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2日，来自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的伊文思（Walter Evans-Wentz）先生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西藏死亡书》（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的奇书，在英语世界引起轰动。这本书很快成为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来自东方的圣书，一本超越时间的世界精神经典（a timeless world spiritual classic）。原本在西方很受推崇的《埃及死亡书》（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顿时相形见绌，成了明日黄花。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认为《西藏死亡书》远胜于《埃及死亡书》，其卓越性无与伦比（an unexampled sublimity）；更有人认为《埃及死亡书》与《西藏死亡书》相比，根本就是一盘粗枝大叶的杂烩（a crude farrago）。而像世界著名的法国女探险旅行家戴维·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1868-1969）这样对东方宗教享有权威的人士，则称西藏人对死亡与转世的反思，不但其他异类文化的传统无法望其项背，而且就是在佛教内部，也远胜于其他传统的同类典籍。这本源出于14世纪，甚至追根究底可上溯至8世纪的西藏古书，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风头独健，它被一再重新发现、转世，大大小小的译本及其这些译本的各种翻版难以计数，迄今依然层出不穷。素以理性著称的西方人在它身上发挥了最充分的想象力，《西藏死亡书》成为时常陪伴西方许多名流硕儒左右的镇室之宝。它是智慧的源泉，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取其所需，发掘其梦寐以求的神秘智慧。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西藏死亡书》在西方的用途远远超出了几个世纪来它在西藏历史上所曾经发挥的功能。它甚至被人改写为使用迷幻药（psychedelic drugs）的指南，[1]也是西方的死亡之学（the science of death，thanatology）或不朽之学（the science of immortality）的最重要的教科书之一。它还曾被用来标点西方科学的局限，对西方科学的二元论及其对于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所作的区分，提出了严肃的反驳。一批艺术作品也在这部死亡书的启发下先后问世。它在以相信转生、不朽为其中心思想的西方神秘主义（Occultism）、神灵主义（Spritualism）和灵智学（Theosophy）的兴起和被接受的过程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西方20世纪心理学的发展中，特别是在荣格及其他从事意识本质研究的学者的著作中，它也理所当然地占有重要的一席。它为西方精神界、心理学界提供了诸如“中阴”“坛城”和“转生”等不少新词汇，为西方的意识领域开辟了一方新天地。
与它在西方世界的遭遇完全不同的是，《西藏死亡书》在以汉文化为主导的东方世界并没有受到如此的重视。直到最近索甲活佛《西藏生死书》一书的汉译本在港台地区成为畅销书以前，《西藏死亡书》在汉文化区内仅为密乘信徒所知。[2]伊文思编印的这部《西藏死亡书》的汉译本虽早已在坊间流传，但影响相当有限。[3]孙景风居士直接从藏文翻译的《西藏死亡书》更是很少有人问津。[4]大概是受孔老夫子“未知生，焉知死”思想的影响，炎黄子孙对生表现出了极度的执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仍在为简单的生存而挣扎，尚未有余力去深究死后的世界。按理说佛教早已深入中华民族文化之骨髓，像“中阴”“转生”一类的概念，对于学佛的人来说，特别是对稍通唯识学的人来说，当并不陌生。汉地佛教大师辈出，汉藏佛教传统之间的交流也已经历了几个世纪，何以在西方世界如此走红的一部西藏古书，在中原汉地却长期默默无闻，到今天“出口转内销”，才渐渐引起国人的注意。事实上，即使在西藏这部所谓的死亡书也绝非像它的西方鼓吹者所宣称的那样家喻户晓，人手一册。至少在1959年以前没有西藏人知道在汗牛充栋的藏文文献中还有一部称为死亡书的经典，甚至就是它的藏文原书的名称《中有闻解脱》也并非每一位学富五明的西藏高僧一定知道，因为它本来只是藏传佛教宁玛派传统中一部伏藏的一个部分，它从未享受过今天在西方所获得的礼遇，更未被捧为雪域文明的最高成就。藏传佛教文化博大精深，《西藏死亡书》可比是西藏文化太空中一颗灿烂闪烁的明星，但绝不是可以驱赶长夜、令众星失色的太阳。
西方世界对这部《西藏死亡书》情有独钟，不在于它本身是否真的是一部读上一遍就能获得西藏文明之精髓，并从此解脱生死轮回的万宝全书，而更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契合了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中受科学与物质压迫的西方人的精神追求。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压抑之后，西方开始严肃地反思死亡的重要性，及死亡在个人人生经验中的位置，《西藏死亡书》在西方的出现适得其时。它在西方世界流传的过程，同时也是它不断西方化的过程，对科学性的不懈追求促使西方人产生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译本，但在对它的解释中也夹杂了无穷无尽的西方货色。在很大程度上，它早已为迎合20世纪欧美的文化时尚而背离了其原有的功能。顺着《西藏死亡书》在西方世界流传的经历，我们可以大致构画出西方人差不多一个世纪来精神追求的心路历程。当在西方流行的《西藏死亡书》越来越多地流入中国，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接受时，将它在西方世界流行的过程及其原委披露于世，当对读者区分何为西藏之原貌，何为泊来的改装，力求获得真义有所帮助；当我们今天致力于绕开西方的影响，直接译解藏文原典，冀以《西藏死亡书》之真实面目警示世人时，西方人传译、解读此书的得失，当是我们一份难得的教材。
晚近，美国密歇根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罗培慈（Donald S.Lopez，Jr.）先生出版了《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一书，从西方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对自马可波罗时代至今西方接触、接受西藏佛教的历史过程作了全面的检讨，其中的第二章专门讨论《西藏死亡书》在西方被翻译、传播的历史。[5]本文即以罗培慈教授书中所述《西藏死亡书》在西方传播的历史过程为基本线索，补充以与《西藏死亡书》在西方传译过程有关的人物、社会、文化思潮的其他背景资料，结合笔者阅读《西藏死亡书》各种译本之心得，对西方近一个世纪内先后出现的五大种《西藏死亡书》的英文译注本之译者生平、译文特点及其与当时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作一详尽的介绍，希望以此能为修习《西藏死亡书》的中国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