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认识到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历物”,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你想摆脱也摆脱不掉。而且传统并非一切都不好,其中有许多精华的、精致的、美好的、充满魅力的成分,我们怎么可以把这些文化珍宝置之不顾呢?我们必须把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精华,其中也包括文论传统的精华作为一个对象,向它走去。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两千余年所形成的古代文论,绝不能摒除在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工作者的视野之外。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历史文化传统来研究,给它一个必要的历史地位,这是不够的,想简单地将它抹去更是不可能的。应该认识到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历物”,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它不仅体现在“物”的方面,而且凝结于观念和制度中,并以无意识的状态深藏于人们的心中。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你想摆脱也摆脱不掉。而且传统并非一切都不好,其中有许多精华的、精致的、美好的、充满魅力的成分,我们怎么可以把这些文化珍宝置之不顾呢?我们必须把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精华,其中也包括文论传统的精华作为一个对象,向它走去,把其中一切对今天仍然具有意义的东西进行充分的研究,并把它呈现出来,使它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现代文论的一种重要的资源和参照系。德国诠释学家伽达默尔说:

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Bewahrung),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想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正是因为这一理由,新的东西、被计划的东西才表现为理性的唯一的活动和行为。但是,这是一种假象。即使在生活受到猛烈改变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时代,远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多得多的古老的东西在所谓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存了下来,并且与新的东西一起构成新的价值。[1]

的确,在革命时期,在社会的暴风骤雨时期,人们常认为传统被抛弃了,似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反传统,其实传统的力量是如此的“顽固”,它变换着方法保存下来。我们觉得自己远离传统,其实我们经常处在传统中而不自觉。

中国的文化传统为什么不会被割断呢?这里有一个对传统的理解问题。文化传统不是死的,它以“基因”的渗透方式不断地流动着、发展着。如我们谈儒家的传统,就不能停留在孔子那里,儒家就像一个巨大的“筐”,历代的儒家学者都把自己栽种的最美的花扔进这个筐里面去,汉代的儒学、宋代的理学、清代的小学,直到今天的“新儒学”,都把自己新鲜的成果增添进儒家的学术“筐”里去。这样儒家学派就成为一条永不干枯的河,长流不息,任何人想割断它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既然是一个学派,就必然有它合理的东西,这些合理的东西就是生长点,它不断发酵,产生出更新的东西来,这是势之必然。文学也是这样。中国的文学传统不会永远停留在《诗经》那里,它发展、壮大、变异。清代学者顾炎武说: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2]

顾炎武这里主要是讲文学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最后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似”与“不似”的问题。前人的诗作为传统是根基,如果完全“不似”,那么就会失去中国诗的品格,但如果“太似”,则又会失去自己的创造性,所以文学的发展应在对传统文学的“似与不似”之间进行。这个道理是很深刻的。中华古代文论似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换了一套新的话语,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似乎一切都是新的。其实并非如此。中华古代文论的最后一人是王国维,中国现代文论最早一人也是王国维。在他那里既有新的话语,如叔本华、尼采的生命哲学,康德的美学,但同时又保留了“情景交融”“弦外之音”等古代的话语,他的文论中最伟大的贡献应是“境界”说的提出与阐发,但它半是古典半是新声,是新与旧的结合物。鲁迅是一位反对封建文化的先锋,似乎他的思想言论一切都是新的,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他身上充满文化悖论。他的确吸收了新的思想,的确对中国古代的某些东西进行了批判,但他同时又热爱中国古典中优良的传统,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就足见其对中国文学钻研之深厚。王国维和鲁迅都在与传统“似与不似”的关系中发展自己的学术,几十年后,几百年后,他们的学术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诚然,一切事物都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如果不通晓古代积累的各种资源,要求新变也难。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说:

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3]

刘勰对文学发展史的描述有点厚古薄今,但他认为文学发展中不能“竞今疏古”还是对的,尤其他最后的论断“变则可久,通则不乏”的观点更为辩证。藐视传统的作家注定不可能写出什么惊世的作品来,因为他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底。

更重要的是,中华的传统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精微的东西。如果中华民族自身不珍惜,那么别人也就更不会珍惜。这样我们先辈创造的宝贵的精神文化就要失传,这不但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人类文明的损失。例如,我们前面从王充那里爬梳出来“意象”的概念,用以说明人类创造的象征型文学,是很深刻的、很有价值的,不但可以解释过去的作品,连对今天的现代派作品的象征意蕴也可以做出某种解释。如果我们不整理出来,那么这个概念、范畴也就湮没无闻了。又如,“意境”是中华古代文论的核心观念,对于抒情型作品的解释是十分有效的,比之于英美“新批评”派的反讽、隐喻、悖论等概念,要深刻得多。这是我们民族独特的、精微的精神创造,如果我们不珍视它,那么我们就对不起先人的创造。再如,中华文论中有个“品”的概念。蒋孔阳教授与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岩山三郎有段对话:“西方人看重美,中国人看重品。西方人喜欢玫瑰,因为它看起来美,中国人喜欢兰竹,并不是因为它们看起来美,而是因为它们有品,它们是人格的象征,是某种精神的表现。这种看重品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精神价值的表现,这样的精神价值是高贵的。”重品的观念是儒、道、佛三家都提倡的,所以重品传统涵盖了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品”的观念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深层审美心理。做人要讲究人品,为文要讲究文品,“品”就是中国人做一切事情达到某种境界的标志。如果我们失去了“品”,比如,连竹子的品格也欣赏不了,只会欣赏玫瑰的美,那么你可能就失去了作为一个中华民族子孙的民族性。所以无论就传统的连续性还是就传统的独特性看,中华文化传统是我们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根基,是万万不能割断的。当然传统文化中也有糟粕,如封建的、迷信的、庸俗的、僵死的文化等,都是糟粕,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所谓不能割断传统,并不是要保留落后的糟粕,对于糟粕当然要批判、抛弃。然而就是要抛弃传统中的糟粕,也必须先了解它、认识它。在不了解、不认识的情况下,就是陷入传统的泥潭里,也寻找不到抽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