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西方出现了继伊文思编《西藏死亡书》之后第二部十分畅销的《西藏死亡书》，这回是由一位居住于美国加州的西藏喇嘛索甲活佛所写的《西藏生死书》。此书一出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好评如潮。它被誉为“一部精神的巨著”，说它“将西藏古老的关于生死的智慧和现代对生死的研究以及宇宙的本性连结到了一块”。中文译本更称其为“当代最伟大的生死学巨著，一本最实用的临终关怀手册”。其英文原版仅于美国一地销售量在出版的头五年中就达到三十余万册。其他文字译本也相继出笼，其销售量难以统计。它的德文译本于1993年问世，也曾是当年度的畅销书之一。[49]它的中文译本曾是1996年度港台最畅销的著作之一，在其出版的头三个月间仅台湾一地就销售了七万多册，从1996年9月头版印刷，到1998年1月已重印205次，被称为是当年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并荣获佛教协会颁发的金奖。近年来，这部中文译本的各种盗版亦开始在中国大陆广泛流传，读者之众可想而知。
索甲活佛何许人也？竟能在一个解构的时代创造出一部如此风靡世界的精神经典。简言之，他是一位在西方生活了近三十年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喇嘛。他的个人经历与仲巴活佛甚为相似，他出生于西康，自幼被确认为曾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上师的伏藏师索甲活佛的转世灵童，得以亲近近代藏传佛教“宗派圆融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妙音智悲法慧上师（'Jam dbyang mkhyen rtse chos kyi blo gros，1893－1959），受其抚育、栽培多年。后随许多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大法师学法，几位当代特别是在西方最著名的宁玛派大师，如敦珠法王、顶果钦哲活佛（Dilgo khyentse Rinpoche）及纽舒堪布（Nyoshul Khenpo）等都曾是他十分亲近的上师，故通宁玛派教法。1971年往英国，入剑桥大学攻读比较宗教学。1974年开始在西方传法，以“本觉会”（Rig pa）称呼全球亲近他修习大圆满法的中心和团体，该团体遍布世界各地，中心设在伦敦，以让佛法跨越种族、肤色和信仰的障碍，尽可能让所有有情听闻为宗旨，有教无类，鼓励西方信众研究、修行。在伦敦“国际本觉会中心”内，除了开设佛法课程外，还探讨各种当代学术，如精神治疗、治疗学、艺术、自然科学、生死学和临终关怀等。
与仲巴活佛一样，索甲活佛是兼通西藏传统和现代西方学术的新一代藏传佛教大师。正如达赖喇嘛在他为索甲活佛《西藏生死书》所作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索甲活佛]生长在西藏传统中，跟随我们最伟大的喇嘛参学。他也从现代教育中获得益处，在西方居住和教学了许多年，对于西方的思考方式了如指掌”。达赖喇嘛认为，在对待生死的观念上，《西藏死亡书》在西藏佛教和现代科学两个传统之间，提供了一个交会点，在理解和实践的层次上，两者都提供了相当大的利益。而索甲活佛是促成这种交会的最合适不过的人选。按索甲活佛自己的说法，他著作此书是在经过许多年来思索、教授和修习之后作的决定，本意在于写一部新的《西藏死亡书》和一部《西藏的生命之书》，在于写出他所有上师心法、教授之精髓。当读者今天捧读这部《西藏生死书》时，人人都会对索甲活佛对西藏和西方两种精神传统的精熟程度和他天才的写作能力惊叹不已的。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实现了达赖喇嘛对他的期许和他本人的初衷，《西藏生死书》确是当今无与伦比的一部生死学巨著。
但不需要深究读者即可发现，索甲活佛著作这部生死书时，他心目中的读者绝不是他的藏族同胞，而是西方世界的芸芸众生。毫无疑问，《西藏生死书》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具体说来是东方的、古代的、精神的西藏传统与西方的、现代的、物质的欧美传统的结合。在《西藏生死书》这个旧瓶子内装的是医治西方现代文明的良药。索甲活佛书中用力描述的西藏传统，主要不是用来唤起依然生活在前现代社会的藏族同胞对其固有传统的自觉和热爱，而是用来教导生活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西方世界中的有情，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生死大事的指南。与其说此书是一部西藏的生死书，倒不如说它是一部世界的生死书。
索甲活佛曾在一次讨论西藏宗教与文化的会议上公开表示，西藏已经失去了，所留下的只有它的智慧。即是说一个物质的、现实的西藏已经失去了，留下的只有一个精神的西藏，而这个精神的、智慧的西藏已经由索甲活佛等人带到了西方，成了今天令西方世界为之心驰神往的香格里拉。从物质上讲，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流亡喇嘛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但从精神上讲，他们得到了整个世界。今天依然生活在西藏的西藏人失去了他们自己的部分的精神导师，而整个世界却有了一批以达赖喇嘛为首、日趋成为西方那些追求性灵和精神的解放，试图在东方宗教中获得神秘智慧的人的杰出的精神领袖。索甲活佛这部《西藏生死书》就是作为世界精神导师的西藏喇嘛奉献给世界的一部绝好的精神经典，它的出现适逢其时。
正因为《西藏生死书》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所以索甲活佛的成功并非不可预料。与前述同类著作相比，索甲活佛此书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即它是一部现代的创作，而不是一部古代经典的译作。如前所述，伊文思翻译的《西藏死亡书》虽然堪称译作之精品，但仍然需要繁琐的注释和权威的诠释，才能为普通的西方读者所接受。要将一部发现于14世纪的藏传佛教密乘经典翻译、改造成一部当代西方普通读者容易理解的现代生死书，若不说完全不可能，起码应该说是一件难之又难的事情。因此，即使是由仲巴活佛这样的权威翻译的《西藏死亡书》也不可能成为风行世界的畅销书。当今西方公认的藏传佛教的权威学者之一、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宗教系教授Jeffrey Hopkins，[50]也曾与当代藏族喇嘛学者Lati Rinpoche合作，出版过《藏传佛教中的死亡、中有和再生》一书，其主要内容是对格鲁派有关死与死亡过程之著作的翻译和解释，虽然这部著作并非藏文原作逐字逐句的硬译，而是相当灵活的意译，很容易引起重朴学的学者的批评，但它毕竟是一部译作，译笔再灵活、流畅也不可以像索甲活佛一样随兴所致，笔走龙蛇，上下、古今、东西，纵横驰骋。因此，Hopkins此书的畅销虽也高达一万四千余册，但绝不可望索甲活佛所著《西藏生死书》这样一部世界级畅销书之项背。索甲活佛在他的书中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许多关于死亡的故事，特别是生动地描述了他对他在西藏所认识的上师及其死亡过程的回忆，借助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来图解常常给人以高深莫测之感的藏传佛教经义，使读者既享受读小说的快感，又领受深刻的教诲，一举而两得。另外，《西藏生死书》中还随意可见来源于世界各种文明、充满智慧的格言、警句，也给此书增加了不少可读性。
当然，索甲活佛的成功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用现代人喜爱的笔法生动地再述了来自西藏的古老教法。《西藏生死书》的现代性不只是体现在其写作手法上，而且也体现在全书的内容中。实际上，索甲活佛的视野早已超越了“世界屋脊”。在他的书中大量地出现了原本可以说与西藏死亡学传统完全无关的东西，像Elisabeth Kuebler-Ross关于死亡和死亡过程的著作、Ian Stevenson有关显示转世之个案研究和Raymond Moody对濒死经验的研究等，在西方大名鼎鼎的西方现代死亡学名著，都在索甲活佛的书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巴西环保部长论环境的论述也被他引用来说明现代工业文明对环境的威胁。关于普通人死亡的记载，也穿插在米拉日巴、莲花生及达赖喇嘛等著作中所描述的上师之死的场景中被娓娓道出。为了要表达他的某种观点，索甲活佛通常不仅仅以援引藏传佛教大师的著作为依据，而且也拉东西方大思想家、文学家的大旗，如蒙田（Montaigne）、布莱克（Blake）、利尔克（Rilke）、亨利·福特（Henry Ford）、伏尔泰（Voltaire）、爱因斯坦（Einstein）、罗密（Rumi）、沃德沃斯（Wordworth）等西方大家，以及像汉族的思想家老子、庄子及禅宗大师的言论，都曾出现在他的这部《西藏生死书》中。音乐神童莫扎特的天赋也被他解释为其往生的积累。通过这种广征博引，索甲活佛的著作成了一部集世界生死学之大成的著作（a cosmopolitan eclectism），仿佛他书中所传达的信息不只是一种藏传佛教的传统，而是一种普世的信息，一种万古长青的哲学。与伊文思的《西藏死亡书》一样，索甲活佛的西藏死亡书之所以如此地受欢迎，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都将这部西藏的古代经典转化成了一种非历史的、普世的智慧。两者不同的是，到了索甲活佛这里，西藏文本本身已如此完全地化入了他自己灵活的安排之中，故它的译文已不再、也不必照录进去了。
索甲活佛有意无意地要将这种来自西藏的智慧置于一个属于思想家所共有的全球性的、非历史的精神体系中。因此，每当他提到当代某位受人尊敬的西藏喇嘛时，就会自然地想到这位喇嘛或许可与西方的某位思想家并驾齐驱。索甲活佛自己的认同实际上也不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藏传佛教高僧，而是一位西方新时代运动中的先锋和导师。就像伊文思的《西藏死亡书》是他与藏族上师达哇桑珠合作的结果一样，索甲活佛的这部著作也非他一人的杰作，而是与Patrick Gaffney和Andrew Harvey两位性灵类畅销书作家合作的结果。按照此书封面上的说法，这两位西方作家只是索甲活佛此书的编辑，可事实上他们俩对于此书之成功的贡献或可比伊文思对达哇桑珠喇嘛所译《西藏死亡书》的贡献。索甲活佛个人的实际身份更接近于他的这两位合作者，即性灵、精神类畅销书作家。他的这部《西藏生死书》名义上是西藏的，实际上是世界的，写在书脊上的作者的藏文名字，只是为这部具有世界意义的生死书平添了一圈耀眼的光辉。
索甲活佛此书与伊文思的《西藏死亡书》在许多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为西方那些为获得精神解脱而寻寻觅觅者所作，都属于传播一种普世的信息，这种信息曾为所有文化传统中有神秘智慧者所知，但只有在西藏得到了最完美的保存。这两部书都提到了将这种教法传达给处在危机中的现代世界的迫切性，现代世界虽富有外在的知识，但已被剥夺了古老的内在科学。与伊文思、仲巴活佛等一样，索甲活佛也提出了他自己对佛教有关转世学说的理解。尽管他承认再生、转世这一领域，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我等受业缘限制者的视野所能感知的范围，但他对佛教所说的所谓六道轮回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如何被设计和明朗化的方式很感兴趣。他在《西藏生死书》中对轮回中六界的极为形象、现代的描述，很可以代表他全书的风格，他说：“天界的主要特征是此界内完全没有苦难，有的只是永恒不变的美丽和纵情声色的喜乐。设想诸天乃身材高大、头发金黄的冲浪高手，或半躺在海滩、花园中，尽情地消受着灿烂的阳光，听着他们自己随意选择的任何种类的音乐，为每一种刺激而陶醉，他们酷爱打坐、瑜伽、健身和其他各种自我完善的方式，但从不劳其心智，从不面临任何复杂、痛苦的境遇，从不领悟其真实的本性，他们是如此地麻木不仁，以至于从不知道什么才是他们真正的境况。假如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某些地方作为天界跃上你的心头的话，你或许还可见到非天界[阿修罗]的有情每天在华尔街华盛顿和白厅的闹哄哄的走廊内的阴谋和敌对中卖力地表演，还有饿鬼道！哪儿有人类，哪儿就有他们存在，尽管极度富裕，但从无餍足，渴望着接管这家企业、那家公司，或者在对簿公堂时无穷无尽地表演他们的贪婪。打开任何电视频道，你就马上进入了飞天和饿鬼的世界。”大概是因为索甲活佛相信他的读者会在有关六道轮回学说的文字翻译面前退缩，所以他将天界定点在加州，而将非天界定点在美国的东海岸。用如此形象和现代的语言来诠释佛陀在两千多年前确定下的六道轮回理论，这实在是索甲活佛让人佩服的天才发挥。
索甲活佛的《西藏生死书》可以说是曾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先在美国、然后在整个西方世界流行一时、以将东西方各种各样思潮熔于一炉为典型特征的所谓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的一部代表作品。若要追溯新时代运动的源头，我们甚至在19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运动中就可以找到它的影子。1843年，Ham Common出版的英国社会乌托邦主义者的杂志起名“新时代”。其后，英国新时代运动的先驱Alice A.Bailey（1880－1949）与Blavatsky夫人一样自称从西藏人那儿得到精神感应，开始代西藏的智者向世人传播福音。而就在Bailey向世人传达的第一个福音中，她便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即所谓鱼座时代的结束和水人座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中，人类的问题要靠精神高度发展的神仙、精灵或其派往人间的全权代表来统治。而这样的神仙、精灵则来自西藏。新时代运动初期的发展实际上几乎与前述灵智学会并行，他们的很多主张都与灵智学相同或相近，同样反映了西方人寻求一种西方以外的文化、精神来作为医治、改造西方文明的良药的强烈意愿。通过这些新时代运动先驱者的鼓吹，佛教一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所谓美国社会史上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相当流行，成为受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信仰等种种思潮困扰、特别是因信仰与科学的冲突而产生精神危机的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避风港。当时已有好几万人自称是忠诚的佛教徒，还有更多的人也对佛教情有独钟，但这种对佛教的热情很快转变成对所有宗教之神秘性的普世观念的追求，许多西方佛教徒开始将佛教的一些基本概念与亚洲其他宗教信仰中的同类概念比较、融合，甚至将传统的佛教思想与从纯粹西方资源中引导出来的信仰内容结合起来，于是形成一种综合的、混杂的新的所谓优选[折衷]宗教（Eclectical Church），被认为是世界各大宗教的和谐的结合。这种熔世界各种宗教、信仰于一炉的新思潮，便是至今在西方仍然相当有影响力的新时代运动的主题思想。
西方一些另类的思想家（Alternative Thinker）、知识分子，自己将自己边缘化，游离、异化于西方宗教、文化主流之外，将眼光投向边缘、异类，以寻求一种与彻头彻尾的“他者”的精神联系，以此来超越他们用来传播其折衷教法的工具，故不固定在某个地点或个人，也不专意于一种外来的教法，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印度教，皆是西方的“他者”，因此西藏的《死亡书》和中国的《易经》《道德经》，都是新时代运动的精神经典。新时代运动给西方带来的是一种销售文化舶来品的超级市场，而不是某一种外来宗教、文化的专卖店。[51]罗培慈教授曾将隐藏在目前西方世界愈演愈烈的“西藏热”背后的主导思想批评为“新时代东方主义”（New Age Orientalism），或称“新时代殖民主义”（New Age Colonism），其典型的表现就是对现实的、物质的西藏的冷漠，和对莫须有的精神的、智慧的西藏的热衷，这种以西方人自身的精神追求为出发点的“西藏热”，一方面把西藏抬高到了令举世若狂的人间净土——香格里拉这样的位置，而另一方面则把一个现实的、物质的西藏一笔抹杀掉了。[52]
一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塔堂、仲巴和罗桑伦巴（Lobsang Lhungpa）等西藏喇嘛相继来到美国传教以前，不管是在灵智学会，还是在新时代运动中，西藏只是一个时隐时现的影子、一种最具异国情调的光氲。而经过这些具有非常大的个人魅力和传教热情的西藏喇嘛们的努力，以及像高文达喇嘛这样的西方弟子的推动，西藏佛教才真正开始在西方立足，并迅速发展。至80年代末，北美就已有184个藏传佛教的教学和修行中心，从此来自西藏的声音在新时代运动的外来文化大合唱中越来越嘹亮。特别是在新时代运动发展最盛的加州，西藏喇嘛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而来自加州的索甲活佛出版的这部畅销世界的《西藏生死书》，不仅本身是新时代运动以折衷主义为特征的宗教文化的典型产物，而且也大大提升了藏传佛教在新时代运动这股迄今不衰的文化思潮中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