开辟新航路的构想，即绕过非洲南端沟通地中海与印度洋。不过，埃及并没有足够优秀的水手，于是他雇用了一支腓尼基人，由他们组建船队沿非洲东海岸南下。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他派遣腓尼基人乘船出发，命令他们在回航的时候要通过海拉克列斯石柱[2]，最后进入‘北海’（地中海），再回到埃及。”腓尼基船只都是狭长的木舟，无法携带大量粮食，于是“在秋天到来的时候，他们不管航行到利比亚（非洲）的什么地方都要上岸并在那里播种，并在那里一直等到收获的时候，然后，在收割谷物以后，他们再继续航行，而在两年之后到第三年的时候，他们便绕过了海拉克列斯石柱而回到了埃及”[3]。

除希罗多德的记载以外，没有留下其他直接材料证明这次航行的真实性。不过，有一点是令人信服的，即腓尼基人至少航行到过赤道以南。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腓尼基水手们说他们向西绕过这个大陆最南端时，他们惊奇地发现中午的太阳出现在他们右边。腓尼基水手的惊讶恰恰验证了事情的真实性，因为这正是赤道以南的人们所经历的现象。虽然希罗多德自己并不相信这件事，但却为我们提供了反证。

腓尼基人的航海事业与殖民扩张是分不开的。约在公元前2000年，腓尼基人航行到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又以此为跳板，航行到巴尔干半岛南岸，并绕过亚平宁半岛在西西里岛建立了殖民地。此后，他们又进一步在撒丁岛、马耳他岛及科西嘉岛等地建立殖民点。公元前6世纪前后，由于埃及与古巴比伦两大帝国争霸，夹在中间的腓尼基成为牺牲品。此后，腓尼基先后沦入古埃及、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手中。不过，作为腓尼基的继承者，迦太基续写了腓尼基人的航海文明。

迦太基位于西地中海北非沿岸，原是腓尼基人开辟的商业殖民据点。在腓尼基衰落后，迦太基立足于西地中海，不断对外扩张，极盛时期的势力范围从北非一直延伸到西班牙、撒丁岛和西西里岛，是希腊和罗马人最强劲的海上对手。

在航海探险事业方面，迦太基也取得不小的成就。希罗多德记载了一次迦太基人沿非洲西海岸航行的事迹。一位叫撒塔司佩斯的迦太基人，因为犯了重罪而被迫接受一项比“刺刑”更重的惩罚——从地中海绕利比亚（非洲）航行至阿拉伯湾，如能成功，便可将功赎罪。撒塔司佩斯或许知道他的先人从埃及出发环航非洲的事迹，于是他首先前往埃及，从那里得到航船和船员。然后，他带领探险队穿过直布罗陀海峡，驶入大西洋。根据记载，他“绕过了称为索洛埃司（Solois）的利比亚岬之后向南驶行，但是他在大海之上航行了好多个月却一点看不到边际，于是他便转回来返回埃及了”。在撒塔司佩斯的报告中，他声称：“路过一个矮人的国家，那里的人们穿着椰子叶的衣服，而每当他和他的人员使船靠岸的时候，这些人就一定离开他们的市邑而逃到山里去。”他没有绕航非洲，他报告给迦太基国王的理由是“船的进路受到阻挠而不能再向前行驶了”[4]。由于没有完成国王交代的任务，这位可怜的航海家最终还是被处以极刑。

另一位著名的迦太基航海家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探航北大西洋的先驱希米尔科（Himilco）。他的事迹记录在航海笔记当中，但早已失传，幸而古罗马时代几位学者如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中转述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希米尔科的目的是寻找传说中盛产锡矿的卡西特利德岛，这个岛很可能指的就是大不列颠岛。希米尔科带领迦太基探险队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沿海岸向北到达今日法国沿岸。此后，他可能向西到达了大不列颠岛，找到了传说中的锡矿产区。他的探险因为看到一种巨大的“海怪”而返航。这种让希尔米科吓破了胆的“海怪”其实是温顺的鲸。不过，对那个时代只在近岸活动的人们来说，对这种地球上体型最大的动物还一无所知。

希米尔科后，另一名迦太基航海家汉诺（Hanno），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或公元前4世纪初率领一支庞大的殖民船队，前往非洲西海岸执行了一项宏大的殖民计划。汉诺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转移迦太基过剩的人口，并建立一些迦太基商业驿站。船队由60艘“巨型桨船”组成，每艘船上有50名水手，共搭载约3万名殖民者。他们一路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沿非洲海岸向南挺进，每到一处就向岸上留下一群殖民者，让他们建立殖民地。据记载，汉诺航行的最远处是一个巨大海湾，由于储备物资告罄而被迫返航。他们在返航时经过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并在这一带的西非海岸登上大陆，然后经陆路回到迦太基。关于流传的《汉诺历险记》，有许多历史学家存疑，这本航海日志的原本毁于战争，现存文本是公元前2世纪的一份手抄本摘要。根据历史学家推测，他们应该到达了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并且继续向南前进了一段距离，甚至可能到达过喀麦隆。

自公元前3世纪中叶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为了争夺西地中海霸权，罗马与迦太基进行了三次“布匿战争”。在第三次战争（前149—前146）后，为防止这个对手东山再起，罗马人血洗迦太基城，将所有男女老幼全部杀死，并在城邦废墟上撒上盐，以使这片土地寸草不生。随着迦太基的灭亡，腓尼基文明也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关于腓尼基和迦太基人的历史，我们只能从他们的老对头——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历史记载中得到少量的史料。

二、古希腊—罗马的航海发现

希腊人生活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是天生的航海民族，诸多城邦环绕着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分布，正如柏拉图所说，一座座希腊城邦就像雨后池塘边蹲着的、彼此呼应的青蛙一样。希腊人也是一个爱好探险的商业民族，他们长期穿梭于海上，不仅把商品带到地中海世界各个港口，也把自己的城邦文明传播到那里。

较之地中海世界其他民族，古希腊人对于世界的认知更为科学和全面。向西，他们已经达到大西洋之滨，并在意大利半岛南部、西西里岛、法国南部及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建立了许多殖民子邦。向东，他们穿过色雷斯、经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环绕黑海开辟了许多殖民地和贸易商站，将黑海纳入了希腊文明范围。在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人对于两河流域诸多民族以及印度的了解也大大深化。向北，他们对于欧洲中部和东欧甚至是“极北”地区都已经有许多了解，如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记载了大量中、北欧民族的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向南，他们开始在利比亚、突尼斯建立殖民地，并与埃及建立密切的商业联系。

不过，即便希腊人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航海民族，也不能使他们免于犯下一些今天看来稚嫩的谬误。希腊最著名的旅行家米利都（Miletus）人赫卡泰奥斯（Hecataeus）在遍访地中海世界之后得出了他最著名的观点：世界只有单一的陆地，周围是广阔的海洋，而地中海是它的内湖。即使是博学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对世界的整体感知也是可笑的，他说：“对于那些把全世界分割为利比亚、亚细亚和欧罗巴三个部分的人，我是感到奇怪的。因为这三个地方的面积相去悬殊。就长度来说，欧罗巴等于其他两地之和；就宽度来说，在我看来欧罗巴比其他两地更是宽得无法相比。”[5]当然，对于依靠两条腿旅行的古代人来说，这种以自己所处文明为中心的世界观无可厚非。

古希腊最值得一提的航海家是皮提阿斯（Pytheas，约前360—前290）。他在北大西洋的航海探险活动对于丰富地中海世界人们对于中北欧和北部大西洋有着革命性影响。约公元前325年前后，皮提阿斯得到一群马赛利亚（Massilia，今法国马赛）商人的支持，装备了一艘较大的探险船。商人们希望皮提阿斯能找到传说中位于大西洋中的锡岛，以图打破迦太基人对地中海地区锡矿贸易的垄断。皮提阿斯从马赛利亚出发，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后转向北方行驶，他沿着伊比利亚半岛海岸一直航行到英吉利海峡，然后成功登上大不列颠岛西南部的康沃尔半岛。这是有记录以来来自地中海文明区的欧洲人，首次登陆这个孤悬海外的大岛，皮提阿斯将岛上的居民称为“不列颠人”（Britons）。之后，他沿着大不列颠岛西海岸航行，从南向北穿过了爱尔兰海。驶出这片海域后，他又探察了苏格兰沿岸的内赫布里底群岛（Inner Hebrides Islands）及奥克尼群岛（Orkney Islands）。此后，他又继续向北航行了6天，到达一片“冰海”。这是迄此为止，地中海文明区域的航海者有记录到达的最北端。皮提阿斯因此被西方学者称为“第一个极地航海家”。从“冰海”掉转船头后，他再次回到大不列颠岛，沿着东部海岸到达肯特，然后穿过了英吉利海峡。不过他并没有返航，而是又沿着大陆海岸向东北航行，发现了尼德兰、日耳曼西北海岸及附近岛屿，最远到达易北河河口。[6]

关于皮提阿斯传奇性的远航，后世学者对其记述的许多细节提出质疑，但无论如何，这次北大西洋探航的历史性贡献是不容抹杀的。特别值得强调的有两点：其一，皮提阿斯对大不列颠岛的探察是罗马征服以前，欧洲人认识这一地区的主要来源；其二，皮提阿斯把欧洲人的视野扩展到了“极北之地”（the Land of Thule），为16、17世纪人们探寻北方航路奠定了基础。

古希腊人完成的另一航海成就与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有关。亚历山大大帝不仅将东部地中海世界纳入帝国版图，还把触角伸向印度。亚历山大在征服印度西北地区后，命令部队分为海陆两支返回。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最信任的将领之一尼阿卡斯（Ncarchus）率领一支庞大的希腊舰队顺印度河而下，进入印度洋，然后沿着今日阿拉伯湾崎岖的海岸线西航，成为第一批踏波印度洋的欧洲人。他们穿过阿拉伯海，从阿曼湾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然后从底格里斯河入海口溯河而上与亚历山大大帝亲率的陆军会合。一支成建制的大舰队穿越如此漫长的海路行军在世界历史上应属首次，他们在事实上开辟了一条往来于印度和阿拉伯地区的印度洋航路。亚历山大以非正义的征服战争开端，但在不自觉间推动了历史车轮的滚动。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近代欧洲文明正是从古希腊人那里得到最初的营养，并逐步成长起来的。希腊人的航海文明由罗马人继承并取得更大成就。罗马人崛起于伸入地中海的意大利半岛上，尽管它最初并非一个航海民族，但在罗马帝国将地中海变为内湖后，又持续向海外扩张，开辟了新航路。

罗马人在地中海世界之外最著名的海上扩张是对不列颠的征服。虽然希腊人皮提阿斯已经将大不列颠岛介绍给了地中海世界的人们，但这个巨大岛屿依然长期徘徊在文明世界之外。公元前55年至公元前54年，时任高卢总督的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两次率领罗马军团横渡英吉利海峡，登陆了孤悬海外的大不列颠岛。身兼历史学家身份的恺撒在其《高卢战记》中对这里的地理环境、居民风俗及自然资源进行了详细描述。一个世纪后，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公元41—54年在位）为了提高自身威望，命令普劳蒂将军（Aulus Plautius）率领四个罗马军团前往征服不列颠。经过持续18年的战争，罗马军队征服了苏格兰以外的整个大不列颠岛。[7]除了血腥征服，罗马人还给这片域外之地带来了凝聚地中海世界上千年文明精华的罗马文化。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当罗马人于公元5世纪撤出不列颠后，这里又恢复了当初的原始风貌。若不是屹立于北方的哈德良长城[8]和遍布各地、野草丛生下依稀可辨的罗马大道，人们很难相信，罗马人竟然在这里统治过三个多世纪。

罗马人的触角还伸向了更北的海域。早在公元前12年，由吉拉夫迪·奈龙·德鲁斯率领的一支罗马探险队顺莱茵河而下，经过埃姆斯河（Ems）河口，到达韦泽尔河（Vezere），探索了德意志西北部沿海地区和北海，发现了弗里西亚群岛（Frisian Islands）等。[9]公元4—6年，罗马人在远征北方日耳曼人期间，还曾一度驾船驶出莱茵河，沿大西洋海岸向北探察了日德兰半岛（Jylland）附近海域。后来的罗马商人继续北上，在波罗的海沿岸进行了大范围探险和考察，他们搜集的琥珀成为热销地中海的商品。

大西洋也留下了罗马人的足迹。著名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约前204—前122）曾于公元前145年率领一支小型探险队考察了非洲西部海岸。他们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向南一直到达萨基亚阿姆拉河（Saguia al—Hamra）河口。沿着波里比阿的足迹，罗马人在公元前80年前后，继续向南发现了马德拉群岛（Madeira Islands）和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这两大群岛成为后世欧洲航海家深入大西洋探险的跳板。他们的发现比伊比利亚人早了一千多年。

随着罗马帝国向东推进，印度洋上也出现了罗马人的帆影。公元前5年，罗马航海家埃里·迦拉从红海沿岸的一个埃及海港启程，到达了阿拉伯半岛的也门地区，率先发现利用印度洋季风从事远洋航行的规律。一些罗马商人还沿着古老的航路到达过东方。根据《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公元166年大秦王（罗马皇帝）安敦遣使节从海上来到中国，呈献了象牙、犀牛角等礼物。安敦应指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敦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161—180年在位）。这个使团很可能是罗马帝国东部地区的一个商人使团，他们奉命来中国进行丝绸贸易。在当时，丝绸是最受罗马上层贵族欢迎的奢侈品，罗马史家笔下的“丝绸之国”即指中国。

公元2世纪中叶，罗马帝国时代最著名的地理学家克劳狄·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90—168）对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航海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其著作《地理学指南》凝聚了整个地中海世界地理学发展的结晶。托勒密生活在罗马统治下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拥有罗马公民身份，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他是希腊人后裔或希腊化埃及人（Hellenized Egyptian）。[10]在地图学方面的创造性成就是托勒密最为人称道的贡献之一。首先，他定下了制图学的原则：一是地图要忠于一定比例；二是绘制地图要朝向北。其次，他坚持地球是球体，并发明了投影法（map projection），即将隆起的地表转移至平面上。再次，他还设定了经度和纬度。此外，托勒密还描绘了一幅影响深远的世界地图，并令人惊异地标出了亚洲东部地区，这幅地图成为后世欧洲人海外探险的重要参考，这也使托勒密成为15世纪以后新航路开辟的“实际导师”。

托勒密描绘的世界地图（1482年出版）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托勒密的地理学体系及地理概念也存在许多谬误。首先，他构建的天文学体系中，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太阳、月亮与其他行星都绕着地球转。这一“地心说”理论长期被欧洲人奉为真理，直到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在纽伦堡出版，才对此提出挑战。其次，他错误地估计了非洲大陆的形状和长度，在他的地图上，非洲与南极大陆相连，印度洋是一片内海。此外，他还坚持除欧、亚、非之外只有海洋的观点。但无论如何，公允地说，托勒密的地理学成就是前无古人的，他的谬误虽然不少，但这些对于一个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人来说，都是完全值得被原谅的。

作为欧洲文明的源头之一，古罗马人通过不断向外扩张将欧洲人的视野从地中海世界向外扩展到大西洋和印度洋，而且也将承继自希腊人的古典文明传播到整个地中海世界及许多新地区。罗马治下的商人和航海家们驰骋在帝国内外的江河湖海之上，从事商业贸易和海外探险。他们在将古老的海上通道连接起来的同时，也开辟了许多新的古代航路，这些都成为后世欧洲人开辟新航路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