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根本无法越过文本的障碍,要消除文本与诠释者之间的差异是十分困难的。诠释只能是一种对话,文本有文本的信息,诠释者也有早已形成的“前理解”,在承认这种差异的条件下交流对话,展开一个新的意义世界。

要承继中华文化传统,包括要承继中华文论传统,就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解释、阐释)。1996年中国文论界提出了一个“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但是如何“转换”(我们更同意用“转化”这个词)呢?这里需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对中华文论著作中提出的观念、体系,进行诠释。我们民族的历史太长,古人针对当时的问题根据当时情况所提出的命题、范畴和概念,我们今天已经不容易理解了。语言的隔阂就是首先遇到的问题,古代汉语表达的意义与现代汉语所表达的意义,差距是很远的。例如,唐代王昌龄有首题为《芙蓉楼送辛渐》的七律: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有一本现在出版的著作,把它翻译成了现代汉语:“寒雨如注,似乎挟带着江涛的威势终夜不息。我临时居住在镇江芙蓉楼附近,感受到这寒雨捎来的阵阵凉意。次日黎明便在芙蓉楼上设宴饯别友人辛渐,眼前所见的只是江畔那孤立的山头。我同辛渐分手时他问我有何话带给北方的家人,我告诉他若亲友们问起我的境况便可说:我的品行节操高洁无瑕,这正同在玉壶中放置一片冰心一样,是无以挑剔的。”[4]把古诗翻译成现代汉语,也是一种诠释。如果我们客观地比较一下原诗与译文,我们立刻发现,一首很有意境的诗已经变成了蹩脚的散文,诗意和诗味已经完全丧失掉。不仅如此,语言的改变不仅是语言的改变,这背后还有文化的距离。原诗“一片冰心在玉壶”一句,本来是雅致的、含蓄的、比喻性的,“玉壶”,就是盛冰的玉壶,这在古代象征着洁白纯净。如骆宾王《上齐州张司马启》:“加以清规日举,湛虚照于玉壶;玄览露凝,朗机心于水镜。”又,陆游《月下自三桥泛湖归三山》:“山横玉海苍茫外,人在冰壶缥缈中。”“玉壶”是一种比喻、象征、暗示等,表现出一个人有很高的素养,但翻译成现代汉语后,原有的文化意味不但丧失了,而且有一种自夸自傲的意思,如“我的品行节操高洁无瑕,这正同在玉壶中放置一片冰心一样”,在谦谦君子古人那里,怎么会用此语气给亲友传话呢?况且“一片冰心”又原样存在,并没有翻译出来。我们这样说,不是说翻译错了,而是说明语言不仅仅是语言,语言也是一种文化,古代汉语中的文化意味,在现代汉语中往往诠释不出来,因为古与今的文化有了变化,有了距离。在对古代文论的诠释中,情况也是如此。中国古代学人并不是不会用学术术语,但他们常常回避这些术语,而用一种深微的、朦胧的词语,以表达他们所追求的文化情调。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可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的文论著作,刘勰用骈体文写,有的语句很美,本身就是文学创作,但他似乎不追求十分确切的意思。例如,他把艺术构思中的心理活动叫“神思”,现在一般都诠释为“艺术想象”,其实刘勰的“神思”与现在文学理论中的“想象”是有不同的,它具有更丰富的意思,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点。再如,“风骨”这个概念在《文心雕龙》中是很重要的,对后代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但是今人的诠释歧见纷呈,达十余种之多,费了很多笔墨,仍然没有搞得十分清楚,这就是古今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这就说明诠释根本无法越过文本的障碍,要消除文本与诠释者之间的差异是十分困难的。诠释只能是一种对话,文本有文本的信息,诠释者也有早已形成的“前理解”,在承认这种差异的条件下交流对话,展开一个新的意义的世界。

诠释中华古代文论,要克服两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即“返回原本”。“返回原本”只能是一种愿望。中国古人活动的场景已经不可重现,我们无法亲身去体验。一种无法亲身目睹并体验的场景,诠释者仅凭留下的一些死的资料,是很难“返回原本”的。就如同春秋时期的礼仪,尽管有《周礼》《仪礼》和《礼记》等一些资料作为根据,但今人要完全复活它,已不可能。又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定势》篇,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要真正理解他所说的“势”也是不容易的。历史就是历史,不可能变为活的现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按照我们在“导论”中提出的“历史原则”,尽力考察中华古代文论家们提出某种观点的历史背景,尽力摸清楚他们论点的针对性,尽力趋近阐释对象的本真性,即对被阐释对象的意义有真实的了解,对被阐释对象的丰富复杂的内涵有真实的了解,不可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古人身上。

第二种倾向,即“过度阐释”。在诠释的方法上,无非是“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所谓“过度阐释”就是在“六经注我”过程中,生硬地、勉强地以古人的观点来印证自己的观点,甚至把古人的观点“现代化”,而不顾古人的原文与原意。如前面所说的刘勰提出“风骨”概念,有些论者就以“内容与形式”这种现代的概念去套,明显离开了刘勰原有的意思。但是,我们又不能不对古代的文论进行现代的诠释。不进行诠释,就不能把古代的东西激活,就不能实现古为今用。所以如何获得阐释的恰当的分寸,是一个大问题。诠释只能从历史的资料出发,从历史资料提供的思想出发,翻译可以翻译的部分,延伸可以延伸的部分,对应可以对应的部分,比较可以比较的部分,而不能完全用今天的逻辑去推衍古代的逻辑。在文论方面我们也要把握这个分寸。例如,关于“意象”问题,我们要充分考察王充提出的“意象”与刘勰提出的“意象”的不同,前者是“象征意象”,后者则是“心理意象”,不可不看它们的区别,仅从字面的意义与今天的“艺术形象”相比附,或认为是“象征意象”或“心理意象”之外的另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观念。这里对语境的考察是至关重要的,千万不可脱离原有的语境孤立地进行任意的解释。

诠释还必须对自己的诠释对象的独特性有深入的了解。中华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各有其独特的文化品格。一般说,西方的文论是总结创作实践的结果,是创作经验的升华,中华古代文论则不完全是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儒、道、释是中华古代文论的文化根基,先有儒、道、释的哲学,然后再向文论转化。儒家、道家、释家的理论都具有诗意,富于想象,这是儒、道、释向文论转化的前提。这一点我们在第一章已经做了阐述,兹不赘述。我们想强调的是中华文论的生成,不是对具体的创作经验的总结,而常常是从儒家、道家、释家概念向文论的转化。“文以载道”的这个“道”,就是儒家之“道”;“虚静”的创作境界;就是道家体道的境界,“妙悟”则是释家语向文论术语的变化;如此等等。针对中华古代文论这一独特性,我们在诠释的时候,也要体现出方法的独特性来,或者说在诠释的时候,应更多考虑文论的文化语境和哲学语境。

不论中华古代文论的诠释有多少困难,如果想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那么除了诠释,别无他途。诠释是继承与革新中华古代文论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