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死亡书》在西方的首次出现看起来是一位14世纪的西藏伏藏师噶玛岭巴（Karma gling pa，译言事业洲）尊者，与一位名叫伊文思的美国怪人偶然相遇的结果。而其实不然，它的出现与1875年在纽约宣告成立的灵智学派有着必然的联系。19世纪末期、20世纪早期，灵智学派代表人物对西藏神秘大士（Mah?tman）所化现的神秘智慧的鼓吹，无疑是20世纪末期以达赖喇嘛为领袖和象征的西藏喇嘛在西方这个大舞台上，最终扮演精神导师一角的一场热身彩排。

灵智学，即所谓灵魂之学，亦称神智（knowledge of God）、圣智（divine wisdom）之学或通神学，源出于一个很长的、混杂的灵媒崇拜和精神学传统，原先隐于地下，19世纪中叶开始在欧美知识界公开活动。它的创始人是从俄国移民美国的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1832－1891）和美国律师、记者Henry Steel Olcott（1832－1907）。前者人称Blavatsky夫人，是灵智学派的精神灵魂，而Olcott则是天才的组织者，他们两人的精诚合作，使一个不起眼的学会发展成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国际性组织和运动。[6]

在西方近代史上，19世纪下半叶即是一个科学获得巨大进步，宗教被渐渐请下神坛的时期，同时又是一个对精神和宗教充满渴望的时代，正如有人总结的那样，这既是一个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ete）和查理士·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时代，同时又是纽曼主教（Cardinal Newman，1801－1890）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s James，1842－1910）[7]的时代。我们或可加上一句，它也是一个Blavatsky夫人的时代。实证科学和来势汹涌的拜物主义，令许多早已对基督教的救世能力失去信心，又希望保持人类的精神性、为自己在这世界上保留一个得当位置的人深感不安。对实证主义的反叛引发了灵智学、精神主义和其他许多神秘主义的和精神的运动。灵智学运动的兴起实际上就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回应，它不是寻求科学的庇护地，进而建立起一种理性的、科学的宗教，这种宗教必须是既接受地质学的新发现，又要比达尔文进化论更精致的古代秘密精神进化体系。灵智学派这些主张显然地反映了人们对走出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困扰的渴望。尽管在他们对历史和世界的普世观念中表现出了对启蒙运动的怀疑，有明显的反现代倾向，但实际上在这种反现代的精神运动身上也已经不由自主地打上了现代的印记。灵智学运动所用的方法，简单说来就是不遗余力地将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而加以理想化，以此来衬托西方社会的丑恶和西方文明的不足，在许多层面上它与19世纪德国的理想主义和浪漫的东方主义异曲同工。它们的一个最中心的观点是：在东方曾存在一种在西方早已失落了的智慧或真理，即所谓灵智，西方人想重新获得这种智能，则只有老老实实地向东方人学习。而Blavatsky夫人自己则已经从西藏神秘大士那儿获得了这种灵智，所以她是灵智在西方的代言人。

19世纪70年代末，Blavatsky夫人提出了她自己的一套复杂的进化理论，其特点是将宇宙的进化和人类精神的成长结合在一起。她的这一套理论介乎宗教和科学之间，自称是所谓灵魂之学，是一种更高水平的科学，因为它是科学与古老宗教智慧及其哲学的结合，它的出现便埋葬了处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鸿沟。建立灵智学会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不分种族、性别、等级和肤色的普世兄弟会，它鼓励对宗教、哲学和科学的比较研究，探寻未曾得到解释的自然法规和人类潜能。灵智学派公然举起反对基督教的旗帜，偏爱亚洲宗教，但坚称所谓灵智学只能是在从大西洋和莱穆利亚（Lemuria）文明中产生的所有古老的、史前时期的宗教中所保存的知识精华。灵智学是这种古老的上帝智慧的遗存，它们早已在普通百姓中间失传，仅仅秘密地保存在住于西藏的仁慈的兄弟会中间。

Blavatsky夫人原姓Hahn，于1831年出生于俄国一个德裔贵族家庭，自幼热衷于神秘主义和精神现象，十七岁时与Nikifor Blavatsky成婚，两个月后即离开其夫婿前往康士坦丁堡，从此便开始了她不寻常的生命之旅。为寻求神秘智慧，她先往开罗，学习各种秘密方术，然后往欧洲，以作灵媒为生，渐渐将神秘智慧的源头从埃及的尼罗河移向印度的恒河，最终在喜马拉雅山麓的西藏落脚。她自称是藏传佛教徒，前后在藏区住了七年，曾在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附近随密法高手修法两年。1873年回到巴黎，受神秘大士之命往纽约创建灵智学会。以后她又通过做梦、显圣等各种感应方式或信件，不断从西藏神秘大士那里得到指示，这些大士通过Blavatsky夫人之口向世人传达来自西藏的神秘智慧。尽管当时就有人对她西藏之旅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将她与西藏神秘大士之间的这种精神感应看成是纯粹的骗术，而且在灵智学会中从没有过一个真正来自西藏的会员，因此，在灵智学派的教法中，西藏和藏传佛教完全是一个虚无飘渺的想象之物。但经过Blavatsky夫人及其弟子们的鼓吹，西藏和藏传佛教从此被笼罩上了神秘和智慧的光环，西藏取代了埃及、印度，成为神秘智慧的源泉和遗失了的古老种族的居住地。

灵智学会在创建后的二十年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持续的发展，到19世纪末已经在四十余个国家中建立起了五百个分支机构，会员达四万五千人之多，其出版物在世界各地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尽管当Blavatsky夫人于1891年去世时，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愈演愈烈，但灵智学会对传播亚洲思想的推动继续蓬勃发展。西方一些知名的西藏和佛学专家如戴维·妮尔、荣格、德裔印籍佛教学者高文达喇嘛（Lama Anagarika Govinda，1898－1985）、世界著名的大乘佛学研究专家德裔英人爱德华孔兹（Edward Conze，1904－1979），以及最早在西方传播禅宗的日本佛教大师铃木大拙（1870－1966）等，都曾是灵智学会的信徒和积极支持者。[8]孔兹终生信奉灵智学，视Blavatsky夫人为宗喀巴的转世。因此，有人不无根据地认为，Blavatsky夫人不但是19世纪秘密崇拜圈中唯一的最有影响的女人，而且在许多方面可以说也是那个时代欧美最具影响力的女性[9]。

就在灵智学会由弱到强，在西方众多先进知识分子中风行之时，伊文思来到了人间。1878年，伊文思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Trenton，孩提时代就对其父亲所藏有关秘密主义、精神学的书籍有浓厚的兴趣，读过Blavatsky夫人的两部巨著《除去面罩的尹西斯》（Isis Unveiled）和《秘密教法》（The Secret Doctrine）。世纪之交，伊文思移居加州，于1901年加入总部设在Point Loma的灵智学会美国分会。在该会教主Katherine Tingley的鼓励下，伊文思入斯坦福大学随威廉·詹姆斯和William Butler Yeats深造。自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复入牛津大学耶稣学院（Jesus College Oxford）研究凯尔特民俗（Celtic folklore），完成题为《凯尔特人国家的神仙信仰》（The Fairy Faith in Celtic Countries）的论文。其后，便开始了他寻求神秘智慧的世界之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在希腊，战争时期他主要住在埃及；后从埃及移居斯里兰卡，再移至印度，随许多印度上师学法。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一共花了五年多时间，“自斯里兰卡棕榈树荫蔽的海岸，到印度河边的神奇大地，再到喜马拉雅山麓冰雪覆盖的高原，追寻东方的智者”。在旅途中，他遇到了许多的哲人、圣人，他们都认为他们自己的信仰和实修，与西方的信仰和实修之间有许多并行的东西，这些并行的东西当是古时某种历史联系的结果。1919年，他到达喜马拉雅南麓名城大吉岭，从一位刚从西藏返回的英国少校军官Major W.J.Campbell手中获得了不少藏文书籍，其中包括14世纪西藏伏藏大师噶玛岭巴尊者发掘的伏藏大法《寂忿尊密意自解脱甚深法》中的部分经书。在当地警察局长Sardar Bahadur S.W.Laden La的引荐下，伊文思带着这些藏文古书，找到了在甘托克大君男儿学校教英文的藏族喇嘛格西达哇桑珠（译言月亮心成），两人开始了为期仅两个月的合作，生产出了一部超越时空的世界精神经典。

伊文思和达哇桑珠的合作可谓天造地设，因为达哇桑珠也是一位热衷于追求神秘智慧的人。他生于1868年6月17日，不仅藏文、英文极佳，而且也粗通梵文。自1887年12月至1893年10月，他曾出任英印政府藏文翻译，也曾是西藏地方政府使印全权大臣伦钦夏扎的首席翻译，还曾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使印时的政治幕僚之一。英属印度政府官员John Woodroffe曾请他英译藏文《吉祥胜乐续》（Sricakrasambhara Tantra），后作为他主编的《密续经典》（Tantra Texts）之第七卷出版，对他的学养极为推崇。Woodroffe在出任加尔各答最高法庭法官任内，成为一位知名的印度教学者和虔诚的印度密宗教徒，曾以笔名Arthur Avalon出版过诸如《魔力》（The Serpent Power）一类的著作。自1906年起，达哇桑珠出任锡金甘托克大君男儿学校校长。他也曾为戴维·妮尔当过翻译，在后者的笔下，他是一位很有性格的性情中人。在《西藏的巫术与密法》中，戴维·妮尔曾对她的这位翻译作过如下描述：

达哇桑珠，一位崇拜神秘智慧的人，在一定的方式内，他自己就是一个秘密。他追求与空行母和忿怒本尊的秘密相应，期望因此而得到超常的力量。世界上任何神秘的东西都曾强力地吸引住他，可惜为了谋生，他无法抽出很多的时间来从事他最喜爱的研究。

像他的许多老乡们一样，酗酒成了危害他生命的祸根。这使他易怒的自然倾向不断增强，最终导致他有一天操持起了一把谋杀者的斧头。当我住在甘托克的时候对他尚有几分影响力，我曾说服他保证彻底戒除这种所有佛教徒应当戒除的毒汁，但他所拥有的力量显然不足以使他信守他的承诺。

关于我的这位好翻译，我还可以讲许多其他有趣的故事，有些实在逗人，带点儿薄伽丘式（Boccaccio）的风格。除了秘密崇拜者、学校教师、作家以外，他还扮演了其他别的角色。但让他的灵魂安息，我不想说小了他。经历了孜孜不倦的苦读，他是名副其实的饱学之士，而且也是一个讨人喜欢和风趣的人。我为自己遇见他而感到庆幸，以感激之情承认我对他的负欠。[10]

总之，对达哇桑珠喇嘛而言，与西方人合作已不是第一次。翻译像《西藏死亡书》这样的西藏密法，照理应当是一份费时费力的工作，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伊文思与达哇桑珠相处的时间仅有两个月而已。而且就在这两个月内，他们两人也只是在每天早晨学校开课以前，坐在一起翻译伊文思带来的那些藏文经书。达哇桑珠为伊文思所口译的那些经书，还不仅仅只是后来名闻天下的《西藏死亡书》的原胚，伊文思的别的著作《西藏的大瑜伽师米拉日巴》（1928）和《西藏的瑜伽和其秘密教法》（1935）的蓝本，也是在这两个月内打下的。他们两人合作的效率之高，实在不得不令人佩服。两个月后，伊文思离开了甘托克，回Swami Satyananda 的Ashram修炼瑜伽，继续他的东方之旅。尽管伊文思后来口口声声称他自己是达哇桑珠上师的入室弟子，可正如伊文思的传记作者后来所发现的那样，伊文思和达哇桑珠的关系实际上远得让人吃惊。不管是保存至今的他们之间的通信，还是达哇桑珠的日记，都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很疏远和客套。伊文思从来不曾是一个虔诚的藏传佛教徒，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他曾从达哇桑珠或其他西藏喇嘛那儿获得过任何特别的教法[11]。

伊文思最终出版这部日后轰动西方世界、成为西方迄今为止读者最多的一部源出西藏的著作，是在他获得这部藏文原著后近十年的1927年，此时他的合作者达哇桑珠也已经离开尘世多年。1922年3月20日，达哇桑珠喇嘛英年早逝于加尔各答大学西藏文教席任上。如前所述，这部著作的全称是《西藏死亡书，或中有阶段之死后经验，据喇嘛格西达哇桑珠之英文口述》，伊文思所扮演的角色看起来不过是此书的一位编辑而已。伊文思在该书前言中开宗明义：“在本书中，我正努力——至今像是可能——压抑自己的观点，而仅仅充当一位西藏圣人的传声筒，尽管我是他的入室弟子。”其口吻与Blavatsky夫人常以西藏神秘大士之代言人的身份布道立说相仿佛。可事实上，这部在西方世界流传的《西藏死亡书》，自始至终都不是一部纯粹的藏文经典，而是西方人写给西方人自己看的书，藏文原著只是其利用的工具。

在《西藏死亡书》第一版中除了伊文思的自序外，就已经加入了由John Woodroffe写的一篇题为“死亡之科学”的长篇序论。在这篇序论中，Woodroffe坚持不懈地要在印度教中，特别是印度教的密法传统中找到与《西藏死亡书》中所提出的教法相类似的东西，或者有可能是《西藏死亡书》之先例的东西。伊文思自己也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只是充当达哇桑珠的传声筒，他也为此书写下了长篇的导论，几乎是用西方人能听得懂的语言将这部藏文原书的内容重述了一遍，并对达哇桑珠喇嘛所译内容作了冗长的注释。1949年，《西藏死亡书》再版时，伊文思又新加了一个序言；1957年该书出第三版时，又增加了荣格所著题为“心理学评注”的长篇释论和高文达喇嘛所写的序论。1960年，当该书首次出平装版时，伊文思又再加了一个序言。今天我们在西方所见到的《西藏死亡书》充满了其他并非来自西藏的声音，不仅从数量上说，各种序论、注释、附录加在一起，已超过了正文翻译部分，而且从内容的强度来看，也已经盖过，或者说偏离了原文。《西藏死亡书》在西方受欢迎程度的不断增强，招引来各路神仙、权威，各自从自己的本行出发，对它作随意的诠释，最终使一部原本简洁明了的藏文经典变得不仅体积庞大，内容更是云蒸霞蔚，美则美矣，可读者再难见其原貌了。

伊文思发现这部千古奇书是因为受灵智学派思想的启发，来东方寻找神秘智慧的结果，而对《西藏死亡书》的译释过程，更使他加深了对灵智学派共享的一种理论的信念，即现在保存于东方的这些神秘智慧原本来自西方。在他的注释中，伊文思常常强调，西方在死亡艺术上整个失去了自己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对于埃及人、甚至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来说，却不陌生。它是一个前基督教的传统，并被机智地加入了原始基督教教会，如罗马、希腊、英国国教、叙利亚、阿尔美尼亚和科普克等教会的各种不同的仪轨。可是，现代医学忽略了这个西方原有的传统，努力帮助垂死之人，但对于死后的情形不但不加指导，反而以其颇为值得可疑的做法带给病人没有必要的恐惧。西藏关于死亡的艺术是一个前佛教的传统，延续至达哇桑珠喇嘛尚未遗失，他愿意口译这部密法，意在启发西方去重新发现，再次修习这门在他们本土已经失传的死亡艺术，从中发现佛陀教导的智慧内光和所有人类的最高指南。

除了这一部闻名世界的《西藏死亡书》以外，伊文思还出版了另外三部有关西藏的著作，它们是：《西藏的大瑜伽师米拉日巴》（1928）、《西藏的瑜伽和其秘密教法》（1935）和《西藏的大解脱书》（1954）。[12]其中前两部同样是根据达哇桑珠喇嘛的口译写成，后一部的底稿，则是伊文思于1935年在达哇桑珠死后回到大吉岭另雇三位锡金藏人为他翻译的。其后伊文思一直是一位忠实的灵智学派教徒，撰写过其他各种宣传该派思想的作品。其生命的最后二十三年，一直住在圣地亚哥市一座名为Keystone的旅馆中。死前的最后几个月则依靠设在加州Encinitas的Swami Yogananda自我实现奖金度过。[13]

伊文思一生的成功全在于这一部《西藏死亡书》，美国密歇根大学东亚系教授罗培慈先生打趣说，要是当初那位英国军官Campbell塞给伊文思的不是这部死亡书，而是其他什么别的东西，比如寺院戒律或者佛教因明一类的书，那西方的历史不知会出现何等样的变化？但实际上正如罗培慈教授自己所总结的那样，西方世界对《西藏死亡书》的最初兴趣部分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人对精神主义的重新发现和对死后命运的日趋关注。[14]《西藏死亡书》在西方问世时正好是西方对转世的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将近一百年间，关于转世的概念在西方的神秘主义、精神主义、灵智学及其他秘密宗教中都曾经是最中心的论题，而到了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对科学的崇拜压倒一切，关于转世的观念面临最严峻的挑战。正好在这时候，《西藏死亡书》在西方问世，它对死亡和死亡过程如此详细、完整、有连贯体系，而且在许多方面可以得到实证的描述，无疑对延续关于转世概念的讨论注入了新鲜、强劲的养分。所以，它的出现引来了正与科学艰难对垒的灵智、精神崇拜者的一片叫好，被他们当作是“死亡科学”的最不可多得的教科书。

假如没有这样的历史前提，这部书就是落到了伊文思手中也并不见得会为其所重。当然后人不能不佩服的是，一个实际上不懂藏文，对西藏文化所知无几，顶多只能算是一位如萨义德（Edward William Said）先生所说的“热情的外行”的人，却竟然有如此慧眼，一下就能把这本本来并不叫死亡书的书，从别人随意给他的藏文书籍中挑选了出来，并根据别人的口译，加上自己天才的发挥，演绎成一部令世界瞩目的《西藏死亡书》。《西藏死亡书》的出版使伊文思自己一夜之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变成了名闻世界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