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僧曾因于元末宫廷中传播秘密大喜乐法而被认为是元朝失国之罪魁祸首，故明朝的皇帝们曾口口声声说要引此为前车之鉴。[24]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却又是另外一套。他们不但没有将番僧视为洪水猛兽，拒之于千里之外，相反却开门招纳，来者不拒。明代入朝和于内地活动的番僧显然远远多于前朝。《明实录》正统元年（1436）五月丁丑条下记“减在京诸寺番僧”时称：

上即位之初，勅凡事皆从减省。礼部尚书胡濙等议已减去六百九十一人，相继回还本处，其余未去者，命在正统元年再奏。至是濙等备疏，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番僧当减去者四百五十人以闻。上命大慈法王、西天佛子二等不动，其余愿回者听，不愿回者，其酒馔廪饩令光禄寺定数与之。[25]

两次就减去在京番僧近一千五百人，然而到正统六年（1441），大慈恩等寺仍有公住国师、禅师、剌麻阿木葛等三百四十四人。[26]而成化二十一年（1485）春正月己丑条下称：“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大隆善护国三寺番僧千余，法王七人，国师、禅师多至数十。”[27]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月丁卯条下复称：“礼部疏上传升大慈恩等寺法王、佛子、国师等职四百三十七人，及剌麻人等共七百八十九人。”[28]仅这三四座寺院内就有番僧上千人，而当时京内与番僧有关的寺院有二十余座，[29]京内番僧之多于此可见一斑。而往来于道途作为贡使之番僧的数目则更加巨大，成化元年（1465）九月：

礼部奏：宣德（1426-1435）、正统间（1436-1449）番僧入贡不过三四十人，景泰间（1450-1456）起数渐多，然亦不过三百人，天顺间（1457-1464）遂至二三千人。及今前后络绎不绝，赏赐不赀，而后来者又不可量。[30]

这当只是指一次入贡使团之番僧的数量。成化六年（1470）有言官“议请乌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三年一贡，每王遣使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由四川路入，国师以下不许贡”。[31]但这些番王时常违例，《明实录》成化十八年（1482）二月甲寅条中称：

礼部奏：乌思藏番王进贡定期必以三年，定数僧不过一百五十。近赞善王连二次已差僧四百一十三人，今又以请封请袭差一千五百五十七人，俱非例，宜尽阻回。但念化外远夷，乞量准其请。[32]

后人习惯于将明代大规模封赏番僧的做法总结为“多封众建，分而治之”的政策，实际上这种多封众建之局面的形成说穿了只不过是朝廷“怀柔远夷”政策的必然后果。[33]明朝从初建，一直到宣德年间，朝廷不但对从西番来归之元朝故官旧吏凡有凭信者一律予以承认和封赏，而且还曾三番五次地派遣中官深入西番、乃至西天尼八剌地，广泛诏谕，招徕番王、番僧入贡。[34]对来朝入贡的番僧皆封以显赫的名号，给以可观的赏赐，[35]并放任其从事私茶贸易等商业活动。是故，虽然亦曾有像格鲁派的创建者宗喀巴（Tsong kha pa）上师这样的高僧不为利诱，断然拒绝明廷来朝之邀请，[36]但总的趋势是番僧前后络绎，蜂拥来朝。《明史》中说：

初，太祖招徕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弥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其徒交错于道，外扰邮传，内耗大官，公私骚然，帝不恤也。然至者犹即遣还。及宣宗时则久留京师，耗费益甚。[37]

而实际的情形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番僧中最著名的是八大教王，即大宝、大乘、大慈三大法王和阐化、阐教、辅教、赞善、护教等五位教王。其中除了大慈法王是宣德年间授封的以外，其余七位教王都受封于永乐年间（1403-1424）。他们是分属于萨思迦（Sa skya pa）、噶举（bKa' brgyud）派之伯木古鲁（Pha mo gru pa）、必里公（'Bri gun pa）、哈立麻（Karma pa），以及格鲁（dGe lugs pa）等教派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故最早受到了朝廷的重视。[38]除此之外，西藏其他有影响的地方势力，从萨思迦时代的重要地方势力如拉堆绛（La stod byang）、拉堆洛（La stod lho）、江孜（rGyal rtse，或曰仰思多Nyang stod）、[39]俺卜罗（Yar 'brog）、牙里藏卜（Yab bzangs）等，到伯木古鲁派时代的重臣领思奔（Rin spungs）、牛儿寨（sNe'u rdzong）、三竹节（bSam grub rtse）等皆或曾被明朝封授以司徒、灌顶国师等显号，或被授以行都指挥使司之指挥使、都纲等要职。而乌思藏许多著名的寺院亦都曾与明廷发生过直接的关系，例如后藏两座著名的噶当派（bKa' gdams pa）寺院思纳儿党瓦寺（sNar thang，那塘）和乃宁寺（gNas rnying）的住持就都曾受封国师称号。[40]而曾遣使入明廷朝贡的西藏大寺院则更是不胜枚举了，虽然我们尚无法一一认定《明实录》中所提到的所有遣使朝贡之西番寺院，但可以肯定的是乌思藏几乎所有有名的寺院都曾因遣使者入贡而被提到过。老牌的名寺如那塘、桑仆（gSang phu）、自当（rTse thang）、桑思加（Sa skya）等寺院自不待言，就连刚刚建立不久的格鲁派之四大寺院麦思奔（'Bras spungs，今译哲蚌）、哩斡革尔丹（Ri bo dGa' ldan，甘丹）、些腊（Se ra，色拉）、札失伦卜（bKra shis lhun po，扎什伦布）等亦无一例外地多次遣使入朝进贡。明廷越到后期对番僧之封赐就越是泛滥。到宣德朝为止，真正受封为法王者不过三人而已，而成化以后便越发不可收拾，仅大慈恩、大能仁、大隆善护国三座寺院内就有七位法王，其中大慈恩寺内就有法王三位，加上西天佛子、灌顶大国师、国师等职四百三十七人及剌麻人等共七百八十九人。[41]大慈法王释迦也失（ ??kya ye shis）本乃宗喀巴弟子之一，入中原之前于乌思藏本土无很大影响，然其代师出使的朝贡之旅却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不但凭借其明封大慈法王的影响和所得赏赐之经济力量于西藏本土建立起了格鲁派的第二所大寺院色拉寺，而且还在北京经营了当时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大慈恩寺。这座寺院往后一直由其弟子经营，乃番僧、番教于北京的一个重要据点。而同样由其弟子经营的河州弘化寺亦成了该地区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宗教乃至军事中心。[42]这种因一位法王之宠遇而使其属下、弟子鸡犬升天的例子并不只是大慈法王一家，法王、教王为其弟子请灌顶国师、国师之称号的事例司空见惯。以被列为八大教王之一的赞善王为例，不但曾有其家族内部不同分支的两位成员同时被授封为赞善王，且各遣使入贡的现象出现，而且其属下之番僧亦多有被授封为灌顶国师和国师而许独自入朝朝贡者。[43]此外，《明实录》中曾多次提到有边民见进贡得利，故将子孙学其言语，投作番僧通事儿混同进贡者。如正统七年（1442），朝廷“勅四川都布按三司曰：比来朝贡番僧剌麻，其中多有本地俗人及边境逃逸无籍之人，诈冒番僧名目投托跟随者。尔三司全不审实，即便起送，以致绎络道途，紊烦官府，劳费军民。”[44]这亦应当算作是造成汉地番僧数目如此之巨的一个原因。

与元朝的情形基本相同，这些入朝的番僧虽为朝廷所喜，但显然不受内地士人和普通百姓的欢迎，常常因其骄横跋扈而遭人厌恶。有明一代，不断有地方官与朝廷言官抱怨西番朝贡使团过大、过频，[45]供亿所费过烦，指责番僧：“恃朝廷柔远之意，所至骚扰”，“献顶骨、数珠，进枯髅、法碗，以秽污之物，冒升赏之荣”。[46]

或曰：

况其所进皆不过舍利、佛像、氆氇、茜草等物，中下羸弱等马。其意盖假进贡之名，潜带金银，候回日，市贾私茶等货，以此缘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所司非惟疲于供亿，抑且罹其凌虐。[47]

《典故纪闻》中对此说得更直接具体：

洪熙中（1425），礼科给事中黄骥言：“西域使客，多是贾胡，假进贡之名，藉有司之力，以营其私。其中又有贫无依者，往往投为从人，或贷他人马来贡，既名贡使，得给驿传，所贡之物，劳人运致。自甘肃抵京师，每驿所给酒食、刍豆之费不少，比至京师，又给赏及予物直，其获利数倍。以次胡人慕利，往来道路，贡无虚月。缘路军民递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伺候于官，累月经时，妨废农务，莫斯为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得贸易货物以归，缘路有司出车载运，多者至百余辆，男丁不足，役及女妇，所至之处，势如风火，叱辱驿官，鞭挞民夫。官民以为朝廷方招怀远人，无敢与较，其为骚扰，不可胜言。”[48]

言官常常上奏要求遣归番僧，如曰：“又有一种胡僧，衣服纱罗，僭用金玉，蚕食于国，其害尤甚。留之无补于治，宜悉遣还，免致夷狄杂处中夏。如此则国无游民，而民食足矣。”[49]

然而这类建议除了难得遇上不好佛的皇帝，大多数情况下都得不到朝廷的响应，或者被朝廷以“番僧在祖宗朝已有之，若一旦遣去，恐失远人之心”为由而置之不理。[50]

从后人看来，明廷怀柔远夷的政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其广赐番僧，“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51]明廷虽曾几次以派兵征剿为威胁，迫使曾有传言不服管教的当时乌思藏最强大的地方番王伯木古鲁派的阐化王，以及曾“私造军器，交通虏寇，阴谋未测”的赞善王等就范，但整个明代确实没有对西番地区采取较大的军事行动，却基本保持了西陲的安定。需要强调的是，其一，法王、国师等封号听起来显赫，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像西番三个行都指挥使司的指挥使等朝廷命官一样，是明代的职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游离于明代官僚体制之外的特殊群体，所谓“国师方外重职，必其人戒行纯洁、焚修勤苦而又有功朝廷，斯以是宠异之”。[52]或曰：“国师乃朝廷优待西僧职之重者，非戒行精专，岂能胜之。”[53]而“禅师乃朝廷崇奖番僧之有化导番夷功绩者”。[54]然而，不管是在西番，还是于汉地，这些法王和国师的影响显然越来越大，最终远远超过了那些以地方贵族身份出任行都指挥使司之指挥使等朝廷命官的影响，这一方面反映了西番社会内部本身贵族与宗教势力之间的力量消长，另一方面明代中央政府的怀柔远夷政策亦显然推动和加快了这种力量的消长。[55]其二，明代治理西番的所谓“分而治之”政策，事实上是后人对这种多少带有被动、防守性的“怀柔远夷”政策的一种积极的解释，尽管这种滥赐来朝番僧的做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分而治之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