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迄今依然无法对密教做出明确的定义，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说不清楚到底何谓密教？可是，密教这一范畴不但在西方大多数宗教学者的词汇里是一个基本的、常见的词汇，而且它也已经成为一个在大众想象中十分有魅力的东西，通常被打上“神圣的**”（sacred sex）的标签，充斥于西方的流行文化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众说纷纭的这个密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客观的存在，而是某种形式的西方思维的产物，是一个西方思维发展出来的错误概念。正如美国南亚密教研究专家、俄亥俄大学宗教学系教授Hugh B.Urban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密教“是一个辩证的范畴（dialectical category）——很像沃尔特·本雅明所说的‘辩证的想象’（dialectical image）——产生于西方和印度思想之间的映像和模仿（mirroring and mimesis）。它既不是单纯的本土演化的结果，也不是少数东方学家的虚构，密教是同时发生在本土与他者之间的，由幻想、恐惧、愿望满足所构成的一种不断变化的混合体，这击中了我们对异域东方和当代西方的建构的要害。”[25]

密教虽然说不清、道不明，但它又确确实实曾经在东方存在过，所以，我们不能说它只是一种纯粹的殖民主义的想象物。但密教作为一个统一的、独一无二的、抽象的存在，无疑是西方几代东方学家们精心构建出来的一个“极端的东方”（The Extreme Orient），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西方学术的产物，它的建立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创造过程，受到了过度多样的、相互冲突和矛盾的诠释。[26]由于密教是一个非常多变、游移的范畴，它的意义随着特殊的历史时刻、文化环境和政治背景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所以，作为宗教史家，我们应当批判地检视以往学者们建构并处理密教的方式，并把他们对密教的想象，与学者们所处的独特的社会、历史和政治背景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此来追溯这个有着独特范畴的宗教的谱系。建构密教的谱系学就是要结合特定的学术背景、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来追溯西方和东方学家们定义和再定义密教的方式，使其成为一部宗教史的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将诸多看似离散的错综复杂的现象构想到一个统一体，即一个共同的概念——“密教”中来，是一个十分复杂和耗时的大工程，为此西方学者们已经花费了不少的功夫，而且势必还将花费更多的功夫才能达成这一目的。[27]总而言之，西方人对密教的想象曾经是其对印度的整体想象中的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知识的征服（conquest of knowledge）从来就是西方殖民计划的一个关键部分，与西方殖民征服印度的过程相伴随的是，印度也被逐步构建为西方最典型的、最重要的“他者”。印度被塑造成了一个**的、无理性的、柔弱的世界，一片充满幻想的、杂乱的土地，它被置于进步的、理性的、阳刚的和科学的现代欧洲的对立面。而密教在西方人构建这样一个印度形象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首先，当19世纪的东方学家和传教士们开始构建一个叫做“印度教”（Hinduism）的抽象实体时，他们也开始把密教想象成为它的最主要的，也是最不值得赞扬的组成部分。他们将拥有吠陀和奥义书的古代印度定义为印度的黄金时代，而将开始实践密教的印度定义为印度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于是，密教被他们称为印度最糟糕、最愚蠢的信仰，密教的修行是世界上最不道德、最堕落的、最令人恐怖的宗教实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于西方人的视野中，密教往往与不道德的、****的性联系在一起，密教自始至终被不断地色情化。这种倾向当然不是西方人对密教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来的结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对密教中莫须有的不道德的性和性变态的兴趣显然不过是他们对性的更广泛的关注的一个部分而已。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英国的中、高层阶级一反清教徒对性十分拘谨的态度，开始着迷于性，并对性津津乐道。这种维多利亚时代幻想曾经沉溺于对性心理失常（sexual aberration）的认同、分类和列举，也沉溺于对能够想象的性变态或恋物进行详细的科学描述。他们对印度人的性行为，特别是密教的所有修行仪式的兴趣，不过是他们对于性和性变态的广泛的着迷的一个核心部分而已。正如萨义德（Edward Said）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殖民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总是一个“性别的”（gendered）计划。在西方殖民话语中，印度的男性总被描述成既软弱、阴柔、好色、卑鄙、道德败坏，而印度的女性总被想象得极度性感、魅惑、**、对肉欲贪得无厌。无怪乎常常被表现得十分性感的印度女神迦梨成了印度女性的代表而被顶礼膜拜。将密教定性为猥琐、下贱、堕落和**等等，实际上暴露了维多利亚时代殖民印度的时代精神。

除了色情化密教的传统之外，西方也存在着另一种浪漫化、哲学化密教的传统。在西方密教学术史上，John Woodroffe先生曾被称为“当代密教研究之父”，是他开启了纯化密教的另一种传统。Woodroffe是一位具有双重身份的传奇人物，他的公开身份是一名英国殖民地的法官，曾任孟加拉检察总长，但私底下却对密教研究情有独钟，是一位杰出的密教学者，曾化名Arthur Avalon，发表了大量研究密教的学术著作。他一反西方色情化密教的传统，以捍卫密教传统为己任，用力鼓吹密教不是一种荒谬、性放纵、不道德和邪恶的东西，而是一个高尚的、有哲理的、理智的宗教传统。密教不仅与印度古典时代最崇高的传统吠陀有基本的连续性，而且甚至也与欧洲科学的最新发现基本一致，符合西方最先进的科学和哲学观念。这与今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教授Robert Thurman先生将藏传佛教说成是人类最伟大的心灵科学，声称藏传佛教的杰出代表喇嘛在心灵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西方研究太空的科学家们在空间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有异曲同工之妙。Woodroffe捍卫密教的这个传统也为诸多后起的密教专家们所继承，使得密教于近代学术背景中也曾被推崇为完全哲学的、高度理智的和纯文本的一种宗教传统。例如前面曾经提到过的法国密教学者Padoux就强烈反对把密教定义为主要是仪式或修行的传统，坚持认为密教首先以及最重要的是一种哲学以及思辨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具有一种极度复杂而且精妙的世界观。

不管是性化了的密教，还是高度哲学化了的密教，它们显然都是西方思维的产物，而不是密教的真面目。只有当我们把被我们叫做“密教”的传统放置于以往它被不断想象和建构时的十分具体的历史、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背景中来考察，把它当作一个在宗教历史中非常具体的、历史的——尽管非常混乱并有疑问——范畴来看待时，我们才有可能超越这种把密教作为外来的“极端的东方”的学术建构，从而开始对密教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