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踏上雪域蕃地的西方人是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安德拉德（Antonio de Andeade）。他本是一名初学修士，先在果阿传教区学院学习，后在葡属印度耶稣会中飞黄腾达，被任命为莫卧儿领土上的省会长。1620年，他决定往西藏传教。1624年，这位传教士到达了西部藏区察布让（Tsabrang）地区高达5450米的玛纳谷，受到古格王公接见，并被委任为古格王的法师。他决定在此建立常驻传教区，故将其同伴传教士马克斯留下，自己在逗留月余后返回印度。他将其所见所闻写成报告从果阿送往欧洲，这份报告就是他的游记《大契丹或西藏王国新发现》，此书最初于1626年在里斯本出版葡萄牙文原版，同年就有西班牙文译本，第二年则有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甚至波兰文译本相继问世，此后又有拉丁文和佛拉芒文出版。安德拉德笔下的西藏到处都是慈眉善目的喇嘛，就是在俗众中间也难听到粗鲁的话语。他们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祈祷，至少早晚两次，每次长达两小时。寺院非常整洁，寺内四壁和天花版上都是图画。[11]

这位第一个到达西藏的欧洲人的报道在西方引起的反响十分强烈，其游记在短期内被译成几乎所有欧洲文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但同样也有人将它和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的游记一起说成是异想天开的捏造，是谎言、鬼话。更重要的是，安德拉德的游记为日后神话西藏的出现打下了伏笔。他明明是第一个到达西藏的欧洲人，可他的游记却被命名为对西藏的新发现，这本身就费人寻思。它表明安德拉德的西藏之行没有被认为是首次发现，而是再次发现西藏，因为他所发现的实际上是他们失踪了的朋友或兄弟。对于欧洲人来说，西藏一方面是亚洲最难接近、最神秘、最陌生的地方，而同时它又是欧洲人唯一能够与之认同的亚洲民族，因为它对于欧洲人来说显得异乎寻常的亲近。这种对西藏的感觉是欧洲的所谓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原型：熟悉的陌生人或陌生的兄弟的发现。这种对西藏的亲近感更因为安德拉德在书中明显地表露出来的对西藏的好感和尊敬以及对穆斯林的露骨的轻视而得到加强。为了对付他们眼前的异教敌人——穆斯林，欧洲人一直幻想着能在遥远的东方找到他们失踪了的兄弟、一个强大的基督教王国——约翰长老（Priest John）的王国。

12世纪中，在欧洲出现了一封约翰长老从东方发出的信。这名约翰长老在信中自称他统治着整个庞大的印度帝国，其影响无远弗届。他是穆斯林的敌人，他将打败他们，并将他们从他的神圣帝国中赶出去。他的力量无可匹敌，他是“王中王”“主中主”，他之所以称为“长老”，是因为在他宫廷内服务的都是国王、大主教、主教、寺院住持和其他达官贵人，他只有自称长老才可表示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信中，他还催促拜占庭国玛努埃尔一世赶快去他的宫廷内任职。尽管这封轰动一时的东方来信很可能是某位富有想象力的欧洲人的捏造，这位强大无比的约翰长老纯属子虚乌有，可从那时开始欧洲人就一直相信在亚洲有一位基督教的牧师国王，在拜占庭帝国的东方有一个基督教王国，盘算着有朝一日他们能够找到这位约翰长老，并与他联合起来打败他们的敌人穆斯林。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一直寻寻觅觅，打听着这位约翰长老的下落，关于他的传说不下好几十种。蒙古帝国的崛起，曾给他们带来希望，一度他们认定蒙古克烈部的头领王罕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约翰长老，或者直接将成吉思汗看成是约翰长老。以后他们又认哈喇契丹的创立者耶律大石为约翰长老，因为他于1141年打败了Sandschar率领的一支穆斯林军队。也有人将达赖喇嘛说成是约翰长老的。[12]因此，他们为他们在亚洲的极远处找到了他们熟悉的陌生人而高兴是不难理解的。

继安德拉德之后，西方的传教士便断断续续地到达西藏，虽然人数不多，但几乎没有中断过。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意大利耶稣会士Ippolito Desideri（1684－1773）来到了西藏。Desideri是最早获准在拉萨居住的天主教神父，他于1716年3月到达拉萨，在拉萨一共住了五年。他的游记《西藏历史记录》（Notizie Istoriche del Thibet）既记录了他在西藏的历程，也记录了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是20世纪以前欧洲人所写的关于西藏佛教教义的最系统、最详细的记载。[13]虽然他将西藏宗教说成是“错误的教派”，是“奇怪的宗教”，但他同时认为：“尽管西藏人是异教徒和偶像崇拜者，但他们所信仰的教法却与亚洲其他的异教徒（指印度）不一样。尽管他们的宗教确实来源于古代的兴都斯坦，即今天通常所称的蒙古地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古老的宗教在那儿已经被废弃，已经被新的寓言所取代。而在另一方面，聪明、富有想象力的西藏人废除了这些信条中晦涩难懂的东西，只保留了那些显然是包含了真理和仁慈的东西。”[14]Desideri住在西藏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在拉藏汗的支持下于1717年住进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以后，十分刻苦、认真地学习、研究西藏佛教教法。他下了很大的功夫研究佛教的空性学说，并用藏文写下了许多著作，一方面宣传天主的福音，另一方面讨论佛教教义与天主教教法的异同，力图用他的博学和他对这两种宗教认真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说服那些同样博学的喇嘛们改宗天主。在他的著作中有一部长达五百多页的著作，与西藏的僧人专门讨论佛教空性和转世的理论，足见其佛学修养之深。[15]

尽管在Desideri关于西藏的报道和著作中充满了对藏传佛教的相当客观和有深度的介绍和论争，我们甚至完全可以把这种相遇用今天时髦的话语称为跨文化的对话，而且这种对话的水平一直到20世纪无人可及。可是，他的著作却并没有像一个世纪以前安德拉德的著作一样一经写成即风行于世，而是被束之高阁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直到1875年才被人重新发现。这实在不仅仅是Desideri一个人的悲哀，而是整个欧洲的悲哀。今天，跨宗教的对话成了时髦的口号，可Desideri当年所达到的水平今天又有几人可及。[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