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欧洲人以政治、军事和科学征服了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殖民主义时代。在殖民主义的氛围中，欧洲人自我陶醉于民族、种族的优越感中，对处于其殖民统治之下的民族及其文化和宗教充满了鄙视。可想而知，这个时代西方对东方各民族文化是不可能给予像他们时时标榜的理性的评估的。正是在这个时期，西藏和中国中原被许多欧洲学者和殖民官员看作是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s）的典型。一个由达赖喇嘛——一位天上的神王——统治，另一个则由一位昏庸的皇帝统治。西方人对西藏及其宗教的看法如果说没有获得比以前更坏的话，至少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

1889年，德国莱比锡出版的玛雅百科辞书（Meyers Konversations-Lexikon）对西藏的形象作了如下的“科学”总结：“西藏人的性格可以以对上阿谀奉承、对下耀武扬威来概括。居民在社会上被分成精神的和世俗的两类。可惜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寺院的男女精神贵族对百姓的道德风化都没有产生好的影响。僧人不学无术，且**自纵。宗教习俗为迷信张目，转经筒的运用举世闻名。人在任何别的场合都需要一个擅于装神弄鬼的喇嘛来为其召唤鬼神。而真正的宗教礼拜又被那些壮观的仪式、音乐和香火搞得人精神惶惑。”[27]

而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对西藏宗教的评价虽然措辞更具哲学意味，但实质却与一个世纪前Picart所说的大同小异。在他于1824年和1827年作的《宗教哲学讲座》（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和他作于1822年和1831年的《历史哲学讲座》（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黑格尔指出达赖喇嘛作为一个活着的人被当作神来崇拜是荒唐的。一般说来，抽象的理解就反对神－人这样的概念。当作为缺陷指出的是，这儿被指派给这个精神的那个形式是一个直接的、未经雕琢的、缺乏思考的东西，事实上，它不过就是一个具体的人而已。这儿所有人的特征都和刚刚提到的神学观念拉上了关系。[28]

总而言之，对于西方殖民主义者来说，西藏是一个落后的、不开化的地方，西藏的宗教及其代表人物都荒诞不经。佛教使西藏人变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所以，他们遭到外来势力的入侵实在是自作自受。翻开荣赫鹏的《印度和西藏》一书，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就是如此厚颜无耻地为其武装入侵西藏辩护的。尽管西藏最终没有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的殖民地，但他一直在西方殖民者的视野之内，是英、俄两大势力在中亚地区角逐的所谓大博奕（Great Game）的争夺焦点。早在1775年和1783年，英国政府就分别派出其殖民官员Bogle和Turner出使西藏，旨在打开西藏的门户，为其在此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提供便利。而其在西藏推行殖民扩张政策的最**是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率军于1903/04年武装入侵圣城拉萨。

西方帝国主义在东方殖民扩张的成功给西方众多的东方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他们可以直接面对东方，并随意地掠夺东方民族的精神、文化财富，西方东方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殖民扩张的直接产品，它是在这种殖民主义的背景下于19世纪中叶应运而生的。今天人们习惯于称匈牙利人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r?s，1784－1842）为“西藏学之父”。这位具有语言天才，据称懂得17种语言的匈牙利人本来的志向与当一名西藏学家并不相干，他于1819年离开家乡、首途东方的动机是寻求匈牙利人的根，是一种民族主义利益的驱使。而在1823年他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官员William Moorcroft在拉达克的相遇彻底地改变了他的命运。后者劝乔玛暂时推迟为匈牙利语寻根的计划，而首先腾出时间来学习藏语文，因为“一种语言知识本身是一种不无一定商业价值、或者政治价值的获得”。在Moorcroft的安排和资助下，乔玛开始在喇嘛的指导下学习藏语文。经过七年的努力，他不负重托，完成了英印政府交给他的“沉重职责”（heavy obligations）。1832年[英文原文为1830年]，他离开西藏西南边境，前往加尔各答。在那儿他出版了一部藏英字典，一本藏文文法和一本9世纪藏语佛学术语词典《翻译名义大全》的英译本，以及许多关于西藏佛教文献的论文。尽管我们在乔玛的这些著作中看到了对西藏学术研究的开始，但实际上，他不过是萨义德所称的“一位天才的业余爱好者”（a gifted amateur enthusiast）。他不是在欧洲的大学内工作，而是在“实地”，在沿印、藏西南边境的不同地点工作。乔玛代表的为其民族寻根的民族主义利益和以Moorcroft代表的坚信西藏语知识将有益于大英帝国的帝国主义利益的巧合，促成了一门学科和职业“西藏学”的诞生。[29]

有意思的是，虽然今天的西藏学家面对乔玛当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仍然会由衷地表现出对这位天才学者的钦佩，而乔玛的那些著作作为首批藏文文献的直接翻译却并没有能给他的同时代人创造一个新的西藏形象。法国探险家Victor Jacquemont读了乔玛的这些译文后发表感慨说：“这些东西不可言说的无聊。那里大概用了二十个章节来论述喇嘛应该穿什么样的鞋合适。而在其他章节内也都是些充斥全书的荒诞不经的废话，如神父被禁止在渡过一条激流时抓住一条牛的尾巴。这儿有的是恢宏地论述鹰头狮身有翅膀怪兽、龙和马身独角兽的身体的特征，以及有翅膀的马的蹄子的值得佩服的优秀博士论文。根据我所听到的关于这些人的说法和乔玛先生的译文告诉我们的这些东西来判断，人们或许可以将他们当作是一个疯子加傻子的种族。”[30]

要说乔玛被帝国主义的利用还有其巧合的成分，而另一位天才的早期西藏学家印人Sarat Chandra Das则是地地道道的、由殖民政府豢养的印度特务。Das为后人留下了一部至今仍是藏学家案前必不可少的《藏英梵字典》（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with Saskrit Synonyms），但这部字典实际上不过是他从事正业之外的副产品。他的正业是为其雇主印英政府在西藏收集政治、军事和经济情报。直到19世纪中，在英国官方地图上位于中国中原和印度之间的西藏地方还是一块空白。这当然是日不落帝国的殖民主义者所无法容忍的，亟待从地理学的角度予以开发。而这种开发从来就不仅仅是科学一家能完成的事情。他们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派特务潜入西藏，收集情报和作地理测量，但总是不太成功。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即让印度当地的学者在经受他们的谍报训练后，假扮成去西藏朝圣的香客，沿途进行地理测量，并收集一切有关的情报。于是，在印度和西藏之间许多朝圣要道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手拿转经筒、口念六字真言的印度班智达。可就在转经筒中藏有其主子提供的精密的测绘仪器和密密麻麻地记着各种各样情报的小纸条。而Das就是这些班智达中最著名的一个。[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