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试图把关于人的社会共同生活的富有启发的表演搬上舞台的时候，新戏剧艺术遇到了巨大困难，这些困难都是由当代戏剧的社会功能引起的。它们的表演越好，这就是说，它们越是致力于引起观众的行动，就越要同戏剧的旧社会功能发生抵触，戏剧就越无法克服这些困难。当代严肃的戏剧正在日益改善对于人的社会共同生活的表演。为了把这种改善同戏剧的旧功能调和起来，曾经做过长时间的尝试。然而到目前为止，在旧基础上所能进行的改善，似乎达到了极限。为便于论证这个问题，下面将采用两个比较来说明截然不同类型的戏剧艺术（这些比较只是为了暂时说明问题，然后再放弃它们，因为这些比较有许多漏洞）。

新的类型可以跟大家都熟知的天文实验设备，即跟天文馆比较。天文馆表演我们熟悉的星辰运动。在我们称这种戏剧艺术为P—类型[1]的，当然要注意到机械自身日益明显的局限性。我们在天文馆里会觉得那些按规则进行的星辰运动是不合常情的，这就是说，任何事物都不会像星辰那样运动。这种巧妙的仪器还有一个缺陷，即它太机械，它那完整的圆形轨道和椭圆形轨道只能不完整地再现真实的运动，因为我们知道运动本身是并不十分规则的。我们的戏剧艺术不能把人的运动表现成机械的运动，纵然我们想越出中间的概括性主题（比如说，我们不可能把别的预言当成关于人民大众的预言），当我们把戏剧艺术里所要表现的个别事件当成个别事件，一再表现出它对“规则”的偏离时，也必须着重强调我们主题的这种中间的概括的性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大体上有效地表现出特定的人的行为方式（亦即合乎常情的行为方式）的可预料的结果。我们这些戏剧家总是喜欢出奇制胜，如果我们像利用天文馆那样利用剧院，我们会在一个非常古老的科学，即牛顿力学的腐朽基础上活动。

我们必须认清我们是好奇的。为了坚信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比较，即拿旧戏剧同一架旋转机比较。[2]我们最好挑选一架大型旋转机，它能像木马或者汽车或者飞机那样，载着我们经过绘在墙上的各种各样的山区风光。我们也可以找一个能拖着我们进入想象的危险区的旋转机。我们想象自己是骑马、飞行、驾驶汽车。通过音乐制造一种非常轻微的昏迷状态。马、汽车和飞机不必跟动物学家和工程师的实验一模一样，那些壁画也不必跟地理学家的地图一模一样，然而它们却能使我们产生某种骑马的人、驾驶汽车和飞机的人的感受。各种感觉是变换的：一方面我们有一种受到机械的不可抗拒的裹挟的感受（那里有高山有深谷）；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自己指挥的想象。如果我们在一架旋转机上感到比在一座天文馆里更主动一些，至少感到自己是运动，而不只是在观察，那么这种想象也只是一部分而已。为了给戏剧艺术确立一种K—类型，我们自然必须允许我们的比较具有斑驳陆离和某些珍奇异样、天真烂漫的因素。我们只取其中共鸣与想象的因素。当我们要把一座天文馆的功能同一架旋转机的功能调和起来时，我们用它来判断我们的希望。人们一眼便能看出，在现实主义的意义上来改善对于风光和危险区的表现，改善对交通工具的表现，是多么无济于事。即使用这种经过改善的表现，我们也几乎无法更好地教给乘坐我们的旋转机的客人，如何骑马，如何驾驶飞机和汽车，如何认识周围世界。说到机械的东西，则K—类型的戏剧艺术（共鸣—想象—体验戏剧艺术）与P—类型戏剧艺术（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戏剧艺术）有共同之处，然而这是比较难以发现的。旧戏剧艺术中的抒情成分和主观成分掩盖了它们在表现世界时的公式化和机械性。美学的规则丝毫不会损害世界，只有在那些空洞乏味的作品中，世界才会遭到彻底歪曲。在出现不再受人的任何影响的象征与“本性”“永恒的动力与热情”“完善的格言”的地方，会产生可怕的错觉，因为该时代的社会在实际生活中会表现出某种无能为力。在这一点上最优秀的作品将提供关于现实的粗糙的记录，它的可体验性绝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它不是通用的标准。在K—类型的戏剧艺术中，观众的主动性，越发表现为一种可疑的主动：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它们据说是为了观众的现实社会生活而给予他们的那些冲动。P—类型的戏剧艺术，乍一听似乎是过分听凭观众，实际上主要靠自己更侧重于让他行动。它所采取的大大放弃观众共鸣的骇人听闻的措施，目的在于在表现中把世界呈现给人，而不是像K—类型的戏剧艺术那样，把人呈现给世界。

（二）究竟是我表演别人，还是表演我自己，是看别人表演，还是看我自己表演，这是有区别的。K—类型的戏剧艺术要求演员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各种不同的境遇、职业、心理状态；要求观众同样观看自己，观看自己的各种不同的境遇、职业、心理状态。P—类型的戏剧艺术要求演员表演别人，要求观众观看别人。观众在K—类型里是主动的，然而只是想象的，在P—类型里是被动的，然而只是暂时的。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反对观众在K—类型里同样只是暂时的、想象的、主动的；从P—类型的立场出发，人们必须面对后面的行动缺少必要的规范这样一个问题。K—类型也能让人学到东西，当然不是借助P—类型新强调的理性；后者也能引起感情，当然不是K—类型的未经净化的和粗俗的感情。P—类型确实是在设法摆脱这种负担，即借助对世界的表演来激发感情，不过它也并不反对因它的表演而引起的感情。

在我看来，指责P—类型试图关心科学事业，这是不应该的，因为至少人们同样可以指责K—类型关心宗教事业。如果有人认为宗教与科学相比是艺术的近亲，这绝不是对艺术的恭维。

K—类型的戏剧艺术为了门票钱而巧妙地把它的观众变成国王、情人、阶级斗争的战士，一句话，变成你们所希望的角色。但在第二天上午的光天化日之下，国王们便开起无轨电车，情人们把小小的工资口袋交给他们的太太，阶级斗争的战士们排着队请求人家剥削自己。P—类型让观众保持观众的身份。他们观看他们的敌人和盟友。

K—类型或许能引起强烈的兴味，至于它能否指出满足它们的道路，恐怕还是一个疑问。如果目标是近的，是看得清楚的，道路是平坦的，力量也够用，那么K—类型是能够胜任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内战当中，当他们把列宁格勒歌剧院搬到前线的时候，就用音乐代替食品和燃料，从而获得了宝贵的战斗**。这出歌剧或许就是《茶花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工人和小市民妇女在查询宪法第218条之后，争取到了由疾病保险公司偿付避孕药物的权利。这是不能低估的。但是伟大的阶级斗争会提出很多要求。敌人的面貌是不容识别的，把具有共同利益的人联合起来是有困难的，斗争是长期的，而**是短暂的。感情是不可靠的，本能的源泉遭到了人为的污染。

为了理解没有一种戏剧艺术由于上述对于科学规范的运用而能够在功能方面与科学相比较，必须考察共鸣现象，这种现象似乎是与艺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艺术是否让自己的世界模式受科学规范的支配。人们可以认为，把科学规范运用于构筑世界的艺术模式，即使不能取得共鸣的结果，也能达到共鸣的目的。我们时代具有批判精神的观众，在舞台上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之间巨大的裂缝中，不可能再产生充分的共鸣。

只有迈出这一步，才能谈到一种艺术的功能与某些科学的功能相比较。把科学规范运用于加强共鸣，导致了对这种运用的极大威胁。

一种戏剧艺术在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把握世界的时候，即艺术在能够共同介入世界转变过程的地方来揭露世界，会看到它的观众占有艺术作品的那种方式方法陷入危机，这是不足为奇的。共鸣的危机表现在几乎所有追求社会效果的新戏剧艺术的作品中。

纪念堂里布莱希特和魏格尔的幕碑

[1] P即德文天文馆（Planetarium）的第一个字母。

[2] K即德文旋转机（Kacuissell）的第一个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