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然的屏障和政治的原因，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藏对外开放为止，真正成功地闯入西藏的西方人屈指可数。所以，西藏一直是西方人可以展开幻想的翅膀自由地飞翔的地方。翻开几个世纪来一代又一代西方人关于西藏的一本又一本记载，我们读到的绝不只是美丽的神话。这儿同样也有噩梦和谎言。西藏一会儿被捧上了天，一会儿被打落了地。但不管是上天还是落地，西藏一直是一个被扭曲了的与西方文化本身恰好相反的形象，西藏作为西藏——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的、文化的实体——实际上从来没有在西方得到真正的关心。西方人发现、认识西藏的历史表明，尽管他们今天将西藏视为一切美好的东西的化身，但他们对西藏和他们对待其他东方国家和民族的态度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一般说来人们对一个陌生民族的认识总是从这样两个方面开始的：他们在哪些地方和我们不同？他们又在哪些地方与我们相类似？并且从这两个方面予以或褒或贬的评价。具体到西方对西藏的认识过程，欧洲人首先接受他们熟悉的东西，例如藏人宗教生活与天主教教会的某种类似。其次，他们对西藏与他们自己的不同点或者贬为愚昧、落后，或者将他们作为那些在西方已经失落了的东西的化身而加以褒扬。与此同时，西方西藏形象的形成还深深植根于传统的亚洲与欧洲相对立的两极之中。欧洲将自己定义为理性的、启蒙了的、明智的、善讨论的、主动的、科学的、民主的等等。而亚洲则正相反，是非理性的、未启蒙了的、重感性的、他们对对立面听之任之、被动内向。政治上独裁专制，只有绝对的暴君和俯首帖耳的臣民。而西藏的神权统治在欧洲人眼里自然而然地成了中世纪的残余。在东方与西方（West and East，Occident and Orient）之间被历史性地、而非理性地建立起了一种两极对立的关系，一种圣洁的和被玷污的、根本的和派生的、神圣的和妖魔的、好的和坏的对立关系。这种两极对立的游戏在西方认识西藏这个具体实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2]

1895年至1899年间在西藏旅行、受尽命运折磨，失去了儿子和丈夫的加拿大女医生、传教士Susie Rijnhart的游记《与藏人在帐篷和寺庙中》中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没有什么比有些西方人所相信的喇嘛是具有超凡的身体和精神天赋的高级生物离事实更远了。与此正相反，他们在知识上仅与孩童相似，为在生命最表层出现的情绪所支配。整整四年，我们生活在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西藏人中间，可从没有碰到过一位喇嘛，和他可以谈谈一些最基本的关于自然的事实。绝大多数的喇嘛与所有未曾接触过基督教教育的启蒙的、振奋精神的影响的其他教士一样无知、迷信、精神发育不全。他们生活在黑暗的时代，可他们自己是如此地愚昧，竟对这种黑暗蒙眛一无所知。十个世纪来，佛教将他们带入了现在这种道德和精神上的停滞状态。很难相信除了基督的福音以外还有什么力量能给他们以生命和真正意义上的进步。[3]

差不多同时，首次尝试整合西方哲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宗教的神智学派（Theosophy）的代表人物、自称在西藏随神秘的大士学法三年，但实际上从未涉足雪域的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夫人却在她的《西藏教法》中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宗喀巴的一个预言正在西藏得到应验：真正的教义只有在西藏免遭西方民族入侵的前提下才能保持其纯真，因为西方民族对基本真理的那些粗鲁的观念将不可避免地使佛教的信徒感到迷惑和糊涂。但是，当西方世界在哲学这个方向更加成熟时，智慧之瑰宝、大喇嘛之一的班禅活佛的转世将光临，那时真理的光辉将照亮整个世界。而我们手中则掌握着打开西藏这座独一无二的宝库的真正钥匙。”[4]

尽管文字、描述的方式千差万别，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对西藏的基本看法则大致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之间忽上忽下地来回捣腾。而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是一个妖魔化的西藏形象。

远在西方人知道有西藏之前，西方就流传着这样的传说，说在喜马拉雅山地区有一个亚马逊王国（理想国），那里有会淘金的大蚂蚁。这些传说甚至被分别记录在公元前5世纪成书的西方第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希罗多德（Herodot）的《历史》（Histiriesapodeixis）和公元2世纪成书的西方第一部伟大的地理著作——托勒密（Ptolemaeus）的《地理》（Geografike hyphegesis）中。[5]在希罗多德《历史》的第三卷有一章专门叙述最边缘地区部族的历史，其中谈到在印度的北部有一个部落，那儿奇怪地生长着一种巨大的蚂蚁，他们在修筑他们的地下住宅时将含金的沙子堆积起来。早晨有淘金者来到这里，他们贪婪而又急迫地偷运尽可能多的金沙，然后赶紧逃跑，因为那些巨大的蚂蚁嗅觉极其灵敏，它们会因闻到人的气味而起来袭击那些偷沙的盗贼。这个传说大概是西方人至今相信西藏有大量黄金储藏的由来。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传说我们竟然也能在后出的像《拉达克王统记》这样的藏文编年史中见到。

在托勒密的《地理》中，我们可以见到一个Hai Bautai的部落，和一条名为Ho Bautisos的河流。人们相信，Bautai这个字来源于印度语的Bhota，它从古到今都是印度语中对西藏的称呼，它的本源当是西藏人自称的Bod。因此那条被称为Bautisos的河流也当就是指西藏的雅鲁藏布江了，后者在藏语中被称为gTsang po。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托勒密著作中提到喜马拉雅山区的红铜色山，这是日后在西藏流传很广的史诗和佛教传说的情节。铜色山（Zang mdog dpal ri）是印度来藏传法的莲花生大师的净土的名称，他从这儿向世人传送其加持力，英雄格萨尔王也常常上铜色山请求莲花生大师给其以帮助和指点。[6]对于这种有关西藏的传说何以能在那么古老的时代、如此神奇地传到西方，今天的专家、学者怎么也找不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

蒙古人建立的贯通区文亚的大帝国使中西交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蒙元时期来华的许多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将它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添油加醋地告诉他们那些渴望了解东方的同胞们，虽然他们的记载大部分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使西方对东方的了解脱离远古的传说时代，但从他们留下的游记中，我们仍不时读到许多道听途说的内容，属小说家言。特别是关于西藏的内容，大多数属于传奇性质，它们向世人传递的主要信息是，西藏是一个“食人生蕃”。

最早来到蒙古宫廷的西方人是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G.de Plano Carpini，1180－1252），他根据其亲身见闻写下了欧洲第一部关于蒙古的报告《蒙古史》（Historia Mongalorum）。此书中有一段记载一支蒙古军队征服了一个叫做波黎吐蕃（Burithabet）的地方。这个地区的居民不但是异教徒，而且还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令人厌恶的习俗：如果某人的父亲去世后，其尸身即由其儿子和所有的亲属分而食之。这一民族的成员下巴都没有须毛，他们手戴一种铁质器械，如果偶尔有一两根汗毛显了出来，便用此器拔掉。这些人的帐篷格外简陋。[7]这儿提到的所谓波黎吐蕃被学者们认为不是指今西藏，而是指大致位于库库诺尔以西地区的藏族部落。

几乎相同的记载还见于1253年奉命出使蒙古的另一位方济各派传教士、来自法国的威廉·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的游记中。鲁布鲁克直截了当地将西藏人称为吃父母的部族。虽然他们已经抛弃了这种恶习，因为其他部族都讨厌这种恶习；但他们依然将其父母的头盖制成精美的酒杯，以便在欢乐中不忘父母。与希罗多德的记载相类，鲁布鲁克也告诉他的读者，西藏是一个充满了黄金的地方，谁需要谁就可以去挖掘，但谁也不会贪婪地将它们藏在自己的箱子里。[8]

元朝来到中国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的《寰宇记》（Le divisament dou monde）中首次出现了Thebeth这个名字。他首先向他的同胞报告西藏人是偶像崇拜者，在西藏有令人恐怖的魔力，当地土著中有极为出色的魔术师可以呼风唤雨，幻化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幻景和奇迹。还说西藏流行着一种可耻的习俗，妇女不但不守贞操，反而以能取悦于众多的男人为荣；西藏人残忍、奸诈，是世界上最大的强盗，西藏的麝香香飘四方，充满整个雪域等等。尽管，马可波罗的记载听起来头头是道，可实际上这都是他道听途说来的，他自己并没有到过西藏。[9]

与马可波罗同时代的方济各派传教士鄂多立克（Odorico de Pordenone 1274/1286－1331）同样也只在忽必烈汗的宫廷中碰到过深得蒙古大汗喜爱的西藏喇嘛，他在其游记中提到了一位西藏喇嘛名叫Papa，听起来很像是拉丁语的教皇。这位喇嘛或许指的是元朝的帝师八思巴（'Phags pa）喇嘛。他也告诉世人，西藏有许多荒谬和可怕的风俗，其中之一就是天葬。儿子不但将其新近逝世的父亲切碎了喂鹰，而且还要将他的头煮熟了留给自己享用，并将头盖制成酒杯。[10]他的这些危言耸听的故事同样不是他亲眼目睹的事实。

马可波罗等人的游记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虽然时常有人对这些游记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对于大部分渴望了解东方的欧洲人而言，他们的好奇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他们首次读到了由他们自己的同胞记录下的他们在东方亲身经历的种种生动、离奇的故事。毫无疑问，这些游记向欧洲人传递的关于西藏的信息是相当负面的，西藏首先是食人生番，是一个极其野蛮、落后的地方，其次西藏又是一个极其神秘、充满魔力的地方。有意思的是，欧洲人对这些信息的反馈却不都是负面的。不少人对西藏的种种在文明人眼里毫无疑问是代表野蛮的行为给以十分浪漫的解释。大概是因为西藏是一个具有魔力的地方，所以他的那些所谓恶习实际上并不是一种野蛮的表现，而是一种高层次的文明，是一种哲学。比如，西藏人用人骨制成念珠，用头骨制成酒杯，这说明西藏人对死亡不陌生，而是将它一直摆在眼前，这样他们对凡尘俗世的兴趣就不会如此热烈。通过这些念珠和酒杯，他们找到了一种对付肉欲和人生苦难的工具。这当然绝对不是野蛮的，而是一种真正的哲学。从这里，我们就明显地看到了神话西藏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