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之用”与“古为今用”可以结合起来。建设具有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资源有四个方面:当下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五四”以来所建立的现代文学理论;中华古代文学理论;西方文论中具有真理性的成分。在四种资源创造性的改造与融合中,中国现代文论新形态一定可以建立起来。中华古代文论作为民族精神的原典,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在中华文论研究界争论一个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研究古代文论?一种意见认为,古代文论研究不能急功近利,中华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中华古代文论不一定与建立中国现代的文论直接联系起来。如罗宗强教授在批评了古文论研究中的“古为今用”之后说:“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古文论研究,求识历史之真,以祈更好地了解传统,更正确地吸收传统的精华。通过对于古文论的研究,增加我们的知识面,提高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素养;而不汲汲于‘用’。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基,才有条件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或者才是不用之用,是更为有益的。”[5]这种意见的主旨是不要把“用”,特别是“古为今用”作为研究的目标,而应把提高传统文化素养作为目标。至于建立中国现代的文学理论,则主要应从总结现实的文学创作经验教训入手。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目前在世界的文学理论界,竟然没有中国的声音,如果我们不对中华古老的文论传统进行现代的“话语转换”,那么在文论上,就没有“话语”与别人交流,我们岂不患了“失语症”。这种意见的主旨是主张“用”,特别是“古为今用”。
我们的意见是,“不用之用”与“古为今用”可以结合起来。建设具有中华现代文学理论的资源有四个方面:当下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五四”以来所建立的现代文学理论;中华古代文学理论;西方文论中合理的成分。在四种资源上的创造性改造与融合,是建设现代文论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精神“工程”,不是一日之功,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排斥“古为今用”。在这个复杂的工程中,中华古代文论作为民族原典精神,起着特别的作用。中华古代文论当然可以提高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加强传统文化素养;同时中华古代文论的一些概念、范畴经过我们的诠释,也可以转化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理论。也许经过诠释的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已不完全是古代文论的“本来面目”,但是它的基本精神是古典所焕发出的新声。它原本在另一个语境中,现在转移到一个新的语境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不完全协调的,但经过不断地磨合改进,旧的“武器”派上新的用途,也不是不可以。特别是涉及文学基本原理的一些部分,由于具有普遍性,经过适当的改造,就完全可以为我们今天所用。
在古今中西融合之路上,已经有前人为我们开辟了道路。
王国维(1877—1927),大家公认他是建立中国现代文论的第一人,是一位开辟道路的学者。他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提出了“境界”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说、“隔”与“不隔”说、“造境”与“写境”说、“出入”说、“古雅”说、“天才”说等,在古今中外交接点上进行了别出心裁的创造。尽管里面有不成熟的、自相矛盾的部分,但后人为什么不把他未走完的中西交融的路继续走下去呢?
宗白华(1897—1986),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后,仍执着于中华古典与西方精神的结合,为中国现代美学和现代艺术理论做出了贡献。他虽然学贯中西,但他的理论建树则更多从属中国古典诗学、美学立意,同时又把古今中西结合起来。例如,他的意境“层次”论,亦古亦今,亦中亦西,给人莫大的启发。他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说:
中国艺术家何以不满于纯客观的机械式的模写?因为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层次。蔡小石在《拜石山房词》序里形容词里面的这三境层极为精妙:
江顺贻评之曰:“始境,情胜也。又境,气胜也。终境,格胜也。”
“情”是心灵对于印象的直接反映,“气”是“生气远出”的生命,“格”是映射着人格的高尚格调。西洋艺术里面的印象主义、写实主义,是相等于第一境层。浪漫主义倾向于生命音乐性的奔放表现,古典主义倾向于生命雕像式的清明启示,都相当于第二境层。至于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后期印象派,它们的旨趣在第三境层。[6]
这里引文似长了一点,目的是想说明前一辈的学者如何在掌握古今中西文化的前提下,从古到今,从中到西,古今互释,中西互释,实现了现代文论的创构。宗白华走过的路,既然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它越走越宽?
朱光潜(1897—1986),是中国现代美学又一大家。他的著作主要有《文艺心理学》《诗论》《谈美》和《西方美学史》等,另外翻译出版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克罗齐《美学原理》、莱辛《拉奥孔》、黑格尔《美学》三大卷以及维柯《新科学》等。如果说宗白华在古今中西对话中,更倾向于对中华古典的阐发的话,那么朱光潜则更倾向于现代和西方,但又紧密联系中国古典。朱光潜在美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的理论,并围绕这一理论展开了多方面的阐述。他论述克罗齐的“直觉”说,却联系庄子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来说明“美感经验”;他评述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不但举了中国古代《西厢记》中许多描写为例,而且在论述如何解决“距离的矛盾”时,以中国佛学中的“不即不离”说作为最后的结论;他阐述立普斯等的“移情”说,不但举了“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等诗句为例,突出了中华古代文论中“推己及人”和“推己及物”的思想,并以《庄子·秋水》篇中“倏鱼出游”来加深论述。在朱光潜的理论创造中,虽倾向西方观点,但中国古代的美论、文论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对话者”。既然大家认为朱光潜的对中国现代美学的贡献是突出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接着朱光潜说下去?
钱锺书(1910—1998),也是具有世界影响一个文论大家。他的《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等,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在世界广有影响。所论述问题之多,所论问题之深,都受到学界的瞩目。他的著作中中西互释、古今互补的例子不胜枚举。他早在《谈艺录》就提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所以他的文论、诗论研究纵观古今、横察世界,以求得共同的“诗心”“文心”,总结出文学的共同规律。他始终认为:“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7]他研究的突出特点就是搜集古今中外相同或相通的资料,在比较互证中,求得文学的共同规律。因为他认为:“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8]既然学界也都推崇钱锺书对文论建设的贡献,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吸取他的治学精神,也立足于现代,去追求文学的共同的规律呢?
在现代学术视野中,中华古代文论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将推陈出新,显示出新的意义,焕发出新的光辉。当然,这是一个艰巨的“学术工程”,需要有志于此的学界朋友长期共同的努力。
注释
[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2]顾炎武:《诗体代降》,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4页。
[3]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0页。
[4]朱炯远:《唐诗三百首译注评》上册,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5]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6]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7]钱锺书:《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
[8]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