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的欧洲曾经出现过所谓“浪漫的东方主义”，例如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情有独钟，他们将一个士人阶级对如此众多人口的统治视为理想的典型。而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想家则更偏爱印度，对于他们来说印度无疑是精神、智慧的渊薮。这股对东方的浪漫主义情调贯彻于欧洲思想史之始终，西方人感受到他们自身的某些欠缺，便幻想着能在东方的某地找到弥补这些欠缺的答案。遗憾的是，西藏并没有被18世纪的欧洲人看中而加以理想化的吹捧。相反西藏成了欧洲人心目中的东方理想社会的反面典型。对经受了启蒙的欧洲人来说，西藏人是懵懂未开的野蛮人。西藏的宗教不过是装神弄鬼、是偶像崇拜，西藏的喇嘛伪善、凶狠，西藏的百姓天生奴性十足。

在1744年于德国问世、直到1800年为止一直是德国最重要的百科词典Zedlers Universal-Lexicon中对达赖喇嘛是这样描述的：“他被人称为大喇嘛，为了欺骗民众相信他永生不死，每当他死去，别的喇嘛会马上找一个别的什么人放在他的位置上，将这个骗局继续下去。喇嘛们糊弄百姓说，这位大喇嘛已经活了七百多年，他还将永远地活下去。”[17]在作者眼里西藏活佛转世制度纯粹是喇嘛为保持其权力而有意设置的骗局。

更典型、生动地总结18世纪欧洲之西藏形象是Bernard Picart。他于1734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名为《已知世界各民族之礼仪和宗教习俗》的著作。此书据当时能收集到的所有冒险家、商人和传教士关于世界各民族的礼仪、习俗的记载编辑而成。虽然书中没有一处出现过西藏或佛教的名字，但在对鞑靼人和卡尔梅克人的记述中却有大段的对达赖喇嘛及其宗教的描写。Picart评说西藏的基调与5世纪前的马可波罗一样，一言以蔽之西藏盛行的是偶像崇拜。在17世纪欧洲人只知道世界上有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偶像崇拜。Picart在其书中说：“蒙古人鞑靼人、卡尔梅克人和别的什么人，正确说来，他们只有达赖喇嘛而没有别的神。像人们告诉我们的那样，达赖喇嘛意为普世神父（Universal Priest）。这位所有鞑靼偶像崇拜者的主教（Soveign Pontiff），他被他们认为是他们的神，居住在中国的边境，靠着布达拉城的一个位于一座高山上的修院内。围绕着这座山的山脚居住着大致一万二千名喇嘛，他们分别居住在各自依山而筑的小房间内，按他们各自的素质和职位来确定他们的住处离主教的远近……。在拉萨有两个君主，一个是世俗的，一个是精神的。有人说这是Tanchuth王国，或者Boratai、Barantola王国。大喇嘛是精神的君主，他被那些偶像崇拜者当作神来崇拜。他很少外出。普通百姓如有幸利用一切手段获得他的一丁点儿粪便，或是一滴尿，便欣喜若狂。设想这两样东西中的任何一样都能确实可靠地抵御疾病和灾祸。这些粪便被当作怪物而保存在一个小盒子内，悬挂在他们的颈根上……。按照鞑靼人的观念，大喇嘛是永生不死的，他永远以一个形式出现，这个形式大概可以被人感知。他被幽闭在一个寺院中，有数不清的喇嘛扈从，他们对他顶礼膜拜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并想尽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使百姓像他们一样对他五体投地。他很少被暴露于公众场合，一旦出现也与公众保持相当的距离，使那些有幸见到他的人在惊鸿一眸之余，根本无法回想起他的面貌特征。一旦他死去，马上就会有一位尽可能长得与他相似的喇嘛取而代之。当他们感觉到他大限将近时，那些最狂热的信徒和这位假想神的首席大臣，就会将这个骗局玩弄得炉火纯青、天衣无缝。假如我们可以信赖神父Kircher的话，那么，喇嘛的神化首先应该归于他们的约翰长老（Prester John）的异乎寻常的信任和信心。”[18]

Picart这段描述给他那个时代的读者留下的印象是，西藏的宗教首先是对神灵的亵渎和污染，因为他们不但将最终会死亡的凡人奉为神明而且还膜拜人类的粪便。其次，西藏的宗教是阴险、狡诈的，因为他们用虚伪的办法创造了一个不死的达赖喇嘛来欺骗他们的信徒。最后，如果说在西藏宗教中有什么真实可言，那也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这些藏人百姓最初信仰的是约翰长老，他们将对约翰长老的信任转移到这位虚假的神祇达赖喇嘛的头上。

值得一提的是，对西藏持否定态度的不只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或者是那些带有宗教偏见的传教士。就是当时那些先进的启蒙思想家也同样对西藏没有什么好感。相反，他们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思想家作家康德（Immanuel Kant）、赫尔德（John Gottfried von Herder）、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等也都为一个妖魔化的西藏形象在西方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赫尔德一方面称藏人是粗鲁的山民，他们的宗教既原始又不人道。在他于1784年出版的《人类历史哲学大纲》一书中，赫尔德声称喇嘛的宗教不可能来自粗野的藏北地区，它一定源出于一个比较温暖的地区，因为“它是一些软弱无力的意识的产物，它没有思想，只有对肉欲的胜过一切的热爱。要是在地球上有一种宗教应该被冠上怪异和无常的恶名的话，它便是西藏的宗教”。[19]另一方面，赫尔德又摆出理性的姿态要从西藏的气候环境和历史发展来理解西藏文化。对于他来说，佛教总而言之是一种“癫狂”，但他又是东方精神活动的一个产物，是趋向欧洲人业已实现的人道主义的一个步骤。佛教对于西藏的贡献是，它使野性的藏人走向人道，使落后的西藏在文化上上了一个台阶。[20]

康德对西藏的评价典型地表现出欧洲人在亚洲人面前的那副自以为是的劲头，与赫尔德相比他更看不上西藏。在《论万物之终结》（über das Ende aller Dinge）一文中，康德称西藏的宗教是“神秘主义”“幻想”的最好例证，一言以蔽之是非理性的。亚洲人不理智地工作、思想，却坐在黑漆漆的房间里对着墙壁发呆这实在是匪夷所思。[21]而在他的另一篇论文《论永久的和平》（Zum ewigen Frieden）中，康德又提出了一个给后来西藏神话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的理论：希腊神秘主义中的一个特定的概念很可能是来源于藏语。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即所谓古典时期（Antik），在西方和西藏之间已经有了联系。他的这些想法虽然很荒唐，却意义非凡，因为他尝试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在欧洲流传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来自亚洲。于是，西藏便成了那些在西方已经失落了的古老智慧的发源地。这些古老的智慧在欧洲已经被遗忘，而在西藏或许依然存在。康德这种将西藏作为神秘主义之发祥地的想法对其后人影响巨大。不管是雅利安人，还是马加里人，都纷纷来到这里寻求他们祖先居住的故乡。在19、20世纪最终形成的西藏神话也与康德的这个奇怪的想法有关。

与康德、赫尔德同时代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他于1762年成书的名著《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中也对西藏喇嘛的宗教作了简短而辛辣的批判。卢梭将喇嘛教与天主教和日本宗教相提并论，指出这样的宗教必然要在宗教信仰和作为国家公民之间引发危机。换言之，像达赖喇嘛这样的绝对神权统治必将引起百姓在宗教与国家之间的两难选择，宗教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卢梭将这一类宗教命名为“牧师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priest），他甚至说这类宗教之坏是如此昭然若揭，所以若停下来去证明它是坏的，则无异于浪费时间。[22]

卢梭对西藏政体的批判被稍后于他的法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全盘接受。后者在他的小说《高老头》（Old Goriot）中批评西藏的神权政体、管理体制的无条件服从，是一种所有臣属对达赖喇嘛的非自愿的、机械的、本能的崇拜。这短短的一句话使《高老头》成为西方小说史上最早提到西藏的一部小说。[23]这些欧洲大思想家、大文豪虽然仅仅只是非常间接、次要地谈及西藏，但他们的只言片语却透露出他们那个时代对西藏及其宗教的基本看法，他们对西藏宗教的这类谴责得到广泛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