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真实不真实,是不能孤立起来看的,一定要从整体的内在联系中来看。就像大观园里的这个田庄,之所以遭到了贾宝玉的批评,是因为在这个充满朱楼画栋的富丽堂皇的贵族园林里,置一田庄,峭然孤出,是不真实的。真实的田庄是“天然”的、与别的事物有整体联系的,远应邻村,近应负郭,背山山有脉,临水水有源,高有隐寺之塔,下有通市之桥,这样的田庄,才是“天然图画”。

无论中外,文学叙事的生命和魅力都是艺术真实。中国古代文学叙事的艺术真实性虽然也达到很高的程度,但是我们都知道,文学叙事的最大特点之一是虚构。如冯梦龙说:“事赝而理真。”李贽说:“《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与天地相终始。”[16]又说:“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既然趣了,何必实有是事,并实是事,并实有是人?若一一推究如何如何,岂不令人笑杀?”[17]冯梦龙说的“赝”,李贽说的“假”,也就是虚构,若小说不虚构,都要实有其事,那么也就不是文学叙事,不是小说了。虚构是文学叙事的常规,不必多讲。问题在于文学叙事既然是虚构的,那么又如何来理解文学叙事的真实性?文学叙事作者应通过怎样的艺术加工才会达到真实?中国古代叙事学提供出了什么有价值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看法是最值得重视的。鲁迅曾这样评价《红楼梦》: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18]

那么,曹雪芹是如何达到“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呢?难道曹雪芹真是什么“实录其事”吗?曹雪芹说他的叙事是“贾雨村言”,又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实际上就是说他所叙述的人物、故事是虚构的。但他之所以能让人感到“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原因就在他所假借石头所说的:

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19]

不实录其事,大胆进行艺术虚构,但“取其事体情理”,这就是曹雪芹的文学叙事的“真实观”。世间的事物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并且有一事物就会有一事物的运动轨迹,与另一事物的运动轨迹不同,这就是事体之“理”,所以艺术真实的第一要求是“合理”,不合理,就意味着不能追踪蹑迹而失之穿凿。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常借人物之口来说明他的这个“理”,如贾母“掰谎”,就是指出过去一些叙事作品情节因不“合理”而失去真实性,她说:“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小姐都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便是告老还家,自然这样大家人口不少,奶母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鬟?你们白想想,那些人都是管什么的,可是前言不答后语?”作为大户人家的老祖宗,贾母对于世族大家的各种生活规律十分了解,所以她对那些古代平庸言情戏文和小说中小姐**情节模式的不真实,提出了批评,她批评的标准就是事体的“理”。这实际上反映了曹雪芹的看法。他的《红楼梦》从某种角度看,也是言情小说,但在情节模式上完全摆脱了旧言情作品的不合理的套路,而按生活应有的模式来写。

曹雪芹关于合乎事体的“理”的另一解释,就是要充分把握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那一节中,贾政要试试贾宝玉的才能,带着一群门客和贾宝玉进大观园,为各处新建筑题匾额对联。曹雪芹写道:

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矮墙,墙头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辘轳之属。下面分畦列亩,佳蔬菜花,漫然无际。

贾政笑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固然系人力穿凿,此时一见,未免勾起我归农之意……”[20]

孤立起来看,大观园内这个人为的田庄,正如贾政所说:“此处有些道理。”但是在大观园这个充满朱楼画栋的富丽堂皇的园林里,设这样一个人为的田庄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真实呢?贾宝玉与贾政终于争论起来了:

说着,引人步入茆堂。里面纸窗木塌,富贵气象一洗皆尽。贾政心中自是欢喜,却瞅宝玉道:“此处如何?”众人见问,都忙悄悄的推宝玉,教他说好。宝玉不听人言,便应声道:“不及‘有凤来仪’多矣。”贾政听了道:“无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丽为佳,那里知道这清幽气象。终是不读书之过!”宝玉忙答道:“老爷教训的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

众人见宝玉牛心,都怪他呆痴不改。今见问“天然”二字,众人忙道:“别的都明白,为何连‘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宝玉道:“却又来!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巧而终不相宜……”未及说完,贾政气的喝命:“叉出去!”[21]

我们认为,这一节贾宝玉与贾政的冲突,是曹雪芹借机表露自己的艺术观点的重要之处,不可轻轻看过。在曹雪芹看来,一个作品真实不真实,是不能孤立起来看的,一定要从整体的内在联系中来看。就像大观园里的这个田庄,之所以遭到了贾宝玉的批评,是因为在这个充满朱楼画栋的富丽堂皇的贵族园林里,置一田庄,峭然孤出,是不真实的。真实的田庄是“天然”的、与别的事物有整体联系的,远应邻村,近应负郭,背山山有脉,临水水有源,高有隐寺之塔,下有通市之桥,这样的田庄,才是“天然图画”。真实在整体联系中,

把一个事物孤立起来看,即使本身看起来再逼肖,也无法证明它的真实性。这样曹雪芹就提出了真实即整体联系中的“天然图画”的命题。这个命题对文学叙事来说,的确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一部叙事作品中,一定会有众多人物、众多事件、众多环境,这些人物之间、事件之间、环境之间、人物与事件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事件与环境之间,都必须有整体的内在联系,而真实性就寓含在这整体的内在联系之中。离开整体联系,就会失去事体固有的“道理”,也就失去了真实。

曹雪芹讲真实要“取其事体情理”,这就是说真实不但要合理,而且还要“合情”。“理”是客观的事理,“情”则是主观的感情。如前所述,文学叙事与非文学叙事,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夹带着感情。同样,叙事文学的真实与一般历史真实的区别,也在于是否夹带着真实的感情。在明清古人看来,文学叙事中只要“情”真,荒诞无稽的、怪异荒唐的描写,也可以是“真实”的。如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说: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22]

这里所说的“情”,当然是人的“至情”“真情”。只要是“至情”“真情”,那么在文学叙事中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复生。这都可以是真实的,都可以得到读者、观众的认同。

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寓言,特别是楚辞中的《离骚》,只要情真,上天下地、神灵鬼怪,都可以是真实的。关汉卿的《窦娥冤》中窦娥临刑时发的三愿,一一实现,没有读者说不真实,原因就是作者赋予这一情节以真情和至情。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可谓离合悲欢,兴衰际遇,皆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但也有一些荒诞之笔,如绛珠仙子“还泪之说”,疯跛道人的“好了歌”和甄士隐的解释以及随后的出走,宝玉衔玉诞生,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的故事,都令人有似幻而真之感。最奇怪的是在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描写中穿插离奇的情节,如第十六回,秦钟临逝,竟然还加了鬼判持牌来捉他的一段细节。秦钟死前还有许多牵挂,不得以求告鬼判,鬼判说:“亏你还是读过书的人,岂不知俗话说的:‘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我们阴间上下都是铁面无私的,不比你们阳间瞻情顾意,有许多的关碍处。”像这种荒诞之笔,读者觉得真事是没有的,但作者那种警醒人们的情感,却是十分真实的。所以《红楼梦》评点家脂砚斋在评第五十六回写贾宝玉做了个怪梦遇到“假”宝玉时说:“叙入梦景极迷离,却极分明,牛鬼蛇神不犯笔端,全从至情至理中写出。”这就是说,只要有“至情至理”在,不论牛鬼蛇神是否到笔下,都是真实的。脂砚斋评点中不断用“毕真”“合情合理”“近情近理”“至情至理”“天下必由之情事”来评价《红楼梦》的叙事艺术,证明曹雪芹的真实感的确就是“取其事体情理”。

总的来看,明清两代的叙事文学评论家和作家,对叙事艺术的真实的看法,可以用“合情合理”这样简明而又精当的言语来加以概括。他们既没有把文学叙事的虚构与真实对立起来,也没有把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等同起来。所谓“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冯梦龙),“未必然之文,又必定然之事”(金圣叹),“事之所无,理之必有”(脂砚斋),这些说法的可贵之处,是肯定了文学叙事的虚构的权力,同时又说明尽管形象是虚构的,但只要写出“至情至理”,就会获得文学叙事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