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达喇嘛是上个世纪西方世界大名鼎鼎的藏传佛教大师，人称“佛教界最伟大的解释者、思想家和禅定大师之一”。[22]特别是在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加州，见者皆尊称其为喇嘛，大概是Robert Thurman之前，西方世界自己生产出的最有影响力的藏传佛教代表人物。尽管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曾受过格鲁派和噶举派的灌顶，而不曾是宁玛派上师的入室弟子，但他也同样不遗余力地在西方宣传《西藏死亡书》，把《西藏死亡书》说成是一部藏传佛教、或者说是整个大乘佛教之精华的经典著作。在这一点上Thurman与高文达喇嘛的经历极为相似，他是达赖喇嘛的入室弟子，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宗喀巴讲座教授，以在西方宣传宗喀巴之教法为己任，但最终还是忍不住提起他的神来之笔，重新翻译、解释非其本门家法的《西藏死亡书》。不管宗喀巴的教法是何等样的博大精深，它毕竟不可能像《西藏死亡书》一样在西方有如此广阔的市场。

高文达喇嘛实际上并不是藏人，也不是一位出家的喇嘛，甚至连藏文也只是一知半解，可他顺着他自己设计的“白云之路”，攀登上了西方藏传佛教之极顶。[23]高文达喇嘛俗名恩斯特·洛塔·霍夫曼（Ernst Lothar Hoffmann），于1895年生于德国的Kassel。[2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意大利前线服兵役，后入弗莱堡大学学神学、哲学。因于Capri与旅居国外的欧美艺术家们住在一起，而开始对佛教感兴趣，于1920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佛教的基本观念和它与上帝观念的关系》（The Basic Ideas of Buddh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Ideas of God）。[25]1928年，他首途斯里兰卡，随其同胞小乘佛教僧人三界智高僧（Nyanatiloka Mahathera，1878-1957，俗名Anton Walter F.Gueth）学坐禅与佛教哲学，后者为其取法名Brahmacari Angarika Govinda。不久他又离开斯里兰卡，前往缅甸和印度。

1931年，到达大吉岭，因遇一场春季雪灾而入位于Ghoom的一座喇嘛庙中避难。于此遇格鲁派喇嘛卓木格西活佛（Gro mo dge bshes rinpoche），受其灌顶。高文达喇嘛视此为其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称卓木活佛赐予他的灌顶，是他生命中最深刻的精神刺激，为他开启了通往西藏之神秘宗教的大门。并鼓励他将他由此而得到的知识和经验传给别人、传给整个世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此时的高文达喇嘛并不懂藏语，他与其上师的交流或者靠一位曾在北京为著名的俄国学者钢和泰（Staёl-Holstein）先生当过助手的蒙古格西土登喜饶的口译，或者靠各自的意会。高文达向其上师所请之法，也都是不可为外人道的实修经验，而不是什么书本的理论，因为对于后者高文达自己早已是行家里手了。[26]

1932年，高文达喇嘛往位于西藏西南部的冈底斯山朝圣，后在大诗人泰戈尔创建的Patna 和Shantiniketan两所大学内任教，开始在加尔各答佛教协会会刊《大菩提》（Mahabodhi）以及其他各种灵智学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他在Patna大学的讲座，后结集出版，题为《早期佛教哲学的心理学态度》（The Psychological Attitude of Early Buddhist Philosophy），而他在Shantiniketan所作的讲座则结集为《佛塔的心理——宇宙象征》（Psycho-Cosmic Symbolism of the Buddhist Stupa）一书出版。当他在Shantiniketan大学任教时，结识了一位名Rati Petit的锡克裔女子，两人于1947年成婚，高文达为其取法名Li Gotami。于30年代，高文达创建了一系列宗教组织，如国际佛教大学协会（International Buddhist University Association）、国际佛教科学院协会（International Buddhist Academy Association）、圣弥勒坛城会（Arya Maitreya Mandala）。1942年，尽管高文达持英国护照，但仍被英国人投入监禁，长达五年之久，其原因据说是因为他与尼赫鲁、泰戈尔等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相熟。后者曾出资帮助也是画家的高文达展览他的作品。与他一起遭监禁的还有后来因著作《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而闻名世界的奥地利登山健将Heinrich Harrer和《佛教坐禅之心》（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一书的作者Nyanaponika Mahathera。

据称，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后，高文达喇嘛便加入了印度籍。1947年和1948年，高文达和其夫人应印度《图片周刊》（Illustrated Weekly of India）之请，往西部藏区拍摄在察布让和托林的一些著名寺院。他们当时所拍摄的那些照片一部分收录于高文达的自传《白云之路》中，一部分则揭载于Li Gotami 自己的《图片西藏》（Tibet in Pictures）一书中。在旅途中，高文达喇嘛遇到了一位来自策觉林寺名阿觉日巴的活佛，随其获噶举派之灌顶，尽管他从没有交代他从这位活佛那儿究竟获得了噶举派的什么教法，但从此他又自称为噶举派的传人。高文达自己常常如此描述他的身份：一位欧洲裔的印度人，佛教信仰属于藏传的一支、相信人类的同胞之情（an India National of European descent and Buddhist fath belong to a Tibetan Order and believing in the Brotherhood of Man）。这样的身份使他终年穿着他自己设计的藏袍的身上带上了一圈神秘的光氲。

从西藏返回后，高文达喇嘛及其夫人便作为伊文思的房客在锡金安家。整个60年代，他们在Kasar Devi的家成了到东方寻找精神寄托的西方人的必经之地。1966年，高文达喇嘛出版自传《白云之路》。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则多半在欧美各大学内巡回讲演。1981年，他出版了自认为是他生平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易经的内在结构》（The Inner Structure of the I Ching），他写作这部著作的动因是，“我们已经听到了许多中国和欧洲的哲学家、学者对这部著作的想法，而没有人问到《易经》本身有什么可说的”。他想通过他的研究来补救这种状况，可他根本就不懂汉文，不知他的这份雄心从何而来？又何以能够实现？高文达于1985年谢世，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住在由旧金山禅学中心所提供的位于Mill Valley的一所房子内。[27]

于西方大多数对藏传佛教有所了解的人来说，高文达喇嘛曾经是一位公认的大师，一位至高无上的权威。除了他的自传《白云之路》曾让成千上万对东方神秘智慧充满憧憬的西方普通读者着迷外，他于1960年出版的专著《西藏密教之基础——据大密咒六字真言之甚深密意》（Foundations of Tibetan Mysticism according to the Esoteric Teaching of the Great Mantra Om Mani Padme Hum），也曾令众多从事西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倾倒，迄今一直是学习西藏宗教者必读的经典。当今天有人告诉你，尽管据称高文达喇嘛稍通藏文，在被英国人关押期间曾动手翻译过一些藏文文献，[28]但他的著作实际上全是根据二手的资料东拼西凑出来的杂烩，没有一本是他自己根据藏文原本翻译、著作的，此时就好像是一座大厦忽然间呼喇喇地倾倒在你的眼前。

罗培慈教授以无情的事实将这位藏传佛教在西方的重要代表请下了神坛。他指出，高文达喇嘛《西藏密教之基础》一书的主要数据源于《奥义书》（Upanishads）及Swami Vivekananda，Arthur Avalon（即前面曾提及的Woodroff）及戴维·妮尔等人的著作，特别是伊文思的tetralogy。而他在《早期佛教哲学中的心理学态度》一书中所引述的巴利文文献，则源出于英国学者Thomas，Caroline Rhys Davids，以及他的老乡三界智高僧的著作。他的《佛塔的心理——宇宙象征》一书则整个是搬用了西方的资料。高文达喇嘛对西藏佛教所具有的权威竟然建立在二手的西方资料的基础上，这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了！高文达喇嘛曾说过：“在古时候，只有语言上的知识，严格说来不足以使人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译者，若没有在此教法之传统的和权威的解释者足下修习多年的话，没有人会去动手翻译一本经书。更少有人会认为自己合格去翻译一本自己就不信其所述教法的经书。”他对译经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无疑是后人应该效法的，只不知自称皈依过不止一位德证兼具的西藏大德的他，自己为何不但没有逐字逐句地译经，而且连一手的藏文书籍都懒得去翻检，将自己天马行空的鸿文巨著建筑在他人辛勤劳动所获的成果之上。

高文达喇嘛为《西藏死亡书》所写的导言并不很长，可伊文思对它的评价则相当不低，他甚至说“对此书教法之甚深密义的解释，没有能比（高文达喇嘛）在导言中所述写得更加博学了”。从今天的眼光看来，高文达喇嘛文中所述西藏历史、宗教之背景知识多于对死亡书之甚深密义的解释。他花了不少笔墨来捍卫藏文伏藏文献之真实性，说明西藏原有宗教——苯教与佛教之异同。高文达喇嘛对《西藏死亡书》的信仰和推崇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即有人借助入定或其他瑜伽功夫，可将下意识的内容引入分别意识的境域之中，因而打开了无限的潜意识记忆仓库，即使得生命在这个宇宙之间成为可能的每一种意识的以往记录。这仓库还储存着我们前生前世的记录，保存着我们民族、人类以及人类前身的以往记录。而《西藏死亡书》记录的便是东方瑜伽士对其前生前世所作所为的真实回忆。这样的记忆不能轻易打开，否则会使没有足够准备的心灵受不住而压垮。所以，《西藏死亡书》是由七颗沉默之印封锁的书。不过，揭开此种密封的时机已经到了，因为人类已经到了抉择的关口：究竟是以臣服于物质世界为满足呢？还是以捐弃私欲、超越自我的限制，努力追求精神世界适当呢？说到底该不该揭开封锁《西藏死亡书》之印取决于西方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同时面临这一相同的抉择。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高文达喇嘛在西方以藏传佛教之代言人的地位出现，但他本人对以《西藏死亡书》为代表的西藏文明的看法与伊文思等灵智学派的代表人物的看法没有什么两样，在他的眼里，“西藏传统于我们这个年代、于人类精神发展之重要性，全在于这样的事实，即西藏是将我们与远古之文明连结起来的最后一个活着的纽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印加和玛雅的神秘崇拜已随着其文明的破坏而消亡，除了一些零星的散片以外，我们已永远无法知其本来面目了。印度和中国的古老文明尽管还很好地保存在他们古老的艺术和文学中，仍然在现代思想的灰烬中时而冒出火星，但已被如此众多层不同文化的影响渗透、掩埋，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至少已很难将各种不同的成分区分开来，认出其原始真性”。[29]

今天常有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在许多人眼里显得相当落后、不开化的西藏与西藏文明，却在貌似最发达、最先进的西方世界受到如此的欢迎？实际上，早在1966年高文达喇嘛就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为什么西藏的命运在这世界上引起了如此深刻的反响？回答只能有一个：西藏业已变成今天人类渴望的所有东西的象征，或者是因为它已经失落，或者至今尚未被认知，或者是因为它处在将从人类的视野中消失的危险中：一种传统的稳定性，这种传统不只是植根于一种历史的或文化的过去中，而且也植根于20世纪内最内在的人（the inner most being of man）中间，于他们的深处，这个过去作为一种无时不在的灵感源头而被奉为神圣。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在西藏所发生的一切对于人类的命运有象征意义。就像是在一个巨大无比的舞台上，我们见证着两个世界之间的争斗，按照观众的观点，这种争斗将被解释为或者是于过去和未来、落后和进步、信仰和科学、迷信和知识之间的争斗，或者是于精神的自由和物质的力量、心灵的智能和头脑的知识、个人的尊严和群众的本能、对人类经由内心的发展而能达到的更高的定数的信念和对以商品生产不断增长为特征的物质繁荣的相信之间的争斗。”[30]由此可见，西藏是因为被用作西方世界之观照物而变得如此重要的，而将西藏抬举成为今天人类渴望的所有好东西的象征的人，则恰恰就是一度曾在西方知识界、思想界呼风唤雨的Blavatsky夫人、伊文思、荣格和高文达喇嘛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