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作者融入作品中的是“一致之思”,这是作者自身的体验、理解等决定的,无人能够改变它;但是读者对作品的阅读和独到的理解,“各以其情而自得”,也是由其自身的“前理解”所决定的,是任何别的人(包括作者)无法改变的。作者与读者只能进行对话而已。

那么,在文学接受的本质问题上,中华古代文论是否也提供了一些真知灼见呢?这里就要进入到与现代的“接受美学”观念最为接近的“以意逆志”说。

“以意逆志”说是先秦时期孟子首先提出来的。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是怎样提出来的呢?这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引诗活动密切相关。当时,在外交、内交等各种不同的场合,引诗活动(也是一种文学接受活动)相当普遍。但在引诗活动中,人们不尊重诗的原义,用《左传》的话来说,是“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孟子对这一现象不满意。同时,诗所表达的观念与现实也确有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也是孟子思考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孟子“以意逆志”的解诗方法提出的背景情况。《孟子·万章上》写道:

咸邱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22]

在这里,孟子通过对两首诗的解读,说明解释诗不能断章取义,要从诗的整体出发,以自己对诗的理解去接近诗作者的本意。具体地说,孟子在这里批评了他的学生咸邱蒙对《小雅·北山》一诗的片面理解。咸邱蒙的看法是,舜帝既然是皇帝,为什么不以尧和瞽瞍为臣子呢?诗里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吗?这不是互相矛盾吗?孟子就告诉他,你把这首诗理解错了。诗作者的原义不是这样的,诗作者是在发牢骚,埋怨君王对王事分配不均,意思是既然普天之下都是王的臣子,那么王事也要大家平均来做,为什么因为我贤能就独独劳累我一个人,使我无暇照顾父母呢?因为在上面四句诗的后面,还有很重要的一句“大夫不均,我从事独劳”。而且“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是诗的夸张的写法,不能理解为没有例外。如果要这样死死按字面去理解的话,那么诗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岂不是说,周代因旱灾,百姓通通死光,连一个也没有剩下。实际上这是一首求雨的诗,是夸张的写法。这样孟子就提出了“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的方法,这个方法的要点是:

第一,读者对文本要有整体的理解,不能因对个别字的误解影响对整句的理解,也不能因对个别句子的误解影响对整首诗的理解,要用整体来统率局部。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在解诗过程中,要以自己对诗的理解去接近和推求诗作者的原义,接近和推求了诗的原义,才能引用诗来说明问题。孟子这种解诗的方法无疑是正确的,它纠正了长期以来那种断章取义的引诗作法,这种“以意逆志”的解诗的方法就是在今天也还有相当的价值。

那么,我们解诗如何才能达到“以意逆志”呢?孟子又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方法。《孟子·万章下》说: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23]

这段话本义是讲与古人交朋友的问题,认为与古人相交,就要颂其诗,读其书。如何才能把古人的诗书弄懂呢?这里的关键是要知道他的为人,而要知道他的为人,又必须了解他所生活的“世”,孟子所理解的“世”还不是现在所说的时代历史背景,而是“世”之治乱的政事,后人把“世”理解为时代历史背景就更有意义了。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和“知人论世”说是很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理解来说,起码有以下三点值得指出。

第一,孟子的解诗方法,已经意识到诗的解释关系到作品(诗、文、辞)—作者(“知其人”)—时代(“论其世”)这样一个整体的系统。就是说,我们要解诗,只了解其中的一个环节是不够的,首先要读懂作品,着眼于作品整体,不拘泥于个别字句,进一步还要了解诗作者的种种情况,特别是他的为人,再进一步还必须了解作者所生活的时代。把这三个环节联系起来思考,才能解开诗之谜。

第二,孟子意识到解诗必须联系历史与现实,诗里传达的意思是一个样,可历史、现实告诉我们的又是一个样,两者并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要重视对历史、现实的了解,对历史、现实了解透彻了,才能准确把握诗的意义。

第三,孟子已经意识到解诗活动有一个如何消除“距离”的问题,就是说诗是古人的作品,离我们已很远,诗产生的环境、背景、时间等,与我们现在解诗时的环境、背景、时间等是不一样的,这就造成了“距离”。如何消除这种距离,达到对诗的理解呢?孟子提出“逆”的方法,即以自己对诗的体会(“意”)去回溯、推求诗作者的“志”,以此来消除两者之间的“距离”。但“距离”是否能完全消除呢?孟子意识到这主要靠读者的努力,但努力又总是有限的,“意”无法完全逆回到“志”。实际上,这里提出了一个现代阐释学的作者和读者的“视界融合”的问题,即解释始终存在着一个与时间距离做斗争的问题,但又永远无法消除这种距离。

对于孟子的“以意逆志”中的“意”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这里的“意”就是解诗者自己的“心意”,如赵岐注云:“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也。”朱熹注也说:“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另一种意见认为这里“意”是作者之意,如清人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中分析“以意逆志”时说:“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第二种看法的“意”是作家作品之意与评者之意的结合。我们的看法倾向于赵岐与朱熹。第一种看法无法解释读者怎么能消除与作者的距离与隔阂,读者是一个主体,作者是另一个主体,两个主体没有沟通,况且两者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读者如何能逮住作者之“意”去求作者之意呢?第二种看法则很难与孟子的意见相合,孟子的“以意逆志”,在“意”与“志”之间有一个“逆”的过程,可见“意”是“意”,“志”是“志”,是两个主体之间如何交接、交流,评者之意与作者之志中间如何结合,似说不清楚。

孟子的“以意逆志”,其中“逆”字用得最好。逆,就是一个回溯的过程,读者在理解欣赏时根据文本提供的文字及其所描写的形象,以自己的情感体验去推求作者在文本中通过艺术形象所倾注的思想感情,这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因此在“以意逆志”的背后就还有一个创作的命题,作者的创作是以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化进艺术形象中,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他想表现的思想感情,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一个由内而外,一个由外而内,两个过程恰好是相反的。这也就是刘勰后来在《文心雕龙·知音》篇所说的“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如果我们把“以意逆志"看成一个鲜活的、有生命的过程,那么作者是“往”,由内“往”外,读者则是“逆”,由外“逆”内,不管是“往”还是“逆”,双方都以“思想情感”相往来。这样读者阅读、理解、欣赏作品的过程,就是主动的过程,即朱熹所说的“迎”,也就是以自己的思想感情去与作者的思想感情对话的过程。对话,读者与作者的对话,这才是“以意逆志”的实质所在,也才是读者阅读、欣赏、理解的实质所在。当然,这种对话能不能成功地进行,又要看两者之间的距离和隔阂消除得怎样。假定距离和隔阂不能完全消除,那么这种对话就要永远地进行下去。还有,每一个读者的出发点不同,这样不同读者对于同一篇作品的“逆”的情况也就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看法,这又可以理解为不同读者之间的对话。

我们发现西方“接受美学”就思想而言,在中国“古以有之”。“接受美学”的思想幼芽属于中国古代。“接受美学”的基本思想,就是认为文学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作者创造的“文本”并不就是作品,因为若没有读者去解读它,把它束之高阁,岂不是没有生命的“死”物吗?文学作品的意义是作者与读者进行对话。读者的接受在文学活动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其实,这一思想并非绝对的“原创”。如前所述,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孟子已注意到了。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作为读者阅读、理解和欣赏活动的理论,其基本思想是,要以自己对诗(当时指《诗经》)的体会和理解(即以自己之意)去推测、估摸作者在诗里所表现的意义(即作者之志)。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但是由于各人对同一首诗的体会和理解不同,那么对这同一首诗就会有不同的解读和评价。这自然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读者与作者的对话以及不同读者之间的对话。这里不就包含“接受美学”旨意的萌芽吗?例如,孟子本人与他的弟子咸邱蒙对《诗经》中的《小雅·北山》这首诗的理解就不一样。

现在一般学者都推崇孟子的说法,而贬抑咸邱蒙的理解。但是,咸邱蒙认为,《北山》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舜既然作了天子,为什么他的父亲却不是臣民,这是什么道理?这个读解也是一种读解,为什么孟子就要批评咸邱蒙“以辞害志”呢?实际上《孟子》一书解诗三十多处,都是宣扬儒家的政治观点,其中不少理解是牵强附会的。这就充分说明,对作品的解读的确是因读者不同的思想感情而不同。

作家创作出来的是“文本”,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和解释,才能变成活的有意义的作品。读者的阅读和解释是至关重要的。汉代董仲舒提出了“诗无达诂”的观点,强调对于诗并无统一的解释。明代学者钟惺在《诗论》中提出“诗,活物也”的见解,他说,自子游、子夏以后,从汉到宋,解释《诗经》的人很多,但历代的解释不一定都切合《诗经》的原义。他强调的是,诗本身不是僵死之物,诗人的修养、学问、需要等不同,对诗做出不同的解释是合理的。其后金圣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之二》中说:“西厢记断断不是**书,断断是妙文。今若有人说不是妙文,有人说是**书,圣叹都不作理会。文者见之谓之文,**者见之谓之**。”对于同一部作品,文者见文,**者见**,可以说是最为概括地表达了“接受美学”的基本旨趣。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精辟看法:“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24]作者融入作品中的是“一致之思”,这是作者自身的体验、理解等决定的,无人能够改变它;但是读者对作品的阅读和独到的理解,也是由其自身的“前理解”所决定的,是任何别的人(包括作者)无法改变的。作者与读者只能进行对话而已。王夫之的话精辟地说明了文学接受活动是作者与众多读者的对话活动。

上述所引之言虽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但是总的意思是,文学作品并非是独立于读者阅读理解活动之外的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特征的活的生命体,它的意义可以随着读者主观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生长”。

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重评点。对于同一首诗、同一个情景、同一个人物、同一个情节、同一个细节,所评所点,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用的就是孟子的“以意逆志”的方法。每个人的出身、性格、经历、思想、感情、知识、见解不同,所形成的“前理解”也不同,那么评点的倾向、观点、趣味等也不同,这是自然之理。这里试举一个小例子来谈谈。苏轼在《东坡志林》卷上写道:

尝梦子美谓仆:“世人多误会吾《八阵图》诗,以为先主武侯欲与关公报仇,故恨不灭吴,非也。吾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志,以此为恨耳。”[25]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苏轼)曾梦见杜甫,杜甫说世人误会我的《八阵图》诗,以为我的诗的意思是,刘备、诸葛亮急于给关羽报仇,所以怨恨、后悔没有消灭吴国。不是这样啊,我的原意是吴国和蜀国是唇齿相依的国家,不该有吞灭吴国的意图,晋国之所以能消灭蜀国,是因为蜀国有吞灭吴国之意,不能形成对抗力量,这才是“遗恨”之处。苏轼是不是真的梦见杜甫,我们可以不论,但苏轼是要假借梦见杜甫,对杜甫的《八阵图》一诗,提出自己的解读。《八阵图》一诗共四句: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26]

整首诗写诸葛亮的成功与遗恨。但历来对诸葛亮“遗恨”什么,就有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未得吞吴为恨”,要是把吴吞了,那么关羽就不会在孙权袭击荆州时被杀,在这种理解中,把“失”理解为“丧失”;另一种理解是“以失策于吞吴为恨”,把“失”理解为“过失”,即刘备急于为关羽报仇,出兵攻吴,破坏了蜀、吴联盟,而诸葛亮没有能阻止住刘备,结果削弱了蜀国的力量,为晋灭吴埋下了祸种,他以此为恨。

这两种理解都有其根据,都可以解释得通。前一种理解突出了蜀国将相之间的“义气”,一人被害,大家齐心报仇;后一种理解突出诸葛亮的战略眼光,认为在那种情势下,必须联合吴国力量对抗北方强敌,自己不能阻止刘备冲动下做出的决定,深以为恨。不难看出,情感倾向不同的读者,在“以意逆志”中,完全有权力对作品做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古代作家重视读者的作用,与中华文化传统有关。与西方强调个人作用不同,中国古代文化强调“众人”的相互作用。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民间谚语则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这种以“和而不同”为核心的文化思想折射到文学活动问题上,则认为“诗人”不是至上的,诗人必须寻找读者,寻找“知音”般的读者,诗人与读者是处于潜对话状态的。有的诗人怕读者看不懂自己的诗,不惜去征询读者的意见。希望读者解读自己的诗,是文学家的最大愿望。中国诗人很少有像西方某些诗人的那种“傲慢”,根本不把读者看在眼里,甚至说我的诗的读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自己。正是中国的“和而不同”的文化,促使中国古代重视读者的作用,重视不同的人都可以己之意去理解作品,重视对文本的相同或不同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