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怀柔远夷”与“严夷夏之辨”的方针出发，明朝既无意于开化西番，更不愿“以西番腥膻之徒，污我中华礼仪之教”。然而，随着大量番僧的进入，番教自然而然地在汉地流行了开来。藏传佛教既流行于宫廷，又在民间传播。对于明代皇帝崇佛，我们可从《万历野获编》的一段话中知其梗概，其云：

我太祖崇奉释教，观宋文宪蒋山佛会记，以及诸跋，可谓至隆极重。至永乐，而帝师哈立麻、西天佛子之号而极矣。历朝因之不替，惟成化间宠方士李孜省、邓常恩等，颇于灵济显灵诸宫加奖饰。又妖僧继晓用事，而佛教亦盛。所加帝师名号与永乐年等。其尊道教亦名耳。武宗极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名大庆法王，铸印赐诰命。世宗留心斋醮，置竺乾氏不谈。初年用工部侍郎赵璜言，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议，至焚佛骨万二千斤。逮至今上，与两宫圣母，首建慈寿、万寿诸寺，俱在京师，穹丽冠海内。至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去焚佛骨时未二十年也。[56]

明代除了明世宗因信道教而曾肆意灭佛以及明末的明思宗于内外交困之际一度亦曾禁佛以外，大部分皇帝都曾对佛教予以保护和提倡，[57]且都不同程度地表示出了对藏传佛教的偏爱。明太祖本乃出家僧人，自践阼后，依然“颇好释氏教”。虽迄今未见有其直接与番僧往还的记载，但遣使招徕番僧即自其开始。[58]洪武朝（1368-1398）创建的国家五大寺之一南京的鸡鸣寺中就已“有西番僧星吉坚藏为右觉义”。[59]可见他对西番僧并不排斥。而且，明太祖对元时来华的西天僧板的达撒哈咱实里（俱生吉祥）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不但封其为“善世禅师”，“俾总天下释教”，而且多次赐其以诗文，访其于钟山。[60]要知西天僧作为于元末宫廷传授大喜乐秘密法的同谋曾与西番僧一样声名狼藉。一般士人对西天僧与西番僧并不加以严格的区分。

明成祖是首位被后人认为是不但优待番僧，而且“兼崇其教”的明代皇帝，明代西番著名的八大教王中有七位为他所封。他在位期间曾发生过两件对于明朝的历史与西藏的历史来说都是于当时惊天动地，于后世意义深远的大事。一是邀请“道行卓异”的五世哈立麻尚师来朝，并令其于永乐五年（1407）二月庚寅“率僧于灵谷寺建普度大斋，资福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61]一是于永乐年间镌刻了西藏历史上第一部西藏文大藏经之木刻版，即后人所谓“永乐版甘珠尔”（The Yongle Kanjur）。[62]虽然，明成祖为太祖及其皇后举办的荐福普度大斋被后人诠释为明成祖为改变篡位者形象而导演的一场成功的政治“秀”，[63]或者说是明成祖为导入西藏佛教以强化皇帝的权力而作的宣言式的国家仪礼，[64]但它无疑亦为这场“秀”的主要演员哈立麻尚师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番僧之神通和番教之魅力的舞台。随着这场盛大法会的举行和围绕这场法会而出现的种种神异故事的传开，以及哈立麻尚师被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65]西藏佛教终于从元末以来受人诅咒的困境中走出，重又堂而皇之地在汉地开始传播。而“永乐版甘珠尔”的刊刻及其于汉、藏、蒙古三地的流通，不但使西藏人首次拥有了他们自己文字的大藏经刻版，而且亦推动了藏传佛教于西番、汉地以及蒙古地区的传播。[66]值得一提的是，明成祖对藏传佛教的热衷当不完全是出于政治利用的目的，他本人对番僧确实情有独钟。《清凉山志》中保存有三通明成祖致继大宝法王之后来京朝贡，后居五台山的另一位著名番僧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的诏书，其云：

十三年（1415）六月，上制书于五台妙觉圆通慧慈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释迦也失，曰相别遽而数月，想徒从已达台山。宴坐高峰，神游八极，与文殊老人翱翔于大漠之乡，超然于万化之始，朕岂胜眷念。薄赍瓜果，以见所怀。遣书匆匆，故不多致。十五年（1417）秋，上制书妙觉圆通国师曰：秋风澄肃，五台早寒，远惟佛境清虚，法体安泰。今制袈裟禅衣，遣使祇送，以表朕怀。后列异色衣八品。十七年（1419）春，上制书妙觉圆通国师曰：自师西行，忽见新岁，使者还，乃知履况安和，适慰朕怀。兹以镀金莲座，用表远贶。并系之赞。[67]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明成祖对于大慈法王的关心显然超出了一般皇帝对于来华入朝之远夷的热情，其中当有其个人的信仰在起作用。

自成祖之后明代中期诸朝皇帝皆信仰藏传佛教。宣宗时，朝廷允许番僧居京自效，“宣宗末年（1434），入居京师各寺者最盛。至正统初（1436），遣回本处者至六百九十一人”。[68]“成化一朝，僧道俱幸。如西僧则札巴坚参（Grags pa rgyal mtshan）封至三十余字，盖沿故元旧俗，并袭永乐间哈立麻例也。乃至佛子、国师之属，并中国冒名者讲经觉义，每一旨传升数十，其时僧道官各数千人。”[69]此时明初禁番僧入宫的祖训已被完全打破，于宫内作佛事已司空见惯。其盛况可以从《酌中志》中一段有关番经厂的记载中略知一二，其云：

番经厂，习念西方梵呗经咒，宫中英华殿所供西番佛像皆陈设，近侍司其香火。其隆德殿、钦安殿香火，亦各有司也。凡做好事，则悬挂幡榜。惟此厂仍立监斋神于门傍。本厂内官皆戴番僧帽，穿红袍，黄领黄护腰，一永日或三昼夜圆满。万历时（1573-1619），每遇八月中旬神庙万寿圣节，番经厂虽在英华殿，然地方狭隘，须于隆德殿大门之内跳步叱。而执经诵念梵呗者十余人，妆韦驮像，合掌捧杵，向北立者一人，御马监等衙门撁活牛黑犬围侍者十余人。而学番经、跳步叱者数十人，各戴方顶笠，穿五色大袖袍，身被缨络。一人在前吹大法螺，一人在后执大锣，余皆左持有柄圆鼓，右执弯槌，齐击之。缓急疏密，各有节奏。按五色方位，鱼贯而进，视五色伞盖下诵经者以进退若舞焉。跳三四个时辰方毕。[70]

到了孝宗时（1488-1505），明代的宫禁之制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时清宁宫新成，孝宗诏请番僧入大内诵经，“设坛作庆赞事三日”，“使胡膻邪妄之徒，群行喧杂，连朝累日，以腥膻掖庭，惊动寝庙，祖宗法度，一旦**然”。[71]而明代皇帝中最信番教的则当推武宗，《国榷》正德元年（1506）二月丁酉条中称：“时上好异，习胡语，自称忽必烈；习回回食，自名沙吉敖烂；习西番教，自名领占班丹（Rin chen dpal ldan）。”[72]《明实录》中对其信番教的行为有诸多记载，例如他继位不久，便有“西番国师那卜坚参等，各率其徒，假以祓除荐扬，数入乾清宫，几筵前肆无避忌，京师无不骇愕”。[73]或曰：“上颇习番教，后乃造新寺于内，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矣。”[74]“上佛经梵语无不通晓，宠臣诱以事佛，故星吉等皆得幸进。”[75]“准给番僧度牒三万，——上习番教，欲广度习其教者。”[76]“陛下误听番僧幻妄之说，使出入禁城，建寺塑佛，崇奉逾侈。”“皇城之中，创盖寺宇，以处番僧，出入禁御，享食大官。”[77]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明武宗最为人诟病者则莫过于盖豹房和迎活佛两大活动。豹房建于正德三年（1508）八月，“时上为群奸蛊惑，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最初得幸的是“善**秘戏”的色目人于永，他以回女善西天舞者十二人以进，其间行为当类似于元末宫廷内所行之大喜乐法。[78]不久，番僧又成了豹房的主角，《明实录》正德九年（1514）冬十月甲午条称：“今乃于西华门内豹房之地，建护国禅寺，延住番僧，日与亲处。”[79]正德十年（1515）二月戊戌条复称：“是时，上颂习番经，崇尚其教，尝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绰吉我些儿辈出入豹房，与诸权贵杂处。”[80]仿佛元末宫内丑事今又重演。正德十年，武宗复派司设太监刘允乘传往迎传说能知三生之活佛，“以珠琲为幡幢，黄金为七供，赐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馈赐以巨万计，内库黄金为之一匮。敕允往返一十年为期”。然而当刘允一路劳命伤财，终于到达活佛住地时，“番僧号佛子者恐中国诱害之，不肯出。允部下人皆怒，欲胁以威。番人夜袭之，夺其宝货器械以去。军职死者二人，士卒数百人，伤者半之。允乘良马疾走，仅免。复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讳言丧败事，空函驰奏乞归。时上已登遐矣”。[81]整个迎活佛的过程是一场劳民伤财的闹剧，亦是明朝历代皇帝佞佛的一个**。[82]

然物极必反，继武宗登大位的世宗（1521-1565年在位）却因崇信道教而禁绝佛教，番僧、番教首当其冲，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明史》中说：“世宗立，复汰番僧，法王以下悉被斥。后世宗崇道教，益黜浮屠，自是番僧鲜之中国者。”[83]

事实上，自西番来朝的番僧一如既往地按例入京师朝贡，受到重创的主要是在京居住的番僧。世宗即位不久，便下诏令，“正德元年以来传升乞升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等项，礼部尽行查革，各牢固枷钉，押发两广烟瘴地面卫分充军，遇赦不宥”。[84]

曾经盛极一时的大慈恩寺竟亦毁于一旦，寺内欢喜佛等所谓“夷鬼**像”先遭毁弃。后来整座寺院“诏所司毁之，驱置番僧于他所”。[85]而且，“禁内旧有大善佛殿，中有金银佛像，并金银函贮佛骨佛牙等物。世宗欲撤其殿建皇太后宫，命侯郭勋、大学士李时、尚书夏言入视基址。言请敕有司以佛骨瘗之中野，以杜愚惑。世宗曰：朕思此物，智者曰邪秽，必不欲观，愚者以为奇异，必欲尊奉。今虽埋之，将来岂无窃发？乃燔之于通衢，毁金银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头牙骨凡万三千余斤”。[86]

从这个反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宫廷中对番教之热衷曾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对于藏传佛教是否亦曾于民间广为流传，我们仅能根据散见于《明实录》和明人笔记中的一些数据来推测。《菽园杂记》于解释朝廷优礼番僧实乃制驭远夷之术后说：“后世不悟，或受其戒，或学其术，或有中国人伪承其绪而篡袭其名号。此末流之弊也。”[87]

可见汉人中当真有受戒、学习番教者。《明实录》中曾多次提到“番僧入中国多至千余人，百姓逃避差役，多令子弟从学番教”。[88]或曰：“有中国之人，习为番教，以图宠贵”，故明宪宗曾下诏“曰中国人先习番经有度牒者已之，无度牒者清出。今后中国人不许习番教”。[89]

然而，这项诏令并没有贯彻到底，明武宗于正德五年（1510）十月一次就“准给番僧度牒三万”，八年（1513）十一月又赐给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即他本人，“番行童度牒三千”。要是这些度牒都被发放下去的话，被度者当大部分是汉人子弟。《明实录》天顺三年（1459）春正月辛卯条称：“有番僧短发衣虎皮，自称西天活佛弟子，京城男女拜礼者盈衢。上命锦衣卫驱之归其本土。”[90]

连来历不明，自称西天活佛弟子者，都有众多的追随者，可想而知那些有名有姓的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们一定是从者如云了。《典故纪闻》记载有如下一条消息：

京城外有军民叶玘、靳鸾等发人墓，取髑髅及顶骨以为葛巴剌碗并数珠，假以为西番所产，乘时市利，愚民竞趋之。所发墓甚众。至是，缉事者闻于朝，番僧尝买以进者皆遁去，获玘等，送刑部鞫治，得其党，俱坐斩。[91]

卖西番教法器葛巴剌碗与数珠能盈利，说明趋之若鹜之“愚民”一定为数不少。这类法器于中原地区的流行显然由来已久，它们亦曾流行于内宫。《菽园杂记》中有如下一条记载：

予奉命犒师宁夏，内府乙字库关领军士冬衣，见内官手持数珠一串，色类象骨，而红润过之。问其所制，云：太宗皇帝白沟河大战，阵亡军士积骸遍野。上念之，命收其头骨，规成数珠，分赐内官念佛，冀其轮回。又有脑骨深大者，则以盛净水供佛，名天灵碗，皆胡僧之教也。[92]

按照明人对乌思藏的了解，“彼国皆祝发为僧”，而“僧有妻孥，食牛羊肉”。[93]所以，“今陕西西宁诸卫土僧，俱仿西番有室，且纳于寺中，而火居道士则遍天下矣”。[94]

此或说明陕西西宁诸卫之土僧皆是藏传佛教之信徒。《留青日札》中记载，明时，

有**妇泼妻又拜僧道为师为父，自称曰弟子，昼夜奸宿**乐。其丈夫子孙亦有奉佛入伙，不以为耻。大家妇女虽不出家，而持斋把素，袖藏念珠，口诵佛号，装供神像，俨然寺院。妇人无子，诱云某僧能干，可度一佛种。如磨脐过气之法，即元之所谓大布施，以身布施之流也。可胜诛邪！亦有引诱少年师尼，与丈夫**乐者，诚所谓欢喜佛矣。[95]

可见元末修大喜乐法之余风于明初并没有被完全消除。民间修这种西番僧于元末宫廷所传的西番秘密法者，恐怕不只是个别的现象，明初“时女僧诱引功臣华高、胡大海妾数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上命将二家妇女，并西僧女僧俱投之于河”。[96]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番僧之受宠，番教修法之流行恐怕更难得到抑制。《留青日札》另一处于简述元时秘密法之来历后说，“今之夫妇双修法，祸起于此”。[97]此即是说，到田艺衡生活的隆庆、万历年间，双修法依然存在。

此外，相传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著名色情小说《金瓶梅》第六十五回“愿同穴一时丧礼盛，守孤灵半夜口脂香”中叙述西门庆为李瓶儿大办丧事，其中有其请喇嘛念番经一项，其云：

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请西门外宝庆寺赵喇嘛，亦十六众来念番经，结坛跳沙，洒花米行香，口诵真言，斋供都用牛乳茶酪之类，悬挂都是九丑天魔变相，身披缨络琉璃，项挂髑髅，口咬婴儿，坐跨妖魅，腰缠蛇螭，或四头八臂，或手执戈戟，朱发蓝面，丑恶莫比。[98]

这或可说明藏传佛教仪轨之运用已经深入到了明代达官贵人家的婚丧喜事之中。此外，“欢喜佛像”不仅见于宫廷，而且亦流向民间。《万历野获编》中有记载说：

予见内庭有欢喜佛，云自外国进者，又有云故元所遗者。两佛各璎珞严妆，互相抱持，两根凑合，有机可动，凡见数处。大珰云：每帝王大婚时，必先导入此殿，礼拜毕，令抚揣隐处，默会交接之法，然后行合卺，盖虑睿禀之纯朴也。今外间市骨董人，亦间有之，制作精巧，非中土所办，价亦不赀，但比内廷殊小耳。京师敕建诸寺，亦有自内赐出此佛者，僧多不肯轻示人。此外有琢玉者，多旧制。有绣织者，新旧俱有之。闽人以象牙雕成，红润如生，几遍天下。[99]

与此相应，于明末清初江南的艺术市场上，从宫廷内府传出的镀金乌思藏佛像亦已成为书画骨董收藏家们所注意的目标。[100]

从以上这些例子推测，西番佛教当于明代之民间亦有相当程度的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