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87年初，中国权威文学杂志《人民文学》（1-2期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后简称《亮出》）的小说。小说以“纪实”手法描述作者游历西藏见闻，内容涉及天葬、一妻多夫等西藏风俗，以及灌顶[男女双修]等藏传密教仪轨。它的发表马上激发了在京藏胞的强烈抗议。政府当即以此小说丑化、侮辱藏胞，破坏民族团结为由，下令收回已发刊物，禁止其继续发行和流通，并责令《人民文学》编辑部作公开检查，给予主编刘心武以停职检查处分。政府的这些果断措施一时平息了藏胞们的愤慨，阻止了一场汉藏民族冲突的爆发。然而这部小说却正因为受到了政府的批判而赢得了许多的读者。直到今天依然有众多的读者从网上下载、阅读这部小说，许多网友坦承这部小说曾是他们生平读过的第一部禁书。毋庸置疑，这部小说对于汉族读者认识西藏及其民族风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据说在当事人、小说的作者马建看来“纯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他说，在他以后遇到的藏族同胞中，“在谈起这部作品时，没有人将那些内容作为一种侮辱”。[1]说藏胞今天不将小说内容视作侮辱恐怕不是事实，但真要说这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或许不无道理。因为马建并非中国历史上丑化、侮辱藏胞之第一人，他的小说实际上不过是许多个世纪以来汉人笔下番僧、番教形象的现代翻版，它所代表的这种对藏族文化的误解和歪曲由来已久。若把这篇小说作为一个事件和文化现象来分析，我们或当首先探讨它对藏族文化、习惯与宗教的表述与历史上相关文本的关系，以说明其对西藏及其西藏文化之误解所具有的历史性。在这一点上，意大利作家和文化批评家Umberto Eco先生关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误解的讨论对我们深有启发，他说：我们人类是带着一些“背景书”（background books）来游历和探索这个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随身携带这些书，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带着来自自己的文化传统、先入为主的世界观来游历世界的。有趣的是，我们出游时就已经知道我们将要发现的是什么，因为某些“背景书”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应该发现的。这些“背景书”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论旅行者实际上所发现的、见到的是什么，一切都必须借助它们才能得到解释。[2]马建的读者大都相信他的故事来源于他在西藏的亲身经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甚至称赞这部小说是一部“现代主义的好作品”。[3]实际上马建小说中绝大部分情节不可能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却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背景书”一脉相承。虽说马建本人未必一定读过那些汉人批评、丑化番僧的古文献，但汉文化传统中自元朝以来形成的有关西藏的“背景书”却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他“惊世骇俗”的西藏之旅。

如果说对《亮出》的批判“是一场历史的误会”，那么小说作者因此而成为一位著名的“流亡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或同样“是一场历史的误会”。的确正如有读者在评论马建后来的小说时所说的那样，“作者个人对时代的怨恨超越了作品”，故他总是站在现存体制的对立面；然那部令马建一夜之间暴得大名的作品不仅不见容于作者今日与之对立的中国政府，而且即便是从作者今日赖以生存的西方世界的视角来看亦应该受到严厉的批判。[4]马建的思想和行为表面看来十分反叛和另类，然他小说中对西藏风情极富异国情调的描写和其中显示的汉文化优越感都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特定语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亮出》可说是“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这篇小说俨然成为汉族读者认识西藏的又一“背景书”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文本产生的具体背景做些分析。对此，自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以来欧美学者对西方作品如何观察和表现非西方文化的研究值得借鉴。他们强调文学和游记作品对异质文化的表述远非客观和不加选择的。作者不但总是有意无意地侧重于描述某些现象，而且这种描述每每与被表现之文化本身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大异其趣。在这种选择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并非作者眼前的异质文化，而是她/他们背后自身社会在特定时代的政治、文化格局，以及作者个人在此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作者自身文化传统中的“背景书”对他者的偏见和具体社会政治条件所提供的背景使得新的文本被不断地制造出来。[5]马建的这部小说正是这样一个汉族文化中关于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背景书”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条件之具体背景相结合而产生的经典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