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何其芳相识结交，始于在万县县立中学读书期间。他读中学班，我读附设的三年制师范班。在我班上有一位杜深浦同学，品学优秀很受大家尊重，我是通过他，才和其芳逐渐加深了友谊。1927年寒假期中我母亲一病故，我就成了无家的孤儿；于是其芳便约我到他乡居的家中度过了那段时期。次年开学后，我和其芳，还有孙琴侠在校内同住一间寝室。后来，由于孙琴侠和学校训育主任发生纠纷，其芳和我也被牵连，竟同时受到开除的处分。后经一位姓熊的英文教师从中调解，我们三人才有机会一同转学到重庆江北治平中学就读，当时颇有“流亡”之感。

我因境遇艰难在1928年初中毕业后，不得不投身涪陵乡下去教小学；次年夏，其芳、琴侠同时毕业，他们又结伴前往上海求学。大概由于年龄相若、性情投合的关系吧，以后便和其芳经常通信，而对琴侠则没有什么联系。

其芳在上海住了一年，接着又去北平住了几年。他在上海中国公学的期间，我从通信中发觉他的性格变得“奇突”起来了。有时他是那样狂放不羁，否定一切，甚至否定自身的存在；但兴奋激越的感情发泄一过之后，接着又在他身上罩上灰色的迷雾，他寂静无声，沉默得像蚕子的休眠状态。这对当时的我是很难理解的。现在看来，他正是在经历着一个苦闷的时期，也是彷徨于人生道路莫知所从的危险阶段。如果他解不开这个结，打碎不了自身带有的精神枷锁，他可能从此消极悲观，永远沉沦下去吧。他在不可忍耐的一阵躁动之后，又被迫安静下来，他在信中时时使用着“沉默”“寂寞”一类的暗淡消沉的词语，就反映了他当时找不着出路的痛苦。幸喜他冷静下来，从生活的体验中，他“变成与从前不同了”（见信五）。但究竟还是“变”得很有限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也不过“自喜少年结习，歼除殆尽”（见信七），心情安定一点，老练一点，不像以前那样急躁，显得幼稚罢了。他的带有根本性的转变，我认为是他在北大毕业以后到山东莱阳教书的时候。这时他在所写的诗《云》中说：“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在所写的《一个平常的故事》里也追述说：“在那里我的反抗思想才像果子成熟。”他到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教书，这是他初次走出书斋投身到现实社会的开始；从此，他才了解灾难中国的人民群众正在思想些什么或需要些什么。他从过去的沉睡中清醒过来，便一反故常，乐意靠拢群众，懂得了天下大事，认清了时代的潮流，而且也才获得了一种新的力量，产生极大的勇气，敢于面对现实，挺身出斗！1937年他回到故乡万县不就是明白宣称过吗：“两年多来我肯定的认为一个人应当‘怨天尤人’。”而且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我这牢骚并不是纯粹从个人出发而是对着整个社会环境，所以若是愿意用冠冕堂皇一点儿的话说，就是不满意现状。”（见信八）

我迄今感到歉然的是：对其芳早年思想的这一“突变”，完全没有认识，或认识非常不够。1938年初他由万县来成都，久别重逢，话旧谈心，虽各抒所见，体现了朴实坦率的友情，但“谈论时有异议”的情况出现了。这年8月他奔赴延安，从此走上为人民拼搏的道路，而我自己则抱残守缺，迁就现状，安于故常，无法自拔，在时代的暴风雨中，形格势禁，通信的联系也中断了。

“十年浩劫”对其芳这样经受过严格考验，并在革命事业中有显著贡献的人当然也要施行折磨。那些年代我的见闻锢敝狭隘，偶尔也接触过所谓“批判”他的文章。我私衷祝福他能够控制**，等待一个充满阳光的春天。至今我喜慰的是：他终于迎来这个富有希望的时刻；所遗憾的是：像他这样一个值得钦敬的曾在文学战线上著有功绩的斗士，却在向四化建设进军的行列中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前年9月我在北京晤见了其芳的夫人牟决鸣同志，她曾嘱我写点有关其芳早年情况的回忆文字；最近我校中文系易明善同志也两次来和我谈起同一问题。我才想到把其芳早年写给我的信发表出来，让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发挥作用，对于研究其芳或者纪念其芳，当不无一点好处吧。这些信件里涉及的一点人事，为了方便读者，我作了简注。信二里其芳抄给我的六首诗作，我曾经寄给《诗刊》，在1980年6月号发表过。其芳早年写给我的信，本不止现在留存下来的八封，但经历了不平常的大半个世纪，居然有部分还能得以留世，也算是幸运。其芳这些手札，笔致俏丽，颇有风度，就书法来说也是出色的。已交四川大学博物馆保藏。

吴天墀1983年1月记于四川大学历史系