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西藏在西方被妖魔化的原因除了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欧洲人对落后、野蛮的西藏的鄙视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西藏的宗教从一开始就被西方的旅行家、传教士与罗马天主教拉上了关系。从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和方济各派教士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等于元朝来华的欧洲商人、传教士那儿，我们就能听到关于西藏宗教与罗马天主教有许多相同点的说法。例如，鄂多立克将西藏的大喇嘛比作罗马的教皇。鲁布鲁克从喇嘛手中的念珠联想到天主教神父手中的念珠等。这种比较先后被天主教和新教的东方诠释者们利用，虽然他们利用的方法和目的南辕北辙，但殊途同归，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

最早到达“大鞑靼帝国”的天主教观察家之一、多明戈派传教士Jourdain Catalani de Severac就曾对他的见闻做过如下报道：“在那个帝国内有许多神庙和男女寺院，就像是在家里，唱诗和祈祷，完全和我们一样。那些偶像的大祭司神身穿红袍，头戴红帽，就像我们的那些主教大人一样。祭拜偶像时这样的奢华、这样的壮观、这样的舞蹈、这样隆重的典礼，真是不可思议。”而于1661年到达拉萨的德国耶稣会士John Grueber所见到的西藏喇嘛则简直与天主教神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用面包和葡萄酒做庆祝弥撒时的圣餐，作临终涂油礼，替新婚夫妇祝福，为病人祈祷，建女修道院，随唱诗班唱诗，一年内作几次斋戒，进行最残酷的苦修，包括鞭打；替主教授职，派出极其贫困的传教士，光脚云游四方，远及汉地。”

这种惊人的相似点一旦被观察到，就有必要给以解释。最早作这种尝试的是于1844年到1846年在汉地和西藏旅行的Vincentian传教士Evariste-Regis Huc和Joseph Gabet。在他们的游记《1844－1846年在鞑靼、西藏和汉地的旅行》（Travels in Tartary，Thibet，and China 1844－1846）中，他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西藏佛教最主要的教派黄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年轻时曾遇见过一位来自极西方、大鼻子、眼睛闪闪发光的喇嘛，后者收他为徒，并给他授戒，传授所有西方的学说。而这位奇怪的喇嘛原本是一位天主教的传教士。这样，西藏宗教和天主教的种种相似点也就不难得到解释了。可惜的是这位西方的“喇嘛”尚未来得及将全部的西方教法传授给宗喀巴就不幸中途夭折了，否则的话西藏早已全盘西化，改宗天主教了。[24]这种借助“谱系”、诉之于历史影响的方法在人类学上被称为“扩散主义”（diffusionism），大概是用来对不同地区、文化中同时出现的相同的现象和特征进行解释的最常用战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老子化胡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通常这种追述谱系的尝试，不但在西藏宗教和天主教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历史联系，而且与此同时一种根据离最原初的祖先之影响力的时间的远近划定的等级制度也被建立起来了。这样Huc和Gabet既可以宣布宗喀巴的佛教有“可靠的”成分，因为它的根源是他们自己的天主教教法；同时，他们又可以声称宗喀巴的教法是不完整的，因为他没有从那位神秘的大鼻子喇嘛那儿学到全部的教法。而现在那位西藏喇嘛未竟的事业就要靠他们自己来完成了。

在欧洲人最早与西藏佛教相遇时，西方的朴学（Philology）尚未成为学术主流，人们缺乏任何诸如对一种人类祖先的遗产可以解释为在地球不同部分平行发展的表现形式这样的概念。因此，对于西藏喇嘛和天主教神父之间的这种明显的类似，当时的欧洲人只可能给予两种解释：要么是他们自己中的某人的工作的结果，要么是别人的工作的结果，两者必居其一。前述Huc 和Gabet所讲述的故事就是尝试作第一种解释。类似的还有许多天主教传教士相信他们能在西藏找到约翰长老之教会的遗存，甚至有人提出，实际上第一世达赖喇嘛就是传说中的这位约翰长老。当然，这样的解释实在太牵强附会，无异于自欺欺人。对于Huc和Gabet的这种说法很快就遭到了别人的批判。德国早期藏学家Emil Schlagintweit就曾针锋相对地指出：“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决定诸如究竟佛教可能从基督教那里借了多少东西这样的问题，可是，这些法国传教士所列举的佛教仪轨中的绝大部分却都能追溯到佛教的独特的惯例中去，而且他们出现的时间都在宗喀巴之前。”因此，事实上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西藏宗教的这些与天主教会类似的东西实际上也是土生土长的，所以是“别人工作的结果”。而认识到这一点又让他们觉得十分恐慌，因为这不但直接挫伤了他们对野蛮民族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使他们的传教活动变得毫无意义。他们千里迢迢、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西藏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那些茹毛饮血的野蛮人听到上帝福音，获得真正的信仰，使雪域蕃地成为天主的地盘。而现在他们在这里所见到的一切却与他们在罗马所经历的是如此的相似，那些本该经过他们的努力之后出现的东西，现在却已经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如此崇高、伟大的使命被证明是白吃辛苦。他们的沮丧乃至愤怒是可以想见的。

我们在耶稣会士Athanasius Kircher对他所见到的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崇拜的描述中就能体会到这份怒气，他写道：“当陌生人接近[达赖喇嘛]时，总是头顶着地跪拜在他面前，带着不可思议的崇拜亲吻他，这与人们在罗马教皇面前所作的没有任何两样。是谁生性歹毒，如此不怀好意地将本该罗马的教皇、基督在人间唯一的代表享受的这种崇拜，将基督教的所有其他秘密的宗教仪式转移到了野蛮人的迷信崇拜中来了呢？以致魔鬼的骗术和诡计如此的昭然若揭。凭什么这些野蛮人就像基督徒称罗马的教皇（High Priest）为神父之父（Father of Fathers）一样，称他们的假神为大喇嘛，是大教皇，是喇嘛的喇嘛，换言之，是教皇的教皇。因为他们的宗教，确切地说是疯狂和头脑有病的偶像崇拜，所有形式和作风都是从他那儿，就像是从一个固定的泉源中流出来的，那么，为什么他也被称为‘不朽的主’（the Eternal Father）呢？”在愤愤不平之中，Kircher将这种西藏宗教和天主教的种种相似现象归之于魔鬼的恶作剧。这是基督教会惯用的伎俩。早在公元2、3世纪，Justin Martyr和其他教会神父就已经提出了所谓“魔鬼抄袭理论”（the theory of demonic plagiarism），这种理论将所有在天主教会各种仪式的组成部分和与天主教相敌对的各种礼拜仪式之间相类似的东西都归结为魔鬼的杰作。虽然，这些神父的打扮、他们所主持的仪式看起来和天主教会的一模一样，但他们不是真的，他们是在魔鬼的帮助下从天主教那儿抄袭得来的。天主教的神父一方面与他们的异族同行认同，另一方面又以谴责他们为魔鬼而自己武装起来反对他们。这种魔鬼抄袭理论一直是天主教会将自己摆在了原初本有、独家占有纯净本源的位置，而置他人于派生的堕落状态的工具。所以，当他们在西藏见到西藏宗教与天主教会如此之多的惊人的相似点时，重又拾起魔鬼抄袭理论这根棍子，砸在了达赖喇嘛及其由他所代表的西藏宗教头上。一位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在清朝宫廷内谈起西藏的宗教仪轨时激愤地说：“在这个地方，还有哪一片衣服、哪一种圣职、哪一种罗马教廷的仪式是魔鬼没有复制过的。”罗马天主教会对西藏佛教的妖魔化不仅是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而且在启蒙之后，甚至在整个19世纪都具有很深的影响。[25]

早在18世纪中叶，新教徒也已经开始别有用心地将西藏佛教与天主教相提并论了。他们的用意并不是像天主教徒处心积虑地寻求的那样要解释在偶像崇拜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种种相似的可能性，而是为了说明种种相似的必然性，因为在新教看来罗马天主教本来也就是偶像崇拜，与西藏的宗教是一丘之貉。一位18世纪的英国新教徒Thomas Astley在列举了罗马天主教和西藏佛教之间的这种共同点之后幸灾乐祸地说：“这些[天主教]的传教士见到罗马的信仰与一种被公认为是偶像崇拜的宗教如此一致，便张皇失措起来，于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神父玩弄诡计的镜头，他们用各种办法来掩盖这种类似。有些人提到它的教义的一部分，别的人则提不同的部分，没有人述其全部。那些有时是最经纶满腹的人也以十分随意、松散的方式来朗诵它们，没有方法，没有次序。在所有这些伪装之后，这种类似依然是如此令人瞩目，以致有许多人为了解释它而采取了一个厚颜无耻的手法，假装这种宗教是基督教，意思是罗马教的一种堕落。有些人则证实在7、8世纪时，景教徒就已经使西藏和鞑靼人皈依他们了：另有些人则说，早在使徒时代信仰就已经传播到那里了。我们称此为不要脸的手法，因为他们知道，按照汉文史书的记载，佛教在基督之前的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流行了。”[26]Astley还进一步将罗马天主教会的传教士在中原和西藏传教的失败归咎于天主教与佛教的这种类似，因为佛教徒在这种皈依中注定一无所获。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立意、说法不一，但在妖魔化西藏这一点上，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新教自比原始佛教，而将天主教比作西藏佛教或喇嘛教，前者是可靠的、精神的、人道的、自由的，而后者是派生的、妖魔的、崇拜偶像的、堕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